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冯仑、周其仁、马化腾、马云、马蔚华……，这些大佬级人物，从一开始就活跃在李连杰左右。壹基金的成长历程，与他们息息相关。

　　壹基金幕后推手

　　5月28日，刚从美国调研回来的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早已做好了迎接这一轮质疑的准备。他必须说清楚，2008年，他是否打着“红会社监委”委员的名义，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利益交换或商业合作，挪用2000万元捐款建设“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公益研究院前身)的问题。

　　王振耀还记得，从民间慈善组织样本到高额管理费疑云，从企业追捧的新星到赈灾款项去向之谜，最高的期待与最大的质疑，一直伴随着壹基金的成长。

　　2011年，创始人李连杰带着壹基金奔走4年后，终于为壹基金拿到了独立的公募基金会身份。仅仅两年后的芦山地震救援期间，壹基金收到400多万公众总额达3亿多元的捐赠，超过红十字总会，成为此次募集资金最多的基金会。

　　一路走来，尽管众多商界、学界大佬教会了李连杰许多本事，但壹基金仍走的磕磕绊绊。

　　对于如今的壹基金，在溢美与追捧之后，揭“短”质疑的负面评论也很汹涌。很多人认为，解决了身份问题的壹基金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而且，当账面上的数字越来越大的时候，壹基金的新问题来了：这么多捐款汇聚一家，对壹基金的运营能力形成重负。政策上10%的成本红线和70%的慈善支出底线，要求壹基金不得不以最少的成本完成巨大的慈善项目。

　　“如果壹基金成为全国人民唯一选择，这恰恰证明中国的社会组织、民间公益太弱了。”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壹基金孤单，但无疑也是幸运的，它存活并生长起来，但作为中国首个由民间发起的、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它不得不更早的面对更多的问题。

　　李连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壹基金脚下的中国慈善事业这条路，还停留在黄灯状态，壹基金选择在黄灯下不断探索。

　　从愁身份到“愁”钱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赵明月  朱梓烨  邹锡兰 | 北京、深圳报道

　　身份，曾是一心想做公募的壹基金最头疼的问题。

　　2004年12月26日，印尼8.9级大地震。2005年1月，劫后余生的李连杰在为拯救东南亚海啸灾民发起的筹款活动中，决定发起成立“壹基金”，倡导每人每月捐款一元钱。

　　但当时的李连杰并不清楚，要成立面向公众募款的基金会，政策上面临不小的难题，这个难题最终导致壹基金在2011年前都与公募基金的身份无缘。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行，尽管没有明文限制民间人士申请注册公募基金会，但根据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公募基金会的登记注册管理及日常性管理，都实行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制。

　　具体而言，壹基金要成为公募基金，就必须到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并找到一家业务主管单位。而按规定，业务主管单位只有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国务院授权的组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授权的组织才能担当。

　　这样的规定，似乎没有将壹基金的路堵死。但多年以来，民间公募基金几乎无稽可考。“实行双重登记管理体制意味着，民间要发起成立社会组织，就要找一个政府机关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但每个政府机关都会琢磨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当你的业务主管单位，万一你出事了，我怎么办？显然，不当业务主管单位是没有责任的，当了就有责任。当的业务主管单位越多，责任越大。那么，最理想的抉择就是不当业务主管单位。制度设计这样，一定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后来帮助壹基金“落户”、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现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的刘润华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前的几年时间里，壹基金经历了三次身份的变化，差点夭折，但幸运的是，它最终在众多寻求成立公募基金会的民间组织中脱颖而出并成功地存活下来。

　　从专项资金到私募基金

　　2007年4月19日，申请公募基金遇阻的李连杰，把壹基金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称“红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资金，在红会内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下称“壹基金计划”)，合作期限3年。由于壹基金计划可以分享红会的公募权，李连杰的全国公募梦想得以迅速实现。

　　壹基金计划成立一年后，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只有13个人的壹基金团队开始了救灾工作。当时，所有的救灾物资都是在上海分派出去，但那时候的壹基金在上海甚至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团队只能在现任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租的房子里办公。

　　汶川地震期间，壹基金收到了1.2亿元的捐款，送出了无数个物资包裹。红会的一位负责人说壹基金这是一个婴儿在做大人的事。

　　成立之初，壹基金很大程度上借鉴红会的工作制度和标准。从如何接收物资，到跟志愿者签什么样的协议，再到物资分配程序，壹基金一直在向红会学习。

　　但是他们也发现很多东西适用不了，“那个时候红会做的项目设立的工作流程，我们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流程很长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学习。”

