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带着两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成为名副其实的审判单元

　　审判长带着两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成为名副其实的审判单元，从收案、开庭、写判决到签发判决，审判长全部亲历亲为，并且最终负责

　　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发自广东佛山

　　跟法院遴选出来刚刚上任不久的其他34名审判长一样，刘红感觉到疲惫，骤然增加的案件数量和随之而来的“负总责”，令她感到了压力。“但是，案件的质效确实高了，法官的地位提升了，抗干扰能力强了。”

　　这种结果，是刘红所在的佛山中级法院正在进行的“审判长负责制”改革带来的。在此番改革中，35名审判长带着两名法官，组成固定的合议庭来承办案件，审判长对承办的案件亲历亲为，并最终负责。

　　“通过去行政化、建立合适的职业保障体系，让法官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不审案者不能定案。”佛山中院院长陈陟云概括他的改革思路说。

　　这项发端于2009年、在3个庭室试点将近1年的改革，今年1月开始在整个佛山中院全面铺开，剑指法院长期以来备受各界诟病的审、判分离，意图向法官的职业化道路进军。

　　不审案者不能定案

　　李虹兴致勃勃地从审判管理办公室跳到现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除了有法律科班出身特有的那种审理案件的冲动外，她坦承，自己也受到院里审判长负责制改革的吸引。

　　“跟自己在各地法院的同学交流，他们对佛山中院的审判长负责制感到很吃惊，他们羡慕得不得了，说你们居然能有这么块‘自留地’。”李虹很自豪。

　　令同行艳羡的“自留地”，其实就是审判长对自己合议庭的案子直接负责，不像以前，层层审批，副庭长、庭长、主管副院长，甚至到院长，到审委会、合议庭，也决定不了案子怎么判。

　　“过去承办案件的法官对案件通常是不起决定作用的，一层一层，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可是谁都不用负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说，佛山的改革就是要把这些冗长的链条切断，不留回旋余地。

　　现在，审判长带着两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成为名副其实的审判单元，从收案、开庭、写判决到签发判决，审判长全部亲历亲为，并且最终负责。

　　责任一压下来，工作方式和态度就起了变化。

　　接受采访的多位审判长坦承，过去说是大家负责，实际上没有人需要负责，因此有可能会懈怠。

　　现在，很清楚“每一件都是自己的案子”，自称是院里年龄最大的审判长陈湛对记者说，过去当庭长，听承办法官汇报后审批签发案件，现在当审判长，自己阅卷，亲自去提审，亲自去开庭，心里更有底了。

　　刘红说，现在签发判决的时候总是很害怕，一出了什么问题责任全是审判长的，因此会时不时怀疑某个案件是不是进行得太快了，太粗糙了，回头又去找出来核一核。“像是强迫症一样，非常谨慎。”

　　从资深法官中脱颖而出成为审判长的陈智扬认为，这种改革对庭长的冲击最大，过去庭长除了庭务管理还负责审批案件，现在，同一个庭里，只能作为审判长管自己的案子，其他审判长的案子他没权审批了。

　　“庭长的权力范围缩小了，改革想要去行政化，现在来看确实达到这个目的了。”陈智扬说。

　　在佛山办了十几年民事案件的律师蔺存宝观察到这种变化后，对改革抱有了期望，他对记者说：“亲自出庭，对当事人、对证据有直接的认识，出庭所感知到的，肯定比以往只听汇报只看材料来定案更接近事实真相。”

　　让最优秀的法官都去办案

　　在法院中最优秀、最有经验的法官，晋升上去成为领导，不再审案，走上行政级别的道路，这在全国各地法院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可以说给法官行政级别，等于让他完全脱离了审判，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院长陈陟云坦承。

　　于是，在设计改革方案时，陈陟云就想让最优秀的法官都去办案，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

　　35名审判长中，有8名曾经的庭长、18名曾经的副庭长，就这样开始了与他们过去的节奏完全不同的工作——从过去的庭务管理、批案，到现在的只承担部分庭务管理，重新亲自操刀办案。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副庭长批案的刑庭法官陈湛告诉记者，现在当审判长和以前有非常大的不同：分到手的案件，案卷必须全阅，开庭必到，提审被告人必到，到审委会汇报案件必到。

　　从听汇报、看材料批案到什么都亲历亲为，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的各个环节、细节、节奏等全盘把握，合议庭法官对审判长仅予以配合，“这等于变相提高了法官的门槛”，周刚说。

　　优秀法官重回一线办案，审判长负总责，改革效果逐步显现。以劳动争议案件为例，调解率提高了，服判息诉率提高了，判后答疑则逐年下降(前些年20%，去年降3%，今年至今还没有出现)。

　　“对错我负责，我不敢帮你”

