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革新难题待解

　　一切与红十字会有关的事件都首先被打上了问号。“百年老店”中国红会如何重拾公众信任，成为其自我革新的紧迫任务，如何完善制度建设、品牌管理、信息公开？或许，拯救红会也是拯救中国的慈善组织与慈善事业

　　文｜《小康》记者 罗屿 北京报道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官方网站上，5月27日，发出了一则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提出的应聘要求，无外乎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等等。而针对微博编辑这一岗位，任职条件也只是强调了应聘者应具有组织协调能力、写作表达能力等。

　　但作为红会官微的“打理者”，仅仅具备这些显然不够，至少还得拥有一颗相对“强大”的内心。

　　增加微博粉丝量，是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上任后的一个心愿。

　　而从现在的情况看，赵白鸽不知该喜该忧。红会新浪官微粉丝总数显示23万，只是若点开每条微博评论，看到的几乎是满屏骂声，即便是6月16日发出的一条父亲节祝福信息，得到的也是很多网友的一个字评价——“滚”！

　　“红颜”祸水，阴霾不散

　　2011年夏天前，红会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即便谈不上高大伟岸，至少也有一种被“善”笼罩的光辉。这一点，从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一些数据，多少可以印证——当时，红会曾创下筹款奇迹，累计收到用于汶川地震的国内外捐赠款物合计人民币42.97亿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红会在汶川地震时的表现。他们紧急派遣6支医疗队和2支心理救援队赶赴灾区。据不完全统计，各省级红十字会共派出107批紧急救援队、37批心理救援队，为灾区近23万群众提供了紧急的医疗救援服务……另外，红会还充分发挥民间外交作用，协调安排德国红十字野战医院和俄罗斯、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医疗队180余人来华开展救援工作。这些行动为红会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然而，几年之后的雅安地震，红会表现依旧积极，但境遇却有天壤之别。2013年4月20日雅安7.0级强震发生两小时后，红会派出第一支队伍赶赴灾区调查灾情。当天傍晚，赵白鸽亲自带队赶赴震中芦山县，指挥红十字救援救灾工作。

　　只是，这一次红会收获的并不是鼓励与支持，而是无休止的质疑与责骂。喝倒彩的大拇指倒竖图以及“滚”字，成了红会微博评论中，最频繁出现的字眼——无论其发布赈灾信息，还是呼吁外界捐款。

　　而在最直观的捐款数额上，据报道，截至4月20日当晚，红会收到的捐款仅为14万余元，而民间慈善组织代表壹基金则达到2240万元，红会捐款仅为壹基金的160分之一。

　　此后，类似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深圳市红十字会在当地莲花山公园正门为雅安地震灾区募集善款时，收到的市民善款寥寥无几，公园门口游客人来人往，但许多市民见到捐款箱后选择绕开或视而不见。而《小康》记者在张北县地方红会采访时亦了解到，在雅安地震时他们只收到几百元善款，而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则募捐到18.6万元。

　　“三天毁掉一百年”，这曾是赵白鸽对1904年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的一声叹息，其间包含的故事或许已不需赘言。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发人们对红会的信任危机，此次危机甚至削弱了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热情。如今，“郭美美事件”已过去两年，红会数次否认与郭美美之间的关系，亦曾出具调查报告，试图重塑红会形象。然而，种种自救努力都收效甚微，红会一直处在舆论风口浪尖。

　　在雅安地震救援中，红会的表现其实并不差，但是如今一切与红十字有关的事件都会被首先打上问号。一个只有10块5毛的红会捐款箱、一篇新闻通稿的“考察”措辞、一名穿着红会马甲衫记者所戴手表，都会引发了网民热议。而关于红会或真或假的消息，也被一一曝出：从涉嫌向台湾红会收500万“进门费”，到中国红十字会是不是“国际红会成员”之争；从“红会工作人员灾区采购药品虚开高额发票”的老谣重炒，到艺术家汶川地震后8000万定向捐款被挪用的问题披露……

　　而那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郭美美，如今个人介绍一栏写着商演、广告、影视以及淘宝店地址。在她自己作为实拍模特的网店中，所售服装最贵是500元连衣裙，最便宜是50元的包身短裙，店内所有货品的销售量均显示“0”。而她新浪微博认证已不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或者说，她的微博已不再加V。

