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改变的中国

　　2003年那场突如其来的SARS，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公共卫生危机。那个春天的很多经历和感受，比如传言和恐慌、脱销的口罩、刺鼻的消毒水、空空荡荡的马路……10年之后，仍停留在我们的公共记忆里，没有消逝。

　　这是一场遭遇战。我们上来就被它打个措手不及，甚至狼狈不堪。在政府换届之际，在一个全国性的疾病控制系统尚未运转成熟之时，在专业防疫队伍边缘化的背景下，在纵横交错的组织结构里，这个新病毒都有了肆虐一时的空间。而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之后，中国政府依靠它特有的组织优势，在非常时期以一个“超权力”的指挥中心来动员社会资源，运作各方力量，最终打赢了这场战役。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与SARS斗争战局的进展，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公共卫生知识与观念的大普及也得以完成。

　　SARS的爆发让中国政府和社会都普遍认识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自此之后，中国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大幅提高，大大推动了中国疾病控制事业的体系建设和队伍建设。而信息透明、疫情公开、领导问责、开展国际合作、对公众知情权与健康权的重视等等，也是SARS之役留下来的一笔“政治遗产”。

　　这场危机也使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应对危机的能力，是国家的核心能力之一。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不仅考验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而未来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健康、更有效率的社会治理机构，也是SARS留给我们的重要思考。对国家政策制定者来说，认识到问题并不是最难的，而如何摆脱种种羁绊，协调各方面利益，才是考验他们政治智慧与魄力的试金石。

　　正如我们都意识到的，公共卫生问题，从来不是独立于一个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文化而单独发展的，它恰恰是以上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SARS像一个切片，只有深入到它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研究，我们才能彻底看清社会运行的肌体出了哪些问题，思考我们当年为SARS付出的巨大代价，最终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虽然以10年为一个观察周期，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整体之路来说也许还不足够长，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现在也不能全部知晓，但是我们确信，以SARS为标本的观察在20年、30年……之后仍将继续。

　　人类漫长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与各种疾病不断斗争的历史。与SARS斗争的一役，不是开始，更不会是结束，未来我们必定还要面对各种疾病或灾难的挑战。另一方面，公共卫生问题还在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毒胶囊、水污染、雾霾等问题，又在技术上和理念上向管理者提出新的挑战。

　　10年前SARS爆发的时候，本刊就予以高度关注，连续数期投入记者，从科学、政治体制、医务人员等等多个角度切入，深入探讨了SARS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作为社会进程的观察者和记录者，10年之后，我们依然秉持媒体职责，派出数名记者，去广东、赴香港进行实地采访，也深入到北京一些医疗机构做个案调查，或是采访当年亲临一线的医护人员及当年那些SARS感染者，期望能在10年后再交上一份厚重的社会记录。

　　口述 礼露 主笔 李菁

　　看病

　　我经历的故事说起来很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老记者叫陈寰，资历很老，从延安时期就开始采访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一个有名的时政记者。陈寰阿姨是我父母在沈阳东北中山中学的同学，他们的友谊从13岁开始，持续了60多年，直到我父母去世。陈寰阿姨一生没有结婚，我在北京工作以后，她对我就像对女儿一样。

　　2003年4月初的时候，陈寰阿姨想去医院做一些检查，希望我能陪着她去。其实她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已经86岁，肯定多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她是高干身份，人民医院有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大夫，所以不像我们普通人那样轻易不愿意去医院。

　　坦率地讲，我当时多少有些迟疑。那时候北京的传言特别厉害，说是广东的“怪病”已经跑到北京来了，而且中关村那边有一个楼已经被封闭。不过这都是在网上传的，没有公开，没有报道。这也难怪我弟弟听说后打电话过来，第一句话就问：“这个时候去医院，你不要命了？”但我想陈阿姨平时也轻易不张嘴求人，最后还是决定陪她去一趟。当时很多药店的口罩都脱销了，我弟弟当天晚上开车跑了好多家药房，买了三十几个口罩——其实就是那种普通的比较薄的棉纱口罩，然后连夜给我送过来。

