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一线城市打车难问题突出
上海：公共服务与市民“零距离”
进入转型关键期的上海，正努力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享受到与城市定位相匹配的民生保障。走在中国公共服务前沿的上海，让市民有幸福和归属感的秘诀何在？
文｜《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谈乐炎
“努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作为今后五年，上海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公共服务”这一关键词出现在了2013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1月27日，时任上海市代市长杨雄在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共六次提到“公共服务”，在报告结语部分，他还特别强调，要“全面梳理各级政府管理和介入的事务，放开应该由企业和社会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事项，扩大购买公共服务范围”。
进入转型关键期的上海，正努力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享受到与城市定位相匹配的民生保障，这样的努力让这座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走在了中国的前沿，“2013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在“15城市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排行”中，上海位列第一，这是继2010年和2011年后，上海第三次位列各城市之首。
上海让市民有幸福和归属感的秘诀何在？《小康》调查发现，让公共服务与市民“零距离”，便是这座城市的“制胜法宝”。
“专属医生”全覆盖
看病难是中国很多城市的顽疾，上海这个拥有全国一流医疗资源的城市，同样面临着这样的烦恼。上海长宁区市民颜媚娟想起过去的看病经历就头疼不已——不管什么病都去中山医院。排长队挂号之后，即便是见了医生，也没太多时间交流。大医院开的药还很贵，而自从有了家庭医生“零距离”的服务之后，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
作为上海市首批家庭医生制度试点区的长宁区，已为辖区每个居委会配备了1名家庭医生，负责社区居民的健康管理，做到了家庭医生制全覆盖。全区迄今已签约44065户共71488人，签约率达88.83%。
在很多人看来，以社区为依托的家庭医生制，就是一道“滤网”。困扰老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经过这些全科医生一“筛”，便能得到及时救治，遇到不能就近解决的，再有序地转向二级医院。在上海，家庭医生95%以上是国家认证的全科医生，像很多西方国家一样，社区居民如果愿意，就可以“签下”某个医生，为全家服务。签约后，医生会给每个人建立健康档案卡，记录体检状况、家庭病史，并定期“上门追踪”。
与“家庭医生”相呼应的是，上海的学校也有了“对接医生”，全市共有1900多名临床医务人员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与3200多家中小学和托幼机构建立了对接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公共卫生服务并非上海本地人专有，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王磐石表示，上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覆盖人群已逐步从户籍人口向包含户籍人口、外来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在内的全体实有人口扩展。值得关注的是，上海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以53.7元位居全国之首，2013年这一标准仍将进一步提高。
星罗棋布的“文化盛宴”
2011年，上海市根据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确立了到202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提出率先建成国内一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上海浦东，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走进艺术殿堂，近距离享受艺术盛宴带来的愉悦，作为浦东新区文化惠民的一项重要工程，凭着“高贵不贵、文化亲民”的口碑，东方市民音乐会已成为市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而这样的国际级名家名团音乐会，门票平均价格仅有50元左右。
这样的音乐会只是上海市民享受文化盛宴的一个缩影，如今一个覆盖上海全市、星罗棋布的公共文化服务圈已悄然形成。目前上海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面积已达295万平方米，有博物馆114家、美术馆32家、公共图书馆237座、文化馆245座、村(居委)综合文化活动室5245个、工人文化宫19座、青少年活动中心等36所，公共文化广场100余个，一个覆盖城乡、资源共享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已建成。
北京、上海、杭州打车最难
“堵城”的出路在哪里？
九成人当前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出租车管理”。在“2013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调查的15个城市中，北京、上海、杭州面临的“打车难”问题最为突出，北京、上海、深圳的“拥堵”问题最为严重
“打车难、宰客多，坐垫套和抹布差不多。”“打车基本靠抢，黑车基本狠宰，等车基本挨冻，长途基本拒载。”“打车全靠运气，遇上空车福气，拒载是你晦气，拼车没有脾气。”“市区看不到空驶的出租车，车站看到空驶的出租车打不到。”“上下班高峰期打车是困难的，周末打车是艰难的，雨雪天打车是绝望的。”……
这些流传在各地的段子，透露着人们对“打车难”的无奈。这个城市发展的“顽疾”，已经不仅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间蔓延了，许多二三线城市也“染”上了这个流行病。
《小康》调查显示，对于您所在的城市是否存在着“打车难”现象这一问题，46.9%的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否认者为43.8%，还有9.2%的人表示“不清楚”。
让人们在出行时常常感到“不幸福”的“打车难”问题已经得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高度重视。2013年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祥龙出租客运有限公司，了解节日期间出租车运营情况，并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打车难”问题询问了出租司机们的看法。
九成人关注“出租车管理”问题
尽管针对社会反映突出的出租车拒载等问题，天津市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严厉查处，但拒载违规运营行为仍然时有发生。“初四中午，在路上打车，空车罕见，又被拒载数次，有的嫌远有的嫌不顺道儿，生生站了半小时，一开始拉门就坐，后来小心翼翼地问：‘师傅，去河西吗？’本来出来挺早的，还是晚了。”2月13日上午，生活在天津的网友“鱼小毛毛”在新浪微博上吐槽了自己遭遇的“打车难”问题。
