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缺乏现代文明素养 媒体呼吁重视细节教育
中国周刊2013年1月号封面
细节真的是魔鬼。
在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中，男主人公兰彻告诉女主人公，她的未婚夫在乎的不是感情，而是金钱，他会把一切都换算为金钱。女人不信，兰彻故意弄脏那未婚夫的鞋子、告诉他未婚妻遗失了订婚戒指，文质彬彬的未婚夫果然中招，每次都大喊着我的多少多少钱的鞋子，我的多少多少钱的戒指，不可抑制地手舞足蹈、歇斯底里。一个庸俗的物质至上者可以伪装成的绅士，可一旦深入到细节，一些真相就是自动浮现。
所以有婚姻专家建议热恋的男女们，不妨先旅游，后结婚。在旅游中，一个人的细节会自动呈现，这比一次次精心准备的约会更能看出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细节之所以是魔鬼，是因为它很难被周密地伪装。
同样，看待文明，不但要看大事，更要看小事、细节。
从清末开始，我们这个国家开始向近现代文明艰难地转身。近现代文明最早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是坚船利炮——那其实是近代科技的产物，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1875年中国从英国购买了第一艘军舰和2012年中国拥有了第一艘航空母舰，是漫长的历史中的同类事件。那是中国海军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再放大看，那第一艘军舰也与2012年神舟九号的升天和蛟龙号潜水器的入海，属于同一类历史事件。那是中国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探索和前进。我们相信神舟飞船会继续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或许，不用过多少年，我们就可以重现1969年美国人的登月的伟大事业。可文明，不能只看机器和科技。
沮丧地说，有两件“小事情”，我觉得可能比中国人登月还要难。一是普遍遵守、尊重交通规则；二是让盲道真正地帮助盲人。
关于“红灯停、绿灯行”，每个中国孩子都会在小时候被告知，可这种说词和美国孩子从小被告知有圣诞老人的命运一样——长大就不信了。数据显示，中国从2001年开始，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均在十万左右，多年居世界第一。街道上行驶的豪车数量越来越多，可人们奉行先走为快，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和丛林中的骑士异常相似。我们有最好的道路、最复杂的立交桥，可对现代交通体系的规则，却真心不尊重。盲道更是一个奇怪的事物，这个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小路背后，是对弱势族群的帮助和尊重。它被立法在中国大小城市铺设，可越来越接近摆设，盲人们不敢走盲道。原因？中国人都知道。
对交通规则的不尊重背后，是对规则的不尊重，是潜规则的盛行；盲道的最大功能是反衬出社会对盲人和弱势群体的冷漠——就像几千年来我们其实一直遵循的文化一样，把残疾人排除出正常社会生活。
这些细节无法掩饰，令人沮丧。它好像是一面镜子，镜子外的人西装革履，镜子里的人长袍马褂。
这些细节和那些伟大的机器一同构成我们的现实，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真相，提醒我们，我们处于现代文明的什么方位。
于是，有些细节被刻意盯上了。
比如奥运金牌。我们对奥运金牌的格外关注，出于一段屈辱的历史和一个缜密的逻辑——国家强盛了，人们富裕了，身体健壮了，体育擅长了，金牌自然多。于是，人们花大钱养专业运动员，让他们拿到更多的金牌，隐晦地希望通过这样的细节和逻辑，逆推出那个前提。金牌和盲道都弄巧成拙，前者反衬出群众体育的不被重视，后者反衬人们对盲人的冷漠和虚伪。
细节是魔鬼，它很难被周密地伪装。要想在文明的细节上拿到高分，必须真正地尊重文明本身。它需要我们在细节上训练，而不是矫饰。
在这组封面报道中，我们深入生活中的细节，在这个不断创造“中国梦”的时代，那是另一种现实。
那些不容伪装的细节在提醒我们，我们距离现代文明还有多远。
相信宽恕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南京报道
朱利娅听到那个噩耗，是在2000年4月2日的南京的早晨。
当时，她正在自家花园里，浇水，修剪花草，享受美好时光。平日里稳重的厄特尔急冲冲地向她跑过来，脸色似乎涨红了。与朱利娅一样，厄特尔也是德国人，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普方一家死了，被杀了！”厄特尔冲她喊。
朱利娅并不相信。“不会是愚人节的玩笑吧？”前一天正好是西方传统节日愚人节，可她转念一想，“愚人节也不至于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厄特尔降低了语调：“他们死了，被杀了，就在昨天晚上。”听完，朱利娅手里的水龙头掉在了地上。
就像听到肯尼迪总统遇刺
12年之后，朱利娅如此形容那个瞬间：“人生中有很多短暂的瞬间，是永远都无法忘记的。对于我的父母，他们说当初肯尼迪总统遇刺，是永远无法忘记的。对于我，就是厄特尔告诉我普方一家人被杀害的那一瞬间。”
朱利娅与普方一家人认识并成为朋友，是在1998年。那一年，作为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的普方，和妻子、大女儿、小儿子来到南京。朱利娅则是德国巴符州驻华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当时，在南京的德国人并不多，因为工作结识后，朱利娅一家和普方一家成为了好朋友。朱利娅的孩子和普方的孩子——14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是同学，都在南京国际学校读书。