　　4月7日一大早，我就戴着他买的口罩出门了。坐出租车去接陈阿姨时，她看我只露出了眼睛，还哈哈大笑。她是“老革命”，一切都相信正式媒体的报道，既然当时的主流媒体都说没几个人感染，她觉得我这个样子有点小题大做。但我还是坚持让她也戴上了口罩。

　　7点钟左右，我和陈阿姨到了人民医院。我陪她看的第一个医生姓段。进到诊室的时候他正在给另外一个人看病，那个人大约70多岁，高高大大的，声音洪亮，看起来是一个老干部，他已经开始咳嗽，也在发烧。我记得段大夫对他说：现在还不敢确认是不是“那个病”，但先按“那个病”吃药吧。就给他开了阿奇霉素——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宣布是SARS，官方的说法是“非典”，但是医生也不直接用这个词。不过虽然含含糊糊的，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知道是指什么病。

　　听段大夫说有可能是“那个病”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那间诊室连6平方米都不到，就是比一个双人床大点的一个小屋，我和那个老干部离得特别近。他和段大夫面对面，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段大夫跟他说：“回去把口罩戴上吧。”段大夫虽然戴着口罩，但也是极为普通的那种。人民医院后来有100来个医护人员染上“非典”，不知道段大夫是否幸免。

　　陈阿姨做检查的时候，我就在医院里楼上楼下地跑，帮她挂号、取药、划价什么的，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遍，口罩时戴时摘。那天人民医院的人非常少，我还和陈阿姨开玩笑说：“咱们看病可是拣了一个清净的时候。”陈阿姨说：“既然清净，那就多看几科吧！”于是我又陪她去了呼吸内科、放射科和神经内科。一直忙到12点半，忙得我一口水都没喝。在呼吸内科外面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戴口罩的女人，她发着高烧，还不停地咳嗽。

　　回家以后，我在网上看到了301医院蒋医生写的那篇东西，我才知道真实的情况远比我们想的严重。但是人都有侥幸心理，总觉得去一趟医院就染上了？至于嘛！

　　8日那天没什么异常。9日那天特别暖和，大概都有20摄氏度了，可是我却觉得特别冷，把棉袄都找出来穿上了，还是觉得冷。睡到半夜竟然冷醒了，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第二天一早，牙齿开始打颤，到了下午，感觉自己开始烧了起来。体温计一量，接近39摄氏度。我想，坏了！可是又拼命否定：怎么就那么巧呢？全北京都没几人得。那时候媒体说，全北京就有12个染病的，都在地坛和佑安医院住着，怎么就会是我呢。

　　当时我家里还借住着两个客人，一个是我的堂弟礼斌，我喊他“阿斌”，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来北京实习的新闻系学生万莹，她是经朋友介绍借住我家的。我让他们马上把家里的窗户全部打开，然后让万莹把我动过的东西全部用酒精擦一遍消毒，让他们把牙刷也换掉。

　　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是让万莹赶紧上网帮我查这个病例的资料。万莹很快就找到了，然后打印出来给我，其实当时找到的中文资料就只有一页纸那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此病目前没有对症疗法，一般情况下感染到肺部，出现肺炎，然后是发病5到7天后窒息死亡。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只是说这个病的“病程”一般是两周——这个在医学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到了今天我还没十分清楚它的意思，但是它在后来给我很大精神上的支撑，因为我坚持到了第10天还没有死，我就想，这个病程是两周，我还有机会。

　　当时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应该尽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少出去和大家接触。

　　五进五出

　　4月11日一早醒来，烧还是没有退，冷得我把家里的几床大被都盖上了，可还是禁不住浑身打颤。不过吃饭还好，精神也还好，也并没有咳嗽。4月12日情况依然没有变化。我还抱着幻想：发烧几天也是正常的，也一点咳嗽都没有，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就在家挺着慢慢恢复吧。

