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看上去很美
危机催生商机。在食品安全的巨大阴影之下，如惊弓之鸟般的消费者纷纷将目光投向“绿色食品”，由此，生态农业的市场潜力可谓巨大。但是，这个领域也是一个“问题行业”，创业者们仍在苦苦探究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
本刊记者/朱雨晨
在食品安全危机四起的今天，消费者从朴素的直觉出发，就要吃有“虫眼”的蔬菜。仅此一点，已构成对生态农业的巨大市场需求。
这一需求，也表现在资本市场上。近年来，投资农业，尤其是有机农庄，已成为一个热潮。
高成本运作的生产环节
岑卜村位于青浦淀山湖边，距离上海市中心近60公里。如今，上海周边农村普遍将土地集中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发包给愿意种地的人。其中有来自苏北、安徽的农民，也有来自于上海市区的城里人。
顾宏斌是沈阳人，在上海打拼了10年，已是一个建筑咨询公司的老板。目前，他在岑卜村租了12亩土地，搞自然农业。除了少部分蔬菜，主要产品是大米、鸭肉和鸭蛋。这是有机农业中“鸭稻共作”技术的实现。因为鸭子吃害虫和杂草，这就避免了水稻对农药化肥的需求。另一方面，稻田里长大的鸭子吃这些虫子杂草，也就不依赖于带有添加剂的饲料。
这些农业产品，以快递的方式给客户，每户每年支出大约1500元，目前稳定的客户有40家。顾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的农田的产品中，大米、鸭肉和鸭蛋是不亏钱的，但蔬菜就不一样了，因为种菜的人工投入大，产出率不到30%。地里长出100斤，可能送到客户手里不到30斤。
和许多从业生态农业的创业者一样，他们投身这个行业的初衷，并不是挣钱，而是想回归一种田园生活，或者只是“为了有干净的菜吃”。不过，随着农产品销路已逐渐打开，面对供不应求的市场，顾宏斌正在寻找适合生态农业的土地扩大生产。但是，对于挣钱他并不抱什么太大希望，“基本就是自娱自乐吧”。
以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来说，选址于青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淀山湖是上海的水源保护地，长期对农药化肥的使用有所控制，周边几乎没有工业，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允许有。将农庄选址于此，会省去巨大的前期成本和风险。而即便如此，生产成本还是最主要的问题。
根据2011年修订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及其他各项标准，有机农产品的生产环境中，土壤、水质、空气均有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以空气为例，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每年的空气优良天数都有极高的要求。虽然国内各个城市目前的统计数据都称空气优良天数在逐年增加，仅以最近北京的空气污染而言，京郊周边的有机农场状况颇令人担心。而且，有机农田还需要和周边农田有相当程度的隔离，否则农药一旦飘过来就前功尽弃。
又如土壤，如果是施过化肥的土地，首先要花几年时间恢复其自然肥力，如加入有机质、动物粪便等。一般在前三年，这片土地不会有大规模产出。而开始产出后，也要考虑到土地肥力的平衡，对植物进行轮作，而不是单一物种长期收获。
最后是水，为防止工业和生活废水的污染，有机农田最好有专用的水道。以上种种，都意味着成本。也正因为成本高，且投资周期较长，就容易面临资金压力。
上海欣耕工坊的农业项目负责人康洪莉，是一位生态学硕士。她在岑卜村边经营过一块土地，是一个130亩大的半岛，空气隔绝、水源基础都很好。她主持恢复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土壤健康，种植紫云英等绿肥作物，翻耕时将豆梗，麦秸等有机质翻入土中，并且加入有机质和动物肥料。一年之后，再检测周边的生物多样性及土质，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已让人欣喜，周边的青蛙、鸟类、蜘蛛、蚯蚓等有益生物大量出现。康洪莉预计，再花两年时间，这片土地上就可以建立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及健康的土壤，其产出就能开始有盈余。遗憾的是，投资方的资金出现问题，康洪莉只能无奈撤出。
让市场倒逼生产
“本来生活网”负责人之一杨学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调研过大大小小几十个有机农场，结论是生产成本太高，但鉴于这个领域的市场需求，最后决定做流通。
但有机农产品的流通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它没有化学添加剂，其变质的速度一般快于非有机食品，因此对运输的效率就有更高的要求。也是这个原因，有机产品不提倡远距离运输，而是鼓励在当地生产，在当地消费，以便于产品质量控制。
“本来生活网”处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间环节，又处在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度极低的市场中，因而他们要把质量控制提高到一个非常严密的标准。以杨学涛的描述，至少要分三个环节：第一是供应商评估，查看生产管理记录，找负责人访谈，检查空气、土壤、水源，化肥农药残留的指标；第二是员工品尝，主要是口感、甜度、外观，未来可能会安排专人到生产基地常驻；第三，每批次到货都是100%抽检，不合格直接退货。
即使如此，杨学涛也承认，“本来生活网”经营的产品并非全部经过国家标准认证的有机农产品。事实上，在食品行业标准种，分为普通食品、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四个级别。有机食品处于最顶端，认证最为繁琐和困难。而在一个诚信匮乏的社会中，认证程序的含金量也相对有限。也因此，大量已经达到或接近有机食品标准的农产品，为避免复杂程序和节省成本，在客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干脆不走有机认证的流程。
