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珑锟 付晓英

　　嘉兴是华东地区最重要的生猪养殖基地，全市有超过10万户养猪户，700多万头猪。我们走访了南湖区的新丰镇、凤桥镇、余新镇，平湖市的曹桥镇、林埭镇，发现其中大多数是散户养殖。以嘉兴养猪第一大村新丰镇竹林村为例，全村有906户养猪，其中80%以上是散户经营，少有存栏量过500头的养殖大户。新丰镇镇长沈云明告诉我们，全镇出栏生猪万头以上的养猪企业只有5家，其他全部为散养。

　　因为是小规模养殖，享受不到无害化处理病死猪每头80元的补贴，送去处理池就意味着倒贴人工和运输费。因为资金不足，为了扩大收益就增加养殖密度，为了节约成本就不接种未纳入国家强制范围的疫苗，遭遇冷冬也缺乏动力给小猪增加供暖设施。因为利润微薄、缺乏规模效应，散户对大大小小的排污费、尿检费、抓猪人工费、干粪池积满后的运粪费唉声叹气，对部分乡镇暂时没落实国家对“能繁母猪”每头100元补贴政策而耿耿于怀。

　　对这里的养猪散户而言，处理死猪的方式有三种：送到无害化处理池、卖给死猪收购商、扔到河里。抛开网民们炮轰养猪户的“素质论”、“环保意识论”，当第一种途径成本太高，第二种遭遇严打，选择第三种处理方式就似乎再自然不过。

　　第一种方式：无害化处理

　　3月22日13点，高相全告诉我们：“今天已经收了21头死猪了。”

　　高相全是嘉兴市余新镇普光村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池的负责人，他戴着草帽，脸被晒得通红。这处无害化处理池紧邻公路，远离村庄，位于工业区和油菜花地后面的一片废墟中。路旁蓝底白字的指示牌上写着无害化处理池联系人的姓名和手机号。处理池前架着一台水泥搅拌机，四五个工人正在搬砖、砌墙。他们说，新的处理池这个月开始挖的，一周后就能用了。

　　“这里有8个处理池，3个正在修，1个刚刚投入使用，4个已经装满，每个大概装了1000头猪。”高相全告诉我们，“新修的无害化处理池长8米，深3米，容积大约100立方米。”

　　所谓无害化处理是为了彻底消灭动物尸体上所携带的病毒、细菌。根据2006年农业部《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处理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即用焚毁、掩埋(深度不少于1.5米)等多种方法处理。

　　普光村的无害化处理池是一个几乎封闭的水泥罐体，高出地面大约60厘米，池子一角插着一根粗口塑胶管。处理池两端各有一个长方形投猪口，上面盖着铸铁盖板，并用挂锁与铁钎上锁。最早的一座无害化处理池上加盖了小房子，里面储存着20多包产自新疆的片状氢氧化钠(离子膜烧碱)。无害化处理池通过厌氧发酵技术处理死猪，维持弱碱环境是绝对必要的。一般一头猪消解完需要一年左右。“我有时候会拿这种长的钢管来搅拌，因为两头洞口下面的猪容易堆在一起，处理池中间就比较空。”高相全说。

　　正说着话，长秦村的张伦和朋友张宏力开着三轮车来送死猪。长秦村距离普光村大约7公里，张伦说他们那里没有无害化处理池。

　　死的是一头老母猪和两头小仔猪。“这母猪是生小猪死的，年龄大了。”一头老母猪有三四百斤重，他一个人根本抬不上车。因为给老母猪上了保险，张伦拿到了1000块钱的赔偿。这母猪尾巴处露出粉红色的肉，却不见猪尾巴。这是因为保险公司的人把尾巴剪掉了，防止村民再用这头猪骗保。

　　张伦沿着水泥桥板把车开上处理池，将车尾对准投猪口。张宏力抓起被装在蛇皮袋里的两头仔猪，丢到地上，软塌塌的小猪身体一阵晃动。高相全掏出钥匙，打开了投猪口上的挂锁，掀起盖板，一阵腐臭扑鼻而来，里面的池水浑浊发绿。

