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 

　　作为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第一是空间资源；第二是所处的区位；第三就是发展的资源条件，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 | 合肥报道

　　“区划调整是一场大考。”在“开考”整整一年之后，作为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选择在8月25日这天亲自走访了他治下的“新领地”：巢湖市、庐江县。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吴存荣考察了16个在建项目，并主持召开了一场纪念性的座谈会。从此间舆论观察，合肥很高兴去纪念这一切。至少迄今为止，近1.5万名机关干部、工作人员被合肥成功消化，而这被认为是此次区划调整最大的难题。

　　去年9月24日，在合肥区划调整整整一个月之后，做了6年合肥市长的吴存荣接替升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的孙金龙，成为新一届合肥市委的书记。不难感觉到，区划调整的成功实施，为新书记擘画新合肥的未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行政区划调整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合肥敢于在全国第一个‘吃螃蟹’。”吴存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合肥已经为“大考”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但考试仍没有结束，将新合肥成功打造成区域性特大城市将是另一场“大考”。

　　安徽亏就亏在没有中心城市带动

　　《瞭望东方周刊》：区划调整牵涉多方利益，合肥对此是如何认识的？

　　吴存荣：区划调整是省委省政府整体的谋划，从经济、干部、相关的配套，以及国有企事业的发展、人员的安排、分流等等方面，都制定了精细的指导性政策，真正地贯彻落实了中央领导“积极稳妥、平稳有序”的批示精神，这是个前提条件。

　　第二，省里出台了专门政策为此次区划调整给予了极大的财政支持。比如，从财力上保证干部职工的薪酬福利待遇不变；原巢湖市的各个一把手等正处级以上干部分流到省直机关。

　　第三，真正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区划调整后，巢湖市的低保补助标准从100元提高到360元、五保户赡养标准从1000多元提高到2800元，基层教育经费投入、下岗职工再就业补贴、养老保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职工医疗保险等全部按照合肥标准提高了。巢湖市最近12年没有建立一所中小学，区划调整后我们一次性建立了四五所学校；为巢湖市一次性建造安置房300多万平方米，投入近60多亿元。有些人现在虽然没得到好处，但他们想着子孙后代的前景好。老百姓看的是长远利益，要让老百姓觉得，我是合肥人，挺好。

　　《瞭望东方周刊》：为何要进行这一区划调整？

　　吴存荣：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以前我们讲行政界限不能成为发展的鸿沟，但实际上就是鸿沟。从实现安徽崛起来说，我们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更大范围内优化经济生产力的布局、更高水平提高巢湖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在以前，合肥人均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在20位以后，行政区划调整后现在排到12到14位水平。最近十年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城市经济，安徽经济发展亏就亏在没有中心城市带动。

　　为什么是现在提出行政规划调整？早五年或十年想调整，但合肥没有能力带动。经过十一五期间的发展，合肥有相当的辐射力，财政收入等多个指标进入省会城市十强，但地域空间狭小，不能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也就无法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辐射能力受到限制。

　　目前，合肥经济总量占全省的24%，对全省贡献超三分之一。城市经济是当今社会的主体，给合肥市提出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的目标，成为发展的主引擎、发挥更大的带动辐射作用，这种要求是符合安徽发展规律的，合肥要勇于承担这个责任。

　　环巢湖生态并不是绝对的原生态主义

　　《瞭望东方周刊》：区划调整后，巢湖变身为合肥的内湖。未来巢湖治理是如何规划的？

　　吴存荣：现在安徽提出“三个强省”，其中有一个就是“生态强省”。区划调整后，我们提出了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这正是建设“生态强省”一个重要的支点。这次区划调整后成立了副厅级的巢湖管理局，过去分割治理的巢湖如今实现了统一管理、统一规划。这是先决条件，下一步我们将尽快启动巢湖立法。

　　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将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原则，第一批投资502亿元，113个子项目已开始建设，严格按照可持续发展思路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治理。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的做法是？

　　吴存荣：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的规划真正体现生态保护优先原则，统一规划、建设、治理。生态保护原则和城市经济建设能否相协调？合肥想通过巢湖治理在全国探索出一条治理大湖的新路子。

　　巢湖治理并不是绝对的原生态主义，不能动一土一木。污染是个过程，但不一定产生结果，只要做工程时控制好就没有问题。比如，巢湖也曾面对蓝藻问题，蓝藻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了上千年，现在有人说要消灭蓝藻，其实物种减少是很危险的，可以把它控制一定范围内，决不走末端治理道路。

　　生态问题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会上升到政治问题。最近，全国因为环境问题造成的群体性事件比例上升。其实，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政府应主动适应这个变化，真正转变发展和生活的理念，把环保投入放在优先位置。

　　合肥因水得名，因水建成，一定要因水而兴。巢湖是合肥最亮的名片，尽管治理难度很大，道路很长，但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往前走，短期的投入虽然看不到效果，但要相信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改善。

　　人口是包袱还是优势

　　《瞭望东方周刊》：人们可能有一种印象，合肥似乎是一个长期有些被人遗忘的地方，那你心中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合肥应是怎么样的？

　　吴存荣：作为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我认为要具备几点：第一是空间资源；第二是所处的区位，比如合肥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第三就是发展的资源条件，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