打车难问题的背后，滋长的是“出租车管理”问题：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公司化剥削”问题突出；预约服务的市场份额较少；出租车经营者类型单一；服务质量监管乏力……
出租车管理问题频现，暴露出的不仅仅是随意拒载、不打表、故意绕行、黑车载客等“表象问题”，还有的士司机集体罢工等深层次“行业问题”，甚至有因武汉“问题出租车”而牵扯出的“两名干部因受贿被立案调查”的“腐败问题”。
《小康》调查显示，“出租车管理”这一涉及到方便群众出行的民生问题受到了九成人的关注，高居当前“公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排行榜首位，其关注度甚至超过了首入党代会报告的“美丽中国”建设和二代农民工、城市化、农民工输出及合法权益的保障、虐待儿童、择校、剩男剩女现象等社会热点问题。
一线城市打车难问题最突出
在“2013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调查的15个城市中，哪些城市的打车难问题最突出呢？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当仁不让”地排在了前两位；列第三位的是被老百姓吐槽为“人美，景色美，但是人很多，打车很困难，下午4点左右打车更是难上加难”的杭州；排在第四位的深圳也是一线城市；于2011年4月30日开始实施“出租车错时交接班”的南京也跻身了“打车难”城市排行榜的前五位。
“出租车管理是在公共交通里做得比较差的一个方面，这在北京表现得比较突出。少数的出租车公司垄断了固定的市场份额，这样就不存在竞争了，苦的是出租车司机，高峰时段出车就会赔钱，所以他们会选择停车等待，造成了很多人打不到车。‘垄断’的最大受害者实际上是乘客和出租车司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汽车社会蓝皮书》主编王俊秀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公共服务蓝皮书》执行主编钟君则从另外三个方面分析了打车难的原因。“第一，绝对供给不足，住建部要求每万人有二十辆出租车，现在北京有三十多辆，上海有二十二辆，广州有三十多辆，都是超过这个标准的，但是很多城市只有十辆左右，并不符合这个要求，绝对数量少，所以打车难。第二是相对供给问题，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北京出租车的空驶率是40%，但还是有那么多人打不到车，车找不到人，人找不到车，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三是最重要的根源性问题，即利益供给不平衡，出租车司机挣不到钱，挣不到钱又包含三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即出租车的份钱过高导致司机没有动力、交通拥堵时间段太多导致时间成本过高、恶劣天气频率越来越高导致出租车出车风险越来越大。”
在钟君看来，“打车难”这个城市流行病也是可以治愈的，他开出了几个“药方”：增加出租车数量；通过技术、科技、GPS定位、智能手机系统等方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真正贯彻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适当降低份钱，按照运营时间或运营区域的不同，适当提高出租车运价，从而降低时间成本，改善司机挣不到钱的状况，并设立专门的出租车保险，降低恶劣天气出租车司机的出车风险。
解堵：民众首选“公交运营合理化”
除了“打车难”外，城市交通拥堵也是影响城市化进程和人们生活质量的一大问题，《小康》调查显示，67.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在城市的堵车现象严重，其中19.6%的人觉得“非常严重”，48.3%的人觉得“比较严重”；还有22.4%的人认为堵车程度“一般”；只有8%的人认为所在城市的堵车问题“不太严重”，而表示自己所在城市“不堵车”的人占比仅为1.7%。在“2013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调查的15个城市中，四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它们分别占据了“堵城”排行榜的第一至四位。
虽然“打车难”和“交通拥堵”是城市公共交通问题比较突出的两个方面，但在“公众献计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最优路径”的调查中，针对“打车难”开出的“药剂”严厉打击出租车司机拒载、绕道、乱喊价等行为，严厉打击黑车和增加出租车数量，却分别只排在了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六的位置上；针对“交通拥堵”开出的“药剂”错峰上下班、建地铁、大力发展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号召市民多步行、车辆限购、实施私家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实施车辆按尾号限行措施则分别排在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三和第十四的位置上。
什么才是发展公共交通的良方？2月15日上午，“理论家新春走基层”的三位专家——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李萌博士、交通部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江天博士、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做客东直门街道新中西里社区，和居民一起聊起了北京的交通问题。专家们表示，北京城要缓解拥堵，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最好的办法。《小康》调查显示，在公众看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第一路径”同样是让公交运营更合理化，此外，与“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有关的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排在第三位。
在公共交通方面均面临着较大压力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居民对于解决自己所在城市交通问题的意见与建议则并不完全一致，北京市民建议让公交运营更合理化，错峰上下班，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建地铁和严厉打击出租车司机拒载、绕道、乱喊价等行为的最多；上海市民建议建地铁，让公交运营更合理化，错峰上下班，治理公车和车辆限购的最多；广州市民建议让公交运营更合理化，调整城市布局，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错峰上下班和大力发展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的最多；深圳市民建议错峰上下班、让公交运营更合理化、车辆限购、调整城市布局和建地铁的最多。
“在目前的交通管理方面，几乎所有的管理手段都是‘法’，缺乏的是服务，只有强调并突出服务才能把管理的关系理顺。”王俊秀认为，我们强调汽车社会，并非单纯强调有车的人，也包括没有车的人，现在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实际上公共交通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却还是不足，比如公交等待时间长、公交站距离路口较远、地铁换乘路线较长、地铁过于拥挤等等，总之，方便程度和舒适程度也是公共交通需要改善的地方。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和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鞠春彦博士提供的支持。《小康》实习记者宋清源、顾彬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