　　之后，张宏力戴上手套，抓住老母猪的腿吭哧吭哧地往投猪口拖，高相全拿一把大约1.5米长的铁钩子扣住猪头，一块使劲，张伦则在旁边按住三轮车。老母猪落入处理池时，水花四溅，大家赶忙躲开。随后，高相全用铁钩把装有小猪的蛇皮袋也丢进处理池。

　　张伦说，他不知道可以打电话叫人上门收死猪，他自己送来是因为害怕乱扔以后被罚钱。根据《动物防疫法》规定，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不得随意处置，违者可处3000元以下罚款。“黄浦江浮猪”事件发生后，嘉兴市所辖的嘉善、平湖、海宁三地共有8户养猪户被罚款。

　　余新镇并不是养猪大镇，如果不是最近新修了无害化处理池，这里的死猪也没地方放，更不用说竹林村这样的养猪第一大村了。

　　永红村的吕淑秀一边养猪，一边在竹林村一家工厂做计件工。她告诉我们，前段时间由于死猪数量超出处理池容量，竹林村的死猪在处理池旁边堆成了“小山”。她说：“竹林村公交车站旁边就是一个垃圾站，村民把死猪放在那会有专人来收，几十只死猪沿着马路放在地上，排了老长。”

　　散户：上门收要给钱，不收仔猪

　　永红村是凤桥镇的养猪第一大村，这里紧邻竹林村。永红村的死猪无害化处理有两种运输方式：一是直接交给处理站的工作人员；二是放在垃圾站旁边，会有专人来收，在这次“黄浦江浮猪”事件之前也是如此。吕淑秀告诉我们：“我家离最近的垃圾站也就100米，算方便的，但有的养猪户离得快1000米，一头母猪三四百斤，肉猪也起码上百斤，光送到垃圾站也得找三四个人帮忙。”

　　村民罗礼强告诉我们：“因为母猪是参加保险的，所以母猪死了得打电话让保险公司来人，还得到畜牧兽医站签字，说明家里死了一头母猪。一般这时候都得直接送到无害化处理站，但是让他们工作人员上门来拉的话，得收100块钱，肉猪没老母猪那么贵，好像是20块钱一头。”多位养猪散户反映，让处理站的人上门来收死猪挺麻烦，要么得给钱，要么跟求他似的。新丰镇的李河也说：“有人家里两三百斤的肥猪死了，自己没办法送过去，打电话找别人开车来拉，要付给运输费的。”

　　余新镇农庄村的何广文告诉我们：“以前无害化处理站的人小猪不拿，只拿母猪，现在出了事了，才开始大猪、小猪都收。”吕淑秀也说：“我们村长说过，小仔猪可以自己在地里挖坑埋掉，就不用送到处理站了。”但是有人嫌麻烦，干脆把仔猪丢到河道里。而在本次事件中，从黄浦江打捞上来的死猪大部分正是仔猪。

　　根据已有报道，嘉兴市目前对死猪处理的规定是，养殖户可以打电话通知，由专人上门收集，也可以自己送到填埋场，不需要农户掏钱。罗礼强说不是这样的，最起码以前要收费的。

　　根据2012年4月农业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通知》，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养殖、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对规模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生猪损失及无害化处理分别给予80元和880元的补助。但规模化养殖的标准是年出栏50头以上，张伦的养猪场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也就享受不到政策的优惠。这在嘉兴市的养猪户中很有代表性。

　　此前，嘉兴市畜牧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农户可以获得每头猪80元的补助，目前已经落实到位。但我们在多个村镇采访后发现，几乎所有村民都说没有收到过这项“死猪补贴”。“现在嘉兴有那么多死掉的仔猪，一头给80块，怎么可能？就算大猪一头补助80，政府能拿出来这么多钱？”罗礼强说。因为实际数额太大，补贴不到位的问题的确突出。

