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长春盗车杀婴案的赔偿困境

　　长春的全城搜寻动员，只等来凶犯的自首和孩子的死讯。面对只有2个月零7天的小皓博，周喜军依然展现出了人性最黑暗的部分。在丧子之痛里煎熬的皓博的家人，5月27日等到了一审判决，周喜军被判处死刑，算是还了他们一个公道，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仅仅1.7万元的赔偿，却是另一种伤害。

　　许家林的小超市开在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城建学院南门附近，从他家到超市，走路不到半小时，开车五六分钟。超市已经开了五六年，车却是2013年初才刚买的，一辆灰色的丰田越野车，花了13万多元，轮毂上还系了红布条。主要的还是为了进货方便，许家林算过，“没车的时候，每次进货只能打车，车费就要花100多元”。

　　这个叫“为家”的小超市，是许家林白手起家的创业。他的老家在吉林地区的农村，2003年才进城到长春打工，时年24岁。他的妻子比他小两岁，也来自农村，也是2003年到长春打工。他们前后脚地到了同一家公司，许家林记得很清楚：“我比她早来10天。”两个适龄的年轻人，很快结婚成家，这让个头不高的许家林内心安定。“我不属于长得帅的，我爱人也不属于特别好看的，我们俩就是老实本分过日子的。”

　　他们婚后就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许家林是满族，按照政策，完全可以再生一个。不过他并没有这样迫切的愿望，他意识到的是未来生活的压力，他想用自己的努力，给家人提供更好的条件，给孩子的将来更多保障。夫妻俩下定决心做点小生意，地点就选在城建学院附近。这里已经是长春市郊，邻近四环路，房租物价各方面都比市中心便宜，还有稳定的学生客源。生意虽然小，起步还是很难的，许家林感慨：“反正一开始，我爱人跟着我没少吃苦。”

　　五六年下来，小超市的生意上了轨道，他们在附近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把家里的老人接了过来，妻子的家人也在同一个小区买了房子，一家人相互帮衬，慢慢把根扎在了长春。日子平淡，却踏实。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也带来了更多期盼。再生一个的想法，这些年在许家林心里越来越淡了，但他也明白，父亲一直在盼孙子。2012年，妻子终于怀上了第二胎。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宝宝，承载了老人们最传统的期盼，身边那些善于从肚皮形状分辨男女的朋友，因此都不敢轻易下断言，说得模棱两可。许家林很明白，压力最大的还是妻子。

　　2012年12月25日，谜底揭晓，真的是个男孩。“完全是惊喜。”许家林因此觉得一切都是吉兆，“我儿子是早上8点58分出生的，体重6斤8两，生日还是圣诞节。”他们给孩子取名叫皓博。父母和妻子就不用说了，连已经10岁的女儿，也对皓博的到来，表现出了格外的欢喜。“从医院回家以后，我女儿每天上学前，一定要到我们屋里看一下弟弟，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也是找弟弟玩。我们给孩子换尿布什么的，她也在旁边看着学，主动要来帮忙。我们都没想到，她这么懂事，能这么喜欢弟弟。”

　　新添了个孩子，家里的人手就显得不够用了。超市里的事情，最少也需要两个人，平时都是许家林夫妻俩在照看，许家林的父亲因为早年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行动都不太方便，母亲虽说可以里外帮把手，但更多的时间当然要照顾父亲。所幸皓博出生的时候，也快到学校放寒假的日子，小超市每逢寒暑假本来就会关门两个月，提前一点也不算有太大损失。可是两个月之后学校开学，超市还是得开门做生意的，毕竟这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

　　2月底，学生们陆续返校，按照惯例，开学头两周学生们要置办新的生活必需品，是个很好的商机。但是许家林一直没有招到合适的服务员，他心里也着急，跟家人讨论过，妻子要来帮忙，他不同意。2月26日和27日，许家林一个人在超市里忙了两天，做开业准备。到了3月，学校已经开学，还是没有招到服务员。家人再次协商，许家林只能做出让步，同意妻子来店里帮忙，皓博是母乳喂养，自然只能一起带过来。许家林的超市隔壁，是他叔叔的小店，他们的计划是，店里生意忙的时候，就暂时把孩子寄放到叔叔那里照看。

