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官员:中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不正常

2013年04月12日18:52  中国新闻周刊

  原题:马和励:“决断式”发展型政府存在弊病

  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政策优先”为社会发展扫清了很多障碍,但也并非完美。巴西的经济增长不如中国,但巴西在社会发展方面却取得了很大进步

  本刊记者/苏洁

  3年后,马和励再次回到当年任联合国驻华大使的办公室,开玩笑说“又回家了” 。2013年3月29日,马和励在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此时的他,是联合国人类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局的负责人,而此次中国之行,他带来了《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

  在这份被命名为《南方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的报告中,中国以南方国家“领头人”的角色被重点提及。“中国等南方国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使本国的人均经济产出翻了一倍。如果说工业革命改变了一亿人的命运,现在是数十亿人得到了新生。”马和励兴奋地说。

  在中国生活过8年的马和励,不仅见证了中国的发展,更是“拖家带口”参与到了其中。

  2009年,在第二届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上,作为绿色经济倡导者,马和励和成龙、厉以宁等一起获得了“中国十佳绿色新闻人物”的称号,并成为获得该奖的唯一一个外国人。而马和励所为并不复杂:在行业中推动淘汰白炽灯,使用绿色照明。

  马和励的妻子马嘉婷,在香格里拉成立了云南山地遗产基金会。而他们的两个女儿萨拉和艾黎亚则开办了香格里拉农场,开发有机蜂蜜与咖啡,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可开发的商业链条。

  马和励还有个儿子,前一段时间参加了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虽然因为性格腼腆遭到灭灯,但在马和励眼里,中国的方方面面,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家庭。

  说话的时候,马和励总是微笑着。对于这个巴基斯坦人而言,邻国中国的发展,也是惠及周边国家的好事。

  中国和印度将为亚洲贡献75%的中产阶级

  中国新闻周刊:报告提到,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而这种历史性变革,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如何定义新的全球化模式?

  马和励:南方国家的崛起带来了全球再平衡。目前,中国、巴西、印度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总产出,已经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六个传统北方工业强国的GDP总和差不多,这是100多年来的首次。而随着贸易、旅行、通讯等交流的日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交流已经远不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数量的大增。在南方国家移民寄回自己国家的汇款中,有一半是由生活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寄出的。另外,便捷的互联网时代,也培养出了更具国际化的新兴中产阶级。到2030年,全球80%以上的中产阶级将生活在南方国家,他们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80%的中产阶级在南方国家,这个数字还挺引人注目的。但如何界定中产阶级,他们有什么特点?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很多人收入不错,但生活成本高、压力大,他们并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

  马和励:(笑)你身边有多少人在用手机,用互联网收发电子邮件?

  中国新闻周刊:几乎所有人。

  马和励:这就对了。可能新兴中产阶级对自己还不够自信,但廉价易得的科技,以及发展中国家“薄利多销”的新商业模式,在未来数十年,能够培养出很大一批中产。另外,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些都是中产阶级形成的基础。当然,如何为这些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成为国家的紧迫任务。到2025年,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会有10亿户,而他们中有五分之三是来自南方国家。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将为亚洲贡献75%的中产阶级。

  中国新闻周刊:一个不可否认的现状是,南方国家并没有因为“南方崛起”而在国际社会获得相应更大的话语权。比如中国,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还不及法国和英国。你如何看待这一现状,如何更好地平衡这种关系?

  马和励:不仅世界银行,很多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都面临这个问题。有一种说法,我们在用20世纪的机构应对21世纪的挑战。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南方国家就提出要求,希望让非洲、拉美、印度等国在安理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目前看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力度都比较小。

  GDP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好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收入能够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中产,那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马和励:不能说GDP完全没有用,但GDP真的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好指标。美国前总统肯尼迪50年前曾说过一句话,“GDP衡量了一切,却衡量不了对人最重要的东西。”当年印度洋海啸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但对亚洲经济增长并未造成太大影响。损失的是居民的住所和财产,没有伤及地方经济再生能力。但是你能说海啸后的居民过得好吗?而我们采用人类发展指数,可以更多元化地衡量一个国家地发展:国民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一个国家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不是政府,也不是公司。

  中国新闻周刊:在谈到企业发展对国家的贡献中,报告特别提到2012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500强公司榜单中,中国企业有73家,成长迅速。不少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方式完成扩张,比如联想并购IBM,吉利并购沃尔沃。很多人评价这种“蛇吞象”的方式风险很大,你认为这是扩张企业实力的捷径吗?

