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疫苗举报者:有人送金元宝求别点官员名字

2013年08月07日11:41  法治周末

  再过一个月左右,中小学将迎来新的学期。对陈涛安而言,这令他感到不安。屡屡举报问题疫苗的他认为,如果疫苗监管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孩子们的新学期势必因为注射疫苗而增加一份风险

  在刚刚过去的7月,陈涛安给卫生部寄去了一份关于《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修改建议书,并将其发布于个人微博。

  在这份3000余字的建议书中,任职于山西省疾控中心的陈涛安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提出了包括“建立疫苗冷链公共服务系统”等在内的7条建议。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在建议书的末尾,陈涛安用两个头衔标注出自己的身份:“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省劳动模范”。

  在2010年轰动全国的“山西疫苗事件”中,陈涛安的身份曾是“举报人”。当年3月,有媒体报道称,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管理不当的疫苗后或死或残。疫苗问题进而走入公众视野,陈涛安也一时间成了“名人”。

  后根据山西省政府方面通报,已着手开展调查问题疫苗;至于被陈涛安举报的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则被认为在负责与某公司合作时,未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

  而山西的情况也得到了卫生部的关注。在一次卫生部例行记者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重建公众对疫苗的信任。

  事实上,对陈涛安而言,与“问题疫苗”的战争,并非从2010年开始,而是更早就拉开了序幕。

  2007年5月,陈涛安走上了举报之路。此前,他发现山西省疾控中心下属的预防控制中心重点科室“生物制品配送中心”被以一年380万元的价格,出租给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问题疫苗的隐患就此埋下。

  而之所以开始搜集问题疫苗的线索,则与陈涛安的仕途有关。

  2005年,时任山西省卫生防疫站信息科科长的陈涛安,意外接到上级领导通知书,要他“休息”。随后,陈涛安被调离至其他岗位。

  此后一年,陈涛安依然做着卫生防病方面的研究项目。但一年后,他仍得到“不能回来,继续休息”的答复。心存疑虑的陈涛安于是开始了自己的调查。

  山西省纪检委、山西省检察院、卫生部——陈涛安在认为自己发现疫苗问题后,开始向这些单位举报。至今,陈涛安已举报40余次。

  而另一方面,因为实名举报,他也多次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

  如今的陈涛安,依旧是忙碌的。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己目前在山西省疾控中心负责医务垃圾的管理工作,单位不再让他参与疫苗相关的科研项目。尽管如此,他自己仍在进行一些与疫苗相关的科研实验。法治周末记者几次联系他,总听到电话那头解释:“陈老师在实验室。”

  再过一个月左右,中小学将迎来新的学期。对陈涛安而言,这令他感到不安。屡屡举报问题疫苗的他认为,如果疫苗监管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孩子们的新学期势必因为注射疫苗而增加一份风险。

  8月2日,陈涛安接受了法治周末记者的专访,就近年的经历和疫苗管理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法治周末:围绕疫苗案,你具体的举报内容包括哪些?

  陈涛安:第一次举报是因为山西省疫苗配送被“托管”给华卫公司。这意味着疾病控制机构相关的政策、行政行为和服务行为,就以私企老板的意志为转移了。

  第二次举报,是因为有关领导为把我们的官方机构卖给一个私营公司,再把私营公司包装成卫生部部属企业。领导说是卫生部派来一个公司来山西管理疫苗。我们按照“卫生部”的指示,把疫苗管理权托管出去。这是对社会和疾病控制行业的一次欺骗。

  接下来的多次举报,都是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的。

  法治周末:在多次实名举报之后,你的工作和生活是否受到影响?

  记得有次被调查,我要求看两名检察官的证件。开始他们不同意,在我的坚持下,男检察官就给我看了证件,女检察官不愿拿出。我说:“你不给你就出去,让他调查。”然后她就掏出证件摔在我脸上,我把这些都写入了调查笔录。

  此时的我,感到体制内解决疫苗问题没希望,便开始走向舆论监督。

  法治周末:你的工作和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为何要坚持举报?

  陈涛安:主要是父母对我的教育。我从小就受他们影响。

  在后来的疫苗问题上,我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谁、公司的本底、账本、合作协议等逐一进行了调查,将证据锁定得很坚实。

  法治周末:你因为岗位调动而走上举报之路。有人说你想炒作自己,也有人质疑你“动机不纯”。对此,你如何回应?