　　3月2日清早7点多，许家林第一次开车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了“为家”超市。他们到的时候，叔叔的店还没开门。3月的长春还是冰雪的冬天，夫妻俩自己的店里没有空调，靠的是烧炉子取暖的土暖气。他们心疼孩子，想着还是等炉子生好，屋里的温度上来了，再把孩子抱进屋。所以虽然夫妻俩都下了车，但车上的钥匙没有拔，车子的发动机还启动着，他们觉得从家到超市就5分钟，车子也就是刚启动，如果拔了钥匙锁车，还是会冻着孩子。

　　两个人轮流间隔几分钟就出去看一眼孩子的时候，店里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生面孔，就是周喜军。他很快就走了，夫妻俩也忘了这件事，后来努力回忆才想起来一点痕迹。许家林说：“他不是附近的居民，也不是学生，他说自己在学校门口等班车，外面太冷。我妻子还招呼他到炉子跟前坐更暖和，他在的时候，我应该还去车上看过一次孩子。”直到屋里暖和起来，把孩子抱下车，夫妻俩才算是安心了。

　　新学期的生意果然很好。3月2日忙了一天，许家林还是心疼妻子和孩子。3月3日，妻子和儿子留在家里，换成许家林的母亲过来帮忙。这一天的生意更好，“日杂都卖光了”，完全超出了许家林备货时的估算，这意味着3月4日他必须去上货，当天店里的事情会更多，母亲肯定吃不消，只能是妻子来帮忙。所以，3月4日早上，他第二次开车把妻子和皓博送到了超市。

　　跟3月2日一样，夫妻俩先下车去生炉子，做准备，隔两分钟到车上看一眼。回想起来，许家林觉得这一天也有些奇怪。“刚刚7点，生意就特别好，从学校里出来了特别多的学生，忙不过来。”等到许家林再次出门去看孩子，与上一次的间隔就稍稍长了一点，“大概过了六七分钟”。一出门，车不见了，“当时心就跳得不行了”。许家林说这些的时候，头就低了下去，直勾勾地看着地面。“整个人都蒙了。刚开始还想着是不是别人开玩笑，看我把孩子放车上又没锁车，想给我个教训。可是怎么可能单纯是开玩笑呢，事实就是孩子和车都丢了。”

　　3月4日7点07分，许家林报警。他报了两次警，后来还打电话到交通广播电台求助。最近的派出所就在城建学院正门斜对面的小区里。10分钟后警察赶到，许家林努力冷静下来陈述他所能提供的一切细节。他对于偷车盗贼的行踪做了一个推断：“这个贼偷了车以后，一定会往城外逃，早高峰城里到处堵车，他往市内走就是死路。我们这个位置，往西过去刚好有三条出城的路。而且我开车过来，停车的时候，车头朝的方向就是西边，他偷车要掉头动静太大，肯定是直接顺着车头的方向开过去了。”这些推断，他跟警察说过很多次，但他觉得“根本没有得到警察的重视”。“警察让我不要多管，说他们有自己办案的方法。”

　　从3月4日早晨7点07分开始的等待，是许家林和家人这一辈子从未经受过的煎熬和懊悔。他们通过电台广播，做出了各种让步：“只要孩子平安，我们车都不要了，不追究了。”他们也不是大富之家，开超市起早摸黑，早上五六点开门，晚上23点到零点关门，挣的是干净的辛苦钱，买车的13万元，也是这样攒下来的。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人性里的善念，“希望偷车的人能放过一个两个月的孩子”。他们始终陷在自责里：“也怪我们自己，为什么要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车上，可是我们真没想到这样会害了孩子。”

