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随手拍解救”背后

　　“一些残疾孩子，身上明显有人为伤害的痕迹，这样的孩子生存权利已经明显受到了侵害，很多人对此视而不见，却来指责公益组织发动全社会拍照的行为侵犯了孩子的肖像权，这样的行为不仅可笑，而且可恨！”

　　记者｜王若翰

　　2013年1月18日，某公司年会后的第二天，一位微博名为“贾葭”的用户，发出了这样一条微博：“我还是忍不住吐个槽吧。‘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这个活动，一个儿童都没有解救出来。是的，一个都没有！昨晚薛蛮子在某公司年会上说解救了五万六千名，我当时都想撕丫嘴，是的，撕丫嘴。公开撒谎的，除了政客就是骗子。”

　　该微博一经发出，立即一石激起千层浪，部分认证用户纷纷回应，“十年砍柴”在转发该微博时不忘附带评论：“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为什么提前离开某公司年会的原因。贾葭说了句实话。”

　　在纷纷扰扰的议论中，也不乏对这种论调的反对声，有网友直接表示：“真心不明白一些所谓的作家、媒体人及三教九流的加V认证的大腕，你们凭什么一句话就能否认他人耗尽心血才做出的社会实践成果？”

　　为了证实自己言论的可信性，“贾葭”随后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条来自新华网的新闻链接，题为：“公安部首谈‘随手拍’：被拍基本没有被拐儿童”，以此作为依据，证明自己所说“一个儿童都没有解救出来”并非空穴来风。

　　质疑者提出诸多细节，直接点名活动组织者为于建嵘、薛蛮子。很多网友据此猜测，其所言应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参与创办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公益微博账号，及其背后的随手公益基金等相关公益组织。

　　对于这次的质疑，随手公益基金监事侯志辉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用“枪打错了靶子”来形容。“我们的微博名称叫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不是质疑者口中的‘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因此没必要对此进行回应。这些人连我们公益微博的具体名称尚且没弄清楚，又怎么能谈得上了解我们的公益活动，这样的质疑，未免有些盲目吧？”

　　关于“解救”的质疑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意义在于，告诉公众，即便是带着自己的孩子上街乞讨，也是违法的，对于这种行为，一经发现，应该由当地公安部门出面加以制止，并做好善后工作。我们在微博上上传乞讨儿童照片，确切地说，是起到了一个发动群众共同发现问题的作用，期待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的作用。关于打拐，我们另有一个公益团队叫做‘寻子之家’，寻子之家的成果，可以通过解救出多少被拐儿童来量化，但‘随手拍’不能，因此，要用寻子之家的标准去衡量‘随手拍’，这显然是不可取的。”侯志辉说。

　　肖超华今年38岁，是一位来自江西的中年男子。2007年，肖在广东惠州做服装生意时，不慎将当时5岁的儿子肖晓松遗失，从此，他便踏上了漫漫的寻子之路。“我老家里还有一双儿女，目前托付给父母抚养。对于我这么多年的寻子举动，家人从开始的支持到后来的劝阻，认为丢了这么多年，想找回来希望渺茫，但我不愿放弃，这孩子我之前外出打工一直带在身边，感情很深，不愿放弃。”

　　据了解，在之前几年的寻子生涯中，肖超华主要靠着自己之前做生意的积蓄勉力维持，一听到哪里有被拐儿童的消息，就开着车过去。尽管这样的寻找方式在大多数人看来有些漫无目的，但对于肖本人而言却是一种希望的寄托。

　　2012年7月，由于建嵘等几位社会名人组织创办的“寻子之家”在北京正式成立，事先得到消息的肖超华在6月底便赶到北京，加入了这一团队，与其他几位遗失孩子的家长一起，成为了志愿者。

