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变化中央的决心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春江水暖鸭先知。
媒体向来最敏感，动作最迅速。
随着转变文风会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约法八章”持续推进，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坛一股新风扑面而来，所呈现的新气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从各大媒体变化着的争相报道中看来，既是政治清风拂面，也预示着中国政治的积极变化。转变官场作风，高层示范有其重要意义和影响作用，然而，这种表率行为通过媒体的捕捉和诠释，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形成上行下效的态势。
在举国新风之时，中央转变工作作风的这些要求，地方上也都在积极响应，但在有些地方仍看不到落实的迹象。大多数媒体则发挥好了监督和促进作用，其意义不言而喻。
央媒努力说“真话”
“《人民日报》文章变短了、新闻联播栏目变活了，地方党报也搞舆论监督了，新华社还披露领导‘隐私’了，领导调研都同步‘围观’了……”
湖北十堰的初三学生刘志平从小就爱看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近一个多月来，他惊奇的发现，央媒正在“变脸”。在写给本刊读者来信里的上述段子外，他还罗列出了很多新鲜的现象，并用略显稚嫩的口气归纳说：“这在我有印象的十年历史上是头一次”。
这不止是刘志平一个人的感受，十八大后不久，先是新华社连续3天刊发长篇人物特稿，回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现任7位常委的成长经历和从政之路，还首次披露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等细节。分析人士认为，从领导人丰富的人生细节之中，人们对于这个将带领中国攻坚克难的群体多了亲近，多了信任，更多了支持与期望。
在过去，对中央媒体来说，领导人怎么报，排在什么位置，字号多大，字数多少，历来有固定的“规格”。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武录曾做过一些总结：如总书记、国家主席考察，一般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做六栏题；人大委员长、总理考察也是一版，做五栏题；政治局常委考察一般是一版；政治局委员、副总等的调研一般是放在四版……
这次央媒的变革，显然是想改变过去的套路。自今年元旦以来，《人民日报》头版增加了批评报道和民生新闻比例，党和国家领导人报道比例则相应大幅减少。《人民日报》有关人士对外表示，正是中央政治局出台的“八项规定”给《人民日报》改版带来很大空间，弱化领导意志，强调新闻意识正是今后的改革重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表示，原先作为改革“存量”的主流媒体开始发力，主动介入中国的舆论生产，意欲以有效、有力的方式影响中国舆论格局。与那些体量小、轻便灵活的市场化媒体和边缘性媒体相比，主流媒体的改革是在稳住阵脚的前提下择机而动。并且与中国改革路径相似的是，都是渐进式的，小步慢进，有时甚至是迂回的。
但转作风并非易事，需要大刀阔斧的魄力，还需要严格有效的约束力。1月9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些读者反感的官话套话，比如“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立即、确保”……
中央部委成为央媒负面新闻，不是头一遭，但这次却透出新意。就兰考大火事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连续发文质问民政部，得到外界赞许：这是央媒应有的社会担当。
吉林大学硕士生导师严峻则希望中央在出台八项规定之后，有关部门制定一些可操作性强的细则，把好政策都落到实处。《中国青年报》甚至明确提出：与媒体良性互动应是执政共识。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报道的正负，瞭望者的角色决定了媒体的职责，从业者以及政府管理者所要做的，是尽可能让所有的报道回归新闻的本位。
央媒正在积极行动，而这些改变，正如《人民日报》微博中说的那样：“新一年，我们将努力说真话、写实情。”但在张涛甫眼中，却是一次充满着机遇的重大挑战：“如果说，主流媒体此前的被动只是一种策略性的保守，那么它们今天就不能坐等稍纵即逝的改革机遇从身边溜走，考验主流媒体勇气和智慧的时候到了。”
市场媒体突破“禁区”
“社会公众对领导人形象的公共期待大体有三条：崇高期待、才资期待和平民期待。”这是上海市委文明办研究员秦德君的见解。
其实，高层政治人物的动态一直为大众所关注，因为高层人物本身就已经足够支撑一篇报道的新闻价值。在没有自上而下权威官方发布的情况下，不少市场化媒体基本上是通过猜测和多方求证来试探性一步步完成这个报道的。但如今，中央领导的基层调研正在进入“直播”时间，公众可以在网上即时围观最高层的调研，里面有更人性化的领导。
