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成杰之死:曾对律师称案件背后有强大力量操控
新民周刊2013年第29期封面报道
曾珊的挣扎
曾有人在微博上鼓动曾珊脱光了到中南海门前裸奔，以此来引起中央高层对此案的重视。犹豫再三的曾珊终究没有跨出这一步。“那多难看呀”，这是曾珊当时的反应，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得知父亲被处决前，曾珊一直相信，可以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为父亲伸张正义。
记者｜王若翰
从家境优越的企业家之女，到绝食救父的“现代缇萦”，曾成杰之女曾珊被外界赋予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出生于1989年的曾珊，今年刚满24岁，2008年，父、母与长姐因非法集资被捕时，她只是一名刚刚高中毕业的19岁女孩，哥哥曾贤也只比她年长一岁。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两兄妹原有的生活击得粉碎，原本打算出国留学的曾珊不得不中途放弃，耽误了一年之后，才重新考入长沙农业大学，而哥哥曾贤，据说在佛山当空军时，曾经梦想着成为一名飞行员。
2012年，一条湘女救父的新闻通过网络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很快，“曾成杰之女”的微博用户，开始在网上详细讲述有关父亲涉嫌非法集资诈骗一案的来龙去脉，以及事件的诸多隐情。但令全社会真正开始静下心来倾听曾珊诉说的原因，却是在今年的7月12日，曾珊发布微博——父亲的死刑已经在未告知家属的情况下予以执行。
当微博上声嘶力竭的呼唤，终究没能保住父亲的性命，当整个家族、整个村子、甚至社会许多人都在为曾成杰喊冤，当所谓的冤案猜想和翻案热情变成一股狂热的“全民行动”；作为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花季少女，她被强行赋予的使命，似乎才刚刚开始。
曾珊印象
7月17日，距离曾成杰被执行死刑5天后，辗转拿到了一抔骨灰的曾氏兄妹，在位于湖南省新邵县一处小山村的老宅里，为父亲举行了葬礼。在葬礼开始前3小时，记者赶赴新邵县，在县派出所对面一处被曾家用来专门接待访客的宾馆里，见到了曾成杰的女儿曾珊。
由于父亲亡故的缘故，宾馆里见到的曾珊穿着一袭缁衣，圆圆的脸上，依稀有哭过的痕迹。与很多刚刚失去亲人迫切希望向记者讲述其中曲直的受访者不同，此时的曾珊表现出一种少有的沉默，但依旧对记者十分客气，在她看来，父亲是冤枉的，而现在赶来了解此事的记者们，都是来帮忙的。
宾馆里，曾家一厢情愿地为每个记者订好了房间，但大多数记者仍然坚持自行支付了住宿费。一楼靠近楼梯口的房间里，成了记者们的聚集地，所有为曾成杰案而来的媒体人，都聚集在这里讨论着与该案有关的信息，中间还有当地宣传部领导前来“拜访”，在这时，大家通常会不约而同地“噤声”。
面对记者时的曾珊，与微博上长篇大论为父亲申冤、掷地有声向法院发问的形象不同，显得很是少言寡语。当记者问到一些与案情有关的问题时，曾珊通常会指指一旁的王少光律师，告诉记者：“这位是我爸爸的律师，他对这个案子了解得比我多，你们可以问他。”此时的曾珊，更像是纷乱场合中的一个陪衬，作为目前曾家仅剩的未被判刑的两人，曾珊与哥哥曾贤无可选择地承担起了为父“平反”的使命，在之后的倾谈中，曾珊告诉记者，其实王律师是最了解这个案子的，由他接受采访最合适。但在这样的场合中，这么多记者为了给父亲翻案来到这里，作为曾成杰的女儿，她必须出席。
也许是曾珊的默不作声使人们在讨论中自动将她忽略，现场关于此事的讨论客观到无所避讳，甚至偶尔会爆发出一阵笑声。每当此时，一旁曾珊的面部表情都会出现一瞬间的凝滞，之后继续默不作声。毕竟，她无法要求每个来此了解父亲案情的人，都和她一样悲痛，只要不是存心幸灾乐祸，由于讨论到一些延伸领域而笑几声，本就与父亲的死无关，更何况，在她看来，大家都是来“帮忙”的。
这样的情形让记者心里有些难受，按照记者老家的风俗，如果在一条马路上同时有“红事”、“白事”两路车队经过，则办喜事的车队要先给办丧事的车队让路，并在车队远去之前，停止演奏喜庆的乐曲。尊重他人失去亲人的悲伤，也是对自身人性的正视。回到此事件中，即便有一天所有证据都能够证明，曾成杰确实非法集资、诈骗罪名属实，且其罪当诛，在他的亲人面前，我们是否也应该对发自内心的欢欣鼓舞，保持一定的克制？
“一会我要到山上和哥哥一起，给父亲举行葬礼。”说这话的时候，曾珊低垂着眼帘。当听到几位记者表示要同去时，曾珊马上打电话给山上的哥哥，要他多派几辆车来接人，并对在场的人们不断说着类似“对不起，再等一会”，“只有三辆车，大家可不可以挤一挤”，“麻烦你们了”等等“陪着小心”的话语。
“秘密处决”
“听到父亲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后，我一夜未眠，起初还以为是听错了。”曾珊回忆起那段最令她心痛的经历时这样对《新民周刊》说。
当曾成杰的律师王少光为了一些能够证明曾成杰“资大于债”的新证据而四处奔走时，当曾成杰的女儿曾珊还在微博及各大媒体上努力证明父亲没有诈骗时，7月12日，他们忽然听到了一则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曾成杰已于当日被执行死刑，核准日期为今年的6月14日。毫无准备之下的当头一棒，令曾成杰身边试图为其翻案的所有人，一时间都觉得难以置信。
