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之痛

　　本刊记者 韦文洁

　　在这个初春的北京，街头多了不少戴着口罩匆匆而过的行人，与此起彼伏的灰色雾霾一道，成为北京的新风景。

　　被记者拦下的行人总爱抱怨，密实的口罩令他们呼吸不畅，但糟糕的空气又令他们难受——这个刚过去的冬天，比严寒更难熬的，是雾霾。

　　在北京城郊接合部的一家医院，每到周末，呼吸科都人满为患，即便这家医院去年才刚刚将呼吸科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一些监测点PM2.5的浓度一度突破每立方米900微克，西直门监测点最高达到每立方米993微克，创下中国有PM2.5监测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春节刚过，山东潍坊企业往深层地下排污的消息传出，地下水质状况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事实与数据赤裸裸地呈现着，再次敲响环境污染的警钟。

　　呼吸之痛

　　“这次北京的雾霾，我特别高兴，我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因为以往我们呼吁水，呼吁空气，呼吁一切食品安全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相信，因为特权阶层他们有特权的水，这次没有特权的空气了，他们回到家同样会面临老婆孩子的指责……”

　　农历春节刚刚过去，雾霾再次席卷我国中东部地区，面对马云诚实的调侃，雾气沉沉下愁眉苦脸的人们，只有无奈。

　　虽然有点没心没肺，但马云说的可是大实话。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说，大气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可以隔离，但是大气污染任何人都跑不掉。

　　今年1月以来，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很多大城市遭遇了严重的雾霾天气，悬浮颗粒物使城市陷入重度污染，城市上空毒气弥漫，久久不散。

　　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从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和严重污染，全国多地雾霾笼罩，空气污染突破测量上限，监测点处处“爆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空气质量指数超过300(严重污染)。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晓东总结说，几次中度、重度、极重度的雾霾天气，时间之长(连续11天)，面积之大(143万平方公里、13个省市区)，浓度之重(最高达1000μg)，受众人群之多(全国近6亿人口)，健康受损之大，影响之广(国内外高度关注)，是中国环境史上之最。

　　人们戏谑，如今北京城里最流行的问候语，已经不再是“吃了吗”，而变成“买口罩了吗”，微博上到处是防霾招数探讨……

　　即便大口大口地吸着毒气，开着不着边际的玩笑，持续不断的大雾还是在其它领域显示了它的威力——因为大雾漫天，几米外的红绿灯都找不着了，司机们只好小心翼翼地踩着油门龟速前进，拥堵的交通几乎瘫痪；高速公路几乎每天都有封闭的消息，更别提大面积延误或者取消的航班。

　　唯一受惠于雾霾天气的可能只有能够给人们内心的恐惧带来些许安慰的物品——据说能阻拦PM2.5颗粒物的专用口罩、能够过滤空气的各类净化器……

　　而中科院最近刚刚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更令终日笼罩在雾气下的人们谈霾色变。

　　根据这项名为“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的研究，本次席卷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强霾污染物，正是爆发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伦敦、美国洛杉矶的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混合体，并叠加了中国特色的沙尘气溶胶。

　　生怕国人对上述事件过于陌生，媒体隆重介绍了它们当时的危害：光化学烟雾会刺激眼睛、鼻黏膜等，造成各种器官病变乃至死亡，伦敦因此丧生近万人，洛杉矶至少800人丧命。

　　在中国的西北重镇兰州，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倒不需要对光化学烟雾污染的知识普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兰州的西固地区，居民就感受到了眼睛受刺激而流泪的痛楚，那个冬天人们记得街上到处是从眼皮下罩到下巴的白纱布包裹的面孔，口罩上的鼻孔位置一圈总是黑乎乎的，那个冬天雾气沉沉，空气里弥漫着不知名的怪味道。

