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H7N9感染者欲卖房治病 居民知其住过无人买

2013年04月11日18:00  时代周报
医务人员身穿专业防护服进入隔离区正将采集到的“患者”唾液样本进行专业封装运往化验室。 医务人员身穿专业防护服进入隔离区正将采集到的“患者”唾液样本进行专业封装运往化验室。

  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南京

  “老妈,加油!一定要挺过来,为了我也为了你最疼爱的外孙女。我们不能没有你。我们每天都会为你祈祷,会去看你,会一直陪着你。你一定要坚强地挺过来,否则,我会自责一辈子。加油,老妈!我们一起加油!老天,请帮帮我们吧!”

  4月5日,张萍在微信相册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配图是5岁的女儿,她没有笑,也没有哭,左手比画了一个大大的“V”形,想把“胜利”送给外婆。

  当天,华东四省市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确诊病例又添2例。据江苏省卫生厅通报,其中一名新增患者姓殷,女,61岁,南京市秦淮区人,目前病情危重,正在全力抢救。她便是张萍的母亲。

  其实,张萍姓张,但不叫萍,她只是不愿公开自己及母亲的姓名。4月8日,南京市鼓楼医院打来电话,通知他们“欠费了”。张萍的选择或许只有一个—卖房救母,而她非常担心,如果信息被公开,没有人会愿意买她的房子,更害怕的是,她的女儿也或可能面临被歧视的风险。

  一种突变的新型病毒让这个普通家庭风雨飘摇。即便张萍觉得自己拼尽全力延续母亲的生命、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但一切正变得越来越困难。4月8日,面对时代周报记者,声音疲惫的张萍一提起母亲,语未成句,泪已满面。

  被误诊的肺炎

  4月4日,时代周报记者在南京市鼓楼医院第一次见到张萍。尽管之前,江苏省已确诊4例H7N9病例,但偌大的医院大厅里,病人与陪护几乎都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只有张萍一排三人整齐地戴着医用口罩,严实地捂住了半张脸。

  张萍坐在中间,眉头紧锁,手里攥着报告单,和两旁的亲人窃窃私语,言语间带着哭腔,“烧了这么多天还没退下来,估计,是(H7N9)了。”

  张萍的母亲殷兰(化名)退休已有一段时间,身体不是太好,两年前曾因甲状腺癌动过手术。术后,她与女儿一家同住,相处融洽。平日里,老人会帮忙买菜、做饭、接送孩子。

  “每天,她总是先送我女儿上学,再去市场买菜。回到家,她喜欢搬张椅子坐在小区的院子里一边摘菜一边和几个老邻居聊天。”

  张萍与丈夫都是朝九晚五在公司上班的普通职员,他们居住的是一个拆迁安置小区,由于无人管理,三户邻居散养了十多只鸡,殷兰在院子里摘菜,鸡就在旁边跑来跑去。

  这幅和乐的景象未有人觉得不妥。然而,3月28日晚上,张萍回到家时,发现母亲躺在床上,“她说自己不太舒服,有点发烧。”

  张萍以为,母亲甲状腺的老毛病复发了,便急忙领着她去了一家医院。一直以来,殷兰都在这里接受术后康复辅助治疗。

  到达医院已经很晚,直到第二天,殷兰才进行了颈部淋巴B超以及肺部X光检查。结果显示,颈部淋巴没有任何问题,但肺部略有炎症,出现了几个白点。

  “当时,医生说是很轻的肺炎,但考虑到母亲发烧,以前又动过刀,怕禁不起路上来回折腾,于是建议住院治疗。”张萍一口答应,在她的印象中,这是一种“挂挂水”就能好的病。因为床位紧张,殷兰住进了肿瘤科。

  3月30日,殷兰的温度渐渐退了。张萍的心情也放松一些,便按照计划在31日去父亲墓前祭扫,并请他保佑母亲平安。

  然而,31日下午,张萍接到电话,母亲的体温不仅回升,而且烧得更猛了。晚上,她的手机又响了,电话那头,殷兰喃喃地说着:“难受,难受死了。”