　　同时，作为二级专项资金，壹基金计划没有独立账户，在操作上，捐款首先要进入红会总会的账户，这导致其在公益项目的执行上面临很多障碍。

　　例如，壹基金计划在对外签署合作协议时，必须经由红会签字批准且加盖红会的专用章方能生效，手续和流程十分繁琐。一旦某位领导出差无法签字盖章，壹基金计划就不得不暂缓各种项目合同的签署实施。

　　为了减少实践中的困难。2008年6月，壹基金找到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希望能够在上海成立一个独立的基金会，但是由于公募基金会必须要找到挂靠单位，所以只能申请成立私募基金会。

　　当年7月，壹基金提出申请，两个多月就出了结果。10月，非公募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下称“上海壹基金”)成立，作为壹基金计划的项目执行机构。

　　从此，壹基金计划和上海壹基金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有公募权的壹基金计划负责筹集善款，然后拨付给有独立执行权的上海壹基金，并由后者执行对外资助的公益活动。

　　然而，这让壹基金与上海市民政局、红会的相处关系越来越尴尬。很多人也对以私募身份运作公募身份募捐善款的行为提出质疑。“两方都觉得这个事情和模式不符合，上海方面说一个非公募基金会老来做公募的事，然后也不一直在上海做，做的都是全国的。红会说你做的已经超过红会的工作范围了，我怎么批你这个项目？”唐艺蕾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道。

　　那时候，李连杰和他的团队已经意识到，长久之计还是取得独立的公募权，即将壹基金独立注册成为公募基金会。

　　2009年底，壹基金与红会的三年合作协议即将到期，李连杰及其团队走上了谋求独立公募基金身份的道路。

　　深圳壹基金是一颗种子

　　2010年2月杨鹏加入了壹基金担任秘书长，在此之前，他是非公募基金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组织的秘书长。

　　杨鹏加盟壹基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求注册为公募基金的可能。

　　杨鹏起先希望壹基金可以在民政部注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但从2010年2月到9月，为了找到业务主管部门，杨鹏到处“求医问药”，却仍没有结果。杨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第一个民间公募基金会，做起来没有先例，都比较谨慎。”

　　彼时，因为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合法化”的民间组织比比皆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曾表示，她所了解的一个民间组织，经历20年的登记之路，仍然束手无策。

　　李连杰也一度打了退堂鼓。2010年9月12日，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壹基金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存在“中断的可能”。

　　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看到报道后，心里打了一肚子的问号。“他有很好的理念，很好的团队，很好的业绩，做得非常棒，政府也没给钱，还能做那么多有意义的事，但居然说可能要关闭要终止了。”他感觉到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制度设计的问题。

　　刘润华立即找来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他问马宏壹基金登记有没有什么法律障碍，马宏回答没有任何障碍。

　　马宏之所以能如此确定，是因为深圳早在几年前便在这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并已经实行了改革。2004年，深圳的行业协会、商会便开始与政府职能部门脱钩，由新成立的行业协会服务署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职能；2006年，行业协会服务署并入市民政局，成立民间组织管理局，行业协会、商会取消业务主管单位；2008年，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等社会组织也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了。2009年7月，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签署了一个推进深圳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的合作协议，协议里明确授权深圳市民政局可以直接登记基金会，而原来只有民政部和省级民政部门才有这个权力。

　　“法律上并不是说民间发起不可以成立公募基金会，但各地的民政部门为了规避风险，不约而同地从严把握。在我看来，李连杰的壹基金有那么好的理念、团队和业绩，如果我们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给他登记以后，如果他犯了法，依法查办不就完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与企业的关系就好比是工商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工商局长只承担企业登记的责任，同样，民政局长也应该只承担社会组织登记的责任。至于登记之后，企业或社会组织是否会干违法的事，那属于监管的问题。这是两码事。”刘润华说。

　　刘润华希望壹基金来深圳落户。2010年11月25日，刘润华给老领导王振耀打了个电话，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王振耀刚辞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迅速将这一消息转达给李连杰，李连杰委托杨鹏办理。杨鹏回忆说：“尽管原来我们是想注册全国的，现在变成一个地方的基金会，但我还是说，管他是哪儿的，先注册下来。”

