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抓住第二波全球化红利
全球化红利：中国过去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这种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赢得了全球化红利。
未来走向：在扩大内需条件下，进一步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是我国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
中国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
中国过去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特别是2000年以来，紧抓加入WTO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吸收FDI(对外直接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这种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使中国成为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总的来说，这个战略机遇是世界给中国创造的而不是中国主动创造的，是跨国公司出于节省成本动机和在全球进行产业战略配置的动机而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的形式发动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及时抓住的最重要的战略机遇。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显示了中国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与世界进行再平衡。
在中国与世界的再平衡过程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表现之一，我国最高决策者的最重要抉择之一，就是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争先进位的黄金机遇，及时主动地启动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行动，这个战略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进一步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这是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和条件下，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这是中国为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和竞争格局的变化而做出的主动的战略调整，也是中国给自己、给世界主动创造的一种战略机遇，对中国政府的战略思维能力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主动创造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机遇，确立适应发展新阶段的新开放观，做好战略和政策层面的事先准备，是中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含义和最主要内容。
美国的经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
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一个对全球产业分工依赖程度很深的国家。主要表现在：
第一，民众的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加上人口众多，使美国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同时也是形成市场驱动型的全球市场治理者的主要条件。
第二，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长期的强势美元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长期获得低成本的要素和产出品。
第三，美国因国内市场巨大和吸引力强，成功机会众多，也是吸收全球高级新要素力度最大的国家，如美国就是当今发达国家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顶尖人才富集度最高的国家。
扩大内需战略并不反全球化。“扩大内需”是相对于扩张外需和出口导向而言，“扩内需”既可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内或国外销售；也可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殖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分工发生任何联系。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在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强调利用全球的优质要素发展自己。
追逐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我国需要转换人才战略
第一，从战略的前提看，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主要的前提是国内市场不足以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要求，同时我国低廉的人力资本等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主要前提是要素价格的不断提高，低技术、低附加值和高消耗、高污染的产出正在丧失竞争力，经济发展再也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破坏国内的生态环境等为代价。因此获取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主要途径、创新驱动，是利用高级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单单凭借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
第二，从战略目的看，第二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吸收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人力资本来加速发展我国创新经济”。
第三，从战略的核心内容看，过去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通过吸收FDI来增进出口”，以及“用市场换技术”。新一轮的全球化战略，其核心内容是提高我国对创新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
第四，从战略的路径看，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路径则是要求企业加入或形成国内价值链，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全球创新链，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中国跨国公司将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然后把产出向全球销售。显然，形成和利用国内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路径，需要的主要是高级创新人才和技术。
第五，从战略所依据的产业内容看，在依靠内需的第二波全球化中，中国要依托高级创新要素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如果这些产业在产业链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国际先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无疑将会大大缩短中国的赶超进程。为了让世界先进国家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要素供应商或供应者，把中国市场规模首先培育成名列全球前茅的世界性市场，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社科院院长)
为何要强调改革红利最大
改革红利：从经济学角度理解， “改革红利”就是“制度变迁红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制度创新的结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演绎和实践的典型案例。
未来走向：从长远来看，最值得期待的改革红利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红利是什么？
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笔者以为，“改革红利”就是“制度变迁红利”。
过去，我们主要看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所以一说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提及“消费红利”、“出口红利”和“投资红利”，反而忽视了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最根本动力——“制度变迁红利”。实际上，据有关研究估计，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红利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其贡献率大约为45%-48%。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制度创新的结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演绎和实践的典型案例。
为什么要重提改革红利？
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已经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为第一阶段，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外开放和解除经济管制等制度大变革带来的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上世纪90年代至2008年为第二阶段，经济增长受益于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出口拉动，以及基于出口需求基础上的资本形成；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弱化，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出口型制造业遭遇发展困境，一面要与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竞争，另一面要与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竞争。由此，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再也难以继续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被倒逼转向内需和产业升级。在第三阶段，如果中国继续依赖过高的投资增速，由于投资形成的产能增长缺乏有效的需求支撑，加之我国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就会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过重的“政府主导”色彩导致的“国进民退”和产能过剩在加重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还会进一步抑制民间经济的内生创新活力，搞不好中国就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另外，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也使得我们一向占有优势地位的劳动力资源正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其次，我国经济和社会长期非平衡发展所积累的“公平负债”正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难以承受之重。所谓公平负债，是指过去这些年，我们的改革在有些方面的停滞甚至倒退而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比如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投资依赖症”，社会领域的分配不公、因“维稳”而导致的社会活力丧失与体制僵化等等。由于过去我们对“效率”的偏好和对“公平”的重视不足，经济发展上的“不平等”、“不公平”已逐渐向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扩散。社会不和谐现象和社会价值观的缺失可能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
此外，我们还面临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的压力。经济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了，而与之配合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进展缓慢。目前，改革中遇到的很多深层次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单边改革已经无法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变革束缚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相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短板急需弥补。
如何继续释放改革红利？
时至今日，我们的改革思路已经越来越明晰。从1995年最初提出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纯经济一元转型战略，到十六大提出“三位一体”，十七大提出“四位一体”，发展到十八大的“五位一体”的多元社会发展战略。可以说，在当前形势下，战略思路已定，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突破口。
从长远来看，最大的也是最值得期待的改革红利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要经济转型首先要政府转型。
从短期来看，要进行全面改革，以下五个方面可能更值得期待：
第一，2013年经济增速仍然定在7.5%是大概率事件。目前中国经济短期内已企稳回升，市场对2013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遍要比2012年高，经济增速仍有希望重回8%以上。国内经济短期软着陆的态势已经确认，但为破冰一些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为经济转型进一步腾挪政策空间，政府仍会倾向于主动调低经济增速。这确实很重要，因为这彰显政府转型的姿态。
第二，2013年的经济工作最终目标由过去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转变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一元目标已经演化为二元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态是对以往经济改革的反思，是对重启改革共识的肯定，特别是包含有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改革是对以往渐进式改革的大突破，不仅仅是既有改革的深化，更是改革的再出发。
第三，提振内需应该会是2013年的经济亮点。扩大内需的地位近年被一再强调，今年更将其提高到了经济的“基础”地位，强调要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不论是因为短期外需整体不容乐观，还是因为中长期经济结构改革，这一举措都有其必然性。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旅游消费、养老消费等等，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内需消费将会更加多元化。但短期而言，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十分关键，消费基础作用的培育绝非一蹴而就。
第四，温和的基建投资策略仍会继续，这是“稳增长”的需要。2013年货币政策仍会体现稳健和谨慎性，“边调边看”恐怕还是主基调，但2013年财政政策会在2012年的基础上适当从宽。
第五，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系列改革会逐步拉开帷幕。其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提高农村土地征地补偿标准是信号，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肯定不会止步于此，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农村集体土地物权流转、土地市场的交易主体改革，甚至土地“农转非”的市场化过渡都值得关注； 其二，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开放异地高考是首选。在保持小城镇和县级市对农民入户敞开的同时，户改还要逐步向大中城市推进，不改变户籍与城市公共福利的挂钩，农民市民化就无从谈起；其三，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由“量”到“质”的提升，城乡公共服务要围绕建立城乡统一保障制度进行；其四，配套财税体制的改革，财政收入要向地方倾斜。这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改革户籍制度的配套措施，不改革财政分配体制，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财力和动力为非户籍人口提供同等的公共福利。
(作者分别为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