“7月13日一大早，我和哥哥赶到法院，看到了执行死刑的布告。爸爸真的被杀了，我们兄妹俩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哪怕让我们看一眼遗体也成。法院保安说，尸体已经被火化，可能周一才会通知我们领骨灰。”曾珊告诉《新民周刊》，一直到7月14日中午，父亲被执行死刑两天后，她才接到长沙中院的死刑执行通知。邮寄邮戳时间是7月13日，签发时间是我父亲被处决的12日。
“难道长沙中院唐学平法官不知道刑诉法解释423条的法理，以及犯人临终告别权和亲属临终会面权的人道吗？”面对曾家兄妹这样的质问，7月14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微博上做出这样的回复：“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但此帖在26分钟后很快被删除，不过目前仍有截屏为证。
目前，对于“秘密处决”事，湖南高院新闻发言人曾鼎新又给出了另一个版本的解释：据我们了解，长沙市中级法院于执行当日将曾成杰的死刑执行布告贴于法院公告栏内。因为案卷材料中没有曾成杰的二女儿、儿子的联系方式，故当日执行后法院将执行通知书邮寄送达曾成杰的女婿(大女儿丈夫)。对此说法，曾氏兄妹依旧无法接受。7月14日，曾珊发微博回应：“我爸爸知道我们的电话号码，再说法院肯定有爸爸的律师的联系方式！ 法院的这种做法，直接剥夺了我父亲的临终告别权和我们的临终会面权，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始料未及
在后来的倾谈中，不善言辞的曾珊告诉《新民周刊》，在父亲二审结果公布以前，她做梦都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2008年10月2日，爸爸和其他20多名企业老板被湖南省工作组叫去开会时，我正在家休十一长假。爸爸去了就被扣下了，但当时他还写信给家里，说没什么事，就是省里要调查点事情，他过两天就能回来了。我当时也就没把这事情太放在心上，十一假期过后，就回了北京。”曾珊告诉记者，那年她高中毕业，原本打算出国，因此在北京一家英语补习班学语言，父亲曾成杰为了她留学的事情，还曾在银行里交了一笔100万元的保证金，但后来由于公司资金短缺，这笔钱又被父亲拿出来还债了。曾珊因为这件事出国不成，后就读于长沙农业大学。
但事情后来发展的情况，显然超出了曾珊的想象。“回了北京没多久，妈妈和大姐也相继‘失踪’了，后来我从哥哥处得知，她们也是因为爸爸的事情，被一同扣押起来了，家里的财产全部被收走了，连一瓶酒都没剩下。那一年我19岁在北京上学，哥哥大我一岁，在广东佛山当兵。妈妈、大姐全被抓了，家里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没人能为此事奔走。哥哥曾经一度想为此事提前退伍，但爸爸给他写了信，让他一定要完成两年的服役期，那时哥哥当兵已经一年半了，爸爸不想他在最后半年半途而废。”
2009年，曾贤服役期满退伍，开始将精力放在父亲的案子上，而曾珊由于出国愿望未能达成，高中毕业后耽误了一年，直到2009年才上了大学。与哥哥曾贤一样，曾珊也曾多次收到父亲的信，信中曾成杰叮嘱她不要插手此事，要安心学习，并说他的事情有律师负责，一定会没事的。
谈起当时的情景，曾珊一脸掩饰不住的悲痛。她猜测，当时父亲并没有想到，他会被扣上诈骗的罪名。“爸爸一直觉得，他的三馆公司资产优良，有偿还民间债务的能力，他不可能被判得太重。在刚刚被抓进去的时候，爸爸还给负责调查湘西地区非法集资案件的调查组写过信，在信中爸爸表示，他的三馆公司资大于债，有偿还能力，希望专案组去实地调查。”
“后来事实证明，专案组确实曾前往三馆公司处进行调查，据一位负责关押爸爸的小领导向他透露，专案组实地调查时，还说了些诸如三馆公司经营得不错之类的话。因此，爸爸觉得专案组应该会很快找他谈话，他就会被放出来，但是没有。”曾珊告诉记者，有几名和爸爸一同被抓的企业家被陆续放了出来，政府认为他们的企业可以被盘活，还给了他们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制定几年的缓冲期，在缓冲期内，对于民间集资来的资金，可以暂停偿还，或削减利息。“爸爸的三馆公司是其中做得最好的，为什么别人被放出来，在政府的协助下盘活了公司，但爸爸没有？”谈到这些时，曾珊依旧一脸稚气。
按照曾珊的话说，直到二审判决前，她都没想到父亲的事情会如此严重。甚至在2011年5月20日，父亲一审被判处死刑时，她还天真地认为法院这一判决会在二审中有所改变，直到2011年12月26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曾成杰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时，曾珊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亲自与父亲的律师王少光联系，在大学毕业前夕便多次去北京找相关法律界人士寻求帮助。
内心纠结