　　偷车的人，就是3月2日来过超市的陌生人周喜军。他是个退伍军人，老家在公主岭。2002年以副团级的身份转业自主择业时38岁，部队一次性给了他6万元，每个月还会定期给他津贴，这种退伍自主择业的津贴，陆续涨过好几次。到了2013年，周喜军就算什么都不做，每个月账户里按时按点都有固定的5200元钱。这个数额，已经远远高于长春市一两千元的平均工资。2006年他贷款买了东方之珠小区的一套房子，2011年已经还完了房贷。

　　但这种生活，与周喜军自己的预期还是有差距。5月27日的庭审，他在法庭上陈述，说自己就是“虚荣”，“想过有面子的生活”。从部队转业之后，他的婚姻出现了问题，2003年离婚，儿子判给了前妻。儿子的精神状况有问题，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是周喜军似乎并没有因此愿意对儿子承担更多责任，2005和2007年，他两次被儿子告上法庭，原因都是追讨抚养费。他在这10年里，换过3份工作，都跟销售有关，每次辞职的原因都差不多，不能完成相应的销售任务。只不过，和普通人相比，就算失业在家，他的生活也不成问题，因为有固定的津贴。

　　2012年12月底，周喜军再婚，妻子是一个药业公司的普通员工。婚后，他们并没有住在周喜军买的房子里，而是把这个房子租了出去，搬到了一个新竣工的军区的社区租住。这个社区比他买的房子高档许多，小区的业主大都是副团级以上身份。周喜军搬过来的时候，还是有车的，是上一份工作里公司配给他跑销售用的，完不成任务辞职之后，车也就没有了，这成了周喜军的心结，他在讯问笔录里陈述，他就是“想有一辆车”，没有车很不方便。

　　3月2日那天，周喜军到离家很远的城建学院，其实是等班车去新公司面试的。2月26日，许家林在超市准备营业事宜的时候，周喜军到长春市人才市场去填了一份应聘表格，新公司让他3月2日去面试，公司的班车9点经停城建学院北门。周喜军去得很早，7点就到了，在等车的时候，看到了许家林的车，也看到了车上有个孩子，他甚至还主动到超市里跟许氏夫妇攀谈了。事后从附近的监控摄像头调到的影像，8点50分周喜军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9点05分离开。也就是意味着，他在许家林的超市附近，逗留了将近两个小时。根据周喜军的讯问笔录和当庭陈述，这一天，他已经盯上了这辆崭新的丰田越野车，车上还有个孩子，并不是他的考虑重点。

　　3月2日的面试并不成功，新公司拒绝了他。3月3日，许家林的妻儿没有来超市，周喜军也没有来。3月4日，许家林只能让妻子带着孩子过来，而周喜军也来了。

　　与许家林的判断一样，周喜军看准时机上了车以后，就是顺着车头方向往城外逃的，从105省道往公主岭怀德镇方向跑了。周喜军在笔录里和法庭上陈述相同，他上车之后看到后排座上依旧有个孩子，就决定先把孩子送去公主岭怀德镇的二姐家放两天。途中听到广播寻找车辆和孩子的消息，就停车把车的前后牌照拆了，把轮毂上系的红布条也拆了，也从省道转入了村屯之间的小路。

　　在周喜军逃亡的路途中，皓博被惊醒了，8点20左右，孩子开始啼哭，周喜军露出了狰狞的一面，他停车把孩子掐到没有知觉，又继续开车。孩子命大，醒转过来继续啼哭，周喜军再次停车，用轮毂上解下来的红布条勒住孩子的颈部，直到孩子面部发紫，停止呼吸。完成这桩命案之后，他把孩子埋到路边的雪地里，继续开车，朝永发乡方向走。途中把车里的东西都扔到了路边的壕沟的。到了9点，漫天大雪导致道路不通，周喜军无法继续前行，就把车寄存到了营城子村的一个养殖场院子里。他骗看院子的人说，自己是到附近的村屯喝喜酒，暂时把车放在这里。然后搭乘过路的面包车到了永发乡，在这里扔掉了车牌。接着他就打车到了二姐家里，说有辆车想存放在这里，他二姐觉得自己的车库不够安全就没同意。