　　事实上，即便拿到80元的补贴也不足以承担将死猪送至无害化处理站的人工和运输费用。罗礼强和张伦都认为，如果是运送死掉的母猪，起码需要100元才有人愿意代劳。

　　大户潘建华：“我家处理池只用了一半”

　　嘉兴市从2009年开始推广“无害化处理池”。2012年，嘉兴全市生猪饲养量为734.19万头，嘉兴全市各镇、村和大产大户共建造了近600个无害化处理池，无害化处理池共消纳死猪32.56万头。按照700万头生猪和3%以内的正常死亡率计算，每年死猪近20万头，加之上一年死猪的消解需要一年时间，600个处理池的数量远远达不到需求。

　　建无害化处理池就得占用土地。在散户居多的养猪基地，处理池由地方政府出资、划地。这对于土地资源本就紧张的发展现状而言，并不现实。而达到规模化的养猪大户则选择自己建造无害化处理池以控制成本。

　　潘建华是平湖市林埭镇共和村的养猪大户，他的养猪场在当地小有名气。据他讲，嘉兴市副市长曾带人到他家里考察过。从2000年开始养猪，潘建华现在的猪场里总共有1000多头猪，是整个平湖市31家规模化猪场之一，在平湖市属于中等偏上规模，拿了国家标准化养殖的项目，还因为管理水平高被评为当地的生态猪场。

　　潘建华的养猪场是平湖市的第一家试点使用“无害化处理池”的猪场，到现在已经过去3年。“本来是农户、镇政府和市政府三家各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来建造‘无害化处理池’，但我是第一家，就说不用我出钱了，在我这里先试验一下效果怎么样，效果好的话就向全市推行。后来用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挺好的，反正猪死了就丢进去盖上盖子，自己在池子里腐烂掉，挺方便的，慢慢就在全市推行了。”

　　潘建华说，村子里规模化养殖的大户家里都会有自己的处理池，除此之外，村里也有公共的处理池给散户用。“我家里的处理池容量是64立方米，村子里公用的大的处理池有100多立方米。”但是潘建华自己并不清楚他家里的处理池能放多少头死猪，反正从最初使用到现在，已经过去3年时间，他家的处理池也只用了一半，这也说明了规模化养殖的死亡率之低。

　　由此可见，同样面对无害化处理，同样出于经济成本考量，散户的阻力颇多，而养猪大户主动建造自家处理池，使用效果也好。

　　第二种方式：死猪交易

　　在当地，非法的死猪流通渠道于去年被消灭，健康的、合规的死猪处理机制尚未完善起来，这也是导致农民“抛猪”的重要原因。

　　2012年11月，嘉兴市17人制售死猪肉案宣判，3名主犯董某、陈某、姚某被判无期徒刑。他们的非法屠宰厂位于凤桥镇三星村。收购商在新丰、凤桥周边以每斤1元的价格收购死猪肉，再以1.2元每斤卖到屠宰厂。而屠宰厂经过加工，按照三成好肉七成死猪肉的比例混合，以市场价销售。该团伙在两年里屠宰7.8万头死猪，收入达876万元。

　　养猪户何广文告诉我们：“最早我们这里的养猪户大多会把死猪卖给他们，那时国家又不管，咱们实话实说，当时我也卖过死猪。仔猪死亡率高，我一只仔猪卖给他们50块钱，还多抽两包烟呢。”

　　潘建华也说，黄浦江上一直有死猪，只不过以前没有人去关注：“说得不好听一点，以前死猪不在河里漂，都流到餐桌上吃掉了。几年之前，有人就专门到村子里收死猪，来村里转一圈，去农户家里留下电话号码，农户家里猪死了以后，就会打电话给他们，把死猪卖出去，一两块钱一斤，一头猪甚至才卖几十块钱，但农户自己不用处理，还能有些收入，这个对他们来说很方便的，以前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两年国家管理严格，不允许再收死猪，收购死猪的人被抓起来，我们这里一个副局长都被抓起来了。农民的猪死了卖不出去，素质高一点的挖坑埋掉，素质差一点，随手一丢就丢到河里了，这种情况也有好几年了。”

