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家庭幸福的“魔方”

　　手握家庭幸福的“魔方”，你将如何转动？又会转向何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岁末年初，一个充溢着幸福味道的时刻。2012年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就在此时落下帷幕。

　　此次调查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瞭望周刊社、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在历时7个月的调查中，调查组通过科学抽样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了北京、浙江、安徽、甘肃、河南、四川、辽宁等7个省(直辖市)的21个县级单位作为全国概率抽样样本点，采用“敲门入户”方式进行现场调查。

　　其间，700多名调查员行程2万余公里，走访了123个村和社区，采集总样本量6000份。其中获得18周岁及以上成年人有效问卷5604份，占总样本量的93.40%。与此同时，非有奖网络调查在多家门户网站同步展开。数据质量评估结果表明，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实地调查结果对全国具有代表性。

　　科学的抽样方法、严谨的调查手段和充满诚意的报告撰写，得出了一系列真实可信的调查数据——

　　调查显示：83.2%的被调查居民对家庭幸福感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41.9%的家庭超过7分，全国平均水平为6.90分，这意味着大多数家庭感觉幸福。

　　影响中国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按相对作用大小依次为：家人健康(79.25%)、夫妻和谐(56.48%)、有自己的住房(52.56%)、子女成才(49.42%)和心态好(41.63)，这些因素在城乡之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健康、和睦、小康成为城乡居民的共同追求。

　　调查结果同时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家庭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转变中体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多样性。

　　比如，城镇居民感觉幸福的家庭比例为82.4%，这一比例在农村为83.8%，稍高于城镇。

　　家庭幸福感较高的人群特征明显，主要为“老年、女性、初婚、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家庭和邻里关系良好”。

　　农民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等群体家庭幸福感普遍偏低，应给予更多关注。

　　当人们站在“家庭幸福”的十字路口，就如同手握魔方。到底哪些才是决定家庭幸福的关键性因素？各色“模块”该如何翻转才能达成“六面同色”的和谐境界？该怎样统筹兼顾、细心经营才能破解家庭幸福的微妙密码？

　　2012年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家庭、创造幸福的机会。至少在这一刻，可以静下心来，看一看、想一想，家庭幸福对我们每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心态至上：40后进入幸福感收获期

　　人生漫漫，难免波折。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家庭更幸福，还是经历坎坷的老年人幸福感更高呢？此次调查显示：40后家庭幸福感最高，为7.06分，50后为7.02分，80后为6.83分，90后的家庭幸福感最低，为6.68分，呈现出家庭幸福感随年龄递增的特点。这意味着，40后、50后正处于家庭幸福感的收获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人的年纪越大，对家庭投入得越多，从中得到的满足感越高；而80后、90后群体正面临就业、购房等巨大压力，对幸福的定义和感受也不尽相同。

　　40后、50后群体组成家庭的时间更长，他们更多地体会到了与婚姻相伴随的生育及子女抚养过程，从中获得了更多积极的情感体验。同时，较高的家庭幸福感也同40后处于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相关。相对丰厚的社会经济资源，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他们成长年代的集体主义社会价值观的濡染，让他们的心态更加豁达，能够运用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处境，对情感的控制能力更强，不会像中青年群体那样抱有过多的期望和追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杜鹏说，在回答“认为对家庭幸福感有影响的因素”这一问题时，老年人只有一项的比例超过其他年龄人群，那就是心态好(分别为52%和39%)。

　　如今，40后、50后群体大多已经离退休，他们不再像身处职场的人们一样面临着升职、加薪的压力。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投身于自己的爱好，可以更多地享受家庭生活，因而主观满意度高，家庭幸福感体验也更为强烈。

　　相比之下，80后、90后群体刚刚从校园走向工作岗位，事业处于起步阶段。在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同时，还有购房、购车、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生活压力，“房奴”、“车奴”、“孩奴”或许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炜认为，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会使其面临更多的发展压力，深感实现理想的艰难。此外，80后、90后中的一部分人尚未组成家庭或刚刚组成家庭，对于“婚姻”带来的角色转变还在适应、磨合阶段，因而幸福感得分略低。