　　就在长春全城总动员寻找婴儿的时候，周喜军盘算的，是怎么进一步毁尸灭迹。中午12点，周喜军从二姐家拿了一个编织袋离开，重回现场处理尸体。他把孩子挖了出来，在旁边挖出了更深的雪坑，用编织袋盖平，然后踩上更厚的雪。他甚至还回到了丢弃车内物品的地方，把孩子的襁褓、被子、衣物用雪更深地掩埋起来。他其实还想回到养殖场把车开走的，可是又担心被警察发现，不敢，就返回了长春市内。他通过媒体知道了全城搜捕，“感觉无法逃脱”，但是这并不妨碍他3月4日下午去东方之珠小区向租户收取了租金。根据小区物业的说法，女租客后来还向物业投诉，说周喜军多收了1000块钱。

　　警方的搜寻，从3月4日早上7点多开始，24个小时之后终于有了一点点收获。3月5日清早7点多钟，营城子村的养殖场场主打电话报警，说院子里有不明车辆。警方赶到现场，比对细节，就是许家林丢失的车辆，只是车里空无一物。在周喜军存车的时候，看院子的人并没有起疑，只是到了深夜，还看不到人来取车，心里才产生了疑问，于是深夜给场主打了电话，第二天清早，场主赶过来查看车辆之后报警。警察在他们这里，第一次得到了嫌疑人的体貌描述，而许家林也是通过这些描述，从茫然无措的回忆中，锁定了3月2日那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周喜军原本盘算的藏匿方法，是租个小旅馆躲一阵。3月5日，也就是犯下命案的第二天，他到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小旅店登记入住，预交了500元押金。他跟新婚才几个月的妻子说，自己可能有牢狱之灾，要出去躲一阵子。妻子与他远在公主岭的姐妹们通电话，凭借着周喜军要存车的事情和其他细节，她们拼凑出了一个可怕的猜想——全城搜捕的偷车贼也许就是周喜军。妻子和他的妹妹陆续给周喜军打了电话，逼问偷车的事情，周喜军再也瞒不下去。3月5日下午16点，周喜军打110向警方投案自首。惊动长春全城的搜寻，至此结束，所有的祈祷，最终只等来了最残忍的结局。周喜军带着警方指认了所有现场，在30厘米厚的雪层下面，揭开编织袋，小皓博的遗体真的在雪地里。

　　许家林的超市已经重新开张了。他明白，生活总是要继续下去，何况他上有老下有小，妻子的状况又比他更糟糕。许家林的妻子受不了打击，产生了应激性的精神障碍，住了10天医院，医生说需要慢慢调养。出院以后，妻子的情况时好时坏。“有时候说话说得好好的，突然冒出一句，我要去看看我儿子。”许家林说，“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就会吓一跳。”白天还好些，晚上更糟，“她老是睡不着，醒来就哭，整晚哭”。

　　小皓博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处理了，现在只有电脑里还存着照片，可是没有人足够坚强到可以打开电脑去看这些照片。5月15日，离一审开庭还有两周，许家林的父亲去世了。这是对许家林的另一场打击。他很清楚，父亲是多么盼着有个孙子，皓博来临之后，父亲是多么喜悦，每天在家里就是盯着孩子开心。而皓博遇害之后，父亲的情绪多么愤怒，激动起来，就在家里大声咒骂凶手。本来就有脑血栓后遗症的身体，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刺激。

　　家里最坚强的人，是许家林的母亲。她先后承受了孙子和丈夫去世的打击，默默打点好家里所有的事情，等到超市重新开门营业，更是忙里忙外，每天都不停歇。母亲的坚韧，让许家林惊讶又感佩，说起母亲的时候，他一直压抑着的情绪终于有了释放，眼里闪着泪光。出事以后，许家林是茫然无措而厌世的。“每天躺在床上，就是哭，什么也不想做，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人生也没意义。”

