编者按

　　十八大之后的5至10年，将是中国崛起和复兴的关键节点。中国应如何走好强国之路？需要真正的智慧、多样的视角和理性的态度。

　　本刊专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等熟悉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知名海外观察家。

　　“怎样让民众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理性共识，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

　　---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成谈中国未来政治发展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最鲜明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他们身上所凝聚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融的人生经历”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贾敏报道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都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融的人生经历”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刚刚在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李成：首先，十八大产生的领导人具有新的特点。比如，教育背景的多元化，7位常委除了一位是理工科出身，其他人都有人文社科教育背景。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层面，这种教育背景的变化更为明显。

　　其中尤为突出的变化，是具备法律和司法背景的中央委员人数增加。李克强是北京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几位公检法系统的新晋中央委员，也都有完备的法律教育资历，法律基础相当扎实。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更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能尽快浮出水面。

　　还有一点变化是，具有企业经营和管理经验的人数增长。在中央委员会层面，虽然人数增加并不明显，但其地位明显得到加强，包括几位金融界精英的当选。

　　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批高级官员将对中国未来做出重要贡献。同时我乐观地预测，再过5至10年，受过优质海外教育的海归群体或许也将进入中国政府高层，其占总人数的比例会比现在有所增加。而这还不包括参加过海外短期培训的干部。在某些部门，特别是在外交、金融、科技领域，海归群体已有相当的分量。

　　当然，施政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有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如何运作和发展。如何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之中，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或许是未来几年内的一大看点。

　　十八大的另一大看点，是上一届领导班子全方位的退出，给予新领导层更大的施政空间，这是一个积极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的举措。

　　不久前我在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参加了一场主题为“中国未来领导阶层前瞻”的会议，基辛格博士与我一同受邀讨论。我们在会上提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最鲜明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他们身上所凝聚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融的人生经历。过去40年中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进程，他们都是最直接的参与者，他们经受过相同的磨难和砥砺，在困境中始终保有坚韧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使得他们一代人的执政风格，具备突出的果敢风格以及勇于突破的气质。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对毫无相似经历的大多美国观察家来说，是很难捕捉到的。

　　“怎样让民众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理性共识，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何在？

　　李成：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凝聚起新的共识。 怎样让民众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理性共识，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

　　这一挑战出现的大背景，是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一年多时间放缓了增长脚步，外交关系上则面临新的地区性挑战，使得产生共识的需求和呼声变得更为急迫。这种共识的目的，是如何让中国的民众对中国的未来和前景更加有信心。

　　中国社会目前的开放和多元促进了思想和观点的流动和碰撞，这是好事情，但与此同时，社会共识不足。我觉得有必要寻求新的共识---这种共识不是去推倒旧楼，重建全新的思想大楼，而是更多地循着疏导、缓解的思路，鼓励常态化的思想和观点探讨，让理性、客观、前瞻，同时具备一定乐观成分的言论，充分地展现交流。

　　目前，在一些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更多充斥的是一种负面的看法和情绪，甚至是在西方语境里被称之为“不文明”的谩骂和诋毁，受害者从官员、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都有。这些方面的重新修复，与整个中国道德社会的重建大有关联。

　　我想，这种共识需要依赖的土壤，是健康健全的法律制度。

　　中国民众事实上渴望一种平稳温和的社会改革进程，而最好的操作途径，就是对法治建设的认同，因为法治所涵盖和保护的人群是最广泛的，从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到中产阶层和政府官员。看了十八大报告以后，发现内容比以往更强调法治建设，强调党的活动(以往是党员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形成共识方面，媒体是否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李成：微博和网络等新媒体目前在中国影响很大，总体是积极的。但也带来相当多的问题，比如网络谣言和不负责的失实报道，某些煽动性的语言暴力等等。因此健康、积极、理性的主流媒体报道，仍然是中国民主和秩序来源的可靠保证。

　　《瞭望东方周刊》：你又如何看待知识精英在这方面应承担的作用？

　　李成：借助不同的媒体平台和新媒体，中国当下，知识精英的影响力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我对这种现象还是有所忧虑的---我忧虑的是，部分知识精英在公共空间中不负责任的言谈、观点，使之最终陷入迷失自我的境地。

　　当下中国需要公开的、理性的讨论，因为这是构建有效言论传播平台的基础，积极正面的有效交流能够抑制诸多负面因素的传递。我的建议是，知识精英在理性客观批评的同时，不能过度地夸大存在的分歧，不能沉溺于担任“异议者”所带来的虚幻荣誉之中。在中国转型期间，知识精英应担当社会转型沟通者的角色。

