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城镇化中不幸福因子的聚积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效规避别人遭遇过或者正在遭遇的问题，就能收获城镇化和谐美好的过程和结果，否则会是失序、失衡、失当的动荡且糟糕的城镇化，这是我们这个要完成10亿人城镇化的大国不能犯也犯不起的失误

　　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城市世纪，其标志之一是，2030年前后当中国总人口达到约15亿时，其城镇化率将超过65%，城镇人口约升至10亿。

　　相比2011年中国51.27%的城镇化率、6.9亿的城镇人口，意味着在未来十多年时间内，中国将有超过3.3亿的农民进入城镇。这一转移人口的总规模，超过了美国的人口。

　　如今，中国城镇化的浪潮扑面而来。我们身边的悄然变化，涌动起中国城镇化的波涛：平均每过两秒钟，就会增加一名新市民；每一分钟，就会有约30人走入城市“落地生根”；每一天，分享城市生存空间、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的市民就会增加近5万人；每一年，城镇人口会以一两千万的数量成长。

　　人们向往城市、走进城市，为的是获得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哪怕为此付出艰辛、忍受歧视、经历孤独。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因此，会十分地执著。

　　比机遇更大的命题

　　“中国的城市化与人类的新技术革命，是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如此论断，恐怕首先基于中国城市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影响。

　　城镇，在中国的土地上史无前例地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这一势不可当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形成了一场人力资源向经济资源的大转换，也带来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空前的大国社会转型，进而给中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有学者测算，在当今中国，每年吸收1000多万农民进城，城市化率每年就可提高1个百分点，带动大约1500亿元的消费需求。还有学者测算，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10万元，如果按全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1000万计算，即可拉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1万亿元。

　　我国的城镇化率刚过50%，低于发展中的新兴国家60%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80%的城市化率差距更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差距就是潜力。与发达国家相差的30个百分点，恰恰为中国创造了数十万亿元的投资与消费的市场空间。这无疑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

　　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能，将成为支撑中国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刚性元素；而横向比较，则构成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特有的发展平台。

　　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能不能抓住并用好这个机遇推进持续发展。但是，还有更大的命题隐含其中：究竟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化？换句话说，我们推进城镇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一个目标正确清晰的城镇化，会是健康良好的城镇化，肯定构成拉动中国持续发展的机遇；而一个目标失准含混的城镇化，会是病态缠身的城镇化，那必然成为中国发展的烦恼，并发症、后遗症足以缠住“中国梦”的实现脚步。

　　呼唤城镇化“归真归本”意识

　　城镇化就是无度圈地、大把地用钢筋水泥垒砌一堆城池吗？

　　显然，这是城镇化目标的偏离。如果把城镇化理解得如此简单，就意味着从加速推进城镇化的那天起，已埋下畸形的种子，等待人们的会是一大堆解决难度远高于造城的矛盾，让整个城镇化的行进列车脱轨，甚至在推进过程中就落入事与愿违、难以自拔的窘境。在不正确的轨道上行进，速度越快问题来得越快，遭遇的险境越多。

　　把准目标的要害在于搞清楚城镇化的本质。在决定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当口，需要用“返璞归真”的思维去体悟实现健康良好城镇化的“真谛”——不是以物为本的城镇化，而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以此来校准城镇化的方向并为此铺轨架桥。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现代化黏合在一起的，城镇化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中国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核心都应紧扣在为民众创造更美好幸福生活这一主题之上。

　　城镇，作为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结晶，既是现代化建设的承载体，更是人类享受文明成果的聚居地。人们向往城镇、涌向城镇，为的都是能够享受到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这是推进城镇化的本质要求。

　　倘若围绕“以物为本”来推进城镇化，在中国的现实国情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像过去GDP崇拜那样的状况：只把城镇化理解成为经济增长提供引擎，理解为地理空间上的城镇规模扩张，“要地，不要人”，求大、求快、求攀比，片面地将城镇面积的陡升当成检验城镇化的核心目标。

