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试验家庭农场:场主夫妇人均收入已超公务员
中国新闻周刊第602期封面
未来谁耕田
改革开放35年之后，中国农民再次站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35年前，农民为求活路，冒着坐穿牢底的风险私自分地；35年后，为了早日步入小康，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有的农民选择集中土地。这一抉择，并未脱离“规模出效益”的常规。
但是，和35年前的“大包干”一样，农民的抉择依旧充满风险。
风险在于，集体土地名义上为集体所有，实则权属不清。在农地确权未能突破过时的相关土地法规桎梏之时，侵权行为就难避免。而农民自组织的缺位，则使农户在面对社会资本之时，缺少组织保障。有“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曾言：最希望看到农地确权和农会成立。可谓正中要害。
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均已看到这一风险，上海松江的家庭农场实验表明，在土地权属不清、农会缺位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己身强力介入为农户遮风挡雨。
问题是，以行政手段替代法律手段，成本高昂，刚不可久。同时，很多侵权行为，实际上亦借力地方政府。事关征地拆迁补偿的大量案例即是明证。
于是，在“土地流转”“家庭农场”“资本下乡”的背景下，如果相关配套措施不足，农民将面临新一轮失地风险，拉美化不可不防。数十年前，包括巴西在内的诸多拉美国家，失地农民土地补偿不足，无就业进城，导致城市贫民窟集聚、犯罪丛生、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社会稳定受到严峻挑战。
此时，停下脚步亦不可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业已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资金、劳力等要素的流动亦远非人为所能阻挡。
面对己身庞大的工业过剩产能、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不振，加快推进以城镇化为突破口的扩大内需变革，已刻不容缓。
为今之计，唯有强力推动土地改革，还权赋能，通过明晰权属、完善组织保障中国农民的核心权益。在务农人口日渐减少的同时，推动土地流转集中，加快培育职业农民，方能化解农村凋敝、城市失调的负重难局。
值此中央政府换届之际，向东还是向西，一道选择题已经浮出水面。
松江实验：家庭农场挽救农业？
城市化和工业化给农村造成了巨大的资本和劳动力空洞，在农村经济凋敝的时代背景下，上海市松江区自2007年始，在黄浦江南岸的3个镇进行了一场挽救农业的试验，目标是让农民“通过种田过上体面生活”。以政府强势主导为特色的松江家庭农场模式可能并不普适于全国三农问题，但他们创造性的探索值得期待
本刊记者/徐智慧(发自上海)
一场春雨降临长三角平原，麦子已长到一巴掌高，从张小弟家窗户望出去，满目青翠。张小弟在农机库房里边抽烟边干活的时候，妻子王引芳坐在堂屋地上，全神贯注织十字绣。农闲时候，风调雨顺，除了保养一下拖拉机和收割机，张小弟没别的正经事做，198亩农田可以悉数交给老天。
职业农民
张小弟夫妻是这片总面积198亩的家庭农场的承包人，也是唯一的劳动力。在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像他们一样的家庭有162户，承包土地的面积从80亩到200多亩不等。家庭农场，顾名思义，即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的农场。
松江区农委通过书面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家庭农场是古今中外最普遍、最有效、最有生命力的农业经济形式。以家庭作为农业的基本经营单位，使劳动者具有很大的积极性和灵活性，适应自然和活生生的农作物。”
张小弟今年49岁，他摸索出的一些种田窍门已经在田间流传。比如：6月10日前播种的水稻一定会高产，亩产1200斤以上。超过6月10日播种，就要差100斤～150斤。水稻在开花繁育期，不能喷除草剂，否则会伤苗。黄桥村管农业的副主任陈继明说他是“用脑子种田”的人。像所有的老庄稼汉一样，张小弟除了会种田，身兼多种技能。他16岁学做泥水木匠，21岁在部队里学会开汽车，退伍后跑了几年运输，又回到大队里的“农机服务队”开拖拉机。无论在外面跑多远，他最终总会回到黄浦江边这片膏腴之地。他深信这是他的命运。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度出现了“职业农民”的字样，进入2013年，“家庭农场”又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词。
追溯起来，张小弟可能是最早的家庭农场主之一。1997年，他所在的范家村全部农田都种了涵养林，于是张小弟在邻村承包了160亩农田，开始规模化种植。
时值1990年代末，毗邻上海大都会的农村，首当其冲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冲击，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都离开土地，到工厂打工。登记在他们名下的土地，或者弃耕，或者流转，到1999年，松江区大量农田无人耕种，为村集体所掌握。本地人愿意种田的越来越少，越来越老，随着老农民因高龄失去劳动能力，更多的土地无人耕种，土地承包租金便宜得“几乎白给”。