　　“强调反腐是新一届领导释放的非常强烈的信号”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名海外中国人和中国观察家，你最希望未来的领导层在哪些领域实现突破？有何建言？

　　李成：我想中国新领导层面临的最直接且最为急迫的任务，乃是要让民众重拾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过去一年多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股市不振，加之在周边领土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这些投射到民众的心态之中，就体现出期待新一届领导人整治和重新启动经济发展提速的强烈信号。同时可以预见的是， 正陷入经营困境的许多中小企业也亟待中央政府采取相关措施伸以援手，或是厉行调整改革的举措，走出目前的困境。解决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转型问题，我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最紧迫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谈到了中国梦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逐渐形成和壮大的广大中产阶层，特别需要中国梦的支撑和鼓舞，他们构成了国家相关社会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和受影响群体。中国中产阶层在教育、医疗、住房、职业发展领域承受着相当的压力，最近几年被中国媒体不断聚焦。我们的政府如何帮助中产阶层实现他们的中国梦，实现他们对美好社会和个人幸福的梦想？这是对中国未来希望的一种有力支撑。 但怎样去表述，怎样去传递，也还是要费番思虑，要让这个庞大的群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保有信心， 并使这一群体未来有显著的增长。

　　中国政府具有庞大的资源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所以我相信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促进社会消费、解决社会问题、处理好经济难题，并维护社会稳定。但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中国部分政治结构和功能的滞后和失灵，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从政治发展中寻找听诊的可能。

　　此外，着重强调反腐是新一届领导释放的非常强烈的信号，我想这也是需要政府严肃面对的话题。 现在国内有部分人以为，反腐是一种大治的行为，出现愈大的贪腐渎职事件，中央迅速出手解决有效控制，使之处于可控的地步。但我想进一步地指出，政府应该让民众感觉到，中共的反腐工作，不仅仅是没有出现失控的极端情况，而是依然有一整套可操作运行的反腐机制来制衡腐败事件的出现，一定要有可靠的机制、可靠的法治模式，来整治腐败现象。当然反腐往深入走，一定也要和党内民主、强调依法治国联系起来。

　　我始终认为，中国出现或大或小的危机、问题都不要紧，但一定不能没有危机感。危机不是可怕的事，可怕的是没有真正的危机感和处理危机的决心和能力。从目前新一届领导人的表态来看，应可以期待大动作和大手笔。

　　“西方媒体在看待中国政治时，常常把握不好所谓的度”

　　《瞭望东方周刊》：你与美国、中国研究界和政界多有接触，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和中国未来的？

　　李成：据我的观察，美国各界对十八大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极大关注，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的政经和社会各阶层，都保持了很高的关注度。我想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商界、企业界关系极为紧密，中国也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双边及国际和地区性事务中有共同的关注和聚焦点，中国领导人的个性和执政风格，对美国的友好度等，都是美国人所感兴趣的。

　　另一个，是出于对中国如何选举最高领导人的兴趣。在普通美国人眼中，中国政治充满神秘，和美国总统大选动辄需要一两年漫长的选战营销相比，很多美国人是不了解中国政治的。

　　总体而言，美国主流舆论关注中共十八大的目的是试图把握中国政治的发展脉搏。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媒体在看待中国政治时，常常把握不好度，这既和美国新闻业对新闻伦理的认识与中国不同有关，同时也因为部分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抱有自大、自傲的心态，做出缺乏新闻严谨性的举动。

　　我曾经撰写过有关中国控烟的研究报告，被美国的彭博社摘用并失之偏颇。我觉得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媒体享有充分的批评权力，但前提是批评是基于严格的职业伦理和事实依据。

　　我一直在说，西方的媒体在接触和感知中国的同时，能否学会尊重中国，更了解中国，而不是被某些标榜的价值理念牵着走，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深思的。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用一句话来建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你会怎么说？

　　李成：我觉得摆在中国新领导层面前的，有危机，有困难，但也有机遇，更有梦想。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确到了考量领导人心智和勇气水平的时候，保有一颗乐观积极视危难为转机的心态尤为重要。

　　我经常观看国内的选秀节目如《中国好声音》，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所传递出的中国社会的正能量与活力。所以，我愿意用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我的观点：“悲观主义者在每个机会里看到的是困境，乐观主义者则在每个困境里看到的是机会。”