　　就合肥来讲，外部的区位、空间等外部条件都具备；关键是内在，要依托新兴制造业来聚集人口，依托科技创新来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这是主战略。同时，改善生态环境，让人口聚集在这里。过去可能觉得人口多是包袱，但现在消费经济时代来临，城市的人口也就变成了优势。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人口优势外，壮大中心城市还需要做到什么？

　　吴存荣：打造泛长三角地区继沪宁杭之后的现代化新兴中心城市，这是区划调整后合肥新的发展定位。中心城市主要是以新兴制造业来集聚人口，依托科技创新来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同时改善生态环境，让城市成为宜居的地方。

　　中心城市靠什么集聚人气？经济发展只在当下，恒久流传的是城市文化。文化对城市的影响，其中一个是历史文化，比如西安，它拥有的独特自然资源、历史文化，是不可复制的。在中国，除了北京和西安等城市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外，剩下的99%城市可以说只能靠经济文化、培育特色文化。比如徽文化，虽然很好但传播范围有限，与北京皇城文化是不可比的。

　　因此，我们提出创新性文化将是合肥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国家大科学工程合肥有三项，每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有两项在合肥，合肥基础研究实力全国第3，创新性企业数量全国排在第8位，上市公司数量排在全国第9。可以设想，将来合肥高科技上市公司可能有几百家，是不是就会形成独特的合肥影响力板块呢？

　　周振鹤：真正的市场经济与行政区划没有关系

　　我国行政区划调整较为频繁的根源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不过，连跨国公司都突破国界了，经济的发展肯定是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的。要知道，真正的市场经济是跟行政区划没有关系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特约撰稿王玉宁 | 上海报道

　　12卷本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其主编周振鹤数十年来致力于研究行政区划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知名的行政区划研究专家。

　　周振鹤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曾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兼职。日前，就近来我国多地行政区划调整情况，周振鹤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认识近年各地撤市改区的现象？

　　周振鹤：行政区划的变迁，有时候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有时候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时候是为了文化变迁的需要，这是很正常的。近年，我国区划调整是较为频繁的，而且每次都是大规模的调整，这使得我国行政区划有些混乱。

　　过去，城市建成区才叫市，农村不能叫市，也不叫区。但自1980年代以后，我国推行撤县改市，县级市就开始出现了，这就使得城市跟农村不分了。县变成市以后，城市人口怎么统计？是不是整个县的人口都是城市人口？从县改市到县改区、直辖市的县改区，以至于到市管县，市的概念就变得比较混乱了。一个“市”，应该是面积比较小、人口比较集中、工商业集中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行政区划不断变迁的原因是什么？

　　周振鹤：大都是为了经济发展才这样搞的，真正的缘由不是为了行政需要。原来进行撤县改市就是把最好的地方变成一个市，希望用这个市来带动农村。但实际上并没带动起来，所以后来撤县改市也就停止了。

　　最近这些年，比如说安徽省，为了避免马鞍山等地向南京看，就把巢湖分成三部分；还有苏州，因为昆山被江苏省直管了，就把整个吴江市变成区。吴江区跟吴江市有什么区别呢？变成吴江区就等于让苏州市跟上海接壤了，苏州就有一个区那么大的一块地可以利用了。不变成区，吴江作为县级市有自我发展的需要，那么苏州的发展余地就没有了。

　　背后的根源是我国还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行政区划定下来后就不需要改，因为它的经济发展是完全市场调节的，而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经济发展是没有范围限制的。连跨国公司都突破国界了，经济的发展肯定是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的。要知道，真正的市场经济是跟行政区划没有关系的。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行政区划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周振鹤：意义就是政府要做好这个区域里头的公共服务。这块儿归你负责，你要把这块儿的公共利益搞好、卫生搞好、交通搞好、不要有污染，这才是政府要做的事。经济发展可以由政府去调控，但也就是限于调控而已。

　　《瞭望东方周刊》：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是不是也很重视行政区划？

　　周振鹤：在中国，行政区划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行政区划如果弄得不好，政令就不容易直达到基层，下情也不能很容易地直达中央，所以就有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

　　最近一段时间的行政区划调整，也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一种阵痛，经济的变迁需要改变行政区划来适应。从中央到省、市、县，区划调整牵扯利益很复杂，每一层利益都可能对行政区划的变迁发生影响。比如说，我国很多城市是副省级城市，怎么会有副省级这么一个概念的？这就是说经济地位提高了，行政地位也要相应地水涨船高。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似乎对“市”更有感情，比如前段时间河南有个村要改成“村级市”。

　　周振鹤：这就“很荒唐”了。村不好吗，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市呢？在中国古代，市本来就是集镇的意思，是归县管的，就是“县管市”，比如现在的日本还是这样。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市是广州。1920年左右，陈炯明在原广东南海县把市区的范围当成一个市，跟南海县平行，这就是我国第一个城市行政区。从这以后，市就开始有了。

　　市发展起来后，需要各种城市生活的配套资源支持，这样一来又把市周边的县附属到市底下去了，变成市管县。比如，上海市本来由周围江苏省各个县来保障城市供应，但周围的县都是江苏省的，于是到1958年就把江苏省的十个县划归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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