黄浦江畔土地肥沃，租金低廉，吸引了大批张小弟这样的种田人。2012年末，松江家庭农场总数达到1206户，经营面积13.66万亩，占全区粮田面积的80%。同时，粮食生产率获得了提高，水稻亩产比“十五”期末提高了38公斤。家庭农场已承担了松江区大部分粮食生产职能。一个家庭农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344人，一个家庭农场生产的猪肉，可满足3191人的吃肉需求。
“体面收入”
在讨论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规模时，松江区农委表示，农场经营的土地规模，既要让一户家庭能够耕种得过来，也要保证他们以此规模能获得比较体面的收入。在家庭农场创立之初，松江区一位官员表示，“家庭农场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收入得比他们打工的收入高一倍，否则没人干。”
据了解，上海松江区农村的耕作水平较高，已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按照户均2～3个劳动力，并在农忙时雇一个工的情况下，单个家庭最多可以耕种300亩土地。另一方面，从土地经营收入方面考虑，上海农民夫妻一年的务工收入4万～5万元，要使家庭农场获得体面的收入，家庭农场的人均收入要达到8万～10万元的话，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就要在80亩以上。基于以上考虑，松江区确定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在80亩～150亩之间。
80亩～150亩“适度规模”的设定，缘于松江区农委对农民现实生存状况的判断。
松江区农委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只能靠专业化、规模化才能效益最大化，所以我们要发展家庭农场。”
张小弟拥有三台拖拉机和两台收割机，耕种自家农田之余，也为周边区域的家庭农场提供农机服务。2012年，张小弟种的水稻平均亩产1250斤，每亩纯收入700元～800元。同时他的农机共为其他800亩耕地提供了服务，每亩农纯收入40元～50元。两项收入相加，夫妻二人年纯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
黄桥村管农业的副主任陈继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张小弟夫妻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当地公务员平均收入，“但我不眼红，他(张小弟)的工作做好了，说明我的工作也做好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松江区农委了解到，松江多数农民已转移至二三产业，2012年一般农民收入不到1.8万元。家庭农场去年人均3万元，而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种粮加上养猪的收入，人均收入5万多元，已经大大超过普通农民收入，家庭农场主已经获得比较体面的收入。如果加上政府各项惠农补贴，收入更加可观。
随着家庭农场收入日渐“体面”，每个家庭农场主都“笑嘻嘻”。但同时，围绕家庭农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跟家庭农场(2007年)刚开办时截然不同。2008年推行家庭农场时，报名者很少，只要申请，就可以成为家庭农场主。但到了2011年，申请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农户远多于实际需要户。
在新浜镇的文华村，2007年经过村里动员，才有9户家庭报名组建了9户家庭农场。到2011年，有70户报名，村里最终只能选29户组建家庭农场。
泖港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梁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泖港镇的家庭农场申请户是实际需要户的2倍有余，所以每当挑选新的家庭农场户时，淘汰率过半。村一级有时实在为难，只得通过“抓阄”来解决，或缩短承包期，让候补户也能有机会。
高门槛为谁设
体面的收入也吸引了外省的种田人。
他们多来自安徽，举家来到松江区的浦南农村，赁田而耕。外地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来到松江，每年跟村委签协议，承包二三百亩地的耕种权。他们就在村里租一间废弃仓库居住，成为土地的临时主人。
仅仅几年间，松江区80%的农田都被外地农民承包耕种。但是，由于承包期限太短，缺少长期稳定经营预期，外地农民把农田只是当作生产粮食的机器，求索无度。本地农民种田，遵循“稻麦两歇”原则，同一块地，今年种一季稻，明年种一季麦。外地农民则是“稻麦两收”，五月割了麦，接着种稻，一年收获两季。同时，为保证土壤肥力，无限量地投施化肥，造成土壤板结越来越严重。当地农业部门意识到，这种“掠夺式耕种”将使得这些农田肥沃不再，长此以往，历经数千年农耕文明依旧充满生命力的土地，将变成一场生态灾难。
外地农民其他的“劣迹”也愈加不能被本地人忍受。他们使用国家禁止的剧毒农药，用过的农药瓶随意丢弃。他们的生活场所、制造的生活垃圾跟本地农村面貌格格不入。在外地农民进军松江的10年间，几乎每个村都发生过外地农民收获后拒交租金潜逃的案件，当办案民警找到外地农民老家时会发现，家徒四壁的茅草房里，住着两个龙钟老人。案值不大，最多二三万元，遂不了了之。
