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十大地方公共决策镜鉴
“表哥”杨达才落马
[入选评语]8月26日，陕西延安境内发生重大车祸致36人死，2人重伤。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事故现场微笑的照片引发网友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网友从这位官员身上“搜”出了各种名表，被网友们称为“表哥”。网友对此穷追不舍，最终致其落马。
宁波PX事件
[入选评语]10月22日，宁波镇海湾塘等村数百名村民，以该市一化工企业(PX项目)距离村庄太近为由，到区政府集体上访，并围堵了城区一交通路口，造成群体性事件。博弈数日，宁波政府连续表态，经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决定：“坚决不上”PX项目；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程停止推进。
广州：水泥锥针对谁？
[入选评语]在白云机场高速黄石南入口的高架桥，上桥处和下桥处的桥面下，近200平方米的平地上长满了森然的“牙齿”，约2000个水泥锥整齐地排列其上，每行约100个，每列约20个。广州市建委回应称，这些水泥锥建于10多年前，初衷是为了防止流浪汉留宿桥底影响市容。
湛江钢铁梦背后两种泪
[入选评语]为了这个钢铁基地，湛江市前后投入超过100亿元，10个自然村落、1万多村民涉及搬迁。这是湛江有史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拆迁安置。但是，那些为大项目牺牲搬离故土的村民正在为自己以后的生计担忧，那些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们也在担心未来的环境问题。
青岛“种树风波”
[入选评语]“种树风波”让4月的青岛红遍全国。整个事件中，青岛官民博弈和互动并存，频繁隔空对话，但始终节奏不一，政府危机公关的效果大打折扣。在时间的稀释下，种树风波已渐显平息，但“乱种树”、“种树市长”、“40亿种树”等词汇蕴含的不满情绪仍根深蒂固。
启东事件
[入选评语]有网友反映日本某纸业在华工厂被江苏南通市政府批准，工厂的污水排口在江苏启东，并直排上海水源地——青草沙水库。7月28日，启东市百姓对此项目建设强烈反对，并自发组织向政府请愿。当天下午，江苏南通市政府发布消息称，永久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
北京暴雨事故
[入选评语]2011年，北京一场暴雨致使大量路段瘫痪。2012年，又一场强暴雨将公众的目光再度引向北京的城市排水系统。7月21日午后至22日凌晨，北京市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强降雨持续近16小时。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170毫米，为自1951年以来有完整气象记录最大降水量，造成77人丧生。
什邡事件
[入选评语]7月2日上午，因担心四川省什邡市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陆续有市民到什邡市委、市政府门口聚集，反对项目建设，少数市民情绪激动，强行冲破警戒线，进入市委机关，砸毁一楼大厅部分橱窗玻璃、宣传栏和宣传展板。
永州劳教案
[入选评语]8月10日，唐慧从劳教所被释放。8天前，她被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送进劳教所。很快，“唐慧”、“永州”、“劳教”迅速成为一个事件，关于此事的微博转发超过20万次，甚至有人将此事与当年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相提并论，期望以此为契机推动劳教制度的废除。
周口“平坟运动”
[入选评语]2012年，河南周口市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坟复耕和殡葬改革，称已“平迁200多万坟墓，复种耕地近3万亩”。当地政府在官网上宣称：“对还没有平、迁的坟头，坚决平、迁到位，不留死角”、“要一战到底”。一时间激起民众强烈不满。
环保抗争与地方治理
■贺海峰
2012年是殊不平静的一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因环保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可谓接连不断、防不胜防。诸如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宁波PX事件，无一例外都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一旦地方政府被迫宣布项目停建，此类群体性事件均可较快得以平息。
吊诡的是，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居然没有一方成为赢家：地方经济失去合法、合规的项目；审批机构公信力遭遇重创；企业前期巨额投入血本无归；公众的抗争也未带来更优的环保效果。如此“多输”局面，发人深省、启人深思。
以往的环保群体性事件，更多表现为一种“要糖就有糖吃”的“抗争—赔偿”模式。如今，民众明确拒绝救济性的物质赔偿，转而要求更高的环境权和健康权。以近年频发的反PX抗议为例，尽管科普专家、地方政府一再强调“风险可控、高度安全”，但普通民众则屡屡发问：“一旦爆炸了怎么办？”双方在话语上形成了难以对接的逻辑断层。
更严峻的挑战在于，公众对政府在环保作为方面，长期以来积聚了太多不信任。比如《环境保护法》历经20余年修订，在明确公众环境权、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等内容上几无突破。同时，地方政府一手主导企业项目，从环境信息到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度的欠缺，亦使公众疑虑重重。某些地方官员在环保群体性事件中的粗暴、傲慢，甚至封锁消息、动用警力，则无异于提醒公众，政府与企业间必有不可告人的交易与隐情。
如此情势之下，当地居民的行动目标，往往会由最初的“反技术因素”，升级到“反官商勾结”、“反专家政治”等多种情绪并存的抗争格局。而“环保维权”、“公民运动”的神圣光环，更使抗争感染上几分中国式悲情。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意见领袖通过微博等自媒体，极大地拓展了事件的社会参与度。由此，地方政府退无可退，要么妥协，终止项目息事宁人；要么强硬，彻底压制环保运动。而从什邡、启东、宁波等地来看，政府最终都选择了前者。