　　第二天，杨鹏前往深圳。两人谈了很多细节，但刘润华只说：“所有细节都不重要，你什么时候把该准备的材料准备好，我们即刻批给你。”在刘润华看来，把深圳打造成公益慈善之都，全国有这样的形势，深圳有这样的条件。

　　整个注册手续只花了7天时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批准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下称“深圳壹基金”)的注册申请。杨鹏当时觉得，成功来得有点突然，忙了快一年了没结果，没想到这么快就办下来了。

　　批下来当天，在前往机场路上的马宏，给杨鹏发了一条短信：“12月3号，深圳基金会成立。1、2、3，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祝壹基金一切顺利。”她认为，壹基金是一颗示范的种子，希望之后民间公益慈善的力量会蓬勃地发展。

　　批准了全国首家民间发起成立、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刘润华有自己的想法，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做与不做之间，自己心中一定要有一杆秤，一定要衡量，一个是压力，一个是价值。比如注册壹基金，尽管不存在法规和政策障碍，别的地方不做自有不做的道理。我认为，愿不愿去做，责任意识很重要。”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给刘润华吃了一颗定心丸。深圳壹基金成立后引发了很多议论，有一天，李立国亲自给刘润华打了一个电话：“我怕你有压力，我打个电话给你，这个事你做得好，我支持你，别管别人说什么，没关系。”

　　就在深圳壹基金挂牌当天，李立国要刘润华代表他对壹基金表示热烈的祝贺，但因为当时仪式已经结束，刘润华便没有机会宣布。

　　独立后的规则之殇

　　“独立”两年来，公众眼中的深圳壹基金形象似乎越来越高大：明星团队、民间公益慈善标杆、受企业家青睐、募款能力强大……然而，有了合法身份的壹基金并非从此一路坦途，相反，它一直在为一些数字所头疼。

　　2004年实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这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壹基金来说并非易事。在杨鹏看来，要等到团队足够强大时，才能使用更大金额的善款，以保证项目运作的有效。

　　现在深圳壹基金运作以项目制的方式进行，每个项目都要经过严格的民主考评后，才会决定是否出资支持，针对不同项目组建单独的管理团队。

　　目前，深圳壹基金在深圳、上海、北京、成都四地仅有不到40人的全职团队。公益慈善事业需要人才，尤其需要管理、财务、互联网、工民建等高端人才。然而，深圳壹基金却给不起、也不能给这些人高薪。

　　根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公益基金聘用人员的平均工资不得超过本地平均工资的2倍。要超过这个标准，就会取消免税资格。2013年，深圳平均月薪为4104元，深圳壹基金员工的平均工资就不能超过8208元。

　　《基金会管理条例》还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据唐艺蕾介绍，壹基金从2008年至今，除去重大灾难的年份，每年筹资为2000万~3000万元，如果按去年募款3000万元推算，壹基金今年的公益事业支出应不低于2100万元，而壹基金养人、管理费用只有210万。

　　210万够用吗？不够。前几年还能免费的场地、宣传等费用，因为提供者不可能长期坚持，这一块的成本正逐渐增加，壹基金只能争取到一些公益价格。

　　而那些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跨国公司跳槽来这儿的人，从前能拿20万~40万年薪，但到了壹基金，薪水都要打折扣，哪怕是高级经理月薪也不超过1万元。有时候，为了招到更多的人才，壹基金不得不和应聘者商量，20万元的年薪掰成两份，一人一半。当年，唐艺蕾进壹基金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情况。

　　唐艺蕾说：“10%相当不够的，除非明年裁人，不然的话就是集体减薪。”

　　而在国外，公益基金的薪酬跟商业公司比较趋近，因为他们同样需要管理大量的资金，而且公益基金需要的能力与付出，甚至比商业公司还高。以比尔·盖茨基金会为例，他们的中层月薪收入在2.5万~3万美元左右。

　　其实，壹基金也有一个节省人力成本的方法，他们管好钱，执行让别人做就行了。正如同美国主流的基金会，主要职责就是钱的整合，不执行具体的项目。未来，壹基金也会往“民间组织的财政部”的方向发展，“很多场合我们有点像一个蓄水池，公众的捐赠到了我们这儿，就像我们又从蓄水池分出了很多水渠，又到了草根组织那儿去，为更多的机构拓展更大的空间。”杨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但这属于比较理想的情况，并不是壹基金现在的状况。在很多救灾项目中，壹基金不仅是一个资源整合方，也是执行方。所以这个决定了壹基金人数少不下来，钱也少不下来。