  陈涛安:2005年我被“支开”后,对省疾控中心里边的事情全然不知。但是用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来谋取个人利益的事,超出了我的容忍度,所以我调查、举报。

  在“山西疫苗事件”发生前,卫生部有卫生信息的讨论我都去参加。但我现在当不成专家了,只能以写材料寄信的形式参与建议。我在这个行业内没有好名声,体制内有人说我不可理喻,我成了被排斥对象。

  如果我真有问题,有关部门早把我“双规”了。我举报的疫苗案会导致一些疫苗贩子和官员的利益受损。不明真相的人可能会多想,但我身边的人都明白我的为人。我做的事情全部是公开的。

  陈涛安:比较支持。但家人觉得我整天操心别人家的事情,甚至还要承受一些威胁与恐吓,自己却过不成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

  法治周末:在举报过程中,是否有人向你“求情”?

  陈涛安:最近几天,有人来求我,希望在接受“疫苗后遗症”采访时别点出相关官员的名字,还特意送来个大“金元宝”,放下就走,我追也追不上。我不知怎样处理合适,最后送给了跟我学计算机的一对贫困孩子。

  我觉得我做这个事,起码令一些人不敢为所欲为。但他们偷偷摸摸搞黑幕交易,我没办法。如果条例法规能建立健全,对黑幕交易会有很好的遏制。

  同时,我还担心,怕搞得严重了,会使老百姓对疫苗接种的信心下降。所以还是希望政府能出台好办法。

  这次我把发现的问题寄到卫生部去,就是希望我的意见能够被关注。通过我的意见和卫生部的意见相结合,拿出最好的办法。我担心如果出发点不对,个别地方变成不是为老百姓服务,而走到“利益圈”里,那就很麻烦了。

  陈涛安:第一,一类免费疫苗要产生竞争;第二,二类商品疫苗冷链要建立公共服务系统,严厉打击疫苗贩子存储疫苗;第三,在冷链系统的各个接口上,要制度化、指标化;第四,严厉禁止国家卫生公共服务机构出租托管;第五,严格规定疫苗批发企业的准入资格;第六,加强二类疫苗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管理;第七,制定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与事故救助办法。

  法治周末:据你观察,类似华卫时代的公司现在情况如何?

  陈涛安:这种公司现在不会明目张胆了。以前官商勾结倒卖疫苗,随着去年山东打击黑市贩子后,黑市贩子也有了变化。他可能持有很多生产厂家或批发企业业务员的证件,买回疫苗自己买卖。

  他们通常由这样几类人组成:卫生行业官员的亲属、疾控机构离职员工、退休老员工以及多年在卫生系统买卖药品搞商业贿赂的商贩。

  法治周末:在你看来,相关的监督机制现状如何?

  陈涛安:业务员成千上万,监督不过来,非常隐蔽。而应对公安部门或药监部门检查,他们又有业务员证件。药品监督部门没有权力搜查家庭,公安部门去查又不懂专业。

  陈涛安:这也是我希望条例修改的一块。现有条例规定,疫苗经营企业可以存储运输疫苗。最后,到了批发经营末端,很多疫苗都放在业务员家里了,这样他们走乡串镇买卖疫苗很方便。条件、环境、甚至责任心,都是“打着问号”的,但这一情况却很普遍。

  法治周末:就你了解,基层的疫苗工作还存在哪些问题?

  陈涛安:接种疫苗医生的资质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关系到对于一个孩子接种时身体状况的判定。农村医生的资质参差不齐。

  法治周末:在对《条例》的修改建议书中,你写道:“深入社会密切联系群众,是卫生防病工作的传家宝。”如何理解?

  陈涛安:《条例》出台后,确实起到很大作用,在推进疫苗管理的法治化上迈出一步。但出现的问题是,在制定和研究过程中没有“接地气”。

  研究社会性话题,首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条例制定是专家讨论的方式,但他们的生活不代表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底层老百姓的生活。

  而且,纵观全国,有“疫苗后遗症”孩子的家庭,不经过5年到6年时间一般是拿不到补偿的。很多患儿家庭还在维权,根本没被列入“疫苗后遗症”群体。

  陈涛安:现在,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下,很多省份逐步建立了异常反应补偿办法,但也还有很多省份没有建。这种局面,由于没有标准,会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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