　　一旦任这种狭隘理念主导城镇化进程，就会偏离人民幸福的轨道，扭曲城镇化的本质，走上一条快速生成并发症、累积后遗症的难归之路，甚至等于奔向“群体性自杀”的悬崖。为此付出的物化与社会成本难以计量，换回的绝不会是现代文明、社会和谐、民众幸福的蜜糖，而是发展沉沦、社会困惑、民众受难的苦果。倘若此，中国机遇无疑会演变成为自己制造的挑战。这样的结局，既可悲又可怕。一些地方新城变“鬼城”的实例，已无情地昭示国人，切不能舍本逐末。

　　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大变革。城镇的崛起，会改变人们的生产模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国家的经济结构、地理山川的样貌、自然资源的取用等等，也必然随之发生深刻改变。从中国城镇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的那一刻起，文明的进步和文明的冲突就已然开始，人们在追逐城镇化的幸福之中，必然会遇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的种种矛盾，种种影响城镇民众幸福指数的因子中不良成分会显现出来。

　　问题在于，不可让这些不良成分发酵聚积。特别是在主动推进城镇化的新起点上，就要有意识地加以防范，否则很可能就输在起跑线上。要认清那些影响城镇民众生活幸福度、美好度的因子和那些夹杂在各项因子之中的不良成分。影响民众生活幸福度的众多因子构成了一个图谱，有物质的，有非物质的；有客观的，有主观的。

　　《瞭望东方周刊》持续六年在全国城市开展幸福感调查活动，将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分解成涉及交通、医疗、教育、社保、治安、收入、环境、房价、人情味等22类具体指标，其中包括发展预期、赚钱机会、生活便利程度、交通状况、自然环境、文明程度、娱乐氛围、人际交往、生活节奏、政府执政能力等具体评价指标。这些都可以视为影响幸福度的因子，虽然这些不能囊括影响城镇民众幸福感的全部因子，但足以提示人们，让城镇民众生活得幸福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造城”那么简单。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主动地规避那些违背城镇化之真、城镇化之本的东西。这个问题已显得越来越急迫。世界城市化的规律警示我们，当城镇化率进入40%～60%的阶段，是决定城镇化是否能够健康成长的关键期，我国正处于这个阶段。

　　其所以关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这个阶段往往是“城市病”多发和爆发的阶段，包括有没有产业的发展来吸纳进城农民充分就业等，对此，能不能有效应对？二是在这个阶段，能不能找到规避那些暂时的“城市病”演化成为发散的、固化的、持久的“城市病”的防治方案，让促进民众幸福美好生活的优良因子在城镇化过程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不让那些制约幸福美好生活的劣质因子杂草丛生、盘根错节地疯长。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朴实无华地道出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这正是城镇化的奋斗目标。

　　而与之相对应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目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美丽中国，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轨道桥梁。

　　规避别人的教训

　　以人为本、为民幸福的城镇化理念，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而摆在面前的现实并不乐观：我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就已经遭遇到多种“城市病”的困扰。

　　交通难、居住难、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种种“难”，暴露的是城镇化诸多“硬件”与“软件”的品质不高，城镇内涵功能残缺低下——一场暴雨就可能致整座城市交通瘫痪。有缺失的因子不能带给城镇民众幸福。

　　今年以来，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中东部众多城市天空沉积着的厚厚雾霾，污染的不是城市的钢铁建筑，而是生活在那里的千万民众。难散的雾霾，能让人幸福吗？

　　城镇化建设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大系统工程，哪个方面不协调，哪个环节有疏漏，都可能致使城镇化剑走偏锋，使人们落足城镇却享受不到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城镇化就丧失了本质意义。

　　然而，纵观人类历史，人为的“忘本”之事却经常发生、无处不在，令城镇化的结果不像人们期盼的那么和谐和幸福，其过程也不能像人们想象的美好和欢畅：

　　英国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交融过程中就出现过极为严重的城市大气污染，不得不反过头来进行十分痛苦的城市大气治理，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就演绎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拉美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追求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快速形成了“城市贫富差距极化”的景象，高楼大厦间尽散“贫民窟”、“垃圾场”，“孟买病”、“墨西哥病”痛苦不堪，久治难愈；