　　第三种方式：投猪于江

　　“黄浦江浮猪”事件爆发后，上海方面通过打捞死猪的耳标认定，这些猪来自嘉兴。而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表示，只能通过耳标认定猪的出生地，无法认定就是成长地。嘉兴畜牧兽医局一名严姓工作人员认为：“上海金山等区一般从嘉兴购进苗猪，所以其耳标信息是嘉兴，黄浦江上浮猪也有部分来自上海郊区的可能性也存在，包括江苏跟嘉善县交界的一些地方。”这一说法也得到多个村庄农民的证实。

　　在采访过程中，部分新丰镇养猪户承认曾经将死猪抛入河道。从嘉兴到上海水网密布，不少村庄前后就有河浜流过。根据水系图看，南湖区新丰镇邻近平湖塘(又叫嘉兴塘)，这里水域较宽，一条向北，经伍子塘、红旗塘、大蒸港、圆泄泾、横潦泾，进入黄浦江，也就是往上海市松江区方向。一条向东流进平湖市的东湖，而后分为多支，其中一支经上海塘、胥浦塘，到上海市金山区的大泖港，进入黄浦江。一个证据是这条水系经过的地方，比如新丰镇横港村、比如平湖市城西的万仁桥下，都曾发现过有漂浮死猪。另一个证据则是，在黄浦江打捞上来的死猪，部分装在蛇皮袋里，而上面写着“浙江欣欣饲料公司”，地址为“嘉兴市新丰镇”。

　　潘建华曾经在黄浦江上开过5年船，对黄浦江流域比较熟悉。他认为从水流方向来看，林埭镇“抛猪”进入上海的可能性不如南湖区的新丰镇、平湖市的广陈镇、新埭镇和曹桥。“新丰镇在上游，那里的河流经过海盐县的六里山、平湖、上海航道，我们叫‘六平申’嘛，就汇到黄浦江里去了。另外按照水的流域，江苏跟嘉善交界处、南湖区一部分、平湖市少数几个镇，比如广陈和新埭的死猪有可能流过去。曹桥养猪的散户多，扔进河里也会流过去。但林埭镇和乍浦镇不太可能，因为水流非常平缓，不太可能漂过去。猪扔在那里几天后还是在原地，很难流走，再加上我们村里养猪规模不像新丰镇那么大，谁家养了几头猪、猪养到多大了，大家都差不多了解，八九不离十能猜到是谁丢的，这个是要被人骂的，而规模化养猪场一般是不会随意丢弃的，自己家的处理池就够用了。”

　　“但是新丰镇就难说了，那里几乎是家家户户养猪，散户多，扔了也不知道是谁扔的。哪怕一百家农户中有两户随便乱丢，这个数字就很大了。而且这个猪不可能是几天时间就能从嘉兴漂到上海，肯定扔了很久了，时间长的都会有两三个月，才能漂到那里去。你看打捞上来的猪都腐烂了，这说明其实也漂了很久了。”

　　曹桥街道孔家堰村一个13岁的小姑娘告诉我们，前几个月，上学路上经常能看到河边扔了很多猪，有的用袋子装着，有的就直接扔在那里，但是过几天就没有了。黄浦江发现死猪这件事之后，管得严格了，村里还在广播上说不准乱扔，否则会罚款，最近才没怎么看到，但是前两个月一直都有的。

　　而孔家堰的多位养猪户则非常坚决地说，他们从来没有往河道里扔过死猪，家里的猪死了以后都会丢在自家的“垃圾池”里，所谓“垃圾池”是3米左右长、一两米宽的长方形水泥池，1米左右高的水泥棚。“猪死了以后就扔到这里，会有人来把猪拉走送去无害化处理池。”村民陈艳说。

