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玮、宋阳标 发自北京、上海

　　2013年1月10日起，一场罕见的霾天持续多日笼罩京城，一些环境质量指数连续“爆表”，北京部分监测点PM2.5(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甚至瞬时破千。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PM2.5日建议值为每立方米25微克，而根据中国新修订的标准，空气质量指数超过200就被视为重度污染，对那些患心肺疾病的居民的健康不利；超过300被视为“对所有居民都是危险的”。在雾霾面前，网民在严重污染中自我调侃：“厚德载雾，自强不吸。”

　　在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之后，官方也发出了大量坦率的批评之声。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头版社论发出质疑：“如何走出这令人窒息的污染围城？”北京市官方亦在当天坦言，这波污染情况“范围广、时间长、浓度高”，确实罕见。

　　污染程度重、持续时间长，是气象原因，还是污染排放？这也不由使人联想到困扰现代社会的城市病。中国的城市病会不会继续恶化？此次严重雾霾天气再次敲响了警钟。

　　但污染治理绝非一日之功。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出席会议谈及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时称，积累问题是个长期过程，解决问题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雾霾肆虐

　　1月10日，浓重的雾霾开始笼罩北京。天空整日灰白、阴沉，既不像白天，也不像晚上，唯有太阳经过的地方，颜色白得刺眼，但又根本看不到太阳。

　　老北京马卫民小时候家住东高地，在北京的南城。他回忆，自家附近曾是成片的4层楼建筑，在上世纪70年代，很多情况下只要站在楼上，裸眼便能清晰看到西山，“那时候，空气透明度绝对没有问题，如今，我住在北京的北边，靠近西山，却很少能看清西山了。”马卫民很遗憾。

　　尽管马卫民已逐渐习惯北京糟糕的空气，但10日以来的雾霾天气仍然让他感慨，“少见、极少见。”

　　1月11日，像马卫民这样的北京市民陆续从各种渠道收到信息：若非必须，尽量减少外出，呆在家中最好。

　　在雾霾最严重的12日、13日正值周末，北京街头的行人比平时少了很多。在通州一个往常异常热闹的菜市场，人流量大幅减少，连平常的一半都没有。

　　在这个宅着的周末，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苦中作乐的段子。与此同时，北京市各家药店都迎来了口罩的销售高峰，尤其是能够过滤PM2.5的口罩。来自电商的数据则更加直观。据了解，淘宝和天猫仅11日和12日两天，全国就有2.3万笔口罩订单，合计近50万只口罩，其中，仅北京地区就有6920笔订单，总共卖出近14万只口罩。

　　除了口罩，相关环保与空气净化类产品也销量大增。据1号店透露，空气净化产品销量在14号达到顶峰，增长接近5倍。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12日17时，通州的PM2.5实时浓度跃升至950微克/立方米，24小时的均值则达到535微克/立方米。13日上午9时，除定陵、八达岭、密云水库外，北京其余区域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全部达到极值500。14日一早，北京市气象局发布了有气象预警制度以来的首个霾橙色(最高级)预警。

　　这场雾霾不只“蒙”住了北京。1月13日早晨，时代周报记者从徐州东坐高铁到北京南，沿途所经之处，皆是白茫茫、雾蒙蒙的景象。而截至13日零时，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北京、天津、石家庄、邯郸等33个中东部城市的AQI指数均超过300，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的级别。

　　近一周内受不间断雾霾过程困扰的华北、中原和华东部分城市，依旧笼罩在雾霾之中。14日8时，中央气象台发布雾霾黄色预警，称空气质量较差，公众外出时应采取适当防护措施，并注意防范雾霾天气对交通运输造成的不利影响。

　　受雾霾影响，13日上午8点至下午5点，京港澳高速公路长沙—湘潭路段连续发生40多起交通事故；14日晚间，武汉开往郑州的G642次、G525次列车因严重雾霾造成的雾闪一度停驶。

　　而据新华社报道，北京、济南、石家庄、南宁等城市各大医院的呼吸内科、过敏原测试科的接诊人数在短短几天时间里飙升了7—8倍，医生甚至听诊听到耳鸣。而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中遇到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家庭，一家三代7人全部咳嗽不止。

　　1月15日凌晨，北京降下了一丝小雪。伴随雪花的来临，烦扰北京5天的严重雾霾天气得以缓解。晚上，一弯新月悬于京城夜空，在前几日雾霾最为严重的通州上空，一架架飞机闪着灯光飞向首都机场，而不久前，人们只能听到飞机的轰鸣，根本看不到飞机的影子。