《齐鲁晚报》报道说，相比前几代领导人，习近平不仅曾在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大讲堂做演讲，而且曾在《浙江日报》常年写作专栏。刘云山曾经担任记者。这一代领导人的媒体意识与沟通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新华社通稿在2012年12月11日报道习近平视察广东，这是他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后的首次外出视察，媒体纷纷从各个角度给出解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这次考察的部分行程是被市场媒体提前披露的，并且微博等一些自媒体在7日就开始跟踪习近平的活动，《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媒体微博还陆续推荐网友的这些帖子。
知名评论员黄陈锋认为，人民群众关心习近平的最近动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睹政治明星的风采，更是在关心中国改革下一步的可能走向。领导人的出行计划由媒体提前发布，并不稀奇，此前胡锦涛的许多出行计划也都被新华社提前报道过。但此次习近平广东考察的提前预报，并非由新华社而是由市场媒体率先作出。所以严格讲，过去是官方媒体发布权威消息，而这一次却是市场化媒体在拼抢新闻。
李克强最近一次在江西九江调研，就是由财经网的微博率先披露，并且在微博上迅速传播。并且比官方媒体后来提供的画面上多了不少内容，如李克强在居民家座谈时，甚至有小女孩从李的身边飞跑而过的“意外”情况。而在腾讯网上，一条时长2分钟左右的录音也发布了出来，内容是李克强和农民工的座谈录音。
媒体人胡佳恒表示，多层次，不同版本的领导调研新闻，勾勒出一些有别于以往的报道线条。这个也是人们乐意看到的，更人性化的领导和更大尺度的报道。媒体报道的更加透明，也是保障民众知情权的具体体现。
本刊也在近期多次聚焦高层，梳理出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人在从政经历中多次发表的反贪言论及展开的具体反贪行动脉络，得出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反腐观，引发舆论共鸣。
为政风向标：简约而不简单
开弓没有回头箭。
对于新一届常委们在不同场合的表态和举动，海外媒体在目前更乐意聚焦到中共中央公布的八项规定上来，“开弓没有回头箭”就是一家外媒就此所打的比方。该媒体评论称，自中共中央新班子亮相以来不断有“惊喜”，从大力反腐到改进会风，从“空谈误国”到八项规定，新班子的每一次“发声”都大快人心，体现出鲜明的执政风格。
过去外媒经常喜欢根据媒体版面或电视新闻中中国领导人的出场顺序，揣测政局变化，但一切都在起着变化。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重要会议，中央媒体文风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会议报道的新闻稿与往年相比更短了，更实了，以往在文尾罗列大批领导人名单的写法也改变了。央视报道这个会议的“时长”往年要15分钟，这次不到10分钟，政治局常委活动报道也仅用了100多字，让外媒惊呼这本身就是“大新闻”。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长篇文章，题目为“习近平告诉中共官员：简约”。文章说，中央政治局出台的“八项规定”已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欢迎，中国媒体和舆论都赞誉有加。《纽约时报》中文网则指出，这种做法实为罕见，令人耳目一新。不但可以澄清事实真相，有效拒绝各种猜测，而且也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更直接地了解中共决策者的基本情况。
评论人士认为，海内外舆论意图通过解读语言和行为所传递的信息，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前景作出判断。新加坡《联合早报》引用了一条评论：“(领导人)今天回到人间挺好，百姓会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更多的海外媒体则纷纷得出同一个结论：这是中国政治日益开明的表现，在媒体上告诉公众一个新任官员的家世，不再被认为是需要避讳的。
华府智库则对“八项规定”做出了解读，集中于一点就是与以往不同，这次规定的约束对象直接针对政治局委员。开弓瞄了个好“靶心”，在拉弦用力时也不能有丝毫吝惜。
世界媒体不断用各种形容词总结中国这一年：中共新领导人的意愿很清晰，他们要拉近自己与人民的距离，这一点从近期中国媒体报道的侧重点改变即可看出。
有专家分析，经过30多年成功的发展后，中国并没有因循守旧，反而是正在以大国的自信和胸怀，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用好媒体工具正是现代政治的基本操作。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教授张昆表示，媒体发展是政治文明的粮食，两者之间是成正比例的，媒体的发展程度可以测量政治发展的文明程度，用好媒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遵循规律，而两者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可以相互促进、健康发展。此次媒体的变化，更表明了中央力推“八项规定”的决心：应该是做出具体改变的时候了。