　　死亡原因

　　根据我们的走访，由于绝对数量大，嘉兴生猪的大规模死亡确属正常，并没有外界猜测的瘟疫、有机砷添加剂等原因。

　　一种原因是养殖密度过高，加上散户在猪舍卫生、饲料各方面做得不够，哪怕发生同样的一般性病毒，生猪发病率也会提高。

　　潘建华告诉我们，整个嘉兴地区从2007、2008年开始扩大养猪规模。“那时候行情好，因为2006年下半年，全国大范围爆发猪疫，从江西开始，到浙江、江苏、广东，全国发疫情，病死了很多头猪，所以猪的价格抬上去了，肥猪价格是9.4元/斤，我们都感觉猪好养了以后，从春节以后价格就往下掉，才6块多一点。有一个规律，只要猪大规模的发病，第二年的价格就一定会上升，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猪很便宜，像今年我们很多养猪的朋友，没有人喊‘猪总是生病死，不好养了’，没有人说这种话，这就说明这是很正常的死亡。”

　　从村庄的养殖密度来看，竹林村的养猪密度已经超过了土地承载能力。以竹林村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马长桥示范点为例，这里涉及农户31户，人口93人，养殖量3931头。一进入竹林村就能闻到浓重的猪臭味，而且水塘里泛着绿沫，漂浮着饲料袋等垃圾，见到来往最多的车辆就是吸粪车。

　　从猪舍的养殖密度看，永红村罗礼强家的存栏量增加了20多头，但猪舍面积却没有变化。一格七八平方米的猪圈有的养了7头大猪，有的养了11只小猪。养殖密度大，猪圈里的粪便清理也不方便，这里的臭味明显要比规模大的猪舍更浓。

　　另一个原因是去冬今春的严寒，仔猪缺乏抵抗力，许多也就染病、腹泻死了。

　　潘建华说：“去年冬天天气冷，有的厂房或者农户管理不严格，厂房保温做得不好，又不知道母猪具体在哪天生小猪，生出来后冻死了很正常，还有压死的、踩死的，大猪打架打死的，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从今年春节到现在，他的养猪场死了一头母猪，猪打架打死三四头肥猪，真正病死的三五十斤的小猪大概有五六头。“病死的小猪表现最多就是拉稀，比如一窝有十几个，有一头猪拉稀看不到，过3天看见就不行了。一般我们这种规模的养猪场，没有大的疫情，死亡率是比较低的。”潘建华说。他的养猪场设计科学完善，沼液灌溉农田，沼气做燃料保温取暖，他说：“我们管理还是比较好的，去年冬天天气那么冷也没有小猪冻死。”

　　吕淑秀告诉我们，猪越热越好养。她这个冬天买了4个浴霸，专门给仔猪取暖，还有邻居买了电热板，让仔猪睡在上面。可是，像她这样愿意投入的散户毕竟太少。即便这样，她家还是死了17头仔猪，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一家死掉近百头的养殖户也有。

　　第三个原因是猪圆环病毒与呼吸道感染。从黄浦江里打捞出来的猪送去检测，查出携带猪圆环病毒，很多人认为是这种病毒导致猪大规模死亡。

　　但是潘建华说，猪圆环病毒和猪呼吸道感染很常见：“很多猪身上都会携带病毒，只不过是外界环境变化，比如说气候或者饲养条件变化，本身有一个应激反应，病毒表现出来了，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猪发病，不单纯是某一种病，一般都是两种以上夹杂在一起，导致猪发病。比如说圆环病毒感染，主要是导致猪的免疫功能下降，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再引发别的病。实际上这几年，病死猪是比较少的，各种各样的疫苗在研制，饲料配比等方面都比以前好，有专门的公司在做这些方面的事，都好很多了。其实现在养猪是比较规范的，会打各种各样的疫苗，猪瘟、口蹄疫什么的都会打，这是国家严格要求的，小猪一出生就要做各种免疫。”