　　(作者为复旦大学青年学者、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正在由绿变红”

　　---《大预测》作者萨勃拉曼尼亚谈人民币及中国经济走势

　　“外界更加关心的是，中国的决策者是否会采取相应措施，推进必要的改革来重新平衡经济，提高增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报道

　　华盛顿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于去年9月推出了一本关于2030年中国的预测之书---《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一经出版，立即在美国引起了高度关注。

　　他通过构建一个全球经济指数“经济主导指数”，测算出到2030年，用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的GDP将占到全球的25%，美国为12%；中国贸易量约占全球20%，美国占7%；人民币将成为全球首选的储备货币。全球经济主导的角色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并且时间将早于大多数人的预期。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独家专访中，萨勃拉曼尼亚特别强调，尽管现在很多人不相信，但“未来10至15年，人民币将成为全球首选的储备货币”。

　　今年10月，萨勃拉曼尼亚在《经济学人》杂志再次发表文章，指出“世界正在由绿变红”---“人民币正取代美元成为主要货币”。他的主要观点是，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正在逐步衰落，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两年与之前两年相比，美元在38个国家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过去“追随”美元的货币已经不再紧跟它了，有些开始自由浮动，有不少国家则开始转向人民币。

　　这一趋势在东亚特别明显。过去美元几乎占完全主导的地位，现在至少有7个国家和地区开始更关注人民币---美元每浮动1%，东亚国家货币会朝相同方向浮动0.38%；而人民币浮动1%，它们则会浮动0.53%。

　　萨勃拉曼尼亚最后的结论是，到2035年前后，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全球主要货币。

　　关于他的最新研究结果和人民币及中国经济前景，本刊记者再次专访了萨勃拉曼尼亚。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研究似乎表明，美元的影响较之从前有式微的趋势，而人民币却有走强的趋势？

　　萨勃拉曼尼亚：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是，越来越多的货币正在向人民币紧密靠近，而不是紧贴美元。比如说，在亚洲，10种货币中有7种正在“追随”人民币而非美元。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洲已经有了一个“人民币阵营”。

　　《瞭望东方周刊》：这样的变化趋势在哪些国家和地区比较明显？

　　萨勃拉曼尼亚：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甚至在印度、以色列和南非也有这样的趋向。

　　《瞭望东方周刊》：但目前人民币的影响力仍然主要局限于亚洲，特别是东亚。你认为这会影响人民币走向国际吗？

　　萨勃拉曼尼亚：我认为不会。目前人民币的影响虽然只是在亚洲，但我相信会渐渐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而且这个变化已经在进行中了。一些亚洲以外的重要国家的货币也已经在“追随”人民币。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经济增速去年有所放慢，外贸数字也不如以往漂亮。你认为这会影响其他国家对于人民币和中国整体经济前景的信心吗？

　　萨勃拉曼尼亚：我想外界更加关心的是，中国的决策者是否会采取相应措施，推进必要的改革来重新平衡经济，提高增速。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济增速暂时放缓是必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人民币未来国际化的最大挑战和障碍何在？如果请你对中国决策者建言，你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萨勃拉曼尼亚：我最想传递的信息是，中国需要采取必要的改革来纠正一些关键价格上的偏差，比如外汇价格、资本价格(由于补贴和低利率价格偏低)、能源价格。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对金融领域和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人民币将在2035年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对于这个结论，你有多大的把握？要实现这个目标，是否取决于某些情况？

　　萨勃拉曼尼亚：当然，任何结论都是有前提的。我觉得，这个结论的前提就是，中国能否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需要采取必要的、坚定的改革措施。

　　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未来

　　如果日本经济持续原地踏步，中国以7%~8%的速度飞速前行，到2020年中国经济等同于美国的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时，日本怎么办？在日本有识之士心里，这已经是个必须立即开始思考的问题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陈言 | 日本东京报道

　　对现在的日本人来说，中国已经是生活中无法缺少的一部分。在东京乘客最多的山手线轻轨上坐半个小时的车，如果没有听到中文，就会让人有些奇怪。每年过百万的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将中国的语言、文化、商品等带到了日本的各个角落。

　　钓鱼岛争端之后，日本似乎更多了些“厌华”的气氛。于是，在东京街头，人们一边穿着中国制造的服装，在餐馆里吃着中国加工的食品，一边指着电视对中国社会品头论足。9月中国一些城市抗议游行的镜头如同刚刚发生的事件一样，不断在电视里播放，其反复程度近年少有。