　　颗粒物是主要空气污染物

　　事实上，雾霾并非近年独有。2012年10月，发表于期刊《安全与环境学报》的一篇文章就表明，作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科技楼楼顶采集了2010年12月—2011年3月的北京空气样本，发现其间共发生两次灰霾现象，分别为2010年12月16-23日及2011年2月20-28日，其中，PM2.5日均浓度的最高值达到301.8微克/立方米。

　　而中国气象局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的研究者通过分析1980—2010年北京地区20个常规气象站的数据等资料后得出结论：若将早上8时能见度小于或等于10千米，湿度小于90%，且当天无降水的日子作为霾日，那么，过去30年，北京的霾日分布均匀，每月都有5—7个霾日。

　　而从区域分布来看，北京市东南部的大兴、通州及中心城区是霾日的高发区，西北部的怀柔、顺义出现雾霾的频率相对较低，而东北部的密云和平谷，一旦发生雾霾，强度普遍较大。

　　2013年1月10日，历史重演，北京城再度被雾霾包围。“这次重污染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浓度水平高等特点，近年来罕见。”1月14日，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如是解释。

　　张大伟分析，华北低温导致采暖排放等污染物排放大、扩散条件不利以及区域污染和本地污染贡献叠加，是造成此次重污染的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唐孝炎正忙于采集数据，她告诉时代周报，“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天气灾害，华北地区尤为严重，我们需要对这些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而初步的结论，唐孝炎认同北京市环保局的说法。其一，自2012年12月以来，整个华北地区受极端低温天气控制，低温致使燃煤采暖的排放量较往年有所增加；其二，雾霾之所以在目前这段时间出现并持久不散，这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

　　实际上，一年多之前的2011年10月，北京曾经历长达1个月的持续灰霾天气。彼时，沿用旧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北京市环保局否认北京空气“危险”。此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将当时收集的数据加以分析，并发表专业性文章。

　　该文章指出，观测期间(2011年10月)有超过50%的时间出现灰霾，其中13.6%属于重度灰霾。同时，执笔者还分析了3次重污染形成的原因。文章称，华北地区频繁出现的鞍型场可能是形成连续静稳天气，进而造成污染物快速积累并导致重度灰霾污染的原因之一。

　　而这一次，一些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大气环境学者表示，尽管具体的气象情况不同，但“道理如出一辙”，即扩散条件不利。

　　“今年发生严重灰霾的主要原因是偶然出现的极其不利的天气条件，包括大面积的静风区，大气输送能力很低以及严重的夜间逆温条件；地面的雪盖也减少了白天的空气对流，降低了大气的扩散能力。”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孟凡告诉时代周报。

　　据学者解释，所谓静风区意味着大气状态稳定，气压梯度小，地面风速低，污染物扩散不易；而夜间逆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高空气温高于低空的情形，此时，污染物会从高温区向低温区扩散，聚集于低空。孟凡认为，多重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在过去几天同时出现，这加剧了雾霾现象。

　　其实，一个无须挑明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污染物，即便气象条件恶劣，灰霾也不会发生，而灰霾的主要成分是PM2.5。

　　“中国大气PM2.5污染严重，已对人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同时对大气能见度和气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大学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胡敏介绍，细颗粒物不仅会对居民健康和城市能见度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会对湖泊、森林等生态系统造成危害，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影响水体质量等。

　　PM2.5六成以上源于燃油烧煤

　　目前，除了在北京长期污染空气的一些因素，人们对于颗粒物水平上升的原因尚不清楚。一些学者认为，北京上空的这些污染物实乃“北漂”一族。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的灰霾主要由于河北、天津等周边城市的污染排放得不到扩散而导致。

　　不过，更多业内学者仍倾向认为，污染还是来自北京自身。“造成这次雾霾污染的一大天气条件是大面积静风区的出现，按照风速1米/秒计算，一天的传输距离不足100公里，因此，主因还是较近距离范围内污染排放的积累和转化。”孟凡说。

　　教育部地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大气科学分委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炯赞同上述观点。他告诉时代周报：“周边地区污染物的排放必定会对北京的空气质量造成影响，但风速越低，污染源影响的范围越小，因此，北京当地的污染不可忽视。”

　　1月15日，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共同发布的一个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而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7个位于中国。北京便是其中之一。

　　而中科院在2006年发表的北京市PM2.5来源解析结果显示：机动车辆和交通扬尘分别占比6%与9%；燃煤是最主要的一次颗粒物排放来源，比例为19%；而以硝酸盐、硫酸盐为样本的二次颗粒物所占比重较大，达到14%和17%。