2007年下半年，秋天的麦种还没有播下时，松江区出台的一条农业产业政策对外地农民关上了大门。这一年，松江区试推行100亩～150亩的家庭农场，只许把土地承包给拥有本地农村户籍的人。到2009年底，外地种养户基本在松江区消失。
作为本地农民，张小弟坦言，自己本是种田为主，所以没有任何犹豫，但加入家庭农场计划后，他发现条条框框真不少。其中让他疑虑的一条是，家庭农场不允许聘用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员来工作。
根据张小弟的经验，农忙季节不请人是干不过来的。现在种200亩地，虽然全程机械化，但有些工作还是要人工来做。比如平地，用机械平整土地，的确干得很快，张小弟专门发明了一种“平地机”，效率很高，平整100亩农田，靠人工要30个人花一星期，而“平地机”只要一个人开着拖拉机干两天。但是机械作业也有短处，地的边边角角机械够不着，还要人工去铲平。
再比如打农药和除草剂，他仿照日本农民的做法，发明了一种自动喷洒机，但是“机械打药水的效果不如人工，在草没长出来的时候，人工背着小药箱，打一次就基本杀灭野草，机械没那么精确。”就算两夫妻齐上阵，200亩地也没法短时间内干完，误了农时，药就白喷了，“不请人怎么行？”
在请人工的问题上，张小弟的疑问很快就消散了，区政府细化了家庭农场政策规定，农忙季节可以临时性聘用短工，但不允许“常年雇佣外来劳动力从事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活动”，“家庭农场必须亲自耕种，不得把所经营的土地转租、转包、转让”。一经发现，来年即取消家庭农场经营资格。
松江区政府还对家庭农场设置了详细的考核标准。家庭农场要服从镇、村安排的种植计划，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按照农技部门要求实施种植管理，生产技术和田间管理要达标；甚至对田间地块的平整、美化都有具体要求。
张小弟连续做了6年家庭农场主，每年考核均为优秀，张小弟对考核流程几乎倒背如流。他回忆道：“每年五六月份，黄桥村的老干部来农场进行第一次考核。8月份，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来考核田地的垄沟清理、园艺化；9月份，区农委组织技术人员来进行考评，重点考核农田产量、管理水平等，90分以上才能继续经营，搞得一塌糊涂就要面临淘汰。”
泖港镇规定，家庭农场经营管理不善，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或连续三次考核为基本合格，就会取消家庭农场资格，任何损失由经营者承担。
“搞得不好面临淘汰”说明了家庭农场主的深切危机感，事实上，考核结果除了决定是否延续租凭经营权外，还作为土地流转费补贴发放额度的依据。松江区政府此前对家庭农场给予每亩200元的土地流转费补贴，从2012年开始施行新规，100元补贴照旧，另外100元视家庭农场的年终考核结果决定是否发放。
松江区政府对家庭农场设置了高门槛和严格的考核标准，考其用意，是把家庭农场的经营权，交给那些具有丰富农业技能和务农经验，对土地有深厚感情的本地农民，而把那些追逐高补贴、不勤于耕种、不善待土地的人拒于门外。
未来谁耕田
事实上，松江家庭农场之所以能够施行无碍，跟该地区土流流转程度高有很大关系。
松江地处上海近郊，工业化、城市化的程度远高于其他地方，随着土地不断被征收和开发，全区三分之二的农民已经转为非农户籍，获得城镇基本社会保障，退出土地承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达到90%以上。
从2004年开始，松江区鼓励农民将土地流转到村集体，农户和村委会签订统一的《土地流转委托书》。2009年，松江区对农民土地承包权予以进一步确认后，农民手中的土地更加彻底地流转到村集体。到2011的12月底，松江区土流转面积25.1万亩，全区99.4%的土地已经集中到村集体，为推行规模化经营的家庭农场扫清了障碍。
泖港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梁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单在这一点上，估计国内其他地区很难复制松江模式的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收入高于非农收入，唤起了农民对农业的激情。但农业人口老龄化加剧，让家庭农场的未来蒙上一层雾翳。
从家庭农场的年龄结构看，据2012年统计，在松江区的1173户家庭农场中，50岁以上的农场主占61%。同时，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场主占93%。
农业人口的高龄化、低学历，体现了一代年轻人对农业的远离。“农业学大寨时，70岁的人还在田里做，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种田了。”张小弟说。
尽管有高收入诱惑，但加入家庭农场的年轻人仍然很少，原因是农业多是高强度体力活，又脏又累，工作环境差。
泖港镇腰泾村的李春风是当地少有的青年务农者，去年他的父亲年满60，按规定应退出，35岁的李春风决定接替父亲承包农场。他为此辞去了合资工厂的工作，并在区政府全额扶持下建造了种养结合的猪栏，替养殖业龙头“松林公司”养猪，由松林公司提供种苗、饲料、技术，每年养猪1400头～1500头，纯收入7万元左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他走进密封保温的猪栏时，猛烈的气味几乎令人窒息，他笑着说，这可能就是别的年轻人不愿干农活的原因吧。
松江区农委意识到，若要使家庭农场长期保持活力，必须吸引年轻人到农场来。家庭农场主退出机制中规定，“(农场主)年满60岁就要退出家庭农场经营活动。不得发生名义上由子女签订经营协议而实际上由享受退包补助金的老年人或他人代种、代管的行为。”