在朱利娅的记忆里，普方一家人都热衷于参加公益活动。普方夫人佩特拉特别喜欢打网球，打得很好，积极推动南京国际学校的体育活动。女儿桑德拉则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当时，有一对非洲年轻夫妇在南京上大学，妻子生了一个早产儿，孩子情况危急，欠下了医院很多医疗费。桑德拉就在南京外国人社区里，组织了一个慈善募捐活动，解了这对非洲夫妇的燃眉之急。
“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快乐。”桑德拉曾经对朱利娅说。
普方一家遇害的消息，也让他们的朋友Tilo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4月1日晚上，Tilo的女儿和普方女儿桑德拉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聚会，桑德拉本想当晚住在他家，可Tilo觉得应该把她送回家，不让普方父母担心。
“我不该让她回家。”Tilo悔恨不已。
除了震惊、悲伤和悔恨，还有恐惧，在此之前，在南京的外国人一直觉得这座古老的城市无比安全。
案发后，当地警方建议他们给窗户加上铁栅栏，有人真的把房子改装成了“要塞的样子”。
“那段时间，它让我们重新评估南京这座城市，甚至是中国这个国家。”朱利娅毫不隐瞒当时内心的动摇和失望。那段日子，不少外国人动了离开南京的年头。
“要么离开，要么克服恐惧，”朱利娅稍微仰起了头，看着房顶，说，“可把家改装成监狱的日子，不快乐。”
要宽恕，不要仇恨
普方一家人被害的案子很快告破。只是，这起涉外杀人案件一度被封锁消息，人们很难及时得到详情。
在庭审现场，朱利娅听到了对于这个案子的准确描述：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四个失业青年，潜入玄武湖畔的一栋别墅行窃，被普方妻子佩特拉发现后，双方情绪非常激动，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一家四口。案发后，4名18岁到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
直到案发10年后，上述详情才由媒体对公众公布。而案件的另一个细节，则从未被准确地对外披露过。
后来媒体的普遍报道是：案发后，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了解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感觉陌生而又震惊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希望免除4个年轻人死刑。
12年后，朱利娅向《中国周刊》独家披露了当时庭审的细节：普方的母亲并没有从德国赶来中国，那封希望中国当局赦免4个年轻人死刑的信，实际上来自普方妻子佩特拉的父母。
庭审现场，一个女性工作人员当庭宣读了署名为佩特拉父母的信。朱利娅记得信件的大致内容是：德国没有死刑。我的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四个亲人已经死了，我永远失去了他们。四个凶手被判死刑，改变不了现实。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免除他们的死刑。如果就是这样，那这8个人，死得没有任何价值。
“Die for nothing。(死得没有任何价值)”朱利娅清楚地记得这句话。
朱利娅的同事、普方协会的筹建者之一中国人刘海宁，也是为数甚少的参加庭审者之一。他回忆说，读完这封信，下面的人安静了一些，那四个年轻人听完，低着头，有一个迅速地抬起了头，望着宣读信的工作人员，又迅速地垂下了。
刘海宁说当时自己“很混乱”，即便开庭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这封信的大概内容：“为杀害了自己四个最亲的人的凶手求情，从一个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来看，不是说难以理解，可一时难以接受。”
在庭审现场，朱利娅见到了那四个凶手。“他们是凶手，杀掉了一家人，杀人的方式很凶残，可他们又是四个普通的年轻人，和我们走在马路上见到的年轻人一样。”
对于佩特拉父母的信，朱利娅也很难简单地评说：“我本人反对死刑，不主张用死刑来惩罚，可事情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会不会也写出那样一封信。”
“可我认同信里说的那句，再杀四个人，不会改变什么。”朱利娅强调说。
同一时间，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德国记者转达了佩特拉父母希望宽恕四个凶手的愿望。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人民高级法院判处四个凶手死刑，立即执行。
案件结束至今，普方一家人的德国亲属再也没有来一次中国。
可以朱利娅为代表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却并不想事情就这样结束。“我们不想后来的人再谈起这件事情，是怀着仇恨的情绪。如果是这样，那普方一家人和四个凶手，就真的Die for nothing了。”
他们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普方一家人。
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帮助
成立普方协会，帮助四个凶手的家乡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朱利娅他们选择的纪念普方一家人的方式。