　　但在公众心中，几乎已把郭美美与红会“无缝对接”，前者稍有风吹草动，大家必要将二者关联。6月16日，郭美美在微博中发出前一日晚在澳门的奢华庆生派对组图再引争议。同一天，赵白鸽表示没必要多讲“郭美美事件”，因为红会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挑战。

　　正如网友评价，当年的郭美美“开着玛莎拉蒂撞向了红十字会最痛的地方。”而这些痛处，才是问题的关键，或许也是赵白鸽所强调的“挑战”，比如赵白鸽认为红会应适应民众需求，努力让群众满意；另外红会征集资金、使用资金、公布资金以及对效果评估等工作都以法律为准则，使得其工作既满足群众的需求又能在法律框架下有序开展。

　　自我革新，推进艰难

　　很显然，红会需要自我革新。无论步伐大小、成效如何，“郭美美事件”的确成了倒逼红会改革的外因。

　　当年，郭美美这颗“粉红手雷”引爆不久，赵白鸽由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调任红会担任常务副会长。此后赵白鸽一再表示，红会的管理链条中必须形成共识：“要赚钱的，你就远离。”

　　外界质疑红会的透明度，红会的改革也从这里开始。2011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红会本意是促进公开与透明，使公众通过该平台了解红会的捐款管理、救灾流程及监督管理等工作。比如在栏目设计上，进入页面后首先可见捐赠查询、项目查询、财务收支审计报告等项目。点开捐赠查询，可输入捐赠人的姓名及时间、金额；点开项目查询，则可看到收支数据、援助项目、项目查询、相关资料等几个选项，其内还包括子选项。

　　很遗憾，当年该网站的上线，并没有给红会的“自救”加分。

　　比如有网友表示，在捐赠查询中输入“李连杰”，出现3个结果，分别是2010年4月22日“李连杰玉树赈灾”捐赠，4月23日“李连杰”捐赠，8月30日，“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捐赠，但都仅有区区数百元。而根据李连杰壹基金的工作小结，截至2010年4月22日，壹基金在青海玉树震区捐赠物资的金额就超过了200万元。

　　另外，还有网友认为，信息平台公布的捐赠信息太过简单，“应该把每一分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具体到单位，个人都应该列清楚，只说种类，并无意义。”

　　当时，红会给出的说法是，此次上线肯定还有很多地方不完善，把它抛出来，是希望接受公众的检验和批评建议——接受之后，公众期待的，自然是那个“改变”。

　　到2013年6月，再次点开显示“试运行”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可查的仍是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的有关情况，至于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日本地震等捐赠信息及善款使用仍显示“建设中”。而同样在捐赠查询中输入“李连杰”三个字，出现的仍是前述三个结果，金额分别为400元、300元、230元。

　　在红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不久，2011年11月赵白鸽曾作“慈善革命：都是‘郭美美’惹的祸？”的主题演讲，表态“要深刻地反思”。

　　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红会再次成为舆论靶心，网上甚至出现“捐你妹”这样的调侃。

　　2012年9月，赵白鸽表示，红会改革即将进入实质阶段，计划于2013年启动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当年10月中旬，红会公开选拔官员，拉开酝酿一年多的改革序幕。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称，改革阻力很大，特别是去行政化要侵犯太多人既得利益，推进维艰。

　　2012年12月8日，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公众对“监督”二字的期待可想而知。只是，此后红监会也被搅进红会这趟浑水，当近日被曝出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后，以监督为己任的红监会，其本身的公信力也遭到民众质疑。加之重查“郭美美事件”，红监会亦未给出一个让很多翘首以盼的人相对满意的答案。

　　或许，我们不该恶意揣度红会提出改革时的信念甚至决心，那很像一个知耻后勇者的最初爆发，尤其在很多细节之处，红会的确在尝试改变。比如“郭美美事件”后红会传闻频发，而赵白鸽总会辗转找到爆料人或媒体记者的电话，一一打电话过去，向其解释事件原委。