　　“现在中国老百姓还是喜欢直接执行，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给了你钱，然后你又给别人，那为什么我不直接给他。”唐艺蕾向记者解释为什么壹基金现在要走执行的路线。

　　在许多知名的国际组织中，绿色和平就是像壹基金这样承担着执行任务的机构，其运营成本高达70%，这几乎是中国规则的六七倍。

　　今年芦山地震救灾期间，深圳壹基金38个全职工作人员，联合了4个救援队近百人参与生命搜救，44个民间救灾伙伴的70个工作人员与近千名志愿者共同协调物资发放。

　　现在深圳壹基金的合作伙伴有450多个，但负责项目的人一共只有20个左右，每个人平均负责数十个项目，这几乎就是在特别高压的情况下在走钢丝的运营。

　　以救灾部门为例，整个部门只有7个人，却要把200多家机构管起来，平均每个人盯几十个合作项目。

　　今年是唐艺蕾在壹基金的第五个年头，这些年来，她最大的感觉就是一直在打仗。“国家的规定和外部的环境给你的作为的空间、合作的空间非常有限，必须要靠绷着自己才能撑着往前走。”

　　大佬们教给李连杰什么本领？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赵明月  朱梓烨 | 北京报道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下称“深圳壹基金”)的发起机构为上海壹基金、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每家出资1000万元，构成了5000万元注册原始基金。

　　深圳壹基金最主要的权力机构理事会由李连杰、万通董事长冯仑、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蒙牛乳业集团创始人牛根生，以及深圳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院长周惟彦等11人组成；周其仁担任理事长和法人代表，王石担任执行理事长。

　　11人的名单，7位企业大佬。与其他公益组织不一样的是，深圳壹基金的发起企业和掌控这些企业的大佬们都有着极其广泛的资源调动能力，堪称“权势”。比如腾讯能直接覆盖几乎全部中国网民，阿里巴巴拥有中国最大的在线支付工具，万科是中国最牛的地产商之一。

　　能聚拢这些人，“当然李连杰的影响力很重要，包括他们的朋友关系，但是更多的是认可壹基金人人公益的理念。”杨鹏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

　　“2009年开始，包括王石先生、冯仑先生，包括企业界非常受尊敬的精英——柳传志先生，都给予壹基金很大的关怀和支持。”李连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我的人生里，我跟企业家学到了很多东西。”

　　冯仑、王石：

　　怎么架构，如何管理

　　深圳壹基金注册成立之前，理事会成员便已全部确定下来。最早确定加盟壹基金的大佬是冯仑，之前他就跟李连杰私交甚好。当时，他在北京的一个香港赛马会会所的活动结束后，李连杰就和他在会所大堂里找了两把小椅子聊天。

　　冯仑就壹基金高层组织架构方面给李连杰支招，包括理事会怎么建、有什么要求、谁能进理事会、该怎么出资、以什么名义出资，以及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决策机构，谁来做法人代表。冯仑建议李连杰，确定好理事会成员以后再去提交申请资料。

　　一个月以后，在冯仑的介绍下，李连杰与王石在北京的一个比较私密的会所见面。不过，那天谈得最投机的并不是壹基金，而是两人当年闯深圳的经历。王石因为这次谈话重新认识了李连杰，并感慨：“原来你当时也是一个企业家。”

　　据杨鹏透露，当时李连杰特别注意要把王石拉进来，并想让王石来管理壹基金。李连杰看中王石的两个特点，一个是管企业管得好；二是王石曾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有公益组织的管理经验。最终，李连杰如愿以偿，深圳壹基金成立后，王石一直在担任执行理事长，具体负责壹基金的重大决策。

　　王石进来以后，推荐了当时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任秘书长的杨鹏加入并任秘书长。杨鹏曾任中国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有政府工作经验，与王石“有过合作也都比较了解”。

　　因为李连杰也是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柳传志是企业家俱乐部的主席，柳传志加入壹基金并没有太多的波折。

