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H7N9疫情进入了第三周。截至4月16日，全国确诊病例总计66例，死亡14人，其中，除了华东四省，北京与河南开始出现感染者。4月15日，成为疫区的河南郑州也宣布禁禽令，叫停了活禽交易。

　　受之影响，国内家禽业的困境更为严峻。而禽流感留下的两份账单—H7N9感染者的医疗费和家禽经营户的损失，数额进一步增加。

　　目前，这场病毒阻击战尚未取得胜利，但“战争”背后的问题已摆上桌面—谁应该为这两份账单买单，而实际的买单者又是谁？

　　免费救治？

　　房价贵吗？贵！什么一样贵？治病！4月3日，江苏省首例H7N9感染者许某的丈夫对记者谈起了自己的苦衷。因为，每天的医药费上万，撑不住的他想卖掉家里的二手房给妻子治病。然而，房子的地址反而先被人在微博上曝光，“现在谁还来买？肯定卖不掉了。”

　　这段苦涩的对话让人感同身受，医药费的问题开始被无数网友用以拷问政府。

　　张萍(化名)也一度非常着急。她的母亲殷某是江苏省第6例感染者，4月5日确诊。这位61岁的老人由于两年前动过甲状腺手术并一直接受康复治疗，积蓄所剩无几。

　　“这一阵，每天的治疗费用都在1.7万左右。我和姐姐都是工薪家庭，收入普通，压力确实很重。”4月8日，张萍告诉时代周报，如果政府不负担，她有卖房的打算，但难度很大。“一则，房子是一处未满五年的拆迁安置房，尚未拿到房产证；二则，小区里人人皆知那是殷某的住处，非常难卖。”

　　安徽滁州的感染者韩某同样处境艰难。她曾患有抑郁症，长期无法工作，而感染H7N9后，家里已支付13万元，她的丈夫曾坦言，“再也没有钱治病了，希望国家能够报销医疗费。”

　　据了解，目前，60余位感染者中，相当一部分病情危重，他们大多已进入重症监护室，并架上了呼吸机。“一上呼吸机就需要抗感染。目前，抗生素的价格很高，通常要几百元一支，而他们一天可能就要用上五六支。”浙江省一家三甲医院的急症室护士长对时代周报透露。

　　由于H7N9病毒致病凶急，治疗费用高，而疫情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要求政府为患者埋单的呼声从4月初至今，越来越高。4月12日，央视新闻发起一项微博调查，截至16日中午，共有1817人投票，而多达96.8%的参与者认为，免费治疗有利于防控疫情。

　　事实上，10年前的春天，另一场疫情暴发，而各地纷纷发布通知，承诺对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所有费用均由救治地政府承担。

　　4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目前，一些省市已出现这样的现象—家里所有的钱都用上了，结果还不够；而医院救治得越多，基本上也由自己承担。“在紧急的、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该承担责任，要有一些经费支持。”

　　然而，不同的声音不绝于耳。4月9日，北京清华医院急诊科医生王仲的一篇文章引发热议，既得到部分医务人员的认同，也遭受不少舆论质疑。他认为，H7N9是一个和其他病原体一样的“自然性”疾病，应该纳入正常的费用管理方法，即：该走医疗保险走医疗保险；该走商业保险走商业保险，该自己承担费用就自己承担费用。

　　4月12日，国家卫计委明确指出，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医疗救治费用通过医保解决。

　　“非典时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农村和城镇的医疗保险尚未铺开，所以当时，国家根据传染病防治的精神出台了免费治疗的政策。但10年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很广，有关部门认为，H7N9患者完全可以从这个体系里获得支持，而如果患者的家庭非常困难，还可以申请医疗救助。”安徽省疾控中心一位学者告诉时代周报。

　　目前，围绕医疗费用，各地主要有两种做法。第一种以浙江、江苏以及尚未出现疫情的广东为代表，已有政府埋单的意向。

　　实际上，早在2004年，浙江出台《医疗救助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禽流感被列为政府全额埋单的病种；江苏省则在4月13日表示，凡参保者(江苏省企业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员)的医疗费用将全额报销，极少数未参保者可以寻求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解决费用问题。