　　“我们平时住在寻子之家为我们提供的宿舍里，包吃住，每个月再领取1500元的生活费用。有行动时，再将经费预算上报，由寻子之家团队另行支付。”肖超华告诉记者，自去年加入寻子之家，自己和另外几名志愿者家长在团队的组织下，先后到过河北、河南、广东、福建等诸多省市，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一方面向当地市民发放丢失孩子的资料，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公众宣传打拐、防拐的知识。并且通过一些群众举报，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找到了5名被拐儿童，其中两名已经通过DNA比对，与亲生父母团聚。

　　肖超华说，他的孩子目前还没找到，家里父母及两个孩子都靠之前赚的钱勉强度日。在这样的情况下，寻子之家为他解决了寻找孩子的相关经费，无疑是雪中送炭。在帮助其他人找到孩子的同时，他相信自己的孩子也会被其他好心人留意到，最终定会团聚。对于像肖超华这样丢失孩子的家长，寻子之家提供的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可供栖息的场所和一些经费，在这个主要由家长们结成的联盟中，父母们告别了之前单枪匹马的寻找，开始在这里互相交流经验，成为彼此的精神支柱。通过寻子阵营的不断扩大，寻子规模也逐渐遍布全国，在为自己寻找孩子的同时，也在推动一项事业。毕竟，这样一支经历了切肤之痛的家长团队，在行动上，会比任何一支由普通志愿者组成的团队，都更能发挥出强大的能动性。

　　据了解，目前北京寻子之家共有家长30人左右，考虑到家长们要经常赶赴外地寻子，具有流动性，因此，目前的规模尚可承载团队成员的正常起居。

　　乞讨与打拐

　　稍有留心者并不难发现，将随手拍照解救的乞讨儿童群体与被拐儿童画上等号，实则存在概念上的混淆。不可否认，许多乞讨儿童并非被拐，而是在其亲生父母的带领下出门乞讨，或者是经过其父母同意，由其他人带上街行乞。在这样的情况下，若用“打拐”成果来衡量‘随手拍’的意义，未免有些牵强。而现实是，自‘随手拍’成立以来，围绕其的质疑又多半源于此。

　　活动发起人于建嵘曾就此回应称，很多人目前还存在一个误区，“我们的行动不是‘打拐’，因为有的流浪乞讨儿童并不是被拐卖的，我们的目的是让那些儿童离开乞讨，得到社会的救助。”

　　侯志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解救乞讨儿童，需要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因为这其中可能涉及贫困、辍学、及家长自身素质、社会普遍认知等多种复杂原因，需要社会建立起完善的保障制度，‘随手拍’在这当中，只能起到一个促进作用。“对于外界的质疑，我们的公益团队一直抱着虚心听取的态度。但有时候，所谓的社会名流提出的质疑未必就是对的，来自草根的质疑声音也未必就是错的。”

　　说到乞讨与打拐的交集，同为社会公益组织的“宝贝回家”团队负责人张宝艳则认为，二者之间虽有区别，但也并不能因此否定打击乞讨对寻子起到的积极影响。

　　在制止乞讨的过程中，张宝艳经常能够接触到一些身有残疾的童丐，在与其“父母”的对话中，这些大人通常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孩子是自己亲生的，因为家境贫寒，才带孩子出来行乞。“但事实是，当我们坚持带家长和孩子去派出所做DNA鉴定时，有些家长却又当场改口，说孩子是自己捡来收养的。”

　　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获得张宝艳及其他志愿者的认同，“捡来的孩子穿得衣不蔽体，在东北的寒风中乞讨，带队的大人则裹得严严实实，站在一旁看着。更有甚者，我们的志愿者曾给一位大冬天里只穿着一条开裆裤、赤脚讨钱的孩子，买了内衣内裤、鞋和帽子。第二天一去却发现，孩子照例穿着那条开裆裤在行乞，志愿者为其购买的帽子，则戴在不远处一位向这边观望者的老太头上。”

　　那一次，张宝艳为了证实孩子是否为乞讨者亲生，亲自联系当地派出所，找到了乞讨者的家里。“他们亲生的几个孩子都在家里好好地养着，大一点的还在学校读书。唯独这个号称‘捡来收养’的孩子，被当作赚钱的工具，在风雪交加中被强迫行乞。这样的情况下，孩子的来源不值得怀疑吗？这样的行为不该制止吗？”

