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党是如何建立客户的?

　　邰筐

　　“别进火车站，沿路南一直朝东走，看到第一条向南的小巷你就朝南拐，到巷子口里头等我。”

　　1月14日傍晚，记者从北京地铁二号线北京站出来之后，随即拨通了女黄牛余彩(化名)的电话。

　　根据余彩的提示，记者走进了那条巷子。这里离车站大约有500米，巷子东是一家小吃店，西边是一家小卖部，朝里去则是几家小旅馆。

　　虽然离北京站很近，相对火车站内的嘈杂，这里安静得多，路灯灯光很昏暗。小吃店门口有两个人在招揽生意，几个妇女坐在一家小卖部门口玩扑克。她们相互之间嘀嘀咕咕，记者离她们大约有五六步的距离，虽然她们说话时夹杂了一些暗语，但还是能听明白有关“某某车次”的字眼。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黄牛党了。

　　记者兜里的手机再次响起，拿出刚要接听对方却挂掉了。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大约四十岁的妇女向记者走来，就在与记者擦肩而过的瞬间，她把一张火车票迅速塞进记者手里，记者也把事先准备好的300元钱给了她，前后不过几秒。

　　记者拿到的是北京至日照的T51次硬卧票，原价224元，黄牛加价76元。

　　这是一个购票相当难的车次。为了顺利买到票并同时接近和了解黄牛党，记者是在朋友的引荐下，与资深女黄牛余彩电话取得了联系。拿到票以后，记者表示希望邀请她到肯德基喝杯饮料吃点东西顺便聊聊。她立刻警惕起来，盘问记者是干啥的。记者只好解释自己是搞社会研究的，只不过对黄牛党这个行当好奇，没有任何恶意。也许是熟人介绍的缘故，余彩最后爽快地答应了。

　　并不是每个人一提到倒票的黄牛党都会痛恨得咬牙切齿，介绍记者认识黄牛的这位朋友就不。不仅不，她内心甚至还有几分感激。因为从2006年开始，她每年春节前回老家黑龙江佳木斯的卧铺票基本都是通过黄牛搞到的，虽然每次加价60元到200元不等，但和全天在火车站拥挤的人群里排队等票的煎熬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

　　从北京至佳木斯的火车每天只有K339一趟。“因为车次稀少，一到春运那真是一票难求。”这位朋友告诉记者。今年也不例外，从1月10日开始，她就提前开始通过网络和电话查询，她想预订1月25日至31日任何一天K339的硬卧或软卧，结果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的票早就卖光了。但她并没有感到惊慌和绝望，她手里还握着最后一张底牌，那就是找余彩买高价票。

　　多次的买票经历让她和余彩之间似乎已经建立了某种信任，她甚至还主动把余彩介绍给另外一些想回老家却同样购票无门的老乡。事实上，余彩的黄牛生意网也正是靠买票者的口碑慢慢建立起来的。

　　黄牛党就是个小社会

　　据中国社科院白皮书介绍：黄牛党最红火的时候，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约有票贩子上万人。北京黄牛党基本由四大群体把持：势力最大的是东北帮，约占总人数的1/3，河南帮排序第二，河北帮排位第三，安徽帮排位第四。黄牛党按身份也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在原籍失地的农民；第二类是下岗或失业的职工；第三类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满释放的社会黑户；第四类是其他闲杂人员。

　　“我承认做黄牛既不光彩也不合法，但没有谁生下来就愿意做黄牛，我也是被逼无奈。”余彩叹口气说。

　　余彩原来从安徽农村来京当保姆，因父亲患重病缺钱才被老乡带入行。她先是跟着一个老乡“慧姐”学徒，卖出一张票“慧姐”分给她10元至30元的抽成，俗称“砸干棒”。由于缺少资源，只能靠自己冒险在车站内外搭讪询问，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两三张，运气不好两天都不开张，一个月下来也就赚千把块钱。