　　周其仁：规则制定、拍板决断

　　选择周其仁为法人代表是杨鹏的主意，而说服工作是由之前便与周其仁相识的王石完成的。

　　但在劝周其仁的过程中有一些波折。“周其仁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他不太愿意接受公开露面的事，他一直都觉得他自己不合适，但是我们一直都觉得他特别合适。”最后，周其仁碍于朋友的面子，加入进来。

　　但每次理事会开会，周其仁都会反复说自己不适合当法人代表，但所有理事几乎都说：“你特合适，就是你最合适。”

　　作为理事长，在每次讨论年度规划和预算的理事会上，周其仁既主持会议，也要发表看法。有一次，理事会讨论要不要定个议事规则，但有人觉得人数太少，没有必要专门设置。就在规则讨论快要不了了之的时候，周其仁定调：没规矩不成方圆，咱们虽然人少，但是也人多嘴杂。他说完以后，大家就都不吭声了，然后讨论出了规则细节，并表决通过。

　　三驾马车：

　　坚持信心、放下身段

　　据李连杰回忆，2007年4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诞生的时候，第一个出来支持的就是腾讯。“这么多年来，遇到任何困难，我们参与的救灾活动，腾讯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然其他的几家也一样积极支持，我们一直在开玩笑，说过去壹基金有三驾马车，就是腾讯的马化腾、阿里巴巴的马云、招行的马蔚华。”

　　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那时候李连杰见到一个人他都滔滔不绝地讲，谁能被他游说，便伸出橄榄枝跟他合作，就变成最早的合作伙伴，而且他们能看出来这个是好事，方法和思路也都靠谱。”

　　李连杰最难的时候，经常找马蔚华吃饭，马蔚华都在招商银行顶层招待他，一起吃员工餐。他经常鼓励李连杰，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这事情还是好事，所以我们要坚持。”

　　壹基金成立后，马蔚华向李连杰传授不少管理经验，招商银行的年轻员工比较多，他就把自己跟年轻人沟通的经验教给李连杰：必须要用心，要把这个机构所有年轻人的词汇都掌握，到支行必须干三件事，跟中层干部吃饭，所有员工都讲一次话，搞一次集体活动。

　　李连杰和马云经常会面的地点是在杭州马云家大别墅的院子里。

　　和李连杰第一次见面，马云就建议李连杰，要以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做，而不是一下子扯一个大企业，把自己架上去。他特别强调，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优越地位上去，踏踏实实做事。他还暗示李连杰，现在所有资源里面，人是最重要的，有这些人才有这件事，不是有这件事才有这些人。

　　李连杰曾和马云商议过，要不要宣传理事会成员不拿底薪这件事，马云告诉他千万不要说。“如果我们自己进行这样一个道德抬升，你让别人怎么做？如果说这个是不可持续的，这件事情不是放在每个人都会实现的，你就不要这么做。”

　　阿里巴巴为中小企业服务，所以马云特别重视公正和平等。他觉得做公益的出发点，是一份力所能及的责任，这本身没有任何道德上面的优越。“所有我们任何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一个普通的人能不能做到。如果他做不到，你就不应该把这个当成一个要求。因为那样的话一定不是理性、可持续的。”马云告诉李连杰。

　　和大佬合作，没有后门

　　每次理事会，除了柳传志和牛根生派代表参加，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其他大佬都亲自参加会议。

　　尽管大佬们很支持，但在和大佬们的企业合作的时候，却依然没有后门可走，跟正常的商务合作并无二致。指教归指教，生意归生意。大佬谈大佬的，合作还得基层的工作人员谈，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还得董事局通过，像正常的商业合作一样，要遵守商业规则。

　　“壹基金在和招商银行商议共同推出一个壹基金月捐信用卡的时候，预算、项目设计、发卡量，都要经过合规的程序，招商银行直接负责项目的工作人员，要看到实在的效益才会和壹基金合作。”唐艺蕾介绍说。

　　而由刘东华等媒体人和政府负责人组成的监事会也是深圳壹基金背后强有力的支持。在一次理事会上，监事会提出在重大突发事件收到很多捐款，要即刻启动同步的审计，“条例没有要求审计，只是信息公开，我们进一步要求审计，并同步审计，这个是为了让它更加公开公平，这个意思就是公募基金会要给公众捐款人有交代。”深圳壹基金监事会成员、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本刊记者徐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壹基金何时不再孤单？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朱梓烨  赵明月  邹锡兰 | 北京、深圳报道