　　家里的变故，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女儿。虽然他们以前就不让女儿看电视，但她还是从同学们那里知道了整件事情。这个10岁的小女孩，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懂事，她从不主动提起弟弟的话题。只有一次，有一天晚上，和奶奶相伴着从超市走回家，半个小时的路程里，她主动提起了弟弟的事情，安慰奶奶要想开一些。可是即便如此懂事，小姑娘的心里还是埋下了恐惧的阴影，她从此不敢一个人待着。每天上学放学，都需要家人接送，放学之后，也不能一个人回家，于是许家林就会把她接到超市，一家人待着，直到很晚关店，再一起回家。

　　5月27日的一审在长春中院开庭，持续了半日的庭审之后，当庭宣判，周喜军被判处死刑。但是许家林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支持的赔付只有1.7万元，仅仅只是小皓博的丧葬费。这个数字，甚至比周喜军因盗窃被判处的罚金(5万元)还要少。

　　在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许家林的律师齐兴茂已经知道赔付会是这样的结果。在小皓博出生之前，齐兴茂已经跟许家林认识了，他代理过许家林岳父被邻居打伤的官司，最后调解结案，许家林对他很认同。小皓博的事情发生之后不久，许家林也跟齐兴茂咨询过一些问题，比如他对警察的不满和困惑。齐兴茂跟所里做了申请，无偿代理了这个案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新的《刑事诉讼法》2013年1月1日开始生效，根据最高院指定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刑附民的诉讼，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其实，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如何确定，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法院内部也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否应纳入赔偿范围。这是因为，按照普通民事侵权案件的赔偿标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在赔偿金额中要占很大比重。例如，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仅死亡赔偿金一项一般就可赔偿40万元，丧葬费等费用则往往不到2万元。但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绝大多数都是经济状况差、赔偿能力弱的，有的被执行死刑或者其他刑罚后，根本无法承担高额的赔偿责任，相关判决往往成为“法律白条”。根据最高法院的一项调研，凡是在刑事案件中套用民事标准，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赔偿范围的，赔偿到位率都极低。如某中级法院2010年判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35件，赔偿总额641万元(平均判赔18万元)，由于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判决后赔偿到位率为零。

　　受这些因素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就提出要按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确定赔偿范围，而不是“该赔多少、就赔多少”。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做出判决、裁定。”那么，什么是“物质损失”？是否包括“两金”呢？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给出了答案：“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这就意味着，“两金”未被作为“物质损失”纳入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官方撰写的“司法解释理解和适用”对这一条给出的解释是：“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导致空判现象突出，缠讼、闹访普遍，严重影响案件裁判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如果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中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是否可以按照民事侵权标准获得更多赔偿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预料到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做出判决。也就是说，即使事后选择民事程序，法院也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下判，被害人近亲属无法因此获得更多利益。

　　虽然法律实务界的很多人，都觉得新刑诉的相关司法解释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恶法，但是司法解释一经制定，依旧是有法律效力的，这是许家林的诉讼绕不过去的坎。齐兴茂说，其实开庭之前，法院的人已经跟律师和家属沟通过，“我感觉法院也是很同情许家的，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他们再同情也没有办法”。作为专业的法律人，齐兴茂虽然觉得不公平，但是也能理解，可是作为受害者家属，许家林和他的家人实在无法接受，许家林的困惑是：“法律之外，就不能有人情了吗？周喜军对我家庭造成的伤害，是1.7万元能解决的事情吗？”周喜军当庭上诉之后，许家林也提起了上诉。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不上诉，哪怕二审维持原判，还是要继续，他觉得只能把渺茫的希望，放在一条更为艰难和绝望的路上——上访，去北京，因为“停下来我就对不起我儿子，我要给他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