　　另一种做法即，在上海、北京、安徽等地，治疗费用将严格走医保程序，个人、政府各承担一部分。而据时代周报了解，在一些省份，H7N9患者使用的抗病毒药物达菲尚未列入医保药品名录。

　　“医保解决与免费治疗会有一定的差距，但个人承担部分究竟多出多少将因的人及地区而有所不同，至于未缴纳医保者恐怕只能自己负担，或申请救助。”上述安徽省疾控中心人士表示。

　　事实上，即便目前的救治费用可以免除，张萍依然有些顾虑，“如果母亲康复了，她的肺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后续的长期治疗可能还需要不小的花销。”而这笔费用又由谁承担呢？

　　养殖户谁补偿

　　除了医药费，H7N9疫情“制造”的另一张巨额账单来自养殖业。中国畜牧业协会认为，账单上的数字超过100亿，因为，H7N9暴发一周之内，家禽业的损失就达到了这一数值。

　　损失首先源自扑杀。4月4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从上海送检的松江区沪淮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鸽子样本中检测到H7N9病毒，且该毒株与H7N9禽流感病毒人分离株高度同源。

　　当时，上海市农委无法确定携带病毒鸽子的来源，但据摊主反映，可能来自三官堂。这是上海市最大的家禽批发市场。

　　4月5日，三官堂闭门歇业。而前一天下午，6排3号铺的李洪根和其他商贩一样，接到市场的临时通知，要求停止活禽交易。李洪根心想，“先把剩下的货卖了，大不了以后不干了”，但市场的回复却是，“在晚上7点前，清理所有活禽。”

　　当天，李洪根扑杀了自己的近700只鸡，而据他估计，市场里被宰杀的活禽接近2万羽。次日，三官堂人去楼空，李洪根则回到江苏如东的老家“散心”，他的直接损失逾万元。

　　直到4月15日，李洪根没有接到三官堂或是政府机构的电话，也没有人主动与他协商赔偿事宜。“听说好像有补贴，但我至今没有拿到。”李洪根只能等待，“过几天再去市场里打听打听。”

　　4月15日，时代周报记者还联系了三官堂的其他几位商贩，他们大多已暂离上海，但均表示对补贴一事不太清楚。

　　事实上，4月8日，上海市农委主任孙雷曾表示，对于无害化处理的家禽，原则上要以不低于家禽市场价50%执行补贴。

　　4月7日，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仇宝琴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就曾担忧，“政府给予一定赔偿是一种很为养殖户着想的做法，但补偿能否到位，这笔钱能否真正落到养殖户手里，这需要相关部门的监督。”

　　据时代周报了解，动物疫情发生时，对一定范围内的动物进行扑杀是世界各地政府都会采取的一项措施，而对于赔偿，国际上通常有三种做法：第一种，政府承担全部的直接损失和后续损失，前者包括扑杀费用及畜禽损失，后者主要指养殖户在禁养期的空棚费；第二种，政府支付的扑杀补偿高于被扑杀畜禽的市场价格，从而承担部分后续损失；第三种，也是欧盟大力倡导的做法，即，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为养殖户提供政策性保险。

　　与之对照，一位不愿具名的养殖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上海目前的补贴水平很难说与国际接轨，主要的损失还是要由经营户和养殖户自己承担。

　　事实上，4月5日，上海市还印发文件，要求对本次防控禽流感中受到影响的家禽养殖场(户)给予财政补贴，其中，持有上海本地《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养殖场，根据4月份的平均存栏种禽数每羽补贴15元；持有上海《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养殖场(户)的家禽按照存栏蛋鸡、肉鸡、肉鸽、鹌鹑的类别，分别每羽补贴3元、2元、2元和0.2元。

　　只是，这些补偿几乎是杯水车薪。“一只鸽子一天要吃4两粮食，也就是8毛钱，每羽2元的补贴最多够它三天的口粮。”一级经销商焦霞军多年来代理销售上海崇明的鸽子。据他介绍，崇明的养殖业近年来迅速扩容，饲养的鸽子从几千对发展至几十万对。