　　一味“求大”带来“风光无限”下的“大城市病”，诸如道路拥堵，致使家家户户虽有小汽车，可出行难、停车难。

　　许多城市难题，依然让城市化的先行者们承受着种种压力与无奈，令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缺少了许多应有的惬意。

　　波澜壮阔的城镇化是历史前进的规律，要很好地顺应它，更应主动地驾驭它。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印刻着每一次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带给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冲击。有成功，也有失败。

　　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世界的城市化，更滞后于欧美的城市化；在中国内部，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又滞后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对于后来者，不管是哪些国家、哪个区域的城市化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样本，都值得进行认真总结，使之成为我们走好城镇化之路的镜鉴，从而有助于我们主动寻找规避失败和灾难的路径。

　　借鉴成功的经验，几乎没有太大争议，难点在于对别人哪些教训应当汲取，尚存误区，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还将别人已然感觉甚为追悔莫及的错误结果，当成一种成功的城市化范式加以崇拜和效仿。

　　在城市的形态上，我们尤其需要静下心来认真研究，什么才是适合人口众多、土地稀缺国情的超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城市与镇科学合理的分布与组合，包括各类城镇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该怎样合理配置，从产业、就业、生活等诸要素上更合理有效地接纳转移人口。一旦失衡，民众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

　　城市功能按怎样的思路构建，同样是大事。有学者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模式，与美国在二战之后建设的低密度汽车城市，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许多人误以为那就是现代的城市化，却忽略了后者事实上已严重影响到美国的能源、外交、国防、医疗等政策，累积了一系列相当复杂难解的矛盾，导致美国规划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进行长达30年的反思，终于90年代出台了《新都市主义宪章》，2002年又出台了《明智增长的政策指南》，将发展公共交通、建设紧凑型城市、规划宜于步行的环境、鼓励混合使用等作为城市规划的原则。

　　然而，直至今日，中国的城市形态仍在沿用几乎被美国规划界集体否定的模式，仍在以满足小汽车的使用为主导，建设由大马路、大广场、大街坊、大购物中心搭配的“小汽车城市”，导致一些发达的大城市不得不采取“限购”、“限行”车辆等群体性有怨而又无奈之举。当小汽车不断趴满城市道路，整座城市的地面交通就残废了，除了抱怨，谁还能有幸福感呢？仅能源一项，就大幅度推高了中国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衍生出一系列已在美国暴露的社会经济问题。

　　需要把推进中国城镇化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背景下加以考察，梳理出世界城市化过程和结果中那些痛心疾首的教训、后悔莫及的遗憾、极难挽回的失败，作为规划好我们城镇化路径的前车之鉴。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效规避别人遭遇过或者正在遭遇的问题，就能收获城镇化和谐和美好的过程和结果，否则会是失序、失衡、失当的动荡且糟糕的城镇化，这是我们这个要完成10亿人城镇化的大国不能犯也犯不起的失误。

　　需要新方针新政策指引新路径

　　《中国城市规划发展报告》曾指出，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城镇化在未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实现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社会和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目标，由于涉及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关系到众多利益集团关系的调整和相关配套措施的整体落实，具有很大的难度。”

　　规模宏大的城镇化急需更高水平的顶层设计。事实上，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复杂矛盾，需要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加以解决，诸如城乡二元结构、防止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凋敝、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成为真正的市民、城镇规划和管理如何更为合理、怎样补齐公共产品短缺等等。

　　追求幸福感的城镇化的过程与结果，就是化解前述种种难题的过程。应该在深刻思考之后有创新、有建树，作出精彩的解答，并接受几代人的检验。这不仅是摆在所有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个大考题，也是摆在所有国人面前的一个大考题；这不仅是所有城市管理者的责任，也是所有国人的责任。