也许因为之前一直没料想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对于该案的细节，曾珊了解得并不多，只是凭直觉相信父亲是个好人。这也在客观上导致，“救父行动”初期，她通过媒体发出的声音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一次我听说几个著名法律界人士要在北大做讲座，我就跑到北大校门前等他们出来。刚开始看到人出来，我还有些难为情，犹豫着要不要过去把父亲案件的资料给他们，但后来想到父亲还被关着，我终于大着胆子走了过去。”在同曾珊的交谈中，记者可以感觉到，她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孩，当面对父亲的生死问题时，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战胜内心的怯懦，放下原本的矜持，努力让外界听到她的声音。
“后来一些媒体陆续做了‘湘女救父’的报道，有很多热心人建议我开微博。”可能是基于微博平台的影响力，也可能是由于自身在人际交往中有些不善言谈，曾珊选择将微博作为发出救父呐喊的主要途径，后来通过与律师王少光的交流，曾珊逐渐掌握了一些父亲案件的具体内容，并以长微博的形式，将这些内容发到了网上，同时印了一些资料，以现场发送或邮寄的形式，投递给了一些法律界人士。
“最高法院今年6月14日核准了父亲的死刑，可在父亲被执行死刑之前，我们一家对此都毫不知情。就在他们核准的当天，我还在北京约见了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调查父亲案件的康瑛法官。”据曾珊回忆，在那次见面中，她曾问及康瑛：在父亲死刑判决的核准上，湖南省政府会不会给最高法院压力？康瑛回答：如果有压力，早给你判了。曾珊又问：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康瑛沉默不语，后又反问曾珊：你期待是什么结果？曾珊说：到现在这个程度，只要死缓就行了，但我认为我的父亲无罪。
“6月16日父亲节这天，我开始绝食。把自己每天的请愿内容和身体情况发到微博上，这样的绝食进行了5天，但父亲的案子始终无人理会。”时隔一个月，当父亲之死已成事实，当曾氏兄妹由于长沙中院的隐瞒，而未来得及给父亲送行、见父亲最后一面时，当曾珊和哥哥曾贤来到法院交涉只捧回一袋骨灰时，曾珊表现出一种心如死灰般的沉默，不知是为竭尽全力后的于事无补，还是觉得自己当初做得还不够。
这个曾因救父心切，而被网友们成为“现代缇萦”的女孩，终究没能像缇萦一样得偿所愿，也许因为她面对的早已不是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王朝，而是一个无论法律体系还是政治体系都壁垒森严的现代社会。
提到现在的生活来源，曾珊说主要靠亲朋好友的救济，爸爸的资产全被没收了，很多以前公司里的人也跟着受了牵连。幸亏同样做房地产的大伯，之前和爸爸的生意没什么交集。现在自己和哥哥的生活，以及为了给爸爸翻案的经费，很多都是大伯出的。“今天这场葬礼，办得这么隆重，来了这么多人，也是大伯出的钱。”
“大家都说我父亲死得冤枉，哥哥也在葬礼上说了，要继续追查真相，哪怕变成一捧骨灰陪伴父亲左右，也要放手一搏。”曾珊说，作为女儿，面对父亲被不明不白的处死，她与哥哥一样，有义务为父亲的清白继续奔走。经历了这一年多坎坷救父无果的历程之后，等待着曾珊的，又将是漫长的为父翻案过程。似乎并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应该说什么，曾珊又一次抬起头用求助的眼光看着记者：“拜托你们了。”
为避免曾珊尴尬，王少光私下里告诉《新民周刊》，在信访制度被极度滥用的今天，有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曾在微博上鼓动曾珊脱光了到中南海门前裸奔，以此来引起中央高层对此案的重视。犹豫再三的曾珊终究没有跨出这一步。“那多难看呀”，这是曾珊当时的反应，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得知父亲被处决前，曾珊一直相信，可以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为父亲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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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公元前206至公元8年)的女子，是西汉名医淳于意之女。为救父向文帝上书，汉文帝因为她的陈情而将肉刑废除。她展现出的毅力和勇气，不但使父亲免受肉刑，而且也使汉文帝深受感动，因而废除这种残酷的刑罚。以此“缇萦救父”故事为蓝本拍摄的电影《缇萦》，由台湾导演李翰祥执导、编剧，荣获第九届台湾电影金马奖(1971)的最佳剧情片、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等五项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