　　在张宝艳看来，一些人以侵犯肖像权为借口，质疑‘随手拍’等团队通过拍照上传的方式，达到遏制带领幼童乞讨行为，实属无稽之谈。

　　“说到底，我们不是执法者，没有权力要求组织孩子行乞的人出示相关证件，更不能强迫他们带着孩子去公安机关做亲子鉴定。所以，我们只能靠拍照，为执法部门提供一些执法线索。随手拍遇到的问题，我们宝贝回家网站在2007年就遇到过，当时也是有人提出，我们的志愿者，将在街头看到的，疑似被拐儿童的照片上传到网络上，涉嫌侵犯了孩子的肖像权。只不过质疑他们的是闾丘露薇，轰动效应更大。”初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张宝艳还特地咨询了相关法律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其网站并未将孩子的照片用于牟利，故不存在侵犯肖像权的说法。

　　“希望社会可以善待我们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不要把我们每一个善意的举动，都在预设好的有罪定论里推敲。”张宝艳认为，对于孩子来说，权利也该有先后主次之分。“一些残疾孩子，身上明显有人为伤害的痕迹，这样的孩子生存权利已经明显受到了侵害，很多人对此视而不见，却来指责公益组织发动全社会拍照的行为侵犯了孩子的肖像权，这样的行为不仅可笑，而且可恨！”

　　拍照之难

　　用侯志辉的话说：怕人质疑就不用做事了。“做什么能保证一定没人质疑？我们要做的，就是凭着良心把事情做好，对于言之有理的批评，我们虚心接受，同时希望社会能够对我们这些尚在摸索阶段的民间公益力量，给予适当的宽容。”

　　说到宝贝回家网站创办初期的艰难，张宝艳告诉记者，在那个还没有微博的时代，他们团队的经费支出大多花在了购买网络服务器上，按照那时的收费标准，网站一年须向服务器缴纳约5000元费用。但现实情况是，由于种种原因，宝贝回家网站经常在一个服务器上开办两三个月，就会有一次被封的遭遇。“我也就此问题询问过服务器方，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我们的网站上存在非法广告，对于这点，我们很莫名，后来隐约得知，大概是相关部门觉得我们网站上发布的寻子信息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大环境，向服务器商施加了压力。”

　　2007年，打拐尚未像今天一样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及重视，张宝艳的网站运行也因此而举步维艰。“我和我的先生还曾经写了一个关于打拐的剧本，通过采访一些遗失孩子的家长，将他们丢失孩子的过程及寻子的经历编成故事，希望通过影视作品的形式警示社会。剧本完成后，曾有深圳和北京两家影视公司与我们签订了拍摄意向，但后来广电总局没批。”

　　接受采访时，1962年出生的张宝艳笑说：“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做事情凭的已经不仅仅是一时的热血沸腾，同样，在遭受到打击时，也不会因一时的委屈和冲动而轻易放弃。以前每每遇到网站被封，我们一方面积极与服务器商沟通，或考虑重新缴费注册新的网站，继续寻子行动；另一方面，也会出于安抚志愿者情绪考虑，对外只宣称我们的网站在维护升级，不存在封杀一说。后来考虑到我们的网站经常被指不合法，我们就想着要到相关民政部门注册，让网站合法化。”

　　令张宝艳欣慰的是，通过社会各方的积极努力，打拐寻子行动近些年来开始逐渐被公众所重视，“在注册宝贝之家民间公益组织时，我们得到了所在的通化市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注册过程可谓是一路绿灯，民政部门不仅为我们免除了3万元的注册资金，还积极的指导我们办理相关手续，为我们在相关部门打招呼。到了2009年，我们的公益活动引起了某公司的注意，某公司畅游负责人主动找到我们，提出愿意为我们解决相关经费问题。”

　　回想起团队创办初期面临的经费压力大、人手紧等问题，张宝艳觉得，现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已经表明自己的努力有了可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