　　就像当成都募捐箱内善款长毛事件在微博曝光，后又经《新京报》报道，红会一时又成舆论漩涡。据悉，在外地出差的赵白鸽与报道记者异地通话一个多小时，聊事件本身，也聊红会的问题和改革困境，却没有“以上对下”的要求。

　　只是，人们更关心的是，红会最初的爆发式改革在现实的困境中会磨损多少、退让多少，最终会留下几分？

　　据2013年3月《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成都募捐箱事件”曝光后一个多月，在2月5日的一次座谈会上，赵白鸽梳理2012年四个公信力危机事件的应对时，一位记者当场“炮轰”：“成都募捐箱事件”你们就说要开展募捐箱的清理和整顿，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为何迟迟没有结果。你们总是说做了很多事，但在公众关切的热点事件上，实实在在地做出改变来，大家才能信服。否则，别总诉苦。

　　当时的赵白鸽据说有点尴尬。但在全部发言结束后，她还是表示，接受刚才那位媒体人的批评，全盘接受。只是，她依然没有给出整顿的时间表。

　　消弭悬疑，公信重建

　　关于红会改革，无论从其自身角度，还是专家媒体角度，都有过太多评述。

　　2013年6月，参加第五届海峡论坛期间，赵白鸽曾就红会如何建立新时期公信力、如何接受监督等问题接受采访。她表示，红会将接受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四方面的监督，而社会监督目前主要包括社会舆论监督及红会社监会监督。

　　而从公众角度而言，很多人还是希望，首先要把“郭美美事件”讲个明白。

　　但时至今日，要重建红会的信誉，恐怕不是一个重查“郭美美事件”就能挽救得了的。

　　《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在一篇媒体评论中直言：“在公众已经根本不信任红会的情况下，即使重查得出更多的隐秘，也无法使公众重拾信任，甚至公众还会怀疑重查过程。”

　　和邓聿文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很多。在他们看来，红会的革新没有赢得公众喝彩，某种程度也在于它身份的模糊。红会如何去行政化？邓聿文在文中建议，在实践中可以设置一个妥善的方案，但方向不应动摇。即便一时无法去行政化，也须从立法和监管上强制其在公开透明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官办色彩。

　　某种程度上，一个组织的信誉和公信力取决于其是否公开透明，而与它的官方组织身份没有直接关联，“从这一角度看而不考虑中国特殊的环境，红会是否去行政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做到独立和透明。”因此，邓聿文表示，目前政府可做的，是将红会章程和管理制度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问责机制，切实问责。红会则须定期将募集款项、救助活动及善款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公示，并将救助对象逐户公布。审计部门也要强化对红会的审计与督查，并把结果公之于众。

　　邓聿文的看法，多少也代表了舆论呼声最高的关于红会改革的三项具体措施——执行到位的信息公开、去行政化、向民间慈善组织分流。

　　只是如今的红会，就像一个走过百年却始终疏于维护的巨大机器。

　　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红总会与地方红会的关系。中国有数千个地方红会。多年来，虽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地方红会的人财物配置没有任何决定权。但在普通人眼中，红会就是一个整体的品牌。红总会通过收回分会负责人的任命权，试图约束地方分会。但考虑到地方分会与地方政府紧密的利益关联，只怕难以真的奏效。“哪里出了事情，砰的一声，直指总部，大家骂的是红会这个统一体”，赵白鸽曾如此对媒体坦言，她甚至表示，自己的压力一度达到难以承受。

　　“各地红会的领导不是总会任命的，仅这一条，就乱了。大家都在用同一个平台，任何一个线上的红会出事儿，红总会必须去回应，可平时你又没有管理权限，管不了人，管不了业务。”公益组织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对《小康》记者表示，他接触过的王汝鹏(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们，“实际上是很想干事儿的人”，“但即便你很想干事儿，这事儿你做不到，就没用。”

　　由是观之，今日红会所经历的，并非孤立事件。如何完善制度建设、品牌管理、信息公开？某种程度上，拯救红会也是在拯救中国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甚至还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任何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红会革新亦如此。