　　与养殖大户形成对比的是，很多散户没有这么正规，何广文告诉我们，如果不是纳入国家强制免疫的病毒疫苗，例如猪圆环病毒，他们也就不花这个疫苗钱了。“我是一直都打猪圆环病毒疫苗的，所以今年死猪的比例不算特别多的。”何广文从冰箱里拿出来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活疫苗、猪细小病毒症灭活疫苗等给我们看。“猪圆环病毒的疫苗是30块钱一瓶，可以打10头猪，但是要打两次，也就是10头猪得花60块钱，按我这样一户有300头猪来算，这笔开销就是1800块钱，很多散户是不舍得打这个疫苗的。”

　　“黄浦江浮猪”事件后，很多人怀疑是猪食用了含砷添加剂中毒而死，民间所谓的“砷论”甚嚣尘上。但是，问及添加剂和饲料，潘建华却很笃定地说，现在不可能用砷元素的添加剂。“砷早就禁止了，不太可能添加到饲料里，其实饲料厂比养猪场要敏感得多。嘉兴这么多家饲料厂，竞争很激烈，一旦非法使用添加剂，检查出来是要取缔生产资格的，这个对饲料厂是灭顶之灾。比较有规模的养猪场都会选正规的饲料厂，我的养猪场就是固定从嘉兴几个很有名的饲料厂买现成饲料，我自己地里还会种牧草，跟玉米等其他原料配一部分饲料给猪，散户的话几乎都是购买现成饲料，他们自己不会配添加剂，明令禁止的添加剂在市场上也是很难找到的。当然不排除可能有些小作坊每年偷偷摸摸生产几吨饲料卖给一些散户，他为了让猪吃了之后长得快或者皮毛好看，添加一些东西，但这个总量非常小，不可能是因为添加剂问题导致猪大量死亡。”

　　吕淑秀也说，前些年这里的农户的确用过“皮肤红”等添加剂，可以让生猪皮红毛亮，卖相更好，一头猪可以多卖几十块钱。但是这些东西已经被禁止两三年了，据她所知，散户中很少有人用有机砷添加剂了。

　　何广文：“散户难赚钱”

　　根据近年的生猪价格，每隔几年就会规律性波动一次，被业内人士称为“猪周期”。而现在，好行情与差行情在一年之内就剧烈波动，价差可以达到每斤毛猪悬殊5块钱，这样的大起大落更凸显了散户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弱点。

　　“去年8月份，饲料成本一个月涨了3次，一包饲料涨了6块钱。”吕淑秀说，“当时的‘白条’价格是9块钱一斤，还算不错，但这段时间已经降到了7.8块，也就是毛猪价格降到了5.8块，我们肯定亏钱了。”潘建华也证实，饲料跟前几年比翻了一番，跟去年比涨价30%，但现在的小猪七八块一斤，还有的品种只卖五六块一斤，以前最贵的时候能卖十几块钱一斤的。

　　何广文家一年出栏300头左右，去年死了大概60头。“过完年就开始赔钱，连我这样自己养母猪的都一年到头搭了人工白干，那些购买苗猪再养的就更赔钱了。”何广文则对毛猪价格下降，而市场零售的“精肉”、“肉条”价格一直保持13块一斤、11块一斤不变的现状十分不满：“相当于钱被经销商赚去了，我们的利润被压没了，买菜的市民也没捞到好处。”

　　“抓猪的时候要请人工，一头猪5块钱，再让人开车运走，一头猪收16.5块的运输费。卖猪的时候要检疫，在兽医站盖完检疫证就得交排污费，一头猪10块钱。还有尿检，一块尿板20块钱，可以给20头猪用，但如果你要卖21头猪，你就得买两块尿板，那就是40块钱，这对散户来说很吃亏。”说起卖猪时的琐碎花销，吕淑秀滔滔不绝。