　　这种现象今后或许还会持续很多年，但到了2020年或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很多日本政治家所崇拜的美国的水平时，日本人的对华态度恐怕也会改变了。而他们心里也清楚，这样的情形可能为期不远了。

　　如果中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日本怎么办

　　“我们也许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失去在中国面前的优越感。”企业职员渡边泰三对《望东方周刊》说。

　　过去10年，每年来中国访问，渡边看到了中国的不足，也看到了中国迅速挣脱“落后”的种种变化。过去，中国企业管理较为落后，信息化不普及，让日本企业觉得有很强的优越感。

　　“我们的工厂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销售信息化方面，在10年前是大大超出中国同行的，但现在已经不比中国人强多少，能谈得上的优势，只是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渡边说。

　　而渡边回到家里，和自己上大学的女儿谈起学校情况时，他觉得时代已经完全变了。“我女儿出生在日本开始‘失落’的时代，到现在正好20岁，成长过程中日本经济几乎就没有复苏过。她的中国同学则根本没有经济失落的感觉，学习能力和消费水平基本超过了日本同学。”

　　如果说老一代的日本人还存有一种对中国的优越感的话，年轻的日本人已悄悄开始适应新的中日力量对比了。

　　这是一种在日本经济失落、中国努力赶超，中日经济规模平起平坐时出现的特殊感觉。但如果日本经济持续原地踏步，中国以7%~8%的速度前行，到2020年中国经济等同于美国的规模甚至跃居世界第一时，日本怎么办？在日本有识之士心里，这已经是个必须立即开始思考的问题。

　　用示强来掩饰内心的恐惧

　　但中日未来力量对比的变化，投射到日本国民心态之上，却催生了一些日本人对中国不友好的情绪。中国弱，日本似乎对中国有一份友好相处之心；中国强，日本厌恶中国的人好像忽然多了起来，并且在厌恶之外又增加了几分恐惧感。

　　日本内阁府201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美国在日驻军基地经常发生强暴日本妇女的事件，但日本人中对美国持有好感的仍占到81.9%，而对中国有同样感觉的人为26.1%。2012年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全面挑起中日领土纷争后，这一数字恐怕还要下降。

　　“眼下日本正处在选举阶段，除了能听到各个政党要‘捍卫日本领土’、进驻岛屿的呼声外，却从来听不到日本该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理性声音。”早稻田大学一位专攻亚洲关系的中国留学生对本刊记者说。

　　甚至一些家庭妇女谈起日本的对外关系时，也从过去的“不再战”(不再打仗)、“救助弱者”等话题，渐渐转向领土问题，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绪。

　　《网络与爱国》一书的作者安田浩一在解释日本出现的变化时说：“很多日本男性参加游行，主要出于政治目的，有时也是一种发泄感情的方式，但女性上街游行，参与政治争论，则往往源于她们对社会的绝望和心头的危机感。”经济的长期失落，政治上的动荡，在无法找到出路的时候，不少日本人便把这种情绪放在了对外关系上，用示强来掩饰内心的恐慌。

　　“日本仍然必须在中国做下去”

　　钓鱼岛争端恶化之后，不少日本企业开始强调“中国＋1”，希望通过 一个中国之外的市场，来分散中国市场上的风险。

　　但日本经济产业省一位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说：“今后5年到10年时间内，无论是印度还是东南亚，都不能取代中国市场，日本仍然必须在中国做下去。”从零部件基地的建立到现代化物流体制的构筑，再到成品的组装销售，再加上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只用二三十年时间就实现了。在世界其他地方重建一个和中国相当的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日本经济现有的能力所等不起的。 

　　“问题是，现在日本经济开始和政治脱节，企业实现了全面跨国化，而政治依旧停留在日本国内，政治家不顾国家经济利益，按自己的想法搞乱了国家间的关系。”日本一家大报的主编对记者说。

　　于是，当日本看不到走出经济困境的出路，保守政治又影响至深的时候，在日本听到的最高的声调，就是唱衰中国。书店里充斥着不少对中国政治制度持全面否定观点的书籍，对中国经济可能取得的发展视若无睹，很多人宁肯相信明天的中国一定会问题更多，而不去为中国的真正崛起做好准备。日本眼下这种缺乏自信和冷静的心态，令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