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喉”一词，来源于1972年“水门事件”中举报者的化名。他揭开总统尼克松竞选班子窃听对手的丑闻，导致尼克松下台。

　　在当今中国，网络反腐事件越来越多，举报官员渐成气候，举报者也常被称作“深喉”。这些“深喉”中，有商人，有二奶，有记者，也有普通百姓。他们常常是“被伤害与被侮辱的”，而被举报的，则多是位高权重之人。

　　8月8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被开除党籍、公职。2012年12月6日，刘铁男被《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涉贪。刘铁男成为被网络举报拉下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同样是8月8日，被曝集体嫖娼的4名上海法官3人被撤职，一人被免职。他们的落马也缘于8月1日，网友上传视频进行爆料。

　　让曾经高高在上的副部级官员落马，让道貌岸然的某些法官几天内原形毕露，两起事件，再次让举报者站在聚光灯下。

　　有人说，在中国，做个举报者从来都不会有好下场。当“深喉”主动站上PK台，所面临的便是一场危险的对决。当惊起的舆论风浪过后，“深喉”的生活道路也许更不平坦。

　　“深喉”都是什么人？是什么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背水一战？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未来？谁来保护他们？今天，我们为您讲述“深喉”的故事。

　　深喉档案

　　商人

　　陈玉献

　　身份：上海富商、快捷酒店老板

　　举报事项：上海高院多名法官接受吃请，之后又集体召妓。

　　动机：合同纠纷败诉，发现原告和律师竟是法官近亲，决心复仇。

　　结果：上海市高院民一庭副庭长赵明华、庭长陈雪明、市高院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副主任倪政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市高院民五庭副庭长王国军留党察看两年，撤职处分。

　　记者

　　罗昌平

　　身份：《财经》杂志副主编

　　举报事项：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结成官商同盟骗贷国内银行。

　　动机：自称为试探新一届班子反腐决心，同时弥补舆论监督本分。

　　结果：5月14日，中组部证实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8月8日，刘铁男被开除党籍、公职。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二奶”

　　纪英男

　　身份：电视台女主播

　　举报事项：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原副司长范悦包养其四年，耗资一千多万元。

　　动机：范悦隐瞒已婚身份与她交往四年，纪英男发现后逼婚不成。

　　结果：国家档案局6月19日表示，6月6日已免除范悦副司长职务，同意其辞去公职。对网上披露范悦花巨款包养纪英男正进行调查。将依法依纪作出处理。

　　平民

　　姜朋勇

　　身份：无业、自称生意人

　　举报事项：持续追踪郭美美事件，独家爆料郭美美回北京的动态

　　动机：自称为寻求郭美美事件的真相

　　结果：2011年3月31日，红会公布了调查结果，郭美美炫富的资产和红十字会与公众捐款无关。今年6月，重启郭美美调查的提议未获红会支持。同时，郭美美仍不断在微博上炫富。

　　陈玉献“上海风格”的举报者

　　人物素描

　　1959年出生的陈玉献看起来只有40岁出头，个头不高，微胖，穿着一件T恤，说一口带有沪语的普通话，更像一个精明健谈的出租车司机。

　　在记者眼中，祖籍四川、在上海出生长大的老陈既具备上海人典型的精明——思维缜密、耐心细致；又有股川人的倔强——心气高、不轻易“认栽”服软；而十几岁就开始闯荡的他身上还有种江湖气——隐忍经年、出手刁钻，甚至有些“不择手段”……

　　傲气

　　“不是因为赔钱，是咽不下一口气”

　　半年以来，老陈如同幽灵，跟随着上海法官，出入各大酒楼、歌厅以及豪华会所，记录下一段段灯红酒绿的隐秘生活。

　　8月1日，他从长达100多个小时的录像证据中，将上海高院赵明华等法官去酒楼吃饭、唱歌及度假村接受异性陪侍的场景，剪辑成8分钟视频发布到互联网，立即掀起轩然大波。

　　8月7日晚，在上海闸北区延长中路775号如家快捷酒店5楼的办公室里，他接受了本报专访。之前他接受采访时自称倪培国。在接受华商报采访时，他坦承自己姓陈，生于1959年，祖籍四川达县。不过对自己的名字却仍然含糊其辞。

　　他向记者展示四川地震灾区金花镇赠予他的荣誉证书时，无意中露出上面的名字是陈玉献，与楼下柜台后的工商资料上企业法人代表名字相符。经保安和服务员证实，接受采访的爆料人就是陈玉献。

　　陈玉献自称1976年高中毕业，1979年就开始经商，很快就做得风生水起，早在1989年就买了上海第15台大哥大(手机)，1993年就买了奔驰。记者查证，1993年，他还曾通过上海隆昌针织服装有限公司账户，分2次支付85万元现金购买别墅一幢。