　　兰州的这个冬天在中国空气污染治理史上具有标杆意义，自此中国开始直面空气存在污染的事实，拉开了空气污染治理的序幕。

　　用水之痛

　　雾霾未清，网友又爆料，“山东潍坊市许多化工厂、酒精厂、造纸厂企业，将污水压到地下一千多米的水层，直接污染地下水”。

　　这一爆料在当地引发重磅炸弹，当地环保局紧跟着宣布已排查715家企业，却并未发现举报所称的问题，于是回应称“一千多米的深井技术上不可能实现，而且打井成本一般小企业也无法承受”。

　　事关饮用水安全，事件在春节后持续发酵，当地环保部门的回应并没有终结事件，反而引发网络上一波接一波的爆料高潮，各类线索层出不穷，媒体深入调查，一起又一起地下水污染被曝光，历史旧账也一并翻了出来……

　　2011年，潍坊青州冷家村一处化工厂的排水坑造成当地的自来水污染；2012年11月，媒体拍到山东华泰实业向潍坊寿光台头镇洼地倾倒油墨渣；2012年12月底，又有由潍坊坊子区张家村塑料加工作坊排放的污水坑照片流出……

　　细心的媒体还发现，即便是眼下这个在地下水污染榜上炙手可热的城市，还在2011年获得过中国人居环境奖，并于去年参与角逐了联合国人居环境奖。

　　根据山东省环保厅文件，该厅2011年第二季度接群众信访重点查处的案件中，来自潍坊的8起案件中有7起涉及污水排放。

　　在山东茌平县干韩村，不用看各路媒体炒起来的新闻，他们早已受地下水污染之苦。过去打上来的水清澈甘甜，而现在，村民从十多米深的自备井打上来的水发黄，水面还浮有薄薄的一层油花。自此，村民不敢再喝地下水。

　　舆论持续发酵之下，勾起了民众对近两年来频频曝光的地下水质状况日益恶化的记忆：

　　2011年发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已判断我国地下水污染正在由点状、条带状向面上扩散，由浅层向深层渗透，由城市向周边蔓延；

　　辽宁海城市污水排放造成地下水大面积污染，附近一个村160人因水而亡；

　　由于地下水的严重污染，淄博日供水量51万立方米的大型水源地面临报废；

　　即使是在首都北京，浅层地下水中也普遍检测出了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

　　而在全国655个城市中，有400多个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约占城市总数的61%；其中，北方地区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业用水和33%的农业灌溉用水来自地下水。

　　民间环保组织“未来绿色青年领袖协会”理事长赵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海河流域做环境调查，发现已难以找到一条干净的河流，污染的河流会渗入地下水源，而各企业利用渗坑、渗井排污有20年了。

　　环境监测部门显然已注意到这种趋势，官方文件《环保部环境风险调控“十二五”规划》中，也坦然承认“多个地方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所谓的个别地方，最受关注的便是云南铬污染事件。2011年，云南曲靖发生铬渣倾倒事件，本刊记者调查发现，附近的村庄出现了癌症明显增多的病例。

　　此次铬渣污染事件后来还在民间公益组织的介入下，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并得到云南法院环保法庭的受理，成为公益诉讼的破冰之举。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在2000年到2002年，这三年有超过60%的地下水资源是属于一到三类的标准，而到了2009年，水质四类和五类的已占到了73.8%，不到十年，两个数字颠倒过来。到2011年，全国城市55%的地下水则是较差至极差的水质。

　　虽然现行《水污染防治法》有专章规定了地下水的污染，但十年下来，地下水质依然在不断恶化。

　　在网络上持续曝光的山东潍坊企业排污线索中，潍坊环保局至今未查实一例，官方已公布新的举措，以十万元奖励悬赏排污举报，而一封疑似提前通知排污企业应对检查和暗访的通知，更将当地环保部门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面对检查面临的重重困难，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认为，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环保部门并不想真正去查，二是要查这些隐蔽的偷排污水的行为本身难度也非常大。

　　水质危机

　　中国地质科学院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华北平原近半数浅层地下水被污染，引发民众对饮用水安全的担忧。