　　可是到了13日这一天，我开始浑身疼，而且胸口开始有憋闷的感觉。我跟阿斌说：“不行，咱们得上医院！”阿斌的防范意识比较强，他不但戴了口罩，还穿了皮夹克，还戴上了墨镜。

　　我住的地方和人民医院只一路之隔，所以晚上我们直接去了人民医院的急诊。当时医院里有很多病人，但是我发现医生们都没有戴口罩。医生让我先去化验血，结果是白血球低。然后做胸透。胸透显示，肺部没什么事。既然只是发烧，医生给我开了药，让我每天去打针。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心里嘀咕了三天了，现在一看这结果，一下子无比轻松起来，就像一块压在心里的大石头被挪走了一样。从人民医院走出来的时候，我虽然还发着烧，但是那个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我想既然不是“非典”，那还是等它慢慢降温吧。但是睡了一晚上之后，14日这一天病情越来越重，一直想咳嗽，全身酸疼，一点也不想起来，而且腹泻得厉害，人虚弱得不行。这一天去打针的时候，医院的人特别多，不管生病的人和陪着他们看病的，都混在一起。有的戴口罩，有的没戴。

　　4月15日我自己又去了一趟人民医院打针，但是这时候一天比一天咳嗽多起来，憋闷得很厉害，还是浑身疼，而且发烧始终没降下来。一般是上午能降到38摄氏度，从天黑开始，又达到39.5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样子。虽然没什么胃口，我还是使劲让自己吃一些东西补充点体力。

　　4月16日一早醒来，我感觉自己实在挺不住了。我和阿斌说：“咱们再去一趟医院吧！但是这次咱们要把钱带上。”我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我觉得，这一次去医院，他们不可能再放我回来了。阿斌带上钱，还是全副武装又跟我去了。

　　这一次我们挂了一个呼吸科的专家号。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才轮到我。医生姓何，我跟他说了自己的病情，但是感觉这位专家好像并不是太在意，他还是让我去化验血和做胸透，除此之外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议，比如说“你这个症状应该去看急诊”之类的。何医生说，他马上要去电视台录像，让我等到结果出来之后找另外一名姓曹的专家看。后来我知道，这位专家去电视台就是谈怎么预防“非典”的，可是我这个病人活生生地站在他眼前他却毫无反应，想起来这真是个讽刺。

　　再一次验了血、拍了胸片，我坐在二楼一个挺清净的地方等。阿斌来回跑，问片子的事。这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自己觉得可能逃不了这个病。因为这已经是发烧第6天了，而且我做透视的时候，感觉已经无法做深呼吸了，一深呼吸就咳嗽，最后只能勉强拍了片子。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阿斌从楼梯那头走过来。虽然他戴着口罩，脸上大部分被遮住了，但是我一看到他仅露着的眼睛就知道，事情不妙。我接过片子一看，上面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

　　愣了几秒钟以后，我才反应过来，说：“那赶紧找大夫啊！”于是我们来到了之前那位专家交待的曹大夫面前。曹大夫戴着口罩，这时候已经把白大褂换了下来，好像要去吃饭。他旁边有一个女大夫在和他聊天。听我讲完病情之后，曹大夫拿着我的胸片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头和刚才闲聊的女大夫说了一句：“看，又是一个！”那个女大夫赶紧坐直了说：“那你这个地方我还是少来吧！”

　　听他这一番话，我更加确信我百分之百回不了家了，马上就会有一个人把我记录在案，把我送到某个地方隔离起来。可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曹大夫还是要出门的样子，临走前嘱咐我再打几天抗生素的针，开了四五天。我问：“怎么还打这个药？不需要隔离吗？不住院吗？”曹医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你先打吧。”他这么处理我倒又高兴起来，我想人家大夫不比咱们明白？它必定不是这个病，如果是的话能放我回去吗？所以特别真诚地谢谢他之后回家了。