　　2010年3月，上海恒奔装饰公司老板顾国相将陈玉献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支付酒店装修工程款7285468元，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及违约金。这起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最终判陈玉献支付顾国相人民币820万元。

　　按照陈玉献的说法，涉及经济纠纷的如家加盟酒店共有80个房间，整个建筑面积为2000平米，实际装修面积约1600平米。所有装修标准都是严格按照如家总部要求的材料，总价不应该超过500万元，但顾国相给出的决算却达到了1100万元。

　　陈玉献说，法院先是以顾国相的公司无资质为由，认定所签协议无效，然后却以工程验收合格为由，又判定顾国相结算工程价款合理。况且法庭所指定的审价公司在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就出具了审价报告，他认为这明显是“一边倒”。陈玉献认为，顾国相从签订工程协议之初就给他下了一个很大的“套”，而法院指定的审价公司也是“连环套”中的一个环节。

　　陈玉献花费很大气力多次跟踪顾国相和诉讼案中顾的代理律师赵海江，结果让他血涌上头：顾国相的妻子叫赵某华，律师赵海江系赵某华的胞弟，赵海江的一个堂兄就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赵明华。

　　此时他得出结论是，顾国相利用协议中文字游戏事先“下套”，然后将自己起诉到法院，由其小舅子赵海江担任代理人，再由堂兄赵明华从中运作，最终让他输了官司赔了钱。“他们有法官和律师联手，有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法官勾串通结，赵明华更是家族式操作。”他说，这一伙人，全上海都能搞得定。

　　“我现在也不缺钱，钱对于我就不是问题。”陈玉献说，1997年他与天津人做生意，对方欠他260万货款，结果他自认倒霉，因为对方亏损已经快倒闭了。而这一次，他咽不下的是那一口气。“我这么聪明的人都被你玩了，那么好，大家就玩一玩吧。”陈玉献坚信，自己之所以被人玩于股掌之间，完全是因为赵明华。陈玉献说，“他利用法律权力敲我的钱，我就利用共产党的纪律敲他的腿。他设套让我掉下去，然后盖子一盖，玩弄我的人格，那我还不把他的腿敲掉？”

　　精明

　　“我身价比他高，采取暴力不划算”

　　有人评价，陈玉献具备上海人典型的精明。卖掉住房之后，陈玉献便开始实施他的报复计划。但他的“复仇”并非刀下见血式的打斗，因为“我的身价比他高，我有老婆和儿子，如果我采取暴力把他打残废，我还得承担刑事责任，不划算嘛。”

　　上海法官集体嫖妓视频发布后，在网民中引起极大轰动。有人将这种方式总结为“上海风格”：一，受冤枉不上访不上吊不去机场不喊炸；二，接受判决卖房还钱尊重法制；第三，胆大心细起疑跟踪不胡来；四，没有铁证不乱告；五，敌情重大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六，面对组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有人将他归纳为“有钱、有闲、有毅力、有方法、有手段、有技巧”。对网友的赞誉之词，坐在办公桌后的陈玉献只是嘿嘿一笑。

　　“以前我总是想着怎么把生意做好，但后来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考虑怎么搞他，我70%的精力都放在这一件事上了。”那段被8月1日公布到网络上8分34秒的视频，是由翻拍于多个监控视频画面组成，记录了从6月9日17点52分起到次日9点30分止，5名男子“吃请”、“挑选小姐”、“小姐进入房间”、“小姐离开房间”、“官员下楼乘车离开”的关键过程，画面中用画圈的方式，标注了人物的姓名及身份。视频最后有两家夜总会地址等信息，称赵明华经常出入，并附有一段赵进入某夜总会的录像。字幕说明为，“今年3月19日21点30分，赵进入夜总会带走一名女子。”

　　“这段视频折腾了我两天，我要把它编成一个好看故事。”陈玉献承认，在当晚视频中，原本没有小姐挽着赵明华，他就把另一次挽着小姐的画面剪辑进去。陈玉献说，他以在会所丢失东西为由，用两根香烟换取保安的允许而拍摄。但这种说辞受到质疑，有网友怀疑他是买通会所相关人员获得。但无论如何获得，随后纪委的调查结果证实，这段视频所记录的内容是真实无误的。

　　在采访中，陈玉献反复强调是自己一个人跟踪，整个过程并没有帮手。但随后记者发现，他所用的微博账号“公平公正比阳光还温暖”在8月7日晚8时左右连续发布两则微博，而这期间正是他面对面接受记者采访，无暇进行电脑和手机操作。