　　据分析，二次颗粒物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大气污染物经过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反应后二次生成。而前述污染物产生于电力和工业生产，以及交通运输等过程。

　　孟凡认为，目前，北京的污染一方面是由于周边省市的排放，造成了一定区域内很高的颗粒物背景浓度，另一方面，尽管北京的工业污染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消减，但郊区及农村还存在大量的燃煤与薪柴燃烧排放，市区也仍有餐饮摊档的燃煤排放。

　　胡敏则表示，北京的PM2.5主要来自各类尘源，燃煤、机动车源以及生物质燃烧等，但总体上讲化石燃料燃烧占到了来源的60%-70%。

　　而在机动车控制上，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一位业已退休的科研人士对时代周报强调，北京尽管采取了限行措施，但每天减少的车辆数量十分有限，而且，这项政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正被每年新增的机动车辆所抵消。

　　“北京目前的做法是按照尾号在工作日限行，周末节假日不限，这意味着只有工作日减少了20%的上路车辆，而考虑到出行时间的调整，实际的排放减少可能更低。”上述人士表示。

　　为应对雾霾，1月14日，北京市决定，30%的公务车停驶，54家工业企业减排30%，20家工地停止土石方作业，北京现代停产一天。

　　这是北京第一次实施急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由之带来的经济损失暂无统计。但从一份名为《危险的呼吸—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的报告中可以窥见PM2.5的“摧毁力”。

　　这份由某国际环保组织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于2012年12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2010年，PM2.5污染已造成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市7770人死亡，经济损失61.7亿元；北京地区的这两项数值分别为2349人与18.6亿元。

　　而如果2012年PM2.5的污染水平没有明显改善，上述分析预测，四城市的早死人数将升至8572人，经济代价达到68亿元。

　　“如果有人统计，这几天得病和死亡的人数，肯定创纪录了。”马卫民说，“环境污染将促使中国的劳动力加速报废，从而产生大量病人，并极大地消耗社会财富，同时，自然环境的破坏又会导致生产、生活无法正常进行。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衰退。”

　　要空气达标或再等20年

　　其实，北京的空气也有较为洁净的时候，那就是2008年奥运会期间。资料显示，2008年8月8—24日，北京PM2.5日均浓度的变化范围为5.7—77.2微克/立方米，对照现行的空气质量标准，达标率达到88.2%。

　　不过，治污的经济成本相当惊人。山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张国文及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陈义珍等研究员计算了一笔账：在2005—2008年的奥运投入期，北京投入的环境治理费用为450亿元，这还不计奥运会期间工厂关停、设备整改等空气质量控制手段造成的生产损失。而就PM2.5日均浓度达标率88.2%的结果来看，每个百分点的达标率对应的环境治理成本为5.12亿元。

　　除了成本高，灰霾治理还注定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例如，4000多人死亡的“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年，而直到本世纪初，伦敦的空气状况才在长期不懈的治理下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中国，尽管PM2.5已在2011年纳入新国标，但一半以上监测城市目前面临超标的严峻现实，而且至今，只有北京明确提出2030年PM2.5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治理时间表。

　　“中国曾集中财力、人力迫使北京的空气迅速达标，这是欺骗世人，而真正意义的空气改善，如果按照北京的承诺，那就是再等20年。”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学者告诉时代周报。

　　去年3月，北京市政府下发的治理空气污染2012—2020年规划，目标是到2015年，PM2.5等主要污染物的年均浓度比2010年下降15%；至2020年，前述主要污染物的年均浓度比2010年下降30%。

　　但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PM2.5年均浓度不应超过10微克/立方米相比，就算是7年之后，北京仍然无缘达到国际标准。

　　而多位受访学者也颇为无奈地表示，当雾霾天气不可避免地发生，应急之策除了最大程度减少污染物排放，目前技术水平下，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避免户外活动，等待雾霾消散。

　　“人工降雨、降雪等方法有助于缓解雾霾，但人工降雨所需的天空条件往往不会在污染严重的霾日出现，而且，人工降雨还不是一项非常成熟可靠的技术。”孟凡说。

　　如此局面之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的上述报告认为，目前，单纯的末端空气污染控制已不足以解决中国空气污染的现状，“建议立即进行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尤其在PM2.5已不堪重负的东部城市群，落实煤炭消费零增长。”

　　此外，时代周报还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学者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多种对策，包括征收适当的排污费；限制北上广人口进一步集聚；甚至是大幅缩减城市的高楼项目。但这些建议大多在舆论中早有争议。

　　当雾霾成为难题，讽刺的是，1月12日的北京，依然有不少私家车照常上路，因为出行者认为，这个“铁盒子”或许可以抵挡一些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