  张萍赶到医院,在母亲床前守了一晚,并在当天的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3月31日,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通报,上海、安徽相继发现3人感染H7N9禽流感,其中2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这是全球首次发现H7N9病毒对人群致病。

  过去,张萍从未听过“H7N9”这个名词。仔细阅读报纸,看到“病程早期有38℃以上的高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起病5-7天出现呼吸困难,重症肺炎并进行性加重”的表述时,她望了望一旁高烧不退、呼吸急促的母亲,蒙了。

  4月1日早晨,查房的医生一进门,张萍就拦住他,“我妈妈的症状和报纸上写的很像,真的很像。”

  “我们主任也怀疑,可能是这个病毒,但目前只是怀疑。”医生告诉张萍,医院没有进一步检测的设备。

  这个消息让她非常不安,张萍迅速找到为母亲动过手术的淋巴科的主治大夫,并由其联系了呼吸科的几位医生。

  “当时,医生对N7H9没有经验,他们经过一番讨论后告诉我,肺炎在临床上确实会出现持续高烧的现象,有人可能会反复烧上一个星期甚至十多天。他们说,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听了这些,张萍以为,“治疗方法是对的,或许只是因为母亲体质弱、免疫力差,恢复起来要比普通人慢。”当天,殷兰被转入呼吸科。

  4月2日,殷兰依旧没有退烧,咳嗽不止,呼吸不畅,而医生只是开了一些退烧药,并进行了吸氧等辅助治疗。当天晚上,殷兰极其虚弱,呼吸艰难,她对着张萍比画了一阵,反复说着“难受”。

  张萍立刻喊来医生,但当晚值班的是一位心血管大夫,“他根本不清楚我母亲的病情,也说不出究竟要怎么办。如果出现突发情况,他有能力采取措施吗?”

  这时,张萍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不能坐着等死。于是,她要求马上转院。夜幕中,120救护车急驶而来,张萍抬着母亲,匆匆赶往南京市鼓楼医院的急救中心。

  “太迟了”

  到达鼓楼医院20分钟后,殷兰被直接抬进抢救室,而张萍也获知,母亲已经病得很重,并确认为H7N9疑似病例。

  4月3日,殷兰第二次接受X光检测,肺部显示为一片白色。张萍看着结果,忍不住大哭起来,“要知道5天前,就5天前,只是那么一点点啊!”

  与此同时,张萍和丈夫开始焦急等待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最早发现这一病毒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卢洪洲教授曾表示,研制出检测试剂后,一天之内就能确定患者是否感染H7N9病毒。

  但直到4月4日,张萍没有等到结果,而是收到了第一张病危通知单,同时,母亲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ICU)。

  由于重症监护室是一个无菌空间,医院一般不允许家属进入探视。从这一天起,张萍不再贴身照顾母亲,她只能把脸使劲地贴在厚重的玻璃上,远远地看着她。探视时间只有每天下午3点至3点半。

  “她就是躺在那儿,被子盖着,全身插满了仪器。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我知道,她一定很痛苦。”

  4月4日、5日,除了探望母亲,张萍全家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打电话,打给南京市市长热线、江苏省疾控中心,甚至是国家卫计委,“我们要一个检测结果,有了结果,才能对症下药。”

  4月5日下午5点左右,张萍接到了来自南京市卫生局的电话,她的担心被最终证实。根据当天江苏省卫生厅的通告,4月3日,江苏省疾控中心对殷兰进行的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显示为弱阳性,4月5日早晨又采取第二次检测,结果为阳性。

  4月6日下午,张萍伤心地站在重症监护室外,“远望”确诊的母亲,医生告诉她,“殷兰的情况很不好,因为送来太晚了,如今,只能治一步算一步。”

  得知这些,张萍非常失望,情绪近乎崩溃。“鼓楼医院里一共住了3个人,都病得很重,而且大家的经历类似,都是发现不舒服后,去鼓楼医院前已经看了一周,之前的医院也都是按照普通肺炎来治的。”张萍有些哽咽,“其实,3月初就有人因为H7N9去世,如果卫计委能够早点公布疫情,如果医院能够早点采取措施,哪怕早一丁点……”