　　何广文跟我们算了笔账，嘉兴这里主要养的是三元猪，花色有白、黑、黄三种，这种老母猪的饲料是1.3元一斤，一顿吃3斤，一天三顿就是12块钱。“乳猪1个月断奶，从20斤长到60斤得吃精饲料，40斤一包的饲料要160块钱，肉猪从60斤长到200斤，需要7个月，80斤一包的饲料要140块钱。猪有感冒、腹泻、蓝耳病很多种病，一窝小猪死几头很正常。”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头老母猪产12头仔猪，毛猪价格是6.5块的时候尚且可以保本。前提是仔猪基本存活，如果12头死掉6头，或者老母猪只产了三四头仔猪，那还是赔钱。“现在行情不如前两年了，散户难赚钱了。”

　　散户与养殖大户在政策方面得到的待遇也有差别，一处体现在无害化处理的“死猪补贴”上，一处体现在国家对每头“能繁母猪”100块补贴的实际发放上。

　　潘建华告诉我们，从去年开始，农户为每头母猪交6块钱的保险费，猪死了的话由保险公司赔偿1000块钱。以前是每头猪12块钱，其他的保险费用则由政府部门补贴。“另外每头母猪还会有100块钱的补贴，如果引进了良种，还会有良种补贴。”潘建华说，他去年一共拿到了1万多块钱的补贴。

　　但是余北村、农庄村、永红村的多为农户表示，虽然保险金额相同，但是，即便参加了母猪保险，也从来没收到过每头100块钱的国家补贴。罗礼强说他前两年收到过一次国家补贴，只是补贴金额没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他得到的说法是，按照国家土地法，不可以随意在土地上建猪棚，每户猪棚超过30平方米的部分要按照每平方米5块钱收费，这个费用在发放国家补贴的时候直接扣除了。

　　余北村支书周建华告诉我们：“我们镇财政说由于今年工作较忙，各类补助在陆续发放，下周我们会及时将补助发到农户手里。”余新镇的一位徐姓副镇长也打电话告诉我们，2011年度和2012年度的国家补贴确实还没有发到农民手中，原因是地方配套资金有困难，但一定尽快发放。

　　散户与环境污染

　　最近几年，因为污染问题，嘉兴市开始限制规模猪场的发展，2010年后，还出台了一个控制目标，每年保证生猪出栏量降低14%以上。从绝对数量上削减养猪数，而不是转变散户养殖到规模养殖的模式，这样的政策思路有待商榷。

　　潘建华告诉我们：“现在嘉兴市确实是在控制养猪，规模化养猪不可能了，大规模地建猪栏属于违章建筑，要拆掉的。但是散户管不了，人家农户养两三头怎么管，人家是要吃饭的呀。养猪主要是污染的问题，政府的要求是，规模化猪场，每5头猪要配备一亩地排污，你看像我家里，我租了农民150多亩地，粪便晒干后，干粪有专门的人来拉走造有机肥，液体的就进了沼气池发酵，沼液再灌到农田里去，我在田里种上牧草、青饲料，根本就不能乱排放。随便排放的话抓到了要罚款5万元的，三天两头来检查，发现问题会马上处罚。但是对散户就管不了了，他们随便倒在河里也没有办法。以前猪粪都是宝贝，作为肥料放到田里去，现在年轻人壮劳力都出去打工，很多老头老太太在家养猪，地里放点化肥就够了，猪粪就剩下了，随便往河里一倒污染就很大了。”

　　吕淑秀向我们证实，永红村的梅浜河(音)在去年没开始整治前，污染非常严重，河里的猪粪堆满河道，表层被太阳晒干后，“看上去好像能站在上面走过河一样”。其原因就是散户家的产粪量不足以建沼气池，农田少，地里施肥又用不完，再加上请人骑三轮车来清理堆满的干粪池，拉一趟要10块钱，于是不少散户就把猪粪偷排到河道里。

　　根据公开资料，2012年7月，国务院制定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随后，嘉兴海宁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应当抓紧制定《养殖污染防治法》，他们还提出控制养殖总量，新扩建规模养殖场，削减小散户养殖量等建议。(应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