　　在制定改革方案时，陈陟云思考过，现在法院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树立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他很清楚地知道，现实中法官面对的干扰、压力很多。

　　“过去找我、找主管副院长问案件的人很多，现在少了。找庭长的，他会说我现在管不了其他审判长，我只管我办的案件；找审判长的，审判长说对错我负责，我不敢帮你。”陈陟云说

　　责任明确加上不留回旋余地的责任追查，像是悬在法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刘红很坦率地说，现在法官的荣辱系于案件的质效，抗干扰的能力更强了：“如果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会坚持，不会盲从。”

　　陈卫东直指其中的利害：“当(案件)后果直接与法官联系，他对案件、对当事人负责，他还敢为所欲为？”

　　事实上，这恰恰也是司法的消费者群体希望这项改革能够达到的目标。蔺存宝律师对记者说，未来审判长和他的合议庭以团队对外示人，他会更加重视裁判后果造成的社会评价，判决公开出来，必须经得起公众的质疑。

　　蔺存宝认为这可能是审判长负责制改革最大的好处：“从签名就可以监督直接的案件负责人。长期下来，审判长的个人审案风格会形成，外界看得到。”蔺存宝还想着，未来是不是可以在立案时像点单那样，我想要某某审判长审理此案就可以选他。

　　公正的“代价”？

　　一些细心的同事发现，刘红担任审判长后，办公室的门在早上7点半就已经开了，晚上6点半打办公电话，还能找到她。

　　审判长周刚重回一线办案后，多时一天开4个庭，少时一天开两个庭，量增三分之二。

　　空前的忙碌，这应该是佛山中院现在35名审判长工作的常态。

　　刚刚升任审判长的陈智扬自嘲，因为政治、经济待遇都比同为公务员的老婆差，在家里没有地位。当了审判长，政治经济待遇没提高，但无形的社会评价高了。“现在只有35人，物以稀为贵。”

　　作为起草改革方案小组成员，陈智扬坦陈改革有不完美的地方，因为审判长责任重了，但没有相应的职业保障。“合理的改革是增量资源改革，可惜人财物都不由法院掌握，我们现在只能是存量资源改革。”

　　这几乎是所有审判长的心声：工作量和压力陡增，职业保障却未到位。

　　这不是法官们的独家期待，陈卫东笃定地对记者说，法官独立办案后，改革若要持续，职业保障及时跟上是必须的：“必须给法官高待遇，考虑到他们的职业风险和责任，高于其他公务员数倍都不为过。”

　　而事实上，法官高薪制几乎是所有法治国家的通例。

　　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们一开始就考虑，对于审判长，在现在年薪的基础上，再另加一部分薪酬，并设置不同的等级，以便审判长也有晋升的空间。

　　佛山中院在向佛山市寻求支持时，几届领导都表态支持，一位市委领导曾问副院长吴文志，改革好处何在？吴回答说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这位领导说：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是应该的，为公正必须付出一些成本。

　　改革才迈开第一步

　　虽然眼见着审判长既忙又累，压力还大，年轻的合议庭法官李虹还是对审判长这个职位充满向往。

　　似乎在这次改革中从行政岗位冲到一线办案的法官们都有类似的想法，即通过审案实践自己的法律理想，通过努力有朝一日晋升为审判长。“我以前所在的审管办，除了领导，大多数人都申请到了审判部门。”李虹告诉记者。

　　这种情形显然是方案设计者们乐见的，不过陈陟云让优秀的法官都集中到审判部门去办案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遭到挫折。

　　此前他找了审判庭7个副庭长谈话，征求他们意见，让他们的待遇级别从副科提升到正科，代价是不再任副庭长，担任审判长，回归审判一线，有6人表示不能同意，只有1人认可这种安排。

　　“可能还有官本位思想吧，带‘长’毕竟好听。不过我们并不强求。”

　　陈陟云考虑得更为深远的改革，是在法院内部进行以审判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以激发法官的职业尊荣感和建立追求司法公正的职业操守，增强法官抵御物质诱惑的自觉性，逐渐形成一支真正专业化、职业化的法官队伍。

　　“最终目标在于保证司法公正与廉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最大限度排除行政权力对审判权力的干扰。”

　　这种改革思路所走的方向与当下学界的主流观点不谋而合。陈卫东认为，佛山的做法正在回归到各界一直呼吁的法官独立办案上。而他认为，这正是目前解决司法不公最应该实施的举措。

　　陈卫东也极力主张将佛山的经验予以推广，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十八大后，中央践行法治，中央领导几次提及独立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平正义。这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点在司法审判的架构设置。因为现在司法不公的原因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而在于目前我们并不是真正负责任的司法。

　　在中央政法委的一次会议上，陈卫东谈及了佛山审判长负责制的改革经验，中央政法委司改办也很重视，陈卫东力推写入将来的司改方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