  事实上,上海市的患者李某和吴某先后因感染H7N9病毒于2月19日、27日发病,分别在3月4日和10日不治身亡。20多天后,国家卫计委公开了相关信息。4月2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其中的“时间差”做出了解释—H7N9是一种新型病毒,20天认识一种全新的病原体已经很短了。

  但在张萍来看,20天太久,因为,仅仅5天,她就看到母亲的生命几乎流失殆尽。

  高昂的医药费

  截至4月10日,H7N9的确诊人数已上升至31人。随着数字的增加,恐慌情绪在人群中渐渐蔓延,张萍也开始觉察到一些异样的眼光。

  事实上,在4月3日殷兰被确定为疑似病例后,张萍就不敢回家。因为五六天来,她一直细致地照料母亲,包括处理排泄物。她害怕自己是处于潜伏期的被感染者,同时更害怕将病毒传染给5岁的女儿。

  4月3日当晚,她主动住进了旅馆,直到4月7日,她获得鼓楼医院传染科主治大夫的允许后才回到住所。而此前,南京市防疫部门也对张萍家所在的小区进行了仔细的消毒。

  到家后,张萍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十多只鸡的下落。而当她打听时,小区里的住户只是说“鸡被杀了”,便不愿再与她多谈。

  过去,张萍家楼下总是有很多邻居聊天、说笑,而这几天已经见不到一个人影,“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和看到病毒似的。”

  此前,张萍一度害怕学校拒绝孩子上课,因而拨打了南京市市长热线,希望卫生局能够出具一份证明,说明张萍和家人都非感染者。但她得到的回复是,暂时没有必要将情况告知学校。

  正因如此,张萍的女儿得以继续上学,而她的丈夫和姐夫目前均已“暂休”,“单位里要求他们在家等通知,暂时不要来上班。”而张萍的领导则关照她,先处理好母亲的事情。

  当全家都暂停工作时,催款电话却打来了。4月8日,张萍被鼓楼医院告知,自己已经欠费。4月2日,办理住院手续时,她将母亲的医保卡和一万块现金交给了医院,此后又陆续缴纳了几万块。

  但这些远远不够。进入鼓楼医院后,张萍每天都会收到单据,目前的费用平均为17000元/日,“西药特别贵,一天就要五六千元。”

  不过,院方也表示,不会因为欠费放弃殷兰。事实上,此前,南京市已经做出承诺,任何医院不得因为费用问题停止治疗,但至今,这笔医药费究竟由谁承担并没有明确说法。

  目前,社会舆论对于免费治疗H7N6患者的问题也有多种看法。4月6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教授林江就认为,目前的H7N9病患都是散发病例。而散发病例是个人卫生事件,人传人的流行病才是公共卫生事件。“如果一个人得了H7N9禽流感,政府就拿公共财政为他治病,等于用其他纳税人的钱为一个人看病,这对整体纳税人来说不太公平。”

  而如果张萍需要独立承担这笔预计将达到几十万的医药费,她唯一的选择便是卖掉房子。现实很伤人—她的房子是未满五年的拆迁安置房,尚未拿到房产证,而且,小区里几乎人人都知道这是殷兰住过的房子,根本卖不动。

  此前,南京市另一名H7N9感染者许某的丈夫也曾希望卖房救妻,然而,许某的姓名、详细住址,以及发病和治疗过程被人在微博上公布,他们全家因此遭受“歧视”,“30多万买来的房子1万块也没人要”。

  谈到这个问题,张萍沉默了好久,“我也不知道以后的事情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去世了,如今只有一个妈妈。不管钱还是什么,现在,我只想拼尽全力去救她。”

  4月9日,广东省表示,将设立H7N9禽流感防控及感染病人医疗救助专项基金,有关经费的具体使用和管理办法尚在制定之中。可以确定的是,在广东省购买了城乡居民医保的感染H7N9禽流感的患者,治疗费用将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滕昶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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