　　“归属与爱”：婚姻让人更幸福

　　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调查显示，初婚人群最感幸福，其家庭幸福感为最高的6.94分，再婚者的家庭幸福感为6.86分，均高于未婚者6.63分，离婚者的家庭幸福感最低，仅为6.19分。

　　李炜说，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婚姻能够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婚姻是主观幸福感的强有力因子。结婚除了可以满足夫妻双方的性需求，还可以为彼此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慰藉，进行情感与经济的支持，缓解生活压力。这满足了人关于“归属与爱”的需求，提升了人们身心健康程度，因此是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男女因爱而结成婚姻，因婚姻而创造家庭，家庭成员在持续的互动交流中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进而产生亲密、慰藉、关怀、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婚姻创造了家庭生活的核心，也决定了家庭生活的方式、体验与价值观。在充满真爱的家庭里，孩子得到父母爱的滋养而成长，夫妻在家庭中实践两性之爱的健康方式和伦理原则，并将爱和这些原则传递给孩子。

　　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张汉湘说，无数研究和调查结果证明，结了婚的人比不结婚的人平均寿命长，身心两方面也较为健康；结了婚的人在住房和养家方面虽有额外的经济负担，但要比单身或离婚的人的财富多出几倍；结了婚的人因为心理上的依靠，所以在工作岗位上效率较高；而绝大多数的暴力犯罪是由未婚的青少年和成年男子所为。

　　而进一步分析结婚年限则可以发现，结婚20年以上的群体其家庭幸福感平均得分最高，为6.98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这是因为结婚20年以上的家庭，经历了更多的风雨、磨难与诱惑，最终感情仍然能够维系下去，说明夫妻双方均从婚姻关系中得到了很多积极的情感和生活体验，他们的感情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历久弥新、坚不可摧，因而也更满足、更幸福。此外，夫妻双方身心健康程度、结婚年限、性生活质量、日常互动频率都对家庭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金钱与幸福：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是“仓廪实而知礼节”，优越的物质条件确实为家庭幸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次调查显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家庭越幸福。受访者中，富裕家庭(占比21.76%)的幸福感得分为7.18分，中等收入家庭(占比70.31%)的分值为6.87分，贫困家庭(占比7.57%)的分值为6.39分，非常贫困家庭(占比0.36%)的分值仅为5.32分。

　　“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饱受争议的话题”，李炜说，然而在本次调查中，收入与家庭幸福感之间仍然呈现了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这是因为相比而言，宽裕的家庭更有能力应对各类生活压力，有更高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和质量远不及中高收入阶层，身处“消费主义”气息弥漫的社会氛围，会让他们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和压力。

　　在中国，房子是很多家庭最主要的固定资产，可在侧面勾画出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住房状况“很好”的家庭(占比10.08%)幸福感为7.32分，住房状况“良好”的家庭(占比33.95%)的为7.00分，住房状况“中等”的家庭(占比48.87%)的为6.82分，住房状况“较差”的家庭(占比6.24%)的为6.47分，住房状况“很差”的家庭(占比0.86%)的为5.48分。对居住小区评价越高，家庭越幸福。居住小区满意度评价8分及以上的家庭幸福感为7.14分，小区满意度5分及以下的家庭幸福感为6.36分。

　　“这说明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与家庭幸福感亦有着正向相关的关系。”陆杰华说，“房子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非常特殊。特别是上世纪末‘房改’政策实施以来，能否拥有满意的自有住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家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调查还发现，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幸福感越高。数据显示，硕士(含)以上群体家庭幸福感得分最高，平均值为7.38分，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分值至少为6.96分，而文盲的分值仅为6.75分。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这可能与高学历者积累的人力社会资本、经济和社会地位有关，也与他们拥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心理调节能力有关。一般说来，学历越高，教育回报越高。在劳动力市场更容易找到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拥有更多的收入。而且，中国的社会舆论一直对知识分子有着更高的期待与尊重。受教育程度越高者会获得更积极的外界评价，从而拥有较高程度的自我认同，进而影响其对幸福的感知。