　　陈玉献说，渉嫖视频拍到民一庭庭长纯属意外，原本他的跟踪目标只是市高院民一庭副庭长赵明华，没想到结果一窝端掉了4名法官。

　　倔强

　　“跟踪他到50岁，怎么也逮住一次”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陈玉献留给记者的另一个深刻印象。他承认，自己耗费了一年时间跟踪赵明华。一年下来，仅留存有价值的视频就达100多个小时。陈玉献说，上诉被驳回后，他带着40多员工四处上访，最多时曾安排90多人去上海高院门前静坐，但最终没有一点结果。于是他选择了进京，与来自全国的上访者一同排队，提交资料，然后被劝离回家。

　　耗费了30多万元之后，他渐渐明白，一直自以为与众不同的他，与周围目光呆滞的访民无异。“上访走到死胡同了，走不通了。因为所有的信访最后都归拢到上海市高院。你想让老子处理儿子，可能吗？”

　　于是他下定决心，直接跟他们干。在这个过程中，他掌握了赵明华有4套住宅，还有一个关系暧昧的女子。但他总觉得还不足以打垮这个对手。

　　法官赵明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个幽灵般的人物随时可能出现在他的前后左右。陈玉献说，他购置了各种隐秘的拍摄器材，轮流换开着四辆车去跟踪赵明华，有次曾在消防通道蹲守5个小时。陈与赵两人曾多次并肩而立，只是一个心明如镜，另一个却茫然不觉。

　　虽然在跟踪赵明华的过程中屡次无功而返，但陈玉献多次发现对方嫖娼已成习惯，这让他更加坚定了信心。“我摸准了他的规律，知道他好嫖女人、好喝酒。于是我就想，他今年47岁，还有13年才退休，我即使跟踪他到50岁，3年内怎么也得让我逮住一次啊？”

　　陈玉献接受本报采访时，另外提供了一段自己拍摄的视频。在这段标注为4月8日的视频中，当晚17点30分发现赵明华从上海高院驾车驶出，17点55分到达延安西路某会所。19时41分，陈玉献拨打110，举报上海市高院民一庭副庭长赵明华在此嫖娼，结果因律师胡某出面顶包，驾驶赵明华的车辆一走了之。

　　“我进去查到了他们的消费单，消费超过1100元肯定就是嫖娼，因为600元是洗澡的钱，剩下的500元就是搞女人。”陈玉献说。

　　江湖气

　　“上半年我运旺，必须6月底把他做掉”

　　采访中，陈玉献还讲述了他年轻时一段经历：在江苏太仓开纺织厂时，一个安徽人来跟他讲，以后每个月都要送来30吨煤。他好言答复说，我又不是发电厂，一吨两吨煤还可以接受，价格也好商量。但对方态度很强硬，留下地址扭头就走。

　　“当晚我就找了几个兄弟去了他那，几个巴掌就搞定了他。”陈玉献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要不讲道义，那咱们就黑吃黑。这种颇具江湖风格的做派或许正是陈玉献的另一面。他用弄堂小混混斗殴来形容自己的遭遇：“打官司我栽了，他们这一拳打得我晕头转向，但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狠踢一脚，一脚把他踢死！”

　　采访过程中，一位电视台的记者一直竖着自己的手机。陈玉献直截了当地说：“把你拍的东西删了，我知道你们电视记者需要画面，我可以给你一段视频，可你不要搞这样的小动作嘛。我天天偷拍别人，你以为我不懂啊？”

　　他的加盟宾馆装饰风格也与别家明显不同，门口放有流水喷泉水景，大厅内供奉着据说从柬埔寨带回的文关公，每个过道横梁下挂有中式木格，还会摆设石头盆景，似乎是按照某种风水格局有意安排。

　　陈玉献坦承，他相信风水，也相信时来运转之说。“我认为上半年我的运很旺，我想做什么都做到了，很难的事情都能做到，全都是利好消息。所以我决定，必须在农历6月底把他做掉。”陈玉献说，他把自2011年以来的证据看了一遍，觉得一个钉子砸下去，然后再从下面一敲，“谁想拔都拔不出来。”于是，他8月1日在论坛里发出了两个帖子，然后第二天又发了上传视频的微博，直接@给几个名人后，很快就达到预期效果。

　　记者问，经过长达2年的跟踪，有没有想过把所获取的证据交给纪委？“我怎么会交给纪委？有人就会通风报信，他们马上就会毁灭证据，我不能打草惊蛇。”陈玉献说。

　　记者再问，你就不怕他们报复吗？陈玉献答：“我安分做生意，正常纳税，谁也休想抓住我的辫子。”8月8日傍晚，微博账号“公平公正比阳光还温暖”删除了之前所有内容，只留下一句“当我无法得到公平公正的时候，我只能选择自己的方式去寻求公平。很多时候是逼于无奈。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记者拨打其手机，无人接听。本报特派上海记者张宏伟