　　可是回到家静下心来一想，我还是没有办法骗自己。我开始冷静地想想该处理一些什么事情，于是陆陆续续打电话，给单位的同事，给我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得了“非典”，有些事情应该安排安排。不过大部分人接到我的电话的第一反应都是：“得了，你别瞎扯了，如果是‘非典’肯定早让你住院了，既然不让你住院肯定不是！”

　　不过还是有几个朋友，没说这个话，其中一个是我在《人民日报》的同学常莉，她听到我讲的经过之后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我后来才知道，常莉放下电话后一溜小跑，跑到《人民日报》卫生组组长白剑锋那里，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同学得了“非典”，却住不上院。白剑锋马上给四个医院——人民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打电话了解情况。尤其是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它们本身就是传染病医院，按道理应该接收传染病病人。可白剑锋发现，对方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没有病床。

　　白剑锋是一名专门跑医院的记者，他意识到肯定出问题了。首先传染病医院人满为患，其次确诊为“非典”的人都没有院住。当天晚上，他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那时我已经无法正常起床。我小时候是练体操的，身体素质特别好，可是这时候我的身体都不支持自己有这样一个大动作，我必须侧着身子，先变成半卧，再用手扶着自己的膝盖，跪着起来。每走一步手都要抓东西，眼睛开始发黑了。可奇怪的是，到了那个时候，咳嗽也并不厉害。我已经没有力气抬手接白剑锋的电话，是万莹在厅里接的。万莹把这些天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详细地讲给白剑锋听。了解完情况之后，白剑锋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时候已经是17日凌晨。这时候我话都说不出来，在电话里能听到自己嘶嘶的喘气声。白剑锋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好。他说：“你不要着急，我们都在帮助你。”除了“谢谢”，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再说别的，可是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记得……

　　17日白天病情更加严重，上午就烧到39℃多，气都上不来了。已经走不动路，一站起来眼前都是黑的，出现缺氧状态，脸上跟有小虫爬似的，可能皮肤上的血液开始缺氧了，脸都黑了，嘴唇变紫了，手也变色了，很危险了。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继续去医院打针，但打针也知道没有用，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一天去医院的时候我想这一次怎么着也应该住院了，死也要死在医院里。我让阿斌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上，再一次去了人民医院。

　　还是在门诊打针。门诊照例不少人，很多人都在发烧咳嗽。可能人民医院内部这时候已经有人感染了，这一天增加了一个新规定：在门诊打针的人必须得交肺片。阿斌于是把我那张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的肺片交给了打针的护士。打到一半的时候，护士长来了。她问：“谁是礼露？”然后对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打针？你这种情况应该去急诊打！”

　　我心想可遇到明白人了，我也纳闷自己怎么能在这里打针，传染给别人怎么办？可是医生当时给开的就是在门诊打呀。护士长于是拿着我的点滴，把我“牵”到一层急诊去了。一到那儿，有一个人出来问：“是谁发热？是本院大夫吗？”护士长的表情一下子有点不自然，说“不是”，意思是我是外面的普通患者。那个大夫马上说：“那我们不收。”有那么几秒吧，我们全愣在那了，护士长擎着我的点滴瓶子，我们三个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对我说：“反正你不能在我们那儿打，你今天就在这儿打完吧，明天不能再去门诊打了。”我问她能不能给写一个门诊转急诊的说明，她说得找给我看病的大夫。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找不到那位曹大夫了，情况特别混乱了。我记得还有一个“中财”的患者问医生：你们这样把我放回去，我怎么办？我家里还有上学的孩子和上班的人。医生沉默以对。

　　这一天再次做了透视。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的右肺也感染了。两肺全坏了，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幻想了。阿斌身上带着钱，我们到急诊，再次寻求住院。两个医生或是护士，在走廊的角落闲聊，我那时候已经学会和别人站很远的距离，而且不说话，都是阿斌去问。阿斌问她俩：“如果得了‘非典’，而且已经发烧好多天了，能不能住院？”那两个人特别本能地离我远了一点，然后说要等病房。