　　提升与改善：破解家庭幸福密码

　　本次调查显示，有48.92%的被调查家庭有“社区医疗”方面的需求；41.13%的有“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23.55%的有“就业”方面的需求；19.79%的有“老人赡养和护理”的需求；15.16%的有“亲子关系、家庭教育咨询”方面的需求。

　　城乡之间在家庭发展方面的需求基本相同。城镇对社区“文化生活”的需求偏多，农村对“老人赡养和护理”和“亲子关系、家庭教育咨询”、“婚姻和家庭关系指导”等方面的需求更高一些。

　　“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深入了解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幸福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全面反映家庭生活的主要需求、意愿和预期，积极探索有效提升家庭幸福感的主要途径的政策措施”。张汉湘说，“针对本次调查所反映的需求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要逐步提高城乡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居住条件，消灭“零就业”家庭，让每个家庭真正能够“安居乐业”。

　　二是要着力提高家庭服务能力，改善和缓解城乡家庭“看病难”、“养老难”、“入学难”问题；因地制宜发展家庭用品配送、家庭教育等特色服务。

　　三是要加强家庭发展观念的倡导，注重家庭人口文化的培育和普及。加强流动人口聚集区多元文化交流，促进流动人口尽早融入当地社会。

　　四是要重点关注特殊群体。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探索建立以家庭为中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对老年人家庭、残疾人家庭、空巢家庭、留守家庭、流动家庭、受灾家庭、单亲家庭和其他特殊家庭的扶持力度，逐步提供婚育指导、初级家庭保健、儿童早期发展、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

　　“影响家庭幸福感的因素很多，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也千差万别，然而除一些特殊家庭抑或存在不可抗力因素之外，大多数家庭的幸福感是可以改善和提升的。”张汉湘说，“希望‘促进家庭发展、创建幸福家庭’，能够变为所有家庭的期盼、社会各界的共识，以及国家层面的行动。”

　　重生的幸福

　　面对灾难，再好的心理疏导，都不如赶快让家庭重新拥有自己的孩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龙在宇

　　一场山崩地裂的大地震，无情地夺走了很多四川人的孩子和他们生活中的希望。

　　在汶川大地震后第78天，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汶川地震灾区免费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为灾区群众提供再生育免费技术服务。

　　如今的地震灾区已经浴火重生，变成了美丽的新家园。许多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庭，重新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来之不易，他们的到来挽救了许多濒临崩溃的家庭。他们是幸福的化身，是快乐的传播者。

　　生命重建，生生不息。一声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像一道道阳光透过层层云雾，重新照射进这些饱受磨难的家庭。一个个天使般健康宝宝的诞生，融化了悲哀，催生了希望，使一个个家庭从黑暗的深渊走向幸福的未来。

　　几年过去，在2012年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过程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再次走进了这些特殊的家庭。

　　“为了腹中的孩子”

　　2009年2月14日，鲜济旺降临人世，成为汶川大地震后再生育家庭诞生的第一个宝宝。平时，父母都会叫鲜济旺的小名“旺旺”，村里的乡亲以及崇州市计生局的干部，则会把鲜济旺直呼为“幺儿”。在四川方言中，幺儿是父母对自己最疼爱儿子的昵称。在所有人眼中，小旺旺就像自家的孩子。

　　旺旺出生那一年，母亲羊霞40岁，父亲鲜子文46岁。在汶川地震中，他们19岁的女儿不幸离去。

　　女儿的离世，让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绝望。羊霞整日以泪洗面，原本在酒厂打工的鲜子文，震后好长时间都不愿上班，用他自己的话说，“孩子都没了，辛辛苦苦挣钱给谁用？”

　　夫妻俩希望能再生一个小孩，但心中又有些担心。一来双方年龄都不小，怀不上怎么办？二来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能否负担起养育孩子的各项花销？

