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猪向东流

　　特约评论员 杨国英

　　还能更荒诞些吗？黄浦江漂浮着6000头死猪(截至3月12日)，而在江水两侧，是我国最繁华城市的最繁华地带，标志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梦想的中国三大高楼均屹立于此。

　　作为曾经从事规模化养殖近3年的笔者，对于规模化养殖的疫情四起、畜牧预防的监管不力，早已见怪不怪。事实上，与随意抛扔死猪相比，如任其流向食品深加工市场做成香肠、火腿肠，则更会产生严重后果。但是，如此之多的死猪，任其漂流至黄浦江，还是令人心惊！面对如此之触目惊心的景况，相关监管部门的闪烁其词，则更是令人汗颜。

　　在“江漂死猪”事发第一周，对此事心知肚明的浙江嘉兴，本应尽快承认，并“亡羊补牢”采取相关措施，抑制当地更多的死猪向河流掷扔并漂流至黄浦江。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作为事发主要初始地的浙江嘉兴，其监管部门自始至终都在所答非问、推诿塞责、避重就轻，可谓将“外交辞令”用至极限：3月11日，浙江省农业厅畜牧兽医局顾姓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死猪多为冻死，目前浙江无猪瘟”。对此荒唐不负责任的解释，众多网友提出质疑，“东北气候那么冷，冻不死猪，气候相对温和的浙江，怎么就冻死猪呢？”这固然仅是形式的推理，事实仍给浙江省农业厅辩解的余地，因为春节后确实有一段时间天气转冷，而从病猪变为死猪的过程，与天气转冷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

　　但是，浙江省农业厅顾姓处长就此断言“目前浙江无猪瘟”，却荒唐可笑，曾有过从业背景的我，不仅可以说“猪瘟作为我国普发性疫情，可谓全国各地年年有，只是扩散范围不同而已，浙江怎么就会没有”，其实我更确定地认为，天气转冷绝对不会是主因，只可能因生猪病情恶化，造成免疫能力降低，才有可能会冻死。这批死猪，极可能得了猪瘟。而在3月12日，浙江嘉兴市委宣传部召开媒体见面会，仍然坚称“目前正在积极协助调查，不排除死猪来自嘉兴，当地生猪养殖没有发生猪瘟。”请记住，浙江嘉兴这一回应，是在上海相关部门通过死猪耳标确认死猪来自浙江嘉兴并已检测死猪感染猪瘟之后。而嘉兴畜牧局蒋姓副局长则更是狡辩“耳标只能认定猪的出生地，而无法认定就是成长地”。

　　其实，此等狡辩之辞，丝毫经不起追问。我们既可以通过形式逻辑追问，多达6000头的“江漂死猪”，难道都是“生于浙江嘉兴，而长于他地吗”？我们更可以通过专业逻辑追问，结合前述顾姓处长所说的“死猪以20—30斤的苗猪为主”，难道作为长三角主要生猪供应地的嘉兴，不育肥猪吗？难道没有一点生猪存栏吗？如此浙江嘉兴作为长三角主要生猪供应地的市场地位何来？

　　还要看看第三回合“外交辞令”，尽管这一回合外交辞令由受害地上海相关部门发布，在“江漂死猪”已多达6000头、上海市民为水质污染人心惶惶之时，上海相关部门除了“向农业部和浙江方面通报、并屡次强调上海水质安全”之外，时至今日，对浙江及嘉兴相关监管部门的批评以及对自身损失的评估和追究，却一字无存，而仅将板子打在“当地部分养殖户的不负责任”。

　　这是典型的职能部门相互偏袒行为，亦是我国“公地悲剧”历年难解之根源。这种行为的背后，隐藏着“邻省同一部门过于计较，面子上不好看，相关领导更不会因此受益”的官场潜规则。追究此次“江漂死猪”事件，养殖户随意的抛扔，自然责任难免，但是，如此众多的死猪大规模出现，浙江当地的畜牧防疫部门有没有责任？如此众多的死猪不按防疫规定处理，浙江当地的相关监管部门有没有责任？如此众多的死猪任其漂流至邻省(邻市)，浙江当地的河道部门有没有责任？对邻省(或邻市)所造成的损失，浙江当地政府有没有补偿的责任？

　　于当下而言，如果对这起“江漂死猪”事件，浙江当地仍然闪烁其词地予以逃避，而不是面对现实深刻反思，那么，当地畜牧养殖的防疫体系不可能健全，由当地向长三角提供的生猪更不可能确保安全。

　　对这起“江漂死猪”事件，希望上海相关部门顶真、追究，不对浙江相关部门进行变相偏袒，避免类似“江漂死猪”的“公地悲剧”重演。而对更高一层的农业部而言，针对这起“江漂死猪”事件，更不能任由浙江相关部门狡辩或仅拿几个当地养殖户问责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