张小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泖港镇开农机的人开会时，他发现自己竟然是其中最年轻的。这让他隐隐担忧，“如果年轻人都不会开农机，开农机的人必然越来越少，家庭农场不会支撑太久。”
松江家庭农场模式有别于普通农业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规模化，而规模化种植是以机械化程度提高为前提的。张小弟说，他现在全程机械化种198亩田，劳动量相当于过去人工种20亩田，如果没有机械化，一户家庭两三个劳动力根本无法耕种这么多农田。
2009年，松林区农委为了满足家庭农场对农机的需求，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有农机的农场主，可以带机入股，没有农机的人，可以2万元起带资入股。
泖港镇的农机合作社拥有大型收割机38台，大中型拖拉机69台，理论上可以满足每800亩一台收割机，每400亩一台拖拉机的需求。
但农机合作社也有弊端，黄桥村管农业的副主任陈继明说，“二麦(大麦、小麦)收割时，天气预报3天后有雨，收割后需要在马路上晾晒两天才可归仓，此时大家都在抢收，到农机合作社也只能排队。没准一场暴雨后，麦子收不起来，就在秸秆上发芽了。这种事不是没有发生过，几年前金山区就有几千亩麦子烂在地里。”
松江区农委亦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2012年，他们开始推行一种“机农互助社”，即按照地域相近原则，把相邻几户总面积800亩左右的家庭农场组织起来，共用一组农用机械，组成互助式的合作社。
松江区设想，如果农户自组织、自投资的互助式合作社能够成功，政府组建的农机合作社将退出，这种方式更符合农业发展规律。
松江模式的未来
目前松山区建立了两个“机农互助社”试点，张小弟就是其中之一。按照区农委规定的收费标准，他为“机农互助社”其他成员提供农机服务时，每天收费200元。松江区政府对“机农互助社”提供政策扶持 ，每亩地提供40元油费补贴。
实际上，松林家庭农场主之所以能够维持“体面的”收入，巨额资金补贴功不可没。2011年各级政府向松林家庭农场提供的农业补贴2607万元，其中来自中央财政的占14%，来自上海财政的占40%，剩下的46%来自松江区财政。在地方财政投入巨额补贴这一点上，松江家庭农场模式很难被国内其他地区复制。
松江区为发展家庭农场，向种植水稻的农场提供每亩200元的流转费补贴，购买农机的补贴最高占到农机售价的70%，加上其他各项政策倾斜，财政补贴占家庭农场净收入的3/5。据统计，若取消全部补贴，家庭农场月薪仅有1500元左右，考虑到农业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环境，农户参与家庭的积极性极大大降低。对年轻人来说，参与家庭农场的高薪诱惑亦将失去。
另一方面，松江区能否持续高投入地扶持家庭农场，亦是未知。高额财政拨款是家庭农场存在的前提，享受着“体面收入”的家庭农场主们对此同样存有忧虑。
张小弟的女儿在松江手套厂上班，女婿在一家日资厂上班，月薪均是3000元左右。张小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问过女婿：“我还能干十年，将来体力衰退，你来接着干好不好？”女婿答道：“好的呀，将来国家还能这样扶持吗？”
张小弟亦领会到，家庭农场的未来，松江农民的未来，可能像押宝一样，随土地政策、农业政策摇摆。让所有家庭农场主担心的是，他们的承包经营权只有5年，如果国家土地政策变更，或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主张回头主张土地权益，家庭农场的“体面”可能随之终结。
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机制同样是松江区农委未来的一项重头工作。为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他们正在探讨，是否把土地流转期限从“30年”变为“长期”。但未明确下限的“长期”，可能让家庭农场主产生更多的不安全感。
《中国新闻周刊》从松江区农委了解到，若要保证家庭农场长期稳定发展，则须集中更多的土地发展家庭农场。集中更多土地的前提是让更多农民改变住所、离土离乡。让农民离土离乡，首先要明确他们和土地间的承包权属关系，并解决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弥合城保、镇保、农保间的巨大差距。
家庭农场长期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必须长期分离。离土离乡的农民和家庭农场主能否共同从土地上获得公平、体面的收入，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协调？在这些问题上，松江家庭农场实验给人预留了想象空间。 ★
粮食连续9年量价齐涨
2012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创纪录的“九连增”，总产量达到了58957万吨，比2011年增加1836万吨，增长3.2%；比2003年增加了15887万吨，增长了36.9%。但与此同时，2003年以来，粮食价格也出现连续9年上涨，2011年粮食价格是2002年的2.03倍，年均上涨8.2%。这表明粮食的供求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仍然呈现紧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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