　　汶川地震灾区免费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符合条件的灾后再生育家庭，从怀孕、分娩期间的医疗费用，到小孩出生后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学杂费，全部由政府埋单。

　　成都市计生委还专门开通针对再生育家庭的“绿色通道”。像羊霞这样的孕妇，到医院检查可以享受不用排队挂号的特殊待遇。

　　自打羊霞怀上小孩后，一家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震后，羊霞接受过多次心理疏导，但总感觉自己不能从阴影中走出来。有时她还会对来进行心理疏导的人发火：“事情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说都行！”

　　怀上小孩后，不用别人来劝，羊霞自己就能调整心态。她一遍遍告诉自己：“为了腹中的孩子，不能再去想伤心的事。每天一定要过得开开心心。”羊霞强迫自己不去回忆与地震有关的惨痛经历。慢慢地，她发现自己不再做噩梦，不再独自躲在墙角流泪。她坚信自己已经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在崇州市计生局，打开再生育服务档案柜，里面是一摞摞厚厚的跟踪服务档案，羊霞一户的档案就有96页之多。从怀孕到生产、保育、早教，到婴儿健康、产妇健康、帮扶家庭生活，一应俱全。

　　羊霞说，从怀孕到出生，直至孩子上幼儿园，家里没花一分钱。村民老是开玩笑说：“大人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孩就进入高级阶段了。”听了这话，羊霞总会开心地大笑。

　　如今，小旺旺已经3岁。健康活泼的他，为一家人带来了幸福。前几天，儿子趁羊霞做家务，跑到车流如织的公路边玩，她对着儿子的小屁股狠狠打了两巴掌，儿子痛得哇哇大叫，她也心疼得直掉泪。羊霞说，自从那次挨打后，旺旺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跑去公路边玩。“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不能再失去我的儿子了”。

　　充满波折的再生育之路

　　与羊霞顺利产下地震后再生育家庭的第一个宝宝不同，肖芳玉的再生育之路充满波折。

　　肖芳玉是都江堰市向峨乡石碑村妇女主任兼计生专干。2008年5月12日，肖芳玉失去了最疼爱的女儿。地震的那天下午，正在村办公室的肖芳玉听说向峨中学垮掉后，发疯一样跑过去。这时，她听到有人在对她哭喊：“芳玉！帮帮我们，我们的孩子在下面！”肖芳玉的手毫不迟疑地伸向了身旁的求助者。

　　一个又一个孩子被救了出来，一份又一份希望在人群中传递，然而当肖芳玉的孩子被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女儿冰冷的尸体，是对母亲最残酷的折磨。

　　怀着巨大的悲痛，肖芳玉仍然坚持工作。面对那些悲痛欲绝的父母，肖芳玉总会将心比心地劝道：“我的娃儿也走了。要是哭能把娃儿哭回来，哪怕是我哭死也心甘情愿。走了的人再也回不来了，活着的人还要往前看啊。”

　　肖芳玉怀孕后，被领导强行安排在家休息。可她怀的前两胎都流产了，尤其是第二次流产，几乎让肖芳玉失去了再生育的勇气。

　　第二胎怀上快7个月时，肖芳玉的羊水突然破了。躺在病床上的肖芳玉备受折磨，她希望医生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把孩子取出来。“老百姓都说七活八不活，我这孩子快7个月了，没准还能救过来。”

　　但医生却坚持不进行剖腹产手术，最后这个孩子也没能保住。一开始肖芳玉很不理解，后来医生才跟她解释，胎儿不足7个月，剖腹产也不一定就能保住。关键是进行剖腹产手术后，必须隔3年才能怀孕。要是孩子没有救活，3年后你都四十好几了，到时想生小孩就更难了

　　第二次流产后，肖芳玉的心情十分低落，她甚至有了不再要小孩的念头。市里的计生干部去跟她做工作，为她加油打气。还有人拿话激她：“芳玉，你一天到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怎么到了自己这儿，就垂头丧气的？”

