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开着车从南六环进京，他刚在沧州打完一场大气污染侵权案。眼见笼罩在风沙和雾霾中的京城，刘湘不禁觉得讽刺。

　　作为“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以下简称“帮助中心”)的律师，刘湘和他的同事们被媒体称为“地球代言人”。最初，环境诉讼更多是保护人们的财产，后来是保护人们的健康，现在，他们更希望保护环境本身。可这场“地球保卫战”，越来越难打了。

　　取证变难了

　　15年前，“帮助中心”成立的时候，“污染受害者”还是个新鲜词儿。污染受害者也远比现在更容易打赢官司。

　　1995年，“帮助中心”的创始人王灿发免费为一个江苏的养鸭农民打官司。这位养鸭农民贷款买的4000只鸭子因为喝了周围几家大型企业排放的污水几天内就死光了，受害人既没有能力起诉，又请不起律师。王灿发主动联系到养鸭农民，帮他打赢了官司，拿到了40万元的赔偿金。

　　这一成功的案例给了王灿发启发，当时，很多学者对污染事件关心，但没有很好的方式介入；与此同时，粗放的乡镇企业开始将污染带到乡村，而很多农民不知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1998年，王灿发在中国政法大学文化楼一间民居成立了“帮助中心”。

　　得到消息的刘湘专程从秦皇岛来到北京找王灿发。刘湘学的是环境法，可因为接不到环境诉讼的案子，早在1980年代转作商业律师。但他却希望学有所用。

　　“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啊，但是环境污染却愈来愈严重，环境法律却没有跟上。我们只能通过公众，通过那些最有积极性抵制污染的受害者们来给污染者施加压力。”刘湘至今记得创办人王灿发在第一次见面时跟他说的一番话。

　　刘湘成了中心的兼职律师，那时的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现在。

　　最初几年，“帮助中心”接到的咨询和委托多为和养鸭大户类似遭遇的案件。贵州死了一池鱼、河北枯了一片田，律师们的操作方式也都简单：庭外调解商量一个赔偿，调解不成就上诉，污染者八成会败诉。

　　但到了第四年，因为法律的突变，情况悄然出现“大逆转”。那一年，民法修订重新规定了几种特殊案件的举证责任，其中就包括“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2002年“帮助中心”接到一个案子，因为举证责任的转变，这个案子打了11年，至今未结。

　　重庆铜梁的一个渔民在江边养鱼，下游一家碳酸丝厂排污直接排到江里，毒死了江鱼。此前，这样的官司原本胜面很高，但举证责任的变化，一下让这个案子困难重重。

　　“这基本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湘解释，“鱼每天吃很多东西，水里有很多物质，即便是污染物也不一定是来源单一的，很难证明侵害就是被告造成的。”

　　铜梁的官司败诉了，这个渔民一直上诉，直到今天还没有放弃。

　　环境诉讼一下子变得难打起来，而刘湘只能这样理解法律政策的改变。“环境侵权案越来越多，如果不搞举证责任倒置，恐怕所有企业都要破产了”。

　　没过多久，表面证据链不明显的环境侵权案子法院就不再受理了。

　　政策改变后，可以打的官司变少了，但打一场官司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却成倍地增加。渐渐地，刘湘把工作重心转到了“帮助中心”，从兼职律师转为全职律师。

　　从财产到健康

　　此时，刘湘也觉察到一个更大的变化，此前，环境案件本质是经济问题，受到污染侵害的多是农产品，受害者要求的是财产损失。后来，人成了污染的受害者。

　　2007年的一天，刘湘接了纪执歧的案子，这个党校教师坚持认为，是化工厂的浓烟让自己的妻子患肺癌死去。

　　纪执歧住在河北沧州市青县的一个村庄。1997年，村子旁建起了一座成原化工厂，化工厂的烟囱离纪执岐家不足10米。从化工厂开工那天，烟囱就一直突突地冒着黑烟。 纪执歧说：“烟尘落到地面上，地面都被染成黑色。”

　　2007年，纪执歧的老伴因为肺癌去世。他坚持认为，凶手就是化工厂的浓烟。

　　纪执歧原是青县县委党校教员，从2003年，纪执歧就已经意识到化工厂排放的黑烟会影响到家人的健康，他开始向县环保局、省环保局、国家环保部门反映成原公司的污染问题。

　　“有几次，我还带了我们家院子里种的白菜去上访”。纪执歧带去的白菜，切开一看，整个被黑色的粉末覆盖。2006年，他的老伴查出患上肺癌，一年多之后就去世了。这一次他一定要把成原告上法庭，“不为别的，只为我老伴的死讨个说法。”