　　我有点气愤了，气也没劲气了，我说我要找院长，她们说找院长也没有病房。我有气无力地问：没病房我们怎么办？她们说在门口等着，排号，如果有车来接就转院，没车来接就等着。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哪儿等。这时候其中一个问另一个：“门口那个转走没？”对方回答：“还转什么啊，死了。”听到这话，我感觉阿斌都有点发抖。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拿着钱又回来了。这是我最最绝望的一天。

　　回到家，我就让万莹和阿斌赶紧走。我想阿斌是独生子，如果被我传染上了，我死不要紧，他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我和万莹接触特别少，我相信她不会有什么问题。把他们“撵”出家门后，我想，就让我自己死在这儿吧。

　　遗嘱

　　4月18日，家里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得去医院打针啊，因为我还有一针没打完呢。不打针怎么办？只能在家等死。到了医院是晚上，我这才吃惊地发现人民医院的门诊已经锁个大铁链子，进不去了。需要打针的人已经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护士和患者能够隔开，有个小窗口把胳膊伸进去打点滴，而且护士全副武装，连护目镜都戴上了。

　　正在打针的时候，我接到了协和医院副院长于晓初打来的电话。她是我的中学同学，大概是其他同学找到她，讲了我的情况。她听说我还在人民医院打针，马上说：“你别打了，赶紧回家。”于晓初让我记下来几个药名，让我赶紧去药房买回来吃。我手头也没有纸笔，即便有也写不动，这真难为我这个脑子，平时都不吃药的人，硬记下这些陌生的药名，什么利巴美林、地塞米松等等，还有服用量多少毫克，什么时间吃等等。于晓初他们和专家在研究治疗方案，我应该是最先得到治疗方案的。我于是离开了医院，最后一次告别了五进五出的人民医院。

　　从医院一回来，阿斌马上就去药房买药。药拿回来了，这时候递东西完全是不见面了。他放在地上，我去取。这时候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除了水，其他什么都咽不下去。那些天我都快喝成水中毒了。

　　我最好的朋友叫王颖，是锦州的一名工程师，她是我当年下放到锦州“青年点”的同学。我得病的这些天来，她一直在外地替我张罗各种事情，成了“营救礼露指挥部”的总指挥。这一天，她从锦州给我打来电话，她尽量用平淡的语气问：“你是想回沈阳还是想留在北京？”我一开始没明白，愣了几秒钟后反应过来。我是沈阳人，父母去世后都安葬在沈阳。我也很平静地对王颖说：我当然还是希望在北京八宝山了——后来我才知道，你还想上八宝山呢，一概拿黄袋子一装，送到昌平一股烟，什么也别想了……

　　这时候我意识到，所有该处理的事情，都该处理了，要不就来不及了。其实我已经想了两天遗嘱的事情，这时候意识到，要不抓紧写，就再也写不动了。我努力攒了一点力气，爬起来，坐在写字台前，这时发现字已经写不成直行了。写了一半，我又回到床上躺一会儿，再爬起来写。对我来说，在知道自己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最重要的事情无非是孩子、财产这些问题。

　　写完遗嘱后，我往沈阳打了电话。我妹妹在沈阳，孩子也寄养在她那儿。我说话的时候，妹妹和我儿子同时在电话那边听。我说得很慢，因为也说不动，我妹妹一直在哭，奇怪的是，我平时是一个很爱哭的人，这时候却一点眼泪都没有掉。跟妹妹交待完，我又跟儿子说话。我第一次告诉他他的身世——他不是我亲生的……最后我说：“劼克，和妈妈说再见吧！”可是他那边一直沉默着，就是不说“再见”这两个字。而妹妹就一直在哭。我想，就这样吧，一咬牙，把电话挂了。通完电话，我开始清理电脑，把里面我认为死后不希望别人看见的东西全部删掉，然后又努力拖着身体收拾屋子。我受不了自己这个想法：我死了以后人家来收我的尸体，一看我的家说：要不然她死呢，你看家里脏成这个样子……