  马和励:这种收购常被视为南方企业的爱国之举。仅2011年,中国就有200起并购案,共花费429亿美元。这种交易能否提高短期盈利能力或者创造价值,目前仍很难说。但从直接效果上看,收购遇到瓶颈的北方老牌公司,有利于扩大南方公司的知名度,为进一步打开全球市场,或者进入一个成熟市场开辟道路。另外,技术的转移、成熟的风险管理等,也是并购的隐性收益之一。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不是正常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报告特别提到政府在中国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决断式”的发展型政府,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历了“复杂而彻底的变化”。你担任联合国驻华大使期间,应该也接触过不少中国官员,对他们总体是什么印象?报告提及中国官员“更注重结果”,你如何看待这一描述?“注重结果”滋生的腐败问题,又该如何处理?

  马和励:一个“决断式”政府的优势在于,可以非常高效地推行相关政策,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改革成就,这一点在我接触的官员身上就有体现。

  同时,中国政府也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理念,这些概念不仅能更好地将培养国民个人能力和社会发展融合,甚至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注重结果并非没有弊病,关键在于如何将危机转化为机遇。至于腐败的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是加大惩罚力度。

  中国新闻周刊: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中国在人类发展指数上的排名只处于世界中游水平,你认为中国的短板在哪里?另外,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是否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马和励: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该和国家一段时间的目标和政策倾向有关。巴西的经济增长不如中国,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却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他们的学校教育、扫盲项目都很成功。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政策优先”为社会发展扫清了很多障碍,但也并非完美。比方说,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就,大部分是在1950年到1980年间取得的。1980年以后,由于按服务收费模式的推行,农村和城市的医疗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很多穷人负担不起高质量的医疗。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中国百姓的直接感受是可以利用网络更自由地表达了。你认为互联网在中国人参与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马和励: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是令人欣慰的。尤其是社交网络等公共舆论平台的出现,让很多年轻人自由表达,甚至培养了他们的政治意识。社会媒体应该在国民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政府和国民互动的良性桥梁。有时候,社会媒体可以引起政府对更多社会问题的重视。比如在2011年动车事故的时候,中国人民就一直通过网络表达对安全的担忧,进而推动了政府作出一定的改变。

  现金转移支付在中国有发展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巴西、印度等国实行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是发展中国家率先实践提高人类发展政策的范例,你认为同样的政策在缩小中国贫富差距方面是否可行?

  马和励: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巴西、印度等国也有不少问题,但有针对性的政策的确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很有成效。巴西等国将现金转移支付给贫困家庭,通常有是条件的。比如说预先规定要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或者对孩子的健康护理等。他们做的规模比较大,有些项目能够覆盖100多万家庭。

  目前中国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更多是比较零散的,比如农村孩子的营养餐计划等,有待进一步观察效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中国推行一些有条件的转移支付项目,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很多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循序渐进往往能更好地把握正确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有分析预测,到2016年,中国将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时候会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对中国自身又意味着怎样的挑战?毕竟提高人均收入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马和励: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个经济体只是时间问题,这将惠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第一第二的排名,而是人的生活有没有随之变好。

  过去50年,美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快乐指数并没有因此提高。如果经济发展了,生活更复杂了,这恐怕不是幸福。如果你每天上班要两小时,下班要两小时,一天有4个小时用于通勤,你会觉得幸福吗?再比如在一些传统国家,妇女地位很低,她们对现状并没有抱怨,但不意味着这是幸福社会。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巨变,有些地方很发达,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媲美,但很多农村地区却比较落后。人们都往城市跑,或许应该降低城镇化门槛,让更多的人在当地就业。我想中国政府很清楚问题的所在,也能够找出合适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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