叩问新政：可持续之路在何方？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新人新政，“习李新政”出手不凡，给人希望。从反腐抓贪、南巡广东、政治局“八项规定”，到解放军10项新规，新政像连珠炮般一个个迸发，其速度与强度，远远超过外界的预期，一股“去形式主义”的清新之风悄然劲吹。十八大至今才数月，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领域全面推动的强势改革，目标明确、力道强悍，从中央到地方一路贯彻。作为普通民众，当然翘首以盼，望能持之以恒。然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股新风面对的官场生态，并非一朝一夕，毕竟积重难返。只有集中勇气、智慧和耐心，也许才可能探寻到它的可持续之路，在哪里。
蝶变：“素颜政治”到来了
十八大后，人们对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言一行分外关注，人们期待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开创新局。其间的枢纽所在，实系于政治观向“实干型”转型之处。转型一词，几近泛滥，但从脱胎换骨的意义上说，亦不为过，即政治从高成本的权力游戏中走出来，将支点放到社会和民众身上，有学者将之喻为“素颜政治”。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学者认为，现在的新局面，更多的是在高层刮风，自上而下地进行头脑风暴，还处于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局阶段”。“渐进式改革有着自身的优势：成本小，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助于在改革中缓解各方的矛盾，可以在逐步改革中摸索经验，必须分步骤有领导、有序进行，”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成言说。
在李成言看来，渐进式改革并非就能一路坦途，因为往往是容易改的先改，把困难的改革往后推，使困难问题越积越多，甚至使困难的程度越来越大，如今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目前“去形式主义的”之新风正是中央的破局之举，从工作作风，到生活作风，再到政治作风——一条由易到难的蝶变之路。
从1980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到后来的依法治国、“三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赋等，执政党一直在探索开放环境下政治的新生命力之所在。当下的困境是，美好的理念还不能得到行动上的有力配合，以至于政治尚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转变会风、文风和工作作风入手，“收起红地毯”等，可以看作政治上实现知行合一的第一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种不断强化官本位的仪式、规矩若都无法破除，政治观的转型也就是一句空话了。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正是要求政治上的言行合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要开创新局，就需要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能够带头勇于践行我们已经认可的美好价值。
“要将新政之路进行下去，有纵向到最基层、横向推及每个部门两个方向。面对民众强烈改革呼声，渐进式改革路线图如何才不会变成一张承诺的空头支票？”李成言认为，要让每一个干部都算好这本“账”——如果新政新风与自己的工作、政绩，乃至升迁发生反作用，甚至相冲突，没有哪个基层干部会采取心甘情愿地贯彻之举。因此，如何从根本入手，明晰为官理念，重振官场高尚文化，是“去形式主义”之路如何发挥持续性效果的关键。
“周期律”魔咒：不能爽了百姓之约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领导干部“慎独”、“慎欲”、“慎微”，尤其注重领导“自上而下”的垂范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次“从上到下”治理作风的新政受到了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一致叫好。
然而，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历史上关于“周期律”的镜鉴。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透露道，改进工作作风在我国决非新名词，不仅不是新名词，反而还与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相似，出现过“改进—回归—再改进—再回归”的循环怪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多次强调精简政府，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为了遏制公款吃喝的顽症，中央还一度明确规定，公务接待不得超过“四菜一汤”，一声令下，举国无不称好。可地方政府发明出一种既不违规又可大吃大喝的怪招——每一个大菜都含四个小菜，让“四菜一汤”名正言顺地成为“十六菜一汤”了。