　　这份历时五年、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环境地质环境研究所实施的《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被认为是该地区最系统全面的地下水水质和污染调查。调查显示，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较为严重，未受污染的地下水仅占采样点的55.87%，深层地下水污染则较轻，未受污染的地下水达87.14%。

　　这份调查还指出，氟化物、磺化物和溶解性总固体等原生指标是地下水质量差的重要原因。

　　水是生命之源，对水质的关切，一直也是关乎民生的重要议题，因此，每每涉及水质安全的事件，总是格外引人关注。

　　2012年的春节，在广西，同样发生了一起由污染引发的水危机。

　　除夕前几天，距离柳州市一百多公里的一个水电站内，养鱼者发现网箱内的鱼接二连三地死亡，环保部门检测后发现，这段水域重金属镉超标，由此拉开水危机事件的序幕。

　　事后排查，柳州上游地区河池两家企业违规排污，一家矿业公司由于渣场建设不达标，部分废渣渗滤液及厂区污水流向排水沟；而另一家在当地完全不知名的作坊式企业，打着生产立德粉材料的幌子，终日大门紧闭，里面偷偷生产铟，却完全没有任何污染防治设施，生产过程中的高浓度重金属废水、废渣直接排向地下溶洞，流向江河，向下游城市一路而去。

　　以龙江水源为主要饮用水来源的广西第二大城市柳州，由此深受其害——上游河水受污染镉超标80多倍，这令柳州市民恐慌不已。春节期间，柳州各大超市上演了市民抢水风波，无论什么牌子的瓶装桶装矿泉水一上架便被抢购一空，市民谈自来水色变，许多市民既不敢饮用，也不敢使用自来水煮饭烧菜，这种恐慌在官方一遍又一遍地宣布水质完全达标后一个多月才基本平息。

　　事后，原河池环保局局长吴海悫曾坦承，龙江河水镉超标80多倍，是企业一次排放还是长期排放造成，是一家企业还是多家企业排污，并没有明确的结论。

　　而广西龙江20吨镉污染也成为当年最为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那20吨镉来源于何处，事后也并不完全清晰。而根据环保部的统计，2010年全国工业废水中镉污染排放总量为30.1吨。两家企业违规排放能否造成如此重大的污染，不免令人疑惑。

　　在这两家企业所在地河池市，是广西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一些金属的含量居全国乃至世界之首。有色金属开采、冶炼企业在不大的河池市区林立，沿江而建的更不在少数。

　　类似的恐慌情绪还在2011年的7月份出现在四川绵阳，由于当地一家电解锰厂尾矿渣流入涪江，导致涪江江油、绵阳段水质污染超标，绵阳市也出现了市民抢购瓶装水、桶装水风波。

　　恶化的环境

　　面对阴沉灰暗的天空，怎么也不畅快的呼吸，整个冬天，一个疑问在人们脑海里挥之不去：“到底，霾从何来？”

　　2013一开年，霾便气势汹汹，似乎要在中东部地区无休无止，痛定思痛，对于霾的溯源，自然也不会少。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晓东撰文总结了雾霾的成因，认为其主要来源于六个方面：

　　一是工业污染。除来自大中企业没有治理彻底的污染气体和颗粒物，在中东部地区分布广泛的中小企业或公开或偷排、暗排，也形成了大量的污染物积淀。

　　二是交通运输污染。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各大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也连年攀升，即使排放全部合格，随着汽车增加的自然还有尾气，何况其中还有部分汽车排放根本未达标。

　　这波雾霾天被归咎得最多的正是这个原因。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的归纳极具代表性——机动车为京津冀城市最主要的污染源，加上极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气过程和气象条件，整个就悲惨了。

　　三是建筑行业污染。各大小城市日夜兼程施工，建筑扬尘随意排放。

　　四是生活污染。例如北方一到冬季由于取暖需要，便要大量燃烧煤炭，因此冬季北方煤烟污染首当其冲，雪上加霜的是同在冬季的传统春节，人们有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使恶劣的空气质量更加不堪重负。