朱利娅介绍说，起初，在南京的外国人是一个“松散的联系”。事情发生后，他们聚在一起讨论：遗忘是不应该的，可要从什么角度来铭记？这个角度必须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他们分析四个凶手杀人的动机：这四个青年并不是有预谋去杀人，他们只想偷窃，因为来自苏北沭阳的他们，身上的钱连坐一次公交车都不够。他们看到了金陵御花园的广告，知道了这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天晚上，他们先是去了一间空宅，可正在装修的那间房子里没有东西可偷。后来，他们才去了隔壁的普方家，被女主人发现，彼此语言不通，惊惧之下，他们选择了杀人。
“他们没有钱，因为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因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最终，朱利娅他们得出了结论。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变人生。”朱利娅理解这句颇具中国特色的语句背后的含义。1992年，她曾到武汉十堰东风汽车制造厂实习。在那里，朱利娅认识的工友里，有不少就是二十岁刚出头的中国年轻人。
“他们的家也是农村，可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中国生活了接近20年的朱利娅努力表达对于教育和机会的理解，“受过良好的教育，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好工作，得到好的生活。”
杀死普方一家的四个年轻人都没有正式的工作，有过工作经历的两个人，一个是摆地摊配钥匙，一个是在小饭馆里给厨师打下手。
2000年11月，普方协会正式成立。协会宗旨是募捐善款，为苏北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学费，帮助他们接受尽可能多的良好教育，让他们拥有更多的改变人生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机会和可能性。
第一笔善款募捐得相当顺利。朱利娅把在南京的外国朋友聚在一起，其中德国人居多，捐款不设下限，自由自愿，最终募得了20多万。“我们并没有像一些报道说的用了普方留下的家产，相反，从协会成立至今，我们没有花普方或者他亲属的一分钱。”朱利娅说。
可普方协会的筹建，并不顺利。协助朱利娅的刘海宁回忆说，一开始他们想注册基金会，可政策不允许，后来找到希望工程，准备挂靠在希望工程下面，可对方的一些做法和他们想象得完全不一样。
在朱利娅等人的设想里，普方协会的资助款应该直接到被资助学生的手里，他们要知道每一笔善款的具体资金流向，可“他们根本做不到”。
最后，朱利娅和刘海宁选择与爱德基金会合作。
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是一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民间团体，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工作。
接待朱利娅和刘海宁的是爱德基金会国际交流部的纪晓东。后来，纪晓东与普方协会合作了7年。
第一次知道普方协会由来的纪晓东，感受是“不可思议”：“人被杀害了，不去记着仇恨，反而做慈善工作，帮助罪犯所在地区的孩子来上学，这跟我们的常理来说，是不太一样的。”
在之后的合作里，纪晓东逐渐感受到了很多的“不太一样”：
当地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把自认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推荐给普方协会，可是遭到了拒绝。
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家里父母有重大疾病的、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的对象。“每一个人都值得帮助。只要他们愿意上学，而不是非要成绩有多好，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品学兼优的优先。”
普方协会资助孩子的范围，一开始包含小学，2006年，中国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普方资助范围便调整为初中和高中。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初中学生每年资助1200元，高中学生每年资助2000元。
普方的资助有一点与众不同：资助一个孩子，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加起来总共需要9600块钱，普方协会只有等到为一个孩子筹到9600块钱，才会确定一个资助对象。
“我们不希望出现资助到一半，告诉孩子，抱歉，我们没有钱了，我不敢想象孩子脸上的表情，”朱利娅摊开双手，“这是一种伤害。”
看不见的“普方”
2001年3月份，朱利娅和纪晓东等人去了江苏沭阳，进行了第一次苏北探访。迄今为止，这样的探访每年一次。
动身之前，他们探讨过一个问题：要不要去那四个青年所在的村庄？有人说，不要去，这让人觉得你们是在进行一种“奖赏”，容易让人误解；有人说，可以去，你们是去做善事的，没有什么好怕的。
最终，朱利娅避开了四个青年所在的村庄。
实地探访的所见所闻，让包括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意外，扎根于江苏本土的他们不会想到，一向以富庶闻名的江苏也会有这样贫困的家庭。
一个女孩家里，爸爸刚做完胆囊息肉的手术，妈妈又查出糖尿病，父母两个都不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了经济来源，女孩即将辍学；
一个乡镇干部，住在镇上，全家四口人住的地方不超过10平米，几乎每顿的主食都是粥。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令人落泪的故事。”朱利娅感叹。