　　半年以后，余彩渐渐明白这行当的门道，也积累了一些资源，终于从“学徒型”转为“单干型”，自己找票源，自己再倒出去。那一段是她最拼命工作的时候，因为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她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少也能赚100多元，每个月下来竟能赚到五六千，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欠的债，还有了一些积蓄。从2008年开始，她把自己老家的土地承包给别人种，让丈夫和妹妹都出来跟着干。倒票方式也从“单干型”转为“家族型”，她领着妹妹在北京站，丈夫则去了北京西站，亲属携手，两站联合，互通有无，大大提高了倒票额。

　　“2008年至2010年，是我们一家赚钱最多的时候，攒下了差不多40万元。黄牛最赚钱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那是票贩子们财富积累最多的时候。”余彩说。

　　据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助理检察员韩帅介绍，“北京地区参与倒票活动的黄牛大多为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大约占到全部黄牛人数的96%。一般情况下，从事倒票的黄牛文化程度比较低，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约占全部黄牛人数的15%，其余均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

　　在这行当干了七年，余彩逐渐明白，同样是黄牛，也分等级。像他们这种亲属联手的，虽然依然是最底层的票贩子，但毕竟有了帮手，收入还固定些。更多的人则是散兵游勇式的。他们靠每天倒卖几张票挣点辛苦钱，因为流动性大，一旦出事也很难被查到。即便被铁警抓到了，因为涉案金额较低也只是被罚款或治安拘留几天，出来依然会重操旧业。而稍高级别的黄牛是雇人从窗口买票，有专门买票的队伍，也有专门卖票和退票的队伍。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包括什么价收票，什么价卖票，离发车时间的什么临界点退票，对于不多加价的顽固客户怎么对待。他们价格统一、口径统一、方式统一，实在不行，还有退票的队伍为其扫尾，为其带来更大利润，避免竞争市场无度无序，保证各个链条都有不同的利润可赚。最高级别的黄牛是“老大”级别的人物，一般都有黑社会背景，他们会控制整个黄牛党票市局面，需要“很硬”的社会关系。

　　“老大”级的黄牛最风光的时候只需要在家数钱就可以了。一个“高级”票贩子的月收入是一个“低级”黄牛收入的三到十倍。一些“高级”黄牛，在旺季时(如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他们每天收入都在1000元至40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也在300元至1000元之间。每逢生日小黄牛还要送贺礼。据余彩介绍，有个黄牛团伙的老大“小东北”有次庆生光礼金就收了5万多元。

　　黄牛党有自己“行话”和暗语

　　“平常在各车站活动的黄牛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女性。”余彩说。

　　问其原因，皆因为一条：女性票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为她们永远处于或怀孕或哺乳或带孩子的状态，以此规避法律打击处理。

　　“有个女黄牛也是安徽老乡，为了躲避抓捕，她总是在怀孕后的几个月出来疯狂倒票，然后再打掉孩子，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曾经怀过几次孕。”余彩说。还有的女黄牛一被警方抓进去，立刻声称家里有孩子，其丈夫听到消息后，多半会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么让警察帮着看孩子，要么迫使警察放人。许多黄牛党都曾受到过铁警打击处理，有的甚至因倒票被处理十几次。

　　“我发展客户非常谨慎，没有事先打招呼的陌生电话一般都不接，主要是怕遇上民警钓鱼，我身边已经有无数老乡包括我的丈夫和妹妹都曾被铁警处理过，我怕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折进去。”余彩不无担忧。

　　小说《林海雪原》里头有两句经典的接头暗语：“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据余彩介绍，在黄牛党内部类似行话和暗语比比皆是，从而形成了黄牛之间沟通的语言体系。这些行话和暗语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用来形容如何与购票者进行沟通，例如“扎蛤蟆”，表示向旅客承诺自己能买到票，拿着旅客的钱为其跑腿代买火车票，以收取好处费，这群人多与售票员关系较熟，掌握一定信息，知道哪个窗口有票；再比如“扒皮”，即自己没票，但基本知道拿票者出高价到多少钱，他就赚个转手差价。

　　第二类则是对一些特殊人群的形容，例如拥有十年以上倒票经历的黄牛会被叫成“老炮”；而“侃客”即自己没票，专门跟踪那些看上去想买票的旅客的黄牛。一张票原价200元，如果300元能从其他黄牛手中买到，侃客的人多半会要到350元，如果侃客成功，他可以挣高出的50元钱。