　　这已经不是刘湘第一次接因污染而起的人命官司了，一年前他就为一个镉中毒死亡的女孩儿争取赔偿。但老纪的案子更复杂，被污染的空气更不好举证。

　　2007年11月26日，纪执歧将成原公司告上法庭，请求青县人民法院认定成原公司的污染事实并赔偿损失近56万元，拉锯从此展开。

　　一审，青县法院驳回了纪执歧的诉状，纪执歧提出上诉，沧州法院下发裁定将这个案件发回青县法院重审。二审，青县法院判成原公司赔偿八万元，成原公司当庭上诉。再审，纪执歧依旧胜诉，但赔偿减到了八千元，双方均提出上诉。

　　现在，纪执歧和刘湘还在等待新的开庭，那是漫长的等待，在法庭上，刘湘曾难掩激愤地对法官说：“这个案子就是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

　　自从刘湘接受了纪执歧的案子，隔几个月都会有癌症村的村民集体来找他打官司。“这个口子开了恐怕是政府不愿意看见的，这就是法院的立场”。

　　“这是人祸！”纪执歧再说起当年的官司依旧愤慨，据他所知，成原公司附近的村民已经有十个人得了癌症，其中八个是肺癌。

　　2013年3月份，一个上海老太太打电话到中心寻求法律帮助，她要上告城建集团在她家门口建变电站。“变电站的辐射是会死人的，我不要一分钱赔偿，你们帮我把变电站赶走。”

　　此时，刘湘已经是“帮助中心”诉讼部部长了，他犹豫要不要接下这个案子，“污染变得越来越难举证了。”

　　现在中心接受的案件已经超过20%是环境损害健康的诉讼，“他们更关心健康”。

　　政府的立场

　　事实上，取证并非环境案件中最难的一环。

　　两年前，“帮助中心”接过一个案子——河北一个村庄村民集体上告污染工厂，要求把村子搬迁。刘湘去当地调查，他发现企业就在村口而且是上风向，按照常理，这个工厂不该通过环评，即使投产，政府也应该直接勒令企业停产。

　　刘湘找到这家企业，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这家企业投产一年多根本没有办环评手续，村民上告以后正在补办手续。

　　“补办环评手续政策上恰恰就是被允许的，”刘湘遇到不少企业都是先建厂，干上两三年出了事儿再办环评手续，两三年赚的钱也早就超过环评后要赔偿给周围村民的钱，“如果不出事儿，这个环评手续当然就是能不办就不办的。”

　　遇到这样的企业，刘湘就知道碰了钉子，他们往往是乡政府、镇政府扶持的重点企业，“帮助中心”接这样的案子，就意味着要面对当地政府的横眉冷对，更可能会吃法院的闭门羹。

　　在这起案子中，法院一直不开庭，理由是工厂的环评手续未齐全。刘湘去乡政府询问手续时，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意无意地告诉他，村民上访扰乱治安，是一群刁民。

　　“利润丰厚的工厂可帮助当地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工人就业，而且部分官员与工厂还有一定利益纠葛，所以当地政府对于其安全问题及对环境带来的危害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刘湘完全明白乡政府和企业的立场。他曾经在一个地级市的招商引资大会见到大领导发言就直接说：“这个项目马上上马，简化程序尽快生产，先把产值搞上去。”

　　刘湘也了解他们的处理事故流程：不出事就搞生产，出事儿了能拖就拖，能压就压；媒体曝光，政府马上出面关闭工厂，赔偿受害者，提供紧急医疗帮助。“问题就一瞬间被政府 ‘解决’了”。

　　成立15年，“帮助中心”只有近200起案子立案开庭，还不到委托的五分之一，胜诉的更是只有58起。

　　刘湘总觉得，环境律师和污染受害者像是个伸手找企业要钱的乞丐。甚至有法官对他说：“干企业都不容易，你们别太狠。”

　　刘湘经手的案件，即使胜诉，赔偿也会被打个大折扣：湖南省株洲市新马村6岁女孩刘冰洁因镉中毒死亡，一审胜诉，标的20多万元，法院判了6000多元；河北省青县环境污染损害案中，死亡六人，判赔八万多元，仅为标的三分之一；江苏盐城水污染事件，法院虽认可了专业部门对损失的鉴定一百八十多万元，但仍只判赔几十万元。