　　中国的城镇化绝对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土地、能源、水资源、人口等要素，决定了不能选择铺张浪费的城镇化之路。现在，无论大城市还是县级市，乃至小城镇，均受惠于城镇化带来的人力、土地、环境等巨大资源红利，但也饱尝了制度瓶颈、承载能力制约、失衡割裂状况之痛。“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八个字，构成了讲求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的中国式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主干，实际上也是规避世界城市化种种教训的大政方略。

　　但是要把这八个字变成操作层面的实施方案，绝非轻而易举之事，需要方方面面的高度共识和聪明睿智，需要各级决策者保持清醒头脑、提高整体意识、战略意识，科学决策、合理管理，通过创新制度、创新机制，有效运用各种手段，自觉主动地规避他人曾经或仍在犯的错误，规避简单盲目重走他人旧路的做法，才能实现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幸福感的初衷。

　　还需要所有生活在城镇化关键期的人们对中国式城镇化道路的理解和体认。这一点十分重要但又十分不易。

　　当今中国正经历着数千年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其变化之深刻、影响之深远世所罕见，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立场态度、价值诉求多元多样多变，必然都会反映到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之中，使附着和交织于城镇化的各种矛盾、问题显性化、复杂化，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都会因其所处的位置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形成对城镇化看法和诉求的明显差异、矛盾，甚至是利益冲突。如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遇到不同阶层的立场对立，上海异地高考引发的本地人与外地人、“老市民”与“新市民”的冲突，即是一个缩影。

　　城镇化，不只是经济建设，还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社会文明等方方面面；不仅关乎当前中国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问题，还关乎更为深层的文化重建问题。城镇形态是社会文明的外化，既涉及公权与私权的契约关系，又是社会关系的“物质总和”，蕴含着大量值得解读的“文化密码”。

　　一个存在严重的不公平乃至阶层歧视、人群歧视的城市，不会给人带来幸福的感受。情绪的对立、利益的冲突，给科学决策带来极大难度。任何短视的、情绪化的决策，都可能出现偏颇，导致失掉长远、失掉全局、失掉整体、失掉公平、失掉正义、失掉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从而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给民众幸福带来持久的伤害。

　　习近平说，“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在推进城镇化的价值观上，需要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共识。没有共同的立场和态度，也就不太可能有共同的行动。让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们，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于推进城镇化主流理念上聚合起“正能量”，让十八大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成推动城镇化健康的精神动力，进而用共同的行动去追逐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方向——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经济发达的活力城市，多元包容的和谐城市，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古今交融的文化城市，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等等。

　　这是摆在各级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当全社会在把握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汲取全球教训的基础上，达成走一条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健康发展、追求质量、能带给中国人民更美好更幸福生活的城镇化道路的广泛共识之时，就会迸发出无穷的聚合力和创造力。

　　国际著名规划学家沙里宁有言：“让我看看你们的城市吧，我就知道你们的人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城市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为伟大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中，如何让中国的城镇化承担起传承与再造文明的重大使命？怎样规避“千城一面”、“万镇一面”，又如何防止毁灭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精华？怎样使“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八个字在星罗棋布的城镇上得到有效的、充分的体现？这些不仅意义重大，而且特别考验中国人的智慧和境界。

　　每个人都应分享城镇化的幸福感受，每个人也都应承担起托举幸福的责任。在推进城镇化担当起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决定性任务，而同时又面对空间严峻、资源和环境巨大制约的当口，中央已经对诸多关键性问题部署专门研究。放眼人类历史，13亿人的现代化、约10亿人的城镇化，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条路走好了，不止中国人民受益，世界同样也会从中受益。

　　一言以蔽之，始终要用民众幸福感的视角，鉴往知来，倾听和回应人民的心声，凝聚人民的创造，使中国城镇化以人为本、幸福美好的色彩越来越鲜艳，进而为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添更亮丽的城镇风景。(韩晓晔：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