　　第三类则是指代黄牛票的某些特定来源渠道。例如“低接平出”，即指接旅客的退票，一般在退票口等，旅客若退票给车站，车站要收取20%的费用，退回票价的80%。他就以略高于80%的价格收购，比如90%，然后平价或高价卖出，吃其中的差价。

　　“使用这些行话和暗语既是为增加隐蔽性，又可以鉴别是不是道上的人，提防‘生茬子’(陌生人)掺和，这也是我们这种见不得光的行当的自我保护。”余彩说。

　　黄牛党手中为何总有票

　　余彩介绍，火车票实名制以前，车票只有在两个地方可以买到：第一是火车站售票窗口，第二是取得火车票代售资格的正规代理点。那时候普通黄牛倒票基本是利用多人排队买票和回收退票再高价卖出等人海战术。黄牛们比普通旅客更熟悉买票的程序，知道什么时间段什么票比较好买，排队时更有针对性，所以买到的成功几率也更高。如果这两个渠道弄不到票，就只能从“大黄牛”手中拿票，当然要被多扒一层皮。

　　“据说他们的神通广大，票都是从‘内部’直接拿出来的。但也只是听说而已，因为连这些‘大黄牛’我们也很难见到。”余彩说。

　　自从2012年全国范围购买火车票实名制以后，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在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次同一乘车站只能购买一张实名制车票；每次可购买3张卧铺或5张硬座车票，但必须一票一证件；实名制退票时必须持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票、证一致方可办理……毋庸置疑，实名制购票的种种限制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票贩子的违法成本。但事实是，现在的黄牛们还是一样的疯狂，不过是买火车票过程，比以前复杂了，科技含量也高了，必须有一定的电脑知识，至少会通过网络、电话订票。

　　“网络和电话订票则是目前黄牛们打主意最多的渠道，我家里也专门配了电脑。”余彩说。

　　余彩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客户群，对有车票需求的旅客承诺能搞到票，让旅客将身份证号先发到其手机上，并留下联系电话，先稳住顾客，然后让家人通过网络或者用电话反复拨打95105105铁路订票电话套订车票。订票成功后，再通过手机信息将实名制车票流水号发给旅客，从中谋取利益。

　　“有些黄牛的做法更‘先进’，他们往往安装十余部电话，利用‘电话追拨器’连续不停地拨打订票电话，把一部分票‘囤’在手中，再利用赶集网或58同城网等网站发布火车票转让信息，等待购票者联系，遇到有愿意出高价转让车票的旅客提供正确身份信息后，他们便能给旅客提供正式订票号。”余彩说。

　　票贩子们除了使用乘客身份证到窗口排队买票外，还在网上通过一种“身份证信息生成器”(在该软件输入指定出生地、出生日期及性别就可生成1到999个格式正确的身份证号码)的流氓软件，非法获取别人的身份证信息，然后冒用别人名字拨打电话订票，再高价卖给别人。持这种票乘车的前提是一些火车站验票不严格，不能做到每张票认真核对身份证信息，造成漏洞，有机可乘。还有的是黄牛和车站人员熟悉，验票时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过场，很容易轻松过关。

　　“还有就是每年春运时，一般人到代售点很难买到火车票。那是因为代售点在正式售票前已经把票都出给了黄牛。道理很简单，代售点正常卖一张票只能收取5元手续费，但给了达成协议的黄牛，每张收取的手续费就翻上几番。这一层的黄牛再把票加价卖给下线。最终到买者手里，票价比标准价高出两三百元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乘客在火车站排队也买不到票，这是因为，代售点已经提前将票出完了。”余彩说，“当然黄牛去代售点集中出票的前提是手中必须有固定客户，提前掌握了有购票需求的旅客身份证信息，才能去代售点集中出票。”

　　“与代售点建立关系很不容易，只有在这个行当待久了，混熟了，相互取得信任才行，因为代售点囤票也是违法的，没有十分的把握没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余彩最后说。

(原标题：黄牛党生意依然挺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