　　“红会是一辆车，推着它前进远比推倒它更有意义。”红会社监会委员之一刘姝威，曾在自己的微博上感言。在与红监会另一名委员王永一起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后，红监会亦卷入这场风波之中，令两名倡议者始料未及。

　　5月31日，刘姝威又发布一条长微博，表示：贪官、庸官和无德的政治家都是老百姓的祸害。我们大家不论说什么，都是为红会好，为国家好，为自己好。

　　(图说)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赵白鸽

　　张北：一个县级红十字会的现实样本

　　作为环京津带上新兴的县城之一，张北县级红十字会遇到的专业人才紧缺、过分依托政府、筹款渠道单一等问题浓缩了中国众多县级红会的现实困境，理清其中脉络，或有助于确立红会未来整体改革发展的方向

　　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 张北报道

　　申树清每次看到那一叠空白的发票本，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和无奈。

　　一听到雅安地震的消息，申树清就赶紧给同事打电话，让他们多准备几本发票，作为河北省张北县红十字会副会长，为灾区组织募捐是他的工作之一。

　　遗憾的是，雅安地震申树清只收到了几百元善款，这一切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真的，说出去有可能都没人相信，但是五年前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募捐到18.6万元。这是什么样的差距！”申树清的语气里充满了挫败感。

　　刚开始，申树清以为是对红会的宣传不到位，“也许大家还不知道红会的捐款账号，想捐无门。”他立即联系了县电视台，以不间断滚动字幕的形式公布雅安地震红会捐款账号。一个月过去了，红会账户上依旧是几百元，“我们红会工作人员都做好了通宵作战的准备，一有善款来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开具发票，要让捐款者安心踏实。”

　　那一叠发票终究没能派上用场，而雅安地震首日壹基金就已经筹得2900万善款，那些天申树清陷入了“比较”的尴尬中。

　　“大家都说红十字会是郭美美搅黄的，作为基层红十字会人员，我们也搞不清那些事情，只知道拿捐款的数字说话。”申树清说。尽管有些伤心，申树清仍感谢那些为雅安地震捐款的张北人：“面对一片骂声，还是有人选择相信红会，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弥足珍贵！”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距离北京225公里。作为环京津带上新兴的县城之一，张北的发展颇有代表性。而这里县级红十字会遇到的专业人才紧缺、过分依托政府、筹款渠道单一问题浓缩的正是中国众多县级红会的现实困境。

　　爱心能否“兼顾”？

　　申树清常年在张北县卫生局办公，这是一座简朴的办公大楼，卫生局大部分下属机构均坐落于此，挤在众多“张北县红十字会”的牌匾里。

　　申树清办公室门口，并无红会标志。记者反复核对房间号后，终于敲响了房门，这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一张沙发、一张小床。

　　这并不是一间专属红会的办公室。“我是红会的兼职人员，准确地说，红会所有的成员均为兼职。”申树清说。

　　张北县红十字会隶属县卫生局，由5位成员组成，会长为主管卫生副县长，卫生局局长担任常务副会长，配备一名秘书长及科员，而申树清的角色相当于办公室主任，主持红会日常事务，除此之外，他还负责工会、协助医改等工作。

　　长久以来，张北县红会工作一直由卫生局兼职行使，红会没有独立编制，办公经费并不单列，经费的唯一来源是国家按人头分配的行政办公补助，非常有限。大多时候，当地媒体都会免费为红会做宣传工作，但遇到需要花钱的时候，经常捉襟见肘。“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公益慈善团体也需要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张北红会没有专属分支机构，申树清和他的同事们承担了张北全县的红会工作，包括组织募集、备灾救灾、救护知识培训、献血等工作，遇到灾难突发及密集筹款时，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工作繁忙时可以借调些其他部门的同事帮忙。在申树清看来，术业有专攻，红会应该有专职专业人员去操作，比如需要一位懂新闻传播、文笔好、熟悉媒体的人去负责红会宣传工作，有一名具备医学专科背景去参与卫生救护知识普及指导工作。

　　张北红会的困境并非个案，全国2860个县级红会中有70%依旧附属于卫生系统，没有单列的办公经费，没有独立人事编制及办公场所，理顺县级红会管理机制迫在眉睫。“毕竟我们都是兼职人员，不可能所有精力都放在红会工作上，很多时候工作没法深入细致，我也希望县级红会能够成为独立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团体。”申树清对《小康》表示。