　　几个月后，肖芳玉再次怀孕。这一次，她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单位领导告诉她：“要是能顺利生下小孩，就是最好地完成了工作。”家里人更是一点家务活都不让她干。肖芳玉还记得，有一次都江堰市组织几位再生育的孕妇去成都医院做检查，还动用了警车开道。

　　2010年9月13日，肖芳玉顺利生育一个体重6.2斤的健康男婴。她经常说，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让自己更懂得珍惜眼前的幸福。作为一名计生干部，她也会用自身的经历来帮助、开导更多的人。

　　如今的肖芳玉，依然奔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她忙碌的身影穿梭在田间地头。这位计生专干身上，浓缩了太多地震灾区再生育妈妈们的可贵品质。她们似岷江畔的柔柳，温柔而有情，又若龙门山间的凌霄花，坚毅而顽强。

　　“有了孩子，就拥有了幸福”

　　羊霞与肖芳玉的经历，是地震灾区数千名再生育家庭的缩影。惨烈的汶川地震，让许多父母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彻骨心痛。

　　“房子垮了可以再修，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家里唯一的孩子没了，就没了生活的盼头。”失去骨肉至亲后，许多人觉得心一下子被掏空了，整天抱着儿女的照片以泪洗面。

　　据成都市计生委副主任张鹰介绍，启动免费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时，对于怀孕的时间点，人们还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越快越好；也有人认为，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父母，内心十分煎熬，似乎可以待心理疏导进行一段时间后，再考虑怀孕的事。

　　“后来我们选择了第一种做法。”张鹰说，面对灾难，再好的心理疏导，都不如赶快让家庭重新拥有自己的小孩。有了孩子，一家人就有了指望，生活才会充满动力，才能找回幸福。

　　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十分正确。肖芳玉的老公回忆起当时的处境说：“有时感觉，不如地震时跟孩子一起走了好，一路上还和孩子有个伴。”后来有了孩子，这种想法再没在脑海中出现过。反而是不断提醒自己，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因为孩子还小，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吃什么苦也不怕。“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有了孩子，就拥有了幸福。”

　　尽管许多再生育妈妈都顺利产下小孩，但计生部门的援助工作还没有结束。成都市计生委专门组织了一批幼教专家，前往灾区对再生育家庭的父母进行辅导；同时，还成立了专门的早教班，让再生育儿童在一岁多就进入早教班进行智力开发培训。

　　据了解，之所以特别关注再生育家庭的幼教、早教工作，就是因为这些经历过丧子之痛的家庭，对于新出生的小孩，往往呵护有加，甚至达到溺爱的程度。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样是不利的。

　　经历过大悲大喜的人们，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大多数的再生育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他们却几乎都没有选择外出务工，大多是在附近的乡镇、县城干点零活。一位再生育家庭的父亲告诉本刊记者，经历了生死离别后，感觉钱多钱少并不重要。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地生活，就是最幸福的。

　　伴随着震后新生婴儿的一天天成长，再次为人父母的这些灾区夫妇，生活逐渐步入正轨。虽然新生活充满压力和挑战，也并不会一帆风顺。但有新诞生的小天使的陪伴，相信这些再生育家庭的夫妇会更坚定地走下去。

　　读书郎的烦恼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父母，像今天一样需要学习，需要跟孩子一起成长”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程程

　　实习生汤炜

　　“孩子最近在跟我闹脾气，已经两天没理我了。”家长张女士谈起女儿很发愁。孩子学习成绩不太好，还整天围着电视转。张女士实在看不下去批评了两句，引起了女儿的反感。

　　“好不容易放假了，妈妈还非让我去上补习班，真烦！”刚上初中的李同学跟妈妈一开始还争吵，到后来连话也不愿跟妈妈说了。最后他选择离家出走，寄宿在同学家。

　　近年来，父母和子女间因为学习而产生的矛盾越来越多。随着“幼升小”压力的增加，亲子间“无声的硝烟”甚至弥漫到了幼儿园时期。亲密的亲子关系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心理需要，也是家庭收获幸福感受的重要渠道。然而面对日益激烈的升学竞争和趋向单一的社会评价，如何化解学业压力带来的亲子关系困扰，已经成为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