　　民政部数据显示：整个2012年度，我国慈善捐赠总额在700亿元人民币左右，较2011年的845亿有所下降，而与2008年以及2010年的破千亿元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下滑。

　　对此，有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指出：“由政府管理的公立慈善组织机构和人员管理能力较弱导致其内部管理出现混乱，与此同时，由私募资金组成的民间慈善组织却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源支持，是导致目前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全国首家由民间发起的、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赢得了空前的信任。

　　“不是壹基金太好了，是壹基金太少了。而且那么多捐款汇聚一家，其实对我们的运营能力也是重负，效率也未必最高。”深圳壹基金传播部总监姚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名声在外不是我们要的结果，我们只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如果壹基金成为全国人民唯一选择，这到底是悲哀和幸运呢？这恰恰证明中国的社会组织、民间公益太弱了。”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政策稍放开，

　　一年就能突破3000亿

　　“给壹基金注册这个事的本身，在于体制机制上的尝试，而不在于是不是壹基金成立了。以后，不管壹基金成功与否，丝毫都不能降低这个事情的意义。” 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现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的刘润华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双重登记管理体制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控能力，“我怕你走得太远，一直把你拽住，在我的羽翼下，但在这样的概念下，它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社会组织的双重登记管理体制成了越来越尖锐、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深圳这些年有意识地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提高社会自治的水平，发挥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而深圳壹基金成立后的表现，也证明了深圳坚持改革的方向和探索是正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地方探索终于推动了国家决策的形成。”刘润华说，“社会建设它的本质是建设社会，而不是要把社会管控住，最核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发展起来，建设起来。”

　　近年来，虽然民间慈善组织不断增多，但政策上仍有不少障碍。据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分析，基金会注册方面，除了管理体制，还存在几百万的准入门槛；在服务设施及项目方面，慈善事业缺设施、缺组织、缺技能，更缺专业化工作人员。

　　而在国外，登记注册为合法慈善基金相对容易，且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以德国为例，由政府全额出资成立社会事务中央委员会，定期审查受赠机构的财务信息并对其进行公信力评估，然后按照A、B、C等不同级别颁发认证。通过这个认证，公众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信任哪个机构，并随时了解捐赠的动向。

　　王振耀预测：“如果政策稍微放开，一年3000亿很快就突破了。美国的慈善捐款总额占GDP的2%左右(3000亿美元)，咱们如果达到1%，就是5000亿。”

　　去年底，民政部透露，已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慈善法草案。但王振耀觉得这个进度还是慢了点，应该让全国人大介入，加快立法进程。同时，他认为，应该像国外一样成立跨部门的慈善委员会，协调政策，具备一定的管理功能。

　　慈善远不止是“救急救穷”

　　因为壹基金的成功，有人解读为，民间公益的能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展现，是慈善回归民间的转折点，也是公众捐款“用脚投票”的开始。

　　对此，王振耀认为，不能把民间和公立的慈善组织对立起来。“全世界没有分公募和私募，是我们分来分去，弄得比尔·盖茨来中国都特别郁闷，认为中国做慈善的标准特别高。其实，在全世界，政府和民间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打通的。一般美国民间组织60%的钱都是政府给的。”

　　很多公立的慈善组织也有发挥作用的优势，“比如红十字会，如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筹集到很多善款用于大病救治，这是很多民间组织望尘莫及的，行政化不是最紧要的问题，关键是要进行职能的转变。”

　　如果说慈善回归民间，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民间慈善组织要达到什么样的规模，而是在于慈善组织做的事真正深入民间。王振耀指出，中国的慈善事业要从传统的救穷救急，转向社会服务、社会引领，比如投资文化、教育、养老，让大众切身感受到慈善的价值。

　　慈善捐款渐成“刚需”

　　中国慈善需要转型

　　只有让大众在生活中感受到慈善，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慈善只是“施舍别人、救急救穷、道德至上”的误解。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回报社会的需求达到新的高度，慈善捐款逐渐成为一种“刚需”，且规模越来越大。但同时，我们却缺少大量的社会服务项目与之结合。就是因为我们对慈善的认知还太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设施等等，都被认为是政府的事。