2001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2002年被定为“转变作风年”。在中央的号召下，广东、江苏、广西等20多个省级单位都有市、县开展“万人评议机关作风”活动，一时机关作风因此有所好转。
但由于该类评议活动在评议各环节均存在诸多不当，所以结果常常失真。一些地方机关为了得奖，而大动干戈、大铺面子，大搞形式，又沦为另一种“政绩工程”。
刘益飞认为，历次改进作风之所以出现如上怪圈，原因之一是每次改进作风都是由中央领导发动并给力，但整个官员队伍并未像发动者一样热心、给力，至多不过是被动跟风，尽管他们跟风时吼得常比发动者还响。
“决心有余而制度保障及惩处不足，造成的‘周期律’怪圈造成负面影响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老百姓一次次抱以期待，一次次落空，最后就是难以相信。然而群众的忍耐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改革进程正是与之赛跑，”刘益飞说，“这次的新气象，老百姓抱以空前的高期待，希望政府能一以贯之，潜心从制度和根源上发力。我们也不要迷信一招一式即能根除时弊。”
竹立家直言不讳：“‘八项规定’出台后，许多地方按照传统思维搞起了‘作风建设年’、‘干部学习月’等活动，这些毋宁说是贯彻中央新政，实际上是一种使长效变短效的‘变相流产’，看起来是迎合了这股新风，实际上只是搞运动，心里抱着运动过后一切照常的消极思想后路。”这是应该警惕和极力反对的。
他认为，口头上的规定，或中央的指导精神，地方违反了该怎么办？有无方案？谁来监督，谁又来执法？都是下一步的关键。“尽管也屡有官员因为出入豪华酒店和娱乐场所而被媒体曝光，但是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构建约束和惩戒体系，让党员干部感觉到这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严厉的刚性约束，没有空子可钻。”
开进深水区：新政新模式
“新政之路，这次将最深厚的土壤孕于平民政治之中，”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王丽萍教授认为，“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念、制度等价值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对民众具体、细微琐碎的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在她看来，立根于民的平民政治应当成为摒除体制藩篱的“突破口”。作风是叶，体制是根，“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要从根本上改进作风还须大力改革相关政治体制，精简政府层级，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责权明晰、廉洁高效的政府是改变作风的必练内功。
从计划经济时代相沿而来的政府层级经常使政府权力和执行力逐级递减，导致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等执行困局，不应成为执政党进入改革“深水区”的阻力。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基本陈列时曾说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就预示着新政以革除官场病痼疾切入，若仅仅停留在作风层面，做做表面文章，那么无疑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更与习近平所刚提倡的“实干”二字精神相左。
例如，近来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争论持续发酵，在微博的助力下，舆论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倒逼之势越来越强烈，从“表哥”杨达才到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和兰州市市长袁占亭等官员等，莫不如此。
2012年11月，中央纪委组织的反腐工作专家座谈会上，官员财产公开成了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一个月后，广东省纪委宣布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广州市南沙区、韶关市始兴县试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且有详细的推广时间表。“这让人们看到积极信号，然后观察社会层面的反响与预期，并通过知识分子在理论界不断后发酵，形成了一系列实际的官场新动作。这已形成中央新一届班子一系列高强度、高效率作为的行动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说。
“以‘新政’这列火车开出的新路或新模式可谓意义重大。这是中央‘逐级推进’的举动中的一小步——以局部的‘小改’，最终促成政改的‘大改’，实现从上而下后从下而上的一种政策对接和法律邀约，最终形成‘领导带头、全员落实’和‘以点带面、面面相促’的局面，”毛昭晖说，“在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一种使改革最科学、成本最低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