由此带来的后遗症，却鲜有公众关注与探究。企业项目被迫取消，如何进行合理补偿？项目接下来会不会迁往别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到底有没有达致平衡？凡此种种，无人问津。比如启东事件，排海工程宣告烂尾，王子制纸生产废水今后将直接排放到长江下游区域，而这些区域正是多个城市水源地，如此，势必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
那么，“多输”困局，如何解套？根本对策是防患于未然，而预防与治理的基本规律，则包括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决策过程透明化法治化等。
从全球范围看，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一些PX项目，距离商业区或者居民区不过一两公里，甚至仅隔一条高速公路。究其根本，在于其拥有一整套明确的、得到各方认可的公共议事规则。以美国“拱心石XL”石油管道项目为例，因为争议巨大，引发从政府、企业到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再到议员、民众广泛参与的一场环境问题拉锯战。项目支持方、反对方在诸多问题上公开辩论，这种方式无疑值得效仿。不过，这几乎等于在地方政府身上“割肉”，阵痛、阻力可想而知。
而台湾地区30年的环保运动，对大陆则更具借鉴价值。早期，台湾地区的环保抗争对象以中小企业为主，受害民众经常与厂方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后，环保抗争形式越来越温和与理性，地点也已从街头转移到室内，发起者更愿意尝试透过对行政或者立法过程的干预，以求达到环保目的。比如宜兰白米小区，周边遍布矿石加工厂、水泥厂、油库，一度是全台湾落尘量最大的地方。在政府协调下，小区与水泥厂签订环保协议书，最终把环境搞好了、把湿地保护起来了，还发展了木屐产业。
相比之下，地方政府主导一切，人为阻断了企业与居民的博弈，最终势必引火烧身，成为社会情绪的“活靶子”。所以，维护宪法权威，强化善治理念，实现政府、企业、公民良性互动，是何等重要与紧迫！■
2012十大地方公共决策试验
浦东“维稳妈妈”
[入选评语]将政府事务外包给企业已不新鲜，但将敏感的维稳工作委托给社会专业机构，在全国还没有先例。2009年，浦东“维稳妈妈”项目启动，除了引进专业社工机构，当地妇联干部也参与其中，提供资源。这就形成了专业社工+妇联干部的“维稳妈妈”团队，与96户上访家庭结对服务。
南海“小政协”破冰
[入选评语]2011年初，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全面实施“政经分离”，借鉴新加坡、香港等先进地区的经验，全区成立参理事会，在村居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协同共治。2011年5月凤池社区参理事会应运而生，由社区各界精英35人组成。省委书记汪洋认为，这是一个破题之作，值得探索。
淮北“群众说事室”
[入选评语]2010年，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委在50个行政村村委会办公地点建立了群众“说事室”，给广大群众一个反映愿望、要求、问题和建议的平台，经济发展中的难事、影响稳定和谐的杂事等涉及群众自身权益的各项问题，都可以通过“说事室”来表达。
三门峡“大纪检组制”
[入选评语]河南省三门峡市按照性质相近，便于监督的原则，在市直63个部门(单位))派驻10个纪检监察组，俗称“大纪检组”。这项改革为思考中国纪检派驻机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纪检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武汉农村产权交易改革
[入选评语]作为国家农业部等20个部委批准为全国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武汉市在4年的时间里，按照“积极探索，创新制度；重点突破，配套推进；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先行先试，封闭运行”的原则，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取得丰硕成果。
浙江防止利益冲突试验
[入选评语]“沾亲带故好办事”心理是腐败的重要诱因。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党员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办法》，探索如何把亲情、熟人关系与公共权力隔离开来。目前，初步实现从侧重防止贿赂等现实腐败风险向防止利益冲突等潜在腐败风险的转型。
“法治湖南”叫响全国
[入选评语]《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颁布，填补我国行政立法“空白”；《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出台，开全国首部规范政府服务法规“先河”；从《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制定，到《法治湖南建设纲要》公布，“法治湖南”已成为湖南的一张名片，其样本意义在我国法治建设历程中不断凸显。
浙江“小城市试点”探路
[入选评语]2011年起，浙江全面实施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行动计划。全省27个小城市试点镇，投资实现30%以上的增长，GDP增速达12%以上，财政收入增长超过18%，发展速度之快令国内不少一、二线城市相形见绌。小城市正在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极。
武汉治庸问责“电视公考”
[入选评语]2011年武汉市掀起了一场治庸行动，对官员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承诺”进行了一次集体检测，借助直播的形式，开展“电视问政”。2012年继续推进，并将加大频率。“电视问政”是让暗访组从市民、旅客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实际上是要通过这种形式将广大干部置于人民监督之下。