　　话说白剑锋通过万莹得到了第一手材料之后，向中央写了一份内参。内参里用的也是“礼露”这个真实的名字。也许这个名字显得太“90后”了，我后来听说，当时民间就传说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在人民医院感染上的“非典”，可是还不收她住院，差不多奄奄一息了，结果告到《人民日报》……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以至于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竟然把电话打到在广西的弟弟礼群那里去了。弟弟打电话来先是哭，再跟我商量问我怎么办，我还告诉他什么也不要说。我想，传出去的话，北京奥运会还开不开？

　　这一天还有一个小插曲：人民医院的一个领导到我家来慰问。打电话的时候这位领导显然也以为我是个“美丽少女”，问我：“是礼露小姐吗？”他说得知我现在还没住上院，院长委托他来看我。这位领导带了一个急诊部主任和一个呼吸内科的主任来的，三个男医生，全副武装，像太空人一样。他们远远地站着，最大可能地站在房子的对角线上。领导要了我的病历看了看——但上面只有“发热”二字，也不会写“非典”，所以他似乎还对我的病情有些疑问。我几乎是悲愤地说：“我是典型的‘非典’病人！”他无言以对。临走前，他解释说：“我们也是条件有限，也没有办法。无论如何，我代表人民医院向你道个歉。”

　　这天晚上，我在灯下观察自己的手，发现两只手已经开始发黑。

　　重见天日

　　4月19日，于晓初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我说烧还没有退，她让我加大激素的药量；20日中午，她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得知我情况还没有好转之后，她让我立即到协和医院。我提了个要求：希望不要对我进行无谓的抢救，也不要上呼吸机。于晓初回答：“行，我同意你。”

　　那时候协和的救护车已经不够用，只能找“120”。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3个小时以后，“120”到了。我穿着羽绒服，拖着旅行箱出了家门。我是抱着必死的心出门的，那张遗嘱被我放在卧室的桌上。我几乎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才爬进了车厢里。车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非常刺鼻。车外，阿斌、万莹远远地站在那里，目送我离开。我心里默默地在跟他们、也跟自己的家做最后的告别。

　　到了协和的第一件事是在急诊马上做血氧，测里面的氧气含量，我只有58%。此时我已发高烧第10天，眼睛看东西时只剩下一条缝，两边都是黑的；走路得扶墙，脚不知道往哪儿踩，可以说是濒死状态。

　　协和当时也比较忙乱。病房里面都住满了，后来的人只能住在走廊里。没有床，护士推了一辆手术车给我当临时病床，被子也不够用。有些病友病情不太严重，他们后来告诉我，我进来时，他们纷纷议论说：来了个重的，看她脸都黑了；还有人在讨论我是男是女——那时我整个人已经折磨得看不出男女了，瘦到只有80多斤，皮肤像老茄子皮似的，一捏能提起来特别长，脂肪全都烧掉了，披头散发的；还有人说我是老太太，其实当时我才49岁，可以想见当时都成了什么样子。可以说我靠着最后一口气，挨到了协和。

　　奇怪的是，身体到了最低点的时候，精神上的负担反倒一点也没有了。我想反正遗嘱也写好了，家里也收拾好了，该交待的都交待清楚了，反倒坦然起来，专心致志对待我的敌人。

　　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每一次呼吸都觉得非常费劲，一阵阵想咳嗽，但感觉没有进气，憋得厉害，似乎肺已经不工作了，就只剩下嗓子眼里这点气。我极力使自己的每一次咳嗽都要咳得“科学”一些，免得一口气上不来被憋死。