　　学习是“罪魁祸首”吗？

　　在对一些家庭的采访中记者发现，亲子间缺乏沟通，家长教育方式不恰当，以课外班等形式增加孩子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对孩子的学业成就抱以过高的期望，都会引发亲子冲突。

　　孩子在受教育过程中感受到的心理负担，很大一部分来自家长。由中国人口宣教中心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健康人格2010年调研报告》显示：超过80%的小学生存在考试焦虑，主要原因是担心自己考不好招致家长的打骂。2005年的“国内五城市未成年人发展联合调查”发现，中学生感到压力最大的三个方面依次是：“升学和考试的压力”、“课业负担过重”和“父母对自己的要求过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达标的人约占总数的49%，2010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80%，近七成学生周末也没有充足的睡眠。研究还发现，“校外学习”和“家教补习”是造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的两个重要因素。

　　如今，报课外班让孩子早学点儿、多学点儿，已经成了家长们的共识。“虽然妈妈按我的心愿报了特长班，但还是‘霸道’地加了两门文化课培训班。”初二学生小涵向记者抱怨道。“孩子面临升学，我们也不希望她的假期变成‘第三学期’，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得从长远利益考虑，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家长也很委屈。

　　“老师总拿学习的事跟家长打小报告，家长反过来就会批评责罚我们。我们和家长、老师的关系都恶化了。”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二的李同学这样看待“老师-家长-学生”之间的“三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家庭生活成了学校教育的延伸，家长担当起“课外辅导员”的角色，仅以分数和成绩论成败。

　　在现实中，还有一些家长信奉“不打不成才”的教育理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调查发现，中国超过半数的家长打过孩子。“粗暴的教育方式引发孩子强烈的逆反，结果是孩子将学习视为‘敌人’，将家长视为‘帮凶’，导致家长的一些合理建议和要求，孩子也拒绝接受。”孙云晓说。

　　“家长和孩子都很慌”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看来，因学业压力产生的亲子矛盾，是社会环境、亲子双方、教育制度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社会环境看，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优胜劣汰”的价值观渐成社会主流，以考试、评级为手段的竞争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至公务员录用，下至“幼升小”考试，无一不是竞争。浸泡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家长不得不对孩子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求在竞争中胜出。

　　从社会流动性看，目前我国不同阶层间的上升渠道比较单一，“学而优则仕”仍是公众心目中的首选。同时，追捧一夜成名、追求物质生活的社会氛围也影响着家长，使他们难以客观冷静地评价孩子。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为孩子创造的‘微环境’在早期教育中的作用比学校、社会更重要。”孙云晓2012年推出了一本名为《孩子，别慌》的新书。“父母不慌，孩子才能不慌。孩子的年龄越小，‘微环境’就越重要。父母的心理压力正常，孩子的恐慌度就会低，亲子关系就会好，家庭幸福感就会高”。孙云晓说，但现在，家长错位的教育观和不切实际的超高期望值，常使亲子双方的心里“都很慌”。

　　在一些家长眼中，学习成绩“一俊遮百丑”。考试多少分、钢琴过几级、暑期班报几个，家长总是高度关注，并以此评判孩子的“好坏”。而孩子的人格、性格、道德意识、社会适应能力等“无形”素质的发展却易被忽视。

　　“虽然‘有形’的教育标准能在短期内满足家长对孩子‘学有所成’的期望，但却无法使孩子获得‘牢固的基础和长久的力量’”，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研究员、现代国民教育研究所所长骆风认为，这样的教育将造成孩子道德感和责任意识薄弱，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责任。

　　“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是中国家长的普遍心理，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孩子能成为精英。“这怎么可能呢？”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的陆士桢教授对记者说，“统计显示，全世界只有1%～3%的孩子是超常儿童。也就是说，100个孩子里面97个都是一般人。”但中国家长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孩子“按照精英来期望，按照精英来培养，按照精英来压迫”。过高的期望不仅压抑了孩子，也束缚了家长，导致亲子关系在消极情绪的笼罩下持续恶化。

