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广东二三事

　　黄硕忠

　　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我们更加深切缅怀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习仲勋同志。从1978年4月初到广东，到1980年11月到中央工作，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八个月。他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不负重托，平反冤假错案，大胆探索，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求真理 平反冤假错案

　　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在广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以大无畏的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力主解决广东的问题。他主政广东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大力平反冤假错案。

　　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冤案就是在海陆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致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

　　彭湃，广东海丰人，中国农民运动的开拓者和理论家，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就是这样一名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陷为“叛徒”，彭湃烈士的亲属和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也遭到残酷的镇压。时任海丰县海城镇“四清”分团团长、党委书记的孙某和他的支持者，在海陆丰大造舆论，说“彭湃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彭湃是地主立场未改、品质未改、参加革命动机不纯”。他们甚至用当年国民党诬蔑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反革命宣传材料，攻击彭湃是“叛徒”。彭湃的亲属、好友遭到迫害，儿子失踪，侄儿遭斩首，甚至母亲也遇到劫难。

　　生于1928年的彭洪，是彭湃的第三个儿子，20世纪50年代，彭洪先后担任海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60年代，彭洪担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1966年6月，彭洪遭到批斗。之后，彭洪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农场放牛。1966年国庆前后，彭洪再次被抓走，被送到沙河的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这次被抓捕批斗的，还有1927年曾在陆丰县碣石湾黄厝寮村掩护过周恩来、叶挺、聂荣臻赴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黄秀文。黄秀文是当年与彭湃一起搞农运、干革命的亲密战友，曾在彭湃领导下担任中共南塘区委书记。

　　解放后，黄秀文受陆丰县原县委书记程春耕委托，到华南农学院去找彭洪解决农业生产问题，这样，程春耕和黄秀文也被诬陷为彭洪反党团伙成员。

　　彭洪入狱后，家人两次给他送去了《毛泽东选集》和生活用品，他在狱中给家人复过两次信之后，便再没音信。1968年8月中下旬，彭洪的爱人陈平得知，彭洪被转移到海丰去批斗。十几天后，传来了彭洪“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消息。噩耗传来，彭家人悲愤万分。在彭洪去世后，陈平带着两个孩子被下放到粤北山区的一个干校，在那里待了五年，直到1973年才获准返回广州。陈平及彭家亲属始终不相信彭洪是自杀的，要求调查彭洪的死因，但每次都石沉大海。

　　受彭湃案牵连的人很多，就连彭湃已过90高龄的母亲周凤也未能幸免。1966年11月的一个深夜，老人突然被秘密带走，关押到海丰县公安局的牢房里。四个月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人被送回家。林彪、“四人帮”在广东的爪牙停发了国家发给她的生活补贴，取消她的粮食供给和户口，还勒令当地医生不许为她诊病。

　　1967年4月，与彭洪一起被关押的黄秀文在押送途中患病，他利用看病的机会逃离广东，一路乞讨到了北京。黄秀文在解放初期曾受国务院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到聂荣臻家作过客。当黄秀文到北京后就在聂家附近等候。一天，当聂荣臻的汽车出现时，黄秀文急忙上前拦车。当聂帅看见黄秀文时甚为惊讶，关切地把他拉上车。黄秀文向聂帅汇报了反彭湃事件和彭湃母亲周凤受迫害得不到医治的情况。聂帅大为震惊，表示要解决好此事。不久，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根据中央指示，联合致函广州军区，要求尽快把周凤接到广州治病。但是，海丰县极左势力很快进京，前来阻挠。直到1967年11月中旬，广东省革委会负责人才按照中央的指示，通过省民政厅，在海丰驻军和群众的帮助下，将周凤从海丰接到广州治病。周凤于1973年3月12日在广州辞世，享年102岁。

　　1967年8月26日，反彭的几个头目操纵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出电报，诬称维护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破坏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围攻、殴打参加会议的代表。随后，几个公社立即组织了5000多人的武装队伍，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等进入海城镇，沿途任意开枪。遭“围剿”的群众纷纷上山躲藏。彭湃的几名亲属在这次暴行中相继遇害。1967年“8·26”事件后，周总理下令收缴枪支，停止杀人，不准围捕上山群众。然而，凶手竟然上街游行示威，张贴“猛揪国务院后台老板”等反动标语。他们大搞株连，对死难者家属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

　　1973年，黄秀文再次逃到北京，在聂荣臻元帅办公室周秘书的帮助下，到中南海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仍然记得黄秀文。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当时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人在担任南塘区委书记的黄秀文和他父亲黄依成等当地同志帮助下，渡海赴香港。周恩来身患疟疾，连日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一直住在黄秀文家，是黄依成、黄秀文父子每天背着周恩来去找郎中看病。周恩来的病治好后，黄秀文等人用小渔船将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人摇渡护送到香港。当黄秀文向周总理汇报了海陆丰发生的令人发指的反彭湃血腥事件以及彭湃遗属惨遭不幸和自己遭到批斗的详情时，周总理极为震惊，亲批了字条交给叶剑英。

　　1978年6月18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专项听取关于海陆丰问题以及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习仲勋结合所掌握的大量证据和事实，认为为彭湃及亲友平反的时机到了，下决心要为在反彭湃冤案中死难的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彭洪的爱人陈平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78年初夏的一天，她在省委珠岛宾馆第一次见到习仲勋。习书记手里拿着陈平数月前写给中央和省委的申诉信，信的前面就是周总理亲批的字条。习书记将周总理批条的来历告诉她，握着陈平的手关切地说：“彭洪同志的案子，中央很重视，省委一定会抓紧落实好，对案件进行调查。”

　　1978年七八月间，习仲勋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的东三区(梅县、汕头、惠阳)之行。在汕头地区，他考察了海丰县，听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丰县发生的大反彭湃问题的汇报。8月13日上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对海丰县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要严肃处理。10月3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要加快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的步伐，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地平反昭雪”。

　　根据习仲勋的指示，1978年夏天，联合调查组进驻海丰。调查组历经半年多调查，查明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真相。1978年11月，调查组通过走访，找到一名曾参与掩埋彭洪尸体的农民，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具遗骸。再根据陈平描述的彭洪特征，调查人员判定，这正是彭洪的遗骸。1978年11月10日，海丰县委为彭洪举行了追悼大会，其他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也得到平反。参与迫害的人，受到了严惩。

　　1979年1月25日，广东省委对海陆丰反彭湃烈士事件作了定性，认为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

　　促改革 广东先行试验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习仲勋为在困境中的广东省赢得中央的政策支持，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打下了基础。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视察。他看到深圳河两岸反差很大，百感交集。广东省在历史上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但解放后由于处于南海前线的特殊原因，又经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广东经济遭到严重的挫折。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之前，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这是习仲勋希望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也代表了当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不久，他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快些向邓小平汇报。

　　1979年4月，习仲勋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在发言中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他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我们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省的发展应针对其特色地理位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鉴于港澳地区对广东省的影响以及台海军事对峙态势的变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他还提出建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邓小平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大胆实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会同广东省委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不久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共和国那段不寻常的历史，回顾习仲勋面对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推动广东省生产建设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的功绩，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又浮现在我们面前。

　　(原载《百年潮》2013年第4期，作者黄硕忠，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

(原标题：习仲勋主政广东二三事：为广东改革开放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