　　用了激素之后，21日下午，我感觉体温轰然而退。这个时候我已经烧了11天了，第一次恢复了正常体温。22、23日体温都开始正常，体力也慢慢恢复。烧一退之后，医生立即把甲强龙的用量从80毫升降到40毫升，卫生部的指导意见用药量的上限是320毫克，后来听一些病友说他们在别的医院用的甲强龙剂量是我的6倍。我也感到万幸。后来听说每一个病人的用量都是医生们充分讨论后形成的意见，有时还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当时还有的病人不太理解这一点。我记得有一位年轻的病人，只是有轻微的症状，急诊科主任王仲没有给他开激素，他父亲还来质问王仲，话说得很难听，意思是是不是因为没有给医生送钱？协和的医生们也受了不少委屈和误解。

　　这个时候给我最大慰藉的，就是我的这些朋友们。王颖的丈夫萨丕达也是我下放到锦州青年点时的同学，当时他特地从锦州赶到北京来看我，为此，他从住的宾馆被“请”了出来，从北京回去的时候，也被拦截在了锦西没让回。我至今还保留着萨丕达写在“西直门宾馆”信笺上的信，鼓励我要活下去，“我们都相信你”。吉林大学的同学们也发了封集体电报给我，北京的同学也送来了花篮和果篮，我把它们远远地放着，想看又不敢看，因为任何一点感情上的波动都会让我的身体承受不了。

　　我的身体慢慢康复，终于在5月12日这一天出院。不知道为什么，整个病的过程中我一滴眼泪没掉，可是再重进家门的时候，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感觉有如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7月份我去复查，当时收我住院的许文兵大夫看了我的胸片说：“你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我后来才知道，在协和前期收治的106名“非典”患者当中，我是最危重的16人之一。8月5日那天，我再去检查身体的时候，报告上写着：胸透未见异常。看到这几个字，我都快哭了。我一口气从雅宝路走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底下，趴在栏杆上，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终于和正常人一样了，这怎么可能！

　　协和医院在救治过程中显示出非常高的医学素质，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出院之后，我在家组织了一次病友聚会，也把救治我们的医生王仲、许文兵都请了过来。说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点也不夸张。据我所知，北京一些医院将“非典”患者的所有病历都付之一炬，称“怕有病毒”，唯有协和医院将我们的病历收集整理完整，存档备案。

　　自己活过来了，也感谢这些救了我一命的医护人员。所以病好了以后，我特别想为他们、为科研做点什么。当我得知协和需要一些有“非典”抗体的血浆时，我找到了6个病友，大家听说后，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血献出来。不过体检结果出来，恰恰是我们最重的3个人血样里有抗体，符合科学实验标准。其中还有一位叫高京津的病友，她是学核物理的研究生，多次主动找医院要求献血浆，但是因为肺部有阴影而没献成。

　　如今再谈起“非典”，外界多关注的是我们这些受感染者身体上所遭受的伤害，其实我们后来遇到的歧视、排斥、责怪、怨恨和过度防范等等，都给我们心理上形成第二次伤害。因为这个病的高传染性和前期失控，每一位SARS病人几乎都承受了道德上、心理上的纠结、自责甚至鞭挞，这里也包括一线的救护人员。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宽慰是幸好阿斌和万莹没感染，不然我可能没勇气生存……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在当时极度恐惧和孤独中抱团取暖，演绎了一场“非典之恋”，如今已经结婚。陈寰阿姨则在非典后第六年，以94岁高龄寿终正寝。

　　几年前，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资助立项，协和医学科学院与北京协和医院对几十名来自各个医院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社会跟踪。我也参加了这项调查。我们做过多个心理问卷，特别厚，上面设计的问题也特别专业，比如：“你担心别人恨你吗？”“你是否对别人有内疚感？”等等。其实关注的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心理康复问题。有个测试还将受试者封闭在检测舱看一些片子，观察脑电图等反应。重看那些“非典”影像时，有的病友痛哭失声。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再回忆和讲述2003那段痛苦经历，但是为了将来不让我们身上发生的悲剧重演，我们还是回忆了，讲述了——惟愿能给聆听者一点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