　　在美国，有捐赠记录的人达到其总人口的80%，教堂慈善项目大多是围绕教堂开展社会服务。王振耀发现，美国人捐款的出发点是“捐款为自己”，“他们发自内心地捐款，不会说你管理体制不行，我就不捐了。”

　　王振耀认为，中国慈善需要一次转型。“把老百姓的需求提升出来，化成慈善项目，从而把社会对慈善的心结打开，用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体制调整。只有把政府的大门打开，一切才有可能。”

　　而这次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当年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勇气，要“对内对外开放，引入国外社会组织，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专访壹基金创始人、深圳壹基金理事会理事 李连杰：

　　壹基金要有在黄灯下前进的本领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赵明月 | 北京报道

　　在壹基金有这么一个现象，当年因为视李连杰为偶像而加入壹基金的人，现在都走掉了，而那些坚持到今天的人现在成为了李连杰在工作上的粉丝。

　　在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看来，现在已不插手具体事物的李连杰对于壹基金而言是精神领袖。但李连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强调，走向公募就要“去李连杰化”。“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谁是李连杰并不重要，壹基金永远传承下去，这样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就目前的市场环境而言，壹基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在公众看来慈善透明度是壹基金做得最好的一个方面，壹基金是怎么做的，该如何完善？

　　李连杰：刚开始的时候，需要用我的无形资产去推动。走到一定的阶段，需要去掉个人化，用制度去推动组织的进步。把李连杰的名字拿掉，将壹基金打造成集体领导的、透明专业高效的机构。

　　壹基金的价值观是得到集体认同的，我个人会持续用一生的时间，去关注和推动这个壹基金慈善业的发展。但是必须用理事会的结构去管理壹基金，理事会本身也要换届，理事会也不是永久的。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理事会是三年一届，民主选举，而且必须是个人意愿。为了奠定一个机制，大家都把上市公司最严谨的结构放在壹基金里头。希望经历磨合期后，经过二三届之后，将来形成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谁来都可以继续承担责任。

　　壹基金有两个原则：第一是遵守法律；第二是全部的员工技术性的错误可以犯，“因为没有企业是完美的”，但原则性的错误不能犯，不能贪污、腐败，“我们必须是‘裸体的’，没有口袋的，钱没有地方放。”

　　我从不担心壹基金，因为壹基金从起步那天就要求自己做到专业和透明，如上市公司一般，交代每一笔钱的去向。同时我也希望看到人们不要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个组织在成长过程中犯了一个错误，就停止做公益慈善，那样就太不值得了。

　　《中国经济周刊》：公益基金的艺术不仅在于为社会谋取公益，更是建立质优的慈善生态。有人期待壹基金转型为一个公益生态圈领导者，有灾组织救灾，平时利用品牌影响力设计项目和筹款，但执行交给本地NGO，壹基金监管，优势互补，形成和扩大民间公益生态圈。对此您怎么看？

　　李连杰：公益事业，其实就是公众的利益。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在人类的结构里基本上有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政府的力量，制定政策、法律等等；第二种就是企业的力量，企业包括社会组织、各种大团体、各种妇女协会、青年协会、企业家联盟；第三种就是个人，个人的力量，个体的力量。我们大部分一直探讨的都是前两种，而壹基金想寻找的是第三种力量，就是如何推动人的改变。

　　其实壹基金想做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一个平台，对整个公益慈善产业推动的一个平台。你没有这个平台，大家没有资讯，很多富裕的人捐钱不知道捐给谁，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不知道怎么申请钱，供和求之间没有一个平台去交换资讯和探讨。所以壹基金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壹基金一家人，全球一家人。尽我所能，人人公益。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中国的公募慈善，据您了解，目前它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壹基金发展多年您有哪些困惑和收获，壹基金成长以后，对管理有什么新认识？

　　李连杰：打比方说，好比在一条路上走，有红灯、绿灯、黄灯三个灯。现在大部分的时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停留在黄灯的状况，既不完全说不行，也不完全说行。我会选择在黄灯中不断地探索。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区域性的基金怎么能够辐射全国。虽然我们会迂回做很多事，但是肯定没有全国性基金会那么畅顺。壹基金天生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它倡导“每人一块钱，全球一家人”的理念。我们一家人出钱出力，把家的环境搞好，但是这个家不能只在深圳，或者只在某一个领域，在国家相关的政策法律没有更新之前，壹基金还要继续迂回前进，要有在黄灯下前进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