　　筹款渠道依托政府

　　募集善款是红会最常规的工作，也是申树清认为最不可控的一件事情。郭美美事件后，社会捐助人士数量锐减，申树清和同事们也曾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助力红会，然而这个力量太过微薄。

　　所幸，“博爱一日捐”募捐活动解决了张北红会的燃眉之急，这是由红十字会倡导发起的，由相关单位协同的，面对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的一项社会公益性捐款活动，捐款额度理论上以“一日”为标准，如捐款者一天的工资，企业一天的利润等。“活动一年一次，一次持续将近一年。”申树清说。

　　“博爱一日捐”得到了张北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政府专门出函分发至下属企事业单位，还特别成立“博爱一日捐”协调领导小组，除了红会成员外，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县财政及审计局负责人均加入此队伍。

　　很快，张北红会就收到了第一批捐款。“大部分公职人员还是有一定的思想觉悟，捐一天工资也完全在自身承受范围内，加上还有政府的一纸批文。”申树清说。

　　“博爱一日捐”并没有任何强制摊派任务，完全取决于个人自愿，但因为和政府“捆绑”，客观上拓宽了善款来源及数量，申树清坦言，如果没有政府渠道助力，基层红会的募捐工作将举步维艰。

　　一个现实的例子是，之前张北红会在市区主要公共场所、社区均放置了募捐箱，由于没有专人管理，募捐箱被塞进了很多烟头，寥寥无几的毛票和硬币已经发霉，无奈之下，红会只好收回了这些募捐箱。

　　据《小康》记者了解，依附于卫生部门，筹款渠道依赖政府“铺路”，普通民众及企业参与度较低是各县级红会普遍存在的现状。“说实话我们经常感到红会这一块的工作挺被动的。”申树清说。

　　心有余 力不足

　　申树清永远记得那位艾滋孤儿的孤独背影，林康(化名)的父亲、双胞胎兄弟均死于艾滋病，母亲离家出走，留下年近七旬的爷爷与他相依为命，林康本人也被确诊感染上艾滋病毒，并已出现典型症状。张北红会在得知此情况后，立即联系张家口红十字会送其就医。艾滋病属于国家免费医疗范畴，但是林康与没有劳动能力爷爷生活极其极难，张北红会拿出了“博爱一日捐”中的3000元善款送到林康爷爷的手中，老人失声痛哭。申树清心里明白，3000元帮助对于这一对祖孙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

　　最让申树清揪心的是，曾经有求助者向红会工作人员下跪，期望能够得到更多帮助，而有些受助者接过捐款后失望的眼神，让他无法面对。据张北红会提供的材料显示：2012年张北“博爱一日捐”募集资金313504元，截至2012年底，张北红会共计为49名先心病、白血病患儿一次性发放救助1000元，同时为27户家庭送去1.1万元的救助资金。

　　“31万多的捐款为什么只花了6万多？”记者问道。

　　申树清解释道，张北红会所有善款都需如数上交张家口红会，经过二次分配后，张家口红会返还其三分之二作为张北专用善款，但这些善款要留一大部分作为储备，剩余的善款都放在红会专用账户里，任何人不能随意使用。

　　“一方面我们想通过宣传扩大善款募集来源，而另一方面，又怕宣传多了大家把红会当成无所不能的慈善机构，31万也许单看不少，可是有时候救助一个人就需要这么多钱，我们不能把善款只用在个人身上，也不可能满足所有受捐人的要求，有时候也很矛盾和挫败。”申树清说。

　　张北红会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拓宽企业募集资金来源，但面对经常来此宣传募资的红会人员，一些企业主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境——心有余、力不足。

　　近年来，张北作为环京津贫困带上一颗新星，招商引资工作日渐成效，但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及规模还是不能比拟，大部分企业还处于资本积累阶段，自身发展就面临着筹集资金的压力，对于公益事业的投入，实在有限。

　　“不是这个世界的爱心变少了，关键是我们红会人自己要更努力。”申树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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