　　羞答答的公益诉讼

　　如果说政府站在污染企业立场上，让律师们感到困难重重，那么，如果连受害者都在维护污染企业，就让律师们无计可施了。

　　对于环境律师而言，他们最初保护人们的财产，后来保护人们的健康，但环境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受保护者。

　　可有时候，当环境受到了侵害，却没有人充当原告。很多被污染企业侵害的人们，把那些企业视为改变自己境遇的唯一帮助者。

　　“他们在污染企业打工来供养在大城市的孩子。这些人宁愿承受污染，没有人比他们更怕企业关门。”在法律上，所有的障碍刘湘都可以去努力，唯有寻找受害者，是他完全无能为力的，“很坚决去维护权益的人少了。”

　　创办人王灿发一直希望的是，有一天“帮助中心”可以向那些污染企业直接提起诉讼，他们不求任何经济赔偿，只希望企业尽早停止污染。

　　2005年，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国内首例公益诉讼，自此，国内的环保NGO和法律机构都在不断尝试公益诉讼之路。

　　直到今年，新的民诉法规定里才第一次承认了“公益诉讼”，但却规定了提起公益诉讼的机构，必须是民政部注册的以环保为宗旨的公益组织。

　　“中心目前没有这样的资格，”“帮助中心”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旗下成立。2010年，“帮助中心”成立的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注册在北京司法局，虽然它们是提供环境法律援助为主的公益性律师事务所，“但人家要民政部的身份我们就是拿不出。”

　　主任王灿发只好曲线救国——和有资格的公益组织合作。

　　2012年5月，中国首例由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自然之友联合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曲靖环保局——王灿发就帮他们做参谋。

　　“公益诉讼只不过是羞答答地探出了一点点身子，”前不久，刘湘也曾代理过一次公益诉讼的案子，而那次法院直接驳回上诉，法官的理由竟然是：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认定环保宗旨。

　　“让我们的律师栽跟头的往往正是‘法律’”，多年来，王灿发以人大代表身份把“帮助中心”的经验总结后提出立法提案，今年他最希望实现的就是打开公益诉讼的大门。

　　今年，针对目前法律上缺乏明确认定污染侵权法律赔偿标准而提出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已经进入了立法讨论阶段。

　　“也许，今后因为没有标准而出现的人情判决会减少。至少我们能看见大环境在改变”，刘湘总是不知道怎么去安抚和留住诉讼部那些跟自己有着相同理想的年轻人，“地球要毁灭到什么程度，我们这些所谓的代言人才能有自己真正的武器？”

　　绿事件

　　3月23日20时30分至21时30分，北京鸟巢、水立方、世贸天阶等标志性建筑同时熄灯，同一时段，从上海东方明珠到武汉黄鹤楼，从台北101到香港天际100观景台，中国各地多个标志性建筑均熄灯一小时，全国共有127个城市加入“地球一小时”活动。另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介绍，包括悉尼歌剧院、帝国大厦、东京塔、迪拜塔、白金汉宫在内的各国标志性建筑也在当地时间晚八点半熄灯一小时。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座城市参与了今年的地球一小时活动。

　　3月20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发布消息，今年6月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信息管理系统有望上线运行，首步启动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在线登记注册功能。去年年底，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未来两年，我国将摆脱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

　　3月21日，我国首个关注遗嘱的公益项目“幸福留言——中华遗嘱库”在北京启动。中华遗嘱库将为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办理遗嘱的登记、保管和传递服务，以协助老年人处理好家庭问题。专业律师表示，这样形成的证据在法庭上几乎可以做到无懈可击。

　　近日，广州市民政局宣布将组织设立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可对广州市慈善组织接受社会捐赠及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情况进行监督。广州市民政局已经开始了委员的遴选推荐工作，并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慈善家、会计师、审计师、媒体工作者等发出了聘请函。

　　3月11日，广州市政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携带子女乞讨者可能会被剥夺监护权。

　　3月23日，小母牛联益峰会暨小母牛联益慈善之夜在北京举行。国际小母牛组织是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非赢利机构之一，旨在减少饥饿和贫困，保护地球环境。这次活动所有收益将投入小母牛在国内的扶贫项目，秉承“小母牛”特有的“礼品传递”模式。峰会以“授人以渔，牛转命运”为主题，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慈善搭建一个融通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共享价值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