　　4月4日，上海市农委曾对崇明的16个鸽场、45个养殖户的630个样品进行检测，未检出H7N9禽流感病毒，但上海的活禽交易于4月5日全面停止，包括崇明的鸽子。

　　至于养殖户“每只鸽子两块钱”的补贴，“崇明有相当部分鸽场还没来得及办理经营许可证，他们都不被列入补偿范围，而即便是有证的鸽场，补贴款目前还都没有下来。”

　　焦霞军告诉时代周报，补贴虽然“少得可怜”，但对于养殖场来说却是弥足珍贵。“鸽场现在的存货很多，所有的空地都养着鸽子，而每天的饲料和人工费都是不小的开销。目前情形下，养殖户根本无法从银行贷到一分钱，亲朋好友也几乎都拒绝借款，而补贴如果到位了，或许能够暂解燃眉之急。”

　　而在李洪根的家乡江苏如东，家家户户养鸡，但由于全国多地的禁禽令，当地成本21元、22元的三黄鸡一批批地被山东的冷冻厂以1.5元/斤的低价拉走，平均一只鸡亏损十多元。尽管如此，据他了解，江苏省目前暂未出台任何补贴措施，损失都由养殖户自己买单。

　　“过去，如东的饲料商往往同意养殖户赊账，但如今看到他们经营惨淡，开始要求现金交易，而一些鸡场因为卖不出鸡，无法回笼资金，饲养的肉鸡有上顿没下顿，有养殖户因为种种困难心情抑郁，甚至选择了自杀。”李洪根说。

　　政府的角色

　　对于两份账单，政府究竟应当承担多少责任？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常务副院长胡永华告诉记者，“如果某一种传染性疾病威胁很大，为了防控，政府应当负责，否则，病患因为经济能力而延误治疗，最后导致传染病流行，这不可想象。而这方面的投入，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有预算。”

　　胡永华的依据是《预算法》第32条—各级政府预算应当按照本级政府预算支出额的1%-30%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而其动用方案，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提出，报本级政府决定。

　　如果据此对H7N9实行免费治疗，后续问题非常复杂。“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只要出现新病毒，医疗费用都将免除？抑或，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关标准，新病毒满足何种条件，治疗就由政府兜底？而且，一旦免费治疗，公共财政如何支付这笔费用？制度上要作怎样安排？”在财经评论员张鸿看来，这牵涉到众多公共卫生的话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则认为，一种疾病的治疗费用是否需要以及多大程度由财政埋单，都应经过严谨的卫生经济学评估，并向社会公开信息。“不能社会一呼吁，财政就掏钱。”

　　“目前，有关部门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控制疫情，对于治疗费用和保障机制，只能暂时放一放，但同时强调，严禁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或推诿患者。”上述安徽省疾控中心人士表示。

　　至于遭到扑杀的禽类的补偿问题，中国农科院上海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刘光清告诉时代周报，“如果政府可以提高补贴标准，甚至按照市场价100%补偿，这有利于防止经销商临时转移及私自处理活禽，而实际上，小范围内，政府的财力应该能够承担，而如果是大范围的补贴，政府提高补偿幅度的难度较大，经销商、养殖户应当承担部分责任，不能因为私利危害公共卫生，让死猪事件重演。”

　　实际上，对于养殖户、经营户的损失，李洪根与焦霞军都失望地认为，各地近期不太可能出台更多补贴政策为他们买单。

　　“我们最希望的是各地可以逐渐放松禁禽令，允许那些通过检测、不携带H7N9病毒的活禽上市交易，从而帮助养殖户渡过难关。”

　　然而，4月8日，上海市农委主任孙雷表示，上海将征求市民意见，决定是否以此次禽流感为契机，永久停止活禽交易。

　　而这或许将引发进一步的矛盾。4月15日，焦霞军告诉时代周报，崇明不少鸽场的老板如今已走投无路，很多人背负着银行贷款，而鸽子没有销路，政府补贴又不到位，再熬下去只有破产一条路。

　　“而且目前，为了保住种鸽，养殖户只能把一批批的小鸽子扔掉。由于禁禽令解除遥遥无期，他们的情绪很差，甚至扬言，要把小鸽子全扔到黄浦江里去。”

　　“这或许只是气话，但如果没有政府的进一步扶持，他们的处境将非常困难。”焦霞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