　　五是农业污染。即每年在农村地区，将9亿多吨的各类农作物秸秆用于燃烧，产生烟气污染。

　　六是光化学与低湿度雾气复合污染。例如上个世纪，发生在伦敦和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

　　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在这些环境风波中也未能幸免。最近当地媒体报道杭州“雾霾阴云未散地下水污染又来”，浙江省地质环境监测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杭州的地下水，虽未发现区域性的人为污染现象。不过，一些居民集中区和局部工业区，确实也存在地下水点状污染迹象。

　　无独有偶，地下水污染同样受高速发展的经济拖累。工业三废排放，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污染，水处理能力赶不上城市污水排放的速度，甚至市政管网渗漏，都会造成地下水污染；在这波浪潮中，甚至农村也难以幸免，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城市污水灌溉，除了土质退化，同样造成农村的地下水源污染。

　　从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城市重大水危机事件中不难看出，无论具体导致水质污染的原因是什么，背后仍是一个极其陈旧的话题：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到底孰轻孰重？二者如何兼顾？

　　共同行动

　　春节过后，环保部也是格外忙碌。

　　从3月1日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19省区的六大污染行业，将实施最严排放限值。

　　此外，一系列涉及环境保护的措施相继出台。另外环保部《环境空气细颗粒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草案》已经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而这份草案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防治PM2.5。

　　而仅仅还在一年多前，公众其实还对PM2.5相当陌生，而现在，标注上能够防止PM2.5的口罩总是格外畅销。

　　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上个世纪有先例表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格外关注总是会迫使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当年，伦敦人曾认为那场烟雾与之前的“浓雾”或者和平日的雾气没多大的区别，直到政府医学报告将上万死亡案例摆了出来——伦敦“大烟雾”之后，英国连续出台了多部法律，高潮则是1956年出台的《清洁空气法》。该法要求工厂减少烟雾排放，鼓励居民从煤转向燃烧产物更清洁的焦炭或燃气。

　　2012年底，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如果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空气质量相对于2010年没有改善，因PM2.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将达8572人，因此导致的经济损失达68亿元人民币。

　　中国民众的关注似乎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PM2.5在中国的逐渐透明化就是很好的例子，相继出台的措施和快马加鞭的法律法规似乎也在印证同样的进程。

　　有专家指出，现阶段，我国的空气污染已变为大面积的城市群复合污染，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城市大气污染在一些大城市已逐渐由煤烟型转向汽车尾气型，或成为二者综合型的污染特征，因此治理难度远远超过了上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介绍，地下水污染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美国也遇到过。后来污染得到缓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化完成后的产业转移，很多污染源消失。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污染源难以消除。地下水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地下水更新和自净非常缓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往往长时间难以逆转。

　　可难度似乎还远不仅止于此。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尖锐指出的那样，促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官员淡化或无视污染问题，中国和外国的专家都表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各级官员都愿为经济增长这一首要任务牺牲环境。“体制内缺乏问责机制，负责解决环境问题的部门软弱无力，数据收集和呈现容易受到操纵，这些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第一次如此凸显，这个陈旧的话题在一轮又一轮的环境事件中被拷问，多次被摆到了人们眼前。

　　“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要总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要考虑从根源上进行治理，”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说，“也许这样的根源会让你很痛，会牵扯到经济发展，但也要坚持去做。”

　　当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境的治理根本无法单凭哪一个地方政府的努力就能够完成，似乎每一个生活在同一片蓝天同一块土地上的公民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政府部门也要为公众的积极行动提供良好的平台。”王跃思说，“不能把经济发展看得太重，也不能把公众水平估计得太低。”地方政府要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比如，公众尽量减少开车出行，并要按时检验，当车辆尾气排放不合格时要主动维修，直到通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