　　不同的成长背景，也会使两代人在对待学习的态度上产生差异。江苏南通金沙小学语文教师俞燕与记者谈起自己小时候家庭环境很艰苦，有一次奶奶病了，父亲不得不四处借钱。在烛光下，父亲含泪告诉她：“孩子，有些事情，不要气，只要记！”

　　“这句话我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要想改变命运，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上学，所以读书时我内心中就有一股动力”。俞燕说，“可如今的孩子从小物质条件丰裕，长期处于家长的保护之下，很少与社会接触。他们思想安逸，内心缺少对改变现状的渴望，很难体认努力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还有一些家长，想在孩子身上弥补自己没读过大学、没读过博士的遗憾。据孙云晓的调查，57%的中小学生家长要求孩子读到博士学位。“这些由‘职场压力’转嫁而来的期望，超出了孩子的承受范围，或与孩子的兴趣无关，肯定会引发亲子矛盾”。

　　教育是一面镜子，亲子间的观点差异和情感疙瘩，透过它被放大、被凸显。而教育制度中存在的以应试为主、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更加大了学生间竞争强度，好似一柄放大镜、一把催化剂，使“读书郎”的亲子矛盾愈发尖锐。

　　“中国的学生是最辛苦的。”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熊丙奇先生说，“在应试教育环境中，竞争性的压力层层传递到家庭之中，导致家庭教育被异化，亲子关系变得功利。要缓解亲子焦虑、改善亲子关系，就必须降低考试升学压力，均衡分配教育资源。”

　　“家长为什么要为每天的接送、课外辅导的安排投入如此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难道他们傻吗？肯定不是。绝大多数家长都被社会和教育的大环境所裹挟，不得不随波逐流地推搡着孩子在求学的漫漫长路上艰难前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教授刘云杉对本刊记者说。

　　以慈爱心引领孩子前行

　　在受访专家看来，化解因学业压力而产生的亲子矛盾，需要亲子的共同努力，社会观念的转变和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

　　孙云晓说，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对人精神世界的保护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全社会都应该反思，什么是成功的标准？“我认为现代的成功标准，第一是发展，即只要能在原有基础上取得进步就是成功；第二是选择，即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就是成功；第三是和谐，即有能力达成内心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就是成功。”

　　“我们的社会应该允许梦想的存在。”孙云晓说。人是千差万别的，每一种梦想都有存在的理由，也都应该得到实现。家长应该告诉自己，也告诉孩子：“能在‘三百六十行’中掌握一技之长，找到帮助别人的方式，感受到别人需要你，你就能幸福。”

　　在转变社会观念的同时，教育制度的改革至关重要。接受采访的专家普遍表示，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向着“重‘育’而非‘教’”的通识教育方向转变，这呼唤着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与其形成有机衔接。国家在加大投入以扩充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应尽快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校与非重点校的区分，减轻学生的考试升学压力。

　　“爱，能改变世界”。特别是在家庭中，经常沟通，相互信任，是化解亲子矛盾的根本途径。社会氛围和教育环境不可能一夕扭转，家长却可以在小家庭中为孩子创造相对宽松、更加合理的“微环境”，以平常心看待孩子的成长，以慈爱心引领孩子前行。

　　杨雄说，做家长的要掌握一定的家庭教育技巧。比如和孩子订立协议，明确多少时间是有任务和要求的，多少时间是自由支配的，做好事情可以得到奖励，等等。“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在处理学业压力上应该更加智慧、更有策略。如果父母能和孩子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同谋’，就能帮孩子抵挡一些外在环境给予的消极伤害，使孩子受益终生”，刘云杉说。

　　此外，父母也要“学习”和“研究”孩子。“时代变了，现在的孩子面对的诱惑太多了，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怎么能当好家长？”在孙云晓看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父母，像今天一样需要学习，需要跟孩子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