杭州园田居生态农业开发公司总经理王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移动通讯行业做了十几年后，决定投资兴办生态农业。但入行后很长时间，却一直没找到方向。2012年10月，他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取得联系，可以经营销售其科研大棚中生产的蔬菜。另外，王烈在距离杭州市区约40公里处，找到一块生态系统未被破坏的山洼，将其租下，雇了一对老农夫妇，养了上千只鸡、鸭等禽类。
于是，园田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流通环节，其商业模式，大致是从省农科院的大棚中采摘各类蔬菜，加上自产的鸡鸭，以家庭为单位配送上门。根据家庭的规模，每次配送量不等。比如一个五口之家，园田居为其每月配送8次，每次6斤蔬菜，一块肉，另外每月鸡、鸭各一只，60只鸡蛋。如此一份，每月收费780元。这一价格，其实比现在相同规格的，菜场提供的非有机食品价格要低。
园田居能把价格打得这么低，最大的原因在于农科院的农业设施、场地、人工、科研等诸多成本不由其负担。而对于农科院而言，在隔离环境中研究、育苗而生产的蔬菜，如不卖给园田居，也是一举两得。
王烈承认，维护和农科院之间的关系，是这一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环节。而园田居之所至今还能保持资本的青睐，也有其独到之处。王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投资人关心的一般是三个问题，即能否盈利，商业模式能否复制，能否有长期稳定的客户流，以及他们的流失率。在最后一方面，原田居做得相对成功。经过半年的努力，原田居的客户数已保证在700户以上，而且持稳定增长，主要分布在三个社区。
按照王烈的理想化计算，2013年的目标，是进入30个社区，将客户规模扩大到3000户。有如此基数的客户群，无疑会对投资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以王烈在各个社区走访的经验：“在杭州，别管是什么样的小区，车都停得满满的。难道杭州人会吃不起品质高一些的菜吗？”
但是，如果真能实现2013年客户数达到3000，那么，目前省农科院的生产能力就供不应求了。王烈说，这样一来，市场就会促使农科院或类似的机构，去扩大生产能力。
这种市场倒逼需求的逻辑，也为投身有机农业五年的香港商人汪广标赞同。他是上海香海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专为上海的Ole、城市超市等精品商店供应有机农产品，包括蔬菜、香料、肉类等。他回忆说，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像做好事一样到处送”，慢慢地就建立了渠道，并了解市场需求。在充分掌握客户需求信息之后，他开始扩大生产规模。
目前，他已和台湾的一家企业合作，将会在上海松江建立以百亩为计算的有机农业生产基地，而且会从台湾进口农产品。以他的测算，按照目前的价格，未来12个月营业额将会做到1.5亿元人民币。而投入也是惊人的，从选址开始，一些台湾农学专家就是坐老板的私人飞机来，之后他们也将持续参与生产的进展。和台湾企业合作一年多来，算上农场的基础设施投入，已经“烧”掉了一千万美元。而汪广标估计，要达到他的理想规模，还需要再有两到三倍的投入，到2014年开始盈利。
谁会搭上财富列车？
选乘合适的财富列车，并不意味着你会发财。在列车低速启动和中途检修期，谁能坚持到最后一直不下车，谁才可能真正成为下一站富人
本刊记者/韩永
《福布斯》记者Ricardo Geromel最近撰文认为，世界新的亿万富豪将产生在农业和清洁能源领域。如果把这句话放在中国，可能得推后许多年。
判断一个领域是否会产生富豪，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未来发展对其需求量会大幅增长，有足够的财富空间；二、这个空间不易被人发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就是新富豪的创富机会期。而上述的两个领域，都不能满足第一个条件。
对于清洁的能源，很多人对它的前景深信不疑，但对这一前景何时能成为现实，却不敢妄下结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基于其高昂的成本，还无法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国内需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广，还指出这一产业的一个问题：“很多人来投资，不是为了发展这一产业，而是来圈钱、圈地。”
农业具有很长的产业链，种植、食品加工、配送以及饲料领域，都会产生一些创富的机会，但由于其附加值比较低，不会集中产生富豪。
以上述两个标准来衡量，蕴藏着无限创新可能的互联网行业，依然可能是造富大户。 一方面，其与传统行业的结合，依然有很多的创新空间，“不知道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可能”。另一方面，它的技术门槛相对较高，进入者有限，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供求平衡。
城市化的财富前景如今是被所有人看好。其创造机会的能力毋庸置疑，但在众目睽睽下，每个人到底能分到多少蛋糕，尚需观望。另外，其涉及的主要领域房地产和服务业，前者格局已定，后者门槛不高，在公平准入的情况下，或许很容易达到供求平衡。
金融领域或有惊喜。中国的金融产品严重不足，需求旺盛，供需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唯一需要破除的，是政府对民间资本的入门限制。“比如网上支付，我付钱给你，为什么非要通过银行？解决了这个准入问题，就会有很多的创富机会。”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说。
金融领域的另一个造富的机会，来自于民间金融自由化。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民间藏富惊人，这些钱被金融管制堵在地下，一旦开闸，将会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红利”。
虽然调控未见放松的迹象，很多人还是对房地产寄予厚望。除了对调控行将结束的预期外，由城市化带来的刚需的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个在泡沫中成长的产业，虽然仍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在政府的严密注视下，再创辉煌还得具备更多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