新安江跨省生态补偿试点
[入选评语]目前中国已有8个省份出台流域生态补偿相关规定，但进展缓慢。2012年上半年，安徽省黄山市、浙江省淳安县连续6次在两省交界处的新安江江段检测水质。此举意味着中国第一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开始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改革新共识与“中国梦”
■贺海峰
面对中国发展转型的诸多压力与挑战，已经执政6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历史节点。当此关口，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出京，就来到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向莲花山公园的邓小平铜像敬献花圈。此举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欲唤醒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锐气、胆略，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啃硬骨头、勇涉险滩，势必遭致既得利益反弹。从中央权力结构看，中央实际权力大多分散于各个部委，而非集中于最高决策机构。所谓“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并非无的放矢。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虽已讨论多年，但仍迟迟不见出台。正是既得利益挟持改革议程，最终形成“不改革”的僵局。
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盛世危言”再度成为热点，显示出各界对“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担忧。这些年来，中国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由此导致社会土壤不断板结，社会冲突此起彼伏。不改则衰，盲动必乱。做好“顶层设计”，尤为必要、尤其紧迫。
但顶层设计的内涵，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央领导人的设计，也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界精英的设计。在中国政治语境下，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社会的动力都至关重要。否则，顶层设计终将变为空中楼阁。小平“南巡”前夕，社会氛围普遍沉闷。南方谈话目的就是要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此后的大规模分权，又为地方进一步改革提供了足够动力。
对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显然已形成共识。十八大后，李克强同志立即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浦东、滨海、深圳、义乌等11个试验区的意见和建议。他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鼓励试验区做改革的先遣队与侦察兵。
这一表态对于地方而言，不啻于注入一针“强心剂”。地方的改革创新遇到新的严峻挑战，令人担忧的现象已开始显现。例如，一些优质基层创新试验，因为得不到上级支持而不能持续；一些已在其他地方普遍推广的改革创新举措，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受到抵制与排斥。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性支持，即使最出色的地方改革，也难形成扩散效应。因此，有必要及时将先进的地方改革创新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亦是顶层设计应有之义。中国以往的改革往往由部门主导，这一模式既有其必要性，也带来不小的负面之害。其实，所有改革的起点和终点都应是市场、是社会。譬如，城镇化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但是，如果行政部门不去放松管制政策，不对现有土地、户籍、教育、医疗、住房、社保、财税等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城镇化不可能竟其全功。
而更重要的是，改革需要全社会的接受与支持。例如地方“一把手”腐败和权力滥用，仍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很多政绩工程，更多是在迎合上级。社会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地方官员的权力制约问题。实践证明，社会自治程度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社会生活愈有活力，社会稳定的基础就愈加牢固。显然，我们还应积极尝试包括乡镇和县市在内的社会基层自治，尽可能拓展公民基层自治的空间。
履新之初，习近平同志有关民族复兴与“中国梦”的谈话，引发广泛共鸣。“中国梦”亦即家国梦。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的繁荣，更在于安全的食品、清新的空气、坚固的桥梁，在于每个公民的幸福与尊严。把公民幸福与尊严置于首位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持续激发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才能上下同欲、朝野共济，成功穿越“历史三峡”。
未来10年，是非常紧要的机会窗口。中央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势将重燃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对未来的期盼。期盼公平、正义、幸福、尊严，期盼家和万事兴、治国平天下……有梦想的人海阔天空，让我们一起成就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