可朱利娅并没有把普方一家令人落泪的故事讲给当地人听。不刻意隐瞒，也不特意宣传，这是朱利娅和普方协会与受资助人交流时遵守的准则。于是，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普方协会的存在，以为只有爱德基金会在帮他们。
“并不需要每个人都知道‘普方’，他们只要感受到被帮助的快乐就好了。”朱利娅说。
正在淮阴师范学院读书的王磊(化名)，是普方协会资助的学生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
王磊的家在涟水县石湖镇，2000年，他的父亲通过补鞋多年的积蓄，终于将自家的土屋翻建成新的瓦房。第二年，父亲就因病去世，留下了三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和一大堆看病欠下的债务。家里所有值钱的物件，是三个柜子和四张床。直到现在，一台老掉牙的电视机，仍是家里唯一的电器。
2003年5月，王磊在申请表写道：“父亲病逝4年，母亲务农种着3亩地。哥哥没上完小学就辍学打工，我很想读书……”
2010年，王磊考入淮阴师范学院，直到上了大学，王磊才知道了普方协会的背景，了解到普方一家人的故事。王磊大受感动，只要有时间，他就在学校里参加一些志愿者的工作。
现在，王磊的理想是回到家乡做一名英语老师，因为家乡的老师发音不是那么标准。像普方协会信奉的“教育改变人生”一样，王磊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家乡的孩子，改变家乡的面貌。
爱德基金会教育与国际交流部的吴美娟，现负责与普方协会的合作项目，曾跟随纪晓东去苏北探访。
一开始遇到的事情，让吴美娟有些难以理解：“当我把普方协会的礼物交到他们手里，你很难从他们的表情、眼神里，捕捉到惊喜，他们的笑容几乎看不到。按照正常的理解，得到一份来自远方的礼物，应该是开心的。”
吴美娟把疑惑说给纪晓东，纪晓东告诉他：“如果我是他们，我也笑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那么小的年纪，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吴美娟慢慢理解了孩子们没有笑容的脸：“初中生的表情，会更活泼一些，可到了高中，他们对于贫困的理解，会更深刻，更复杂，他们在心理上和物质上所承受的，是我们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正是理解了这些，吴美娟也逐渐理解了普方协会有别于中国大部分资助贫困学生项目的做法。
在吴美娟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一个中国的捐赠者，会希望与孩子保持某种联系，去探访，对他的生活有了解，并且有一定的引导和干预，这其实是一种介入——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他希望孩子给他写信，甚至希望对孩子了如指掌。”
“而普方协会则不想对孩子的生活有太多干预，不干预每个个体的发展和生活，即便是强加于人的好愿望，他们希望孩子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拥有一种能力，一种面对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因为谁都知道我们不会陪伴他们多久，甚至不在意陪伴他们的是‘普方’，还是别人。”
相信宽恕
2011年夏天，朱利娅去看望了普方的妻子佩特拉的父母和亲属。朱利娅说，他们生活在德国一个很小的村庄，是德国常见的一个普通大家庭。
朱利娅把普方协会的事情讲给他们听。有人对朱利娅摆摆手，说，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事情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也有人对普方协会做的事情表达了赞赏，可自己并不想参与进来。
“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宽恕了四个凶手，并且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朱利娅说。
距离普方一家人被害已经过去12年了，普方协会的筹建人中，只有朱利娅一个人还在南京，其他的要么离开南京，要么离开中国了。
朱利娅说，最早一批做普方协会的人，和普方一家人是认识的，有私人感情在里面的，而近两三年，普方协会逐渐淡化了成立时的背景，新加入的会员，几乎与普方一家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因宽恕而成立的慈善机构，看起来与宽恕无关，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助学机构。
“这才是一个协会的正常状态，”朱利娅并不担心自己将来可能的离开对普方协会带来的影响，“最好的局面是——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私人感情。”
这个共同的价值观，与一种很多中国人持有的观念不同——“以牙还牙”、“以命偿命”，“普方的亲人完全释怀，是不可能的。苏北四个凶手的家庭，要释怀也不可能。我们纪念普方一家人，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希望不要助涨‘以暴制暴’，以暴制暴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以仇恨来制造新的仇恨。”朱利娅说。
2012年，普方协会资助了294个孩子，这是成立12年至今资助人数最多的一年，其资助地区也从苏北扩大到了安徽。同时，中国企业和个人也开始陆续加入到捐赠者的行列中。
“我们还是要相信宽恕，相信善良，相信慈善，这些人类美好情感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不是暴力与仇恨。”朱利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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