　　罗昌平 最风光的举报者

　　33岁的罗昌平个子不高，穿着随便，面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一位与他相识近10年的人说，罗昌平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久谙世事、宦海沉浮的中下级官僚。朋友们对罗昌平的共同看法是“靠谱”。他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朋友说，两人没有熟悉到互相引为至交，“但是，如果我出了大事，要拿出一张白纸写下值得托付的人的名单，昌平绝对要排进前五”。

　　要说眼下最风光的举报者，非《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莫属。2012年12月6日，罗昌平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刘铁男落马后，罗昌平开始在网上连载《打铁记》，讲述举报前后的故事。8月8日，刘铁男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罗昌平当天发出微博：“刘铁男案所涉贪腐已超出我的实名举报。”昨天，他又在微博上向曾称其举报为污蔑造谣的国家能源局隔空喊话：“国家能源局欠我一个道歉，我能要吗？怎么要？”不止一个人认为，形象上的权威和性格上的谨慎有助于罗昌平取得调查对象的信任，并让他在触及复杂利益交换的新闻操作中规避风险。

　　稳重的做派也体现在他对刘铁男的举报中。他没有轻信刘铁男情人徐丽的说法，要求她补充一切证明材料。徐丽陆续提供了以下证据：在她帮助下，刘获得的日本一家大学的荣誉证书(刘将其作为虚假硕士学历)；两人每月几十万日元的越洋通话记录；两人在北京的开房记录及寄给她的多张明信片。

　　对于发布时间点的拿捏，罗昌平也经过了复杂的思量：最佳时机是在十八大之后，两会之前，借助当时呈井喷之态的网络反腐热潮。至于在星期四发布，是出于他对新闻规律的熟稔，给同行留足时间跟进。“举报前，我连老婆都没有告诉。”罗昌平说。

　　“他上进心很强，会不断去赌”

　　12年前，20岁的罗昌平怀揣1000多块钱，辞掉了湖南一家专业电力杂志的稳定工作，成为一名“北漂”。他1980年出生在湖南中部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一名乡镇干部，母亲是家庭主妇。他说，自己做记者的原动力是关切政治。

　　来到北京，罗第一个住处是每天30元的地下室，直到被《中国商报》聘用。为弥补自己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缺憾，他大量阅读其他报刊，模仿写作，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报社最多产，也最有进取心的记者。

　　2004年3月，他转战《新京报》。“他一开始在同一拨记者里不算出色。”时任《新京报》编辑的李列说，尽管罗昌平的学历和职业起点不高，但学习能力很强，在业务上花费的心思远超常人。“有的记者会凭兴趣做事情，而昌平会想着如何更快地出人头地，他的进攻心态比较急切。”

　　近10年后，李列还能记得当时行内竞争对手对罗昌平的评价：“推土机。”这个比喻是说罗的拿料能力很强，就像推土机一样履平新闻现场，不会剩下任何可被他人拾捡的信息。前同事杨海鹏说，罗的一些报道极具风险，但他“上进心很强，会不断去赌”。之后罗昌平转战《财经》杂志。2009年11月，《财经》发生人事动荡，罗选择了留守。这被一些同行视作背叛与倒戈。半年后，他发表报道《再问央视大火》。他在记者手记里写道，选择留下，就是想把这篇高度敏感的稿子发表出来，而《财经》是能发此稿的唯一渠道。“只要稿子能发出来，我愿意背负所有的骂名。”

　　他分析过“觉得没那么大风险”

　　事实上，罗昌平并没有天真到低估一个当时还在任的副部级高官的能量，“但我觉得可以做一下，没那么大风险。”他相信自己不会有生命危险，最坏的结果是被免职，甚至永远不能再干这行。

　　有人认为，此次举报的缘由更像一个秘密，真实的答案也许将永远付之阙如。有人认为，罗昌平是凭借工作单位背景实现事件突破的，“罗是背后有人的男人。”

　　罗昌平说，举报绝非旁人授意，“我非常清楚尺度在哪里。”但他并不讳言，自己考虑了《财经》的特殊背景。这份双周刊创办者王波明是外交部原副部长之子。很多人都认为，《财经》很早就赢得了一批高层领导人的支持，这些具有改革头脑的官员如今位高权重。这张关系网能够为其争取额外的空间。

　　举报当天，刘铁男正陪同国家领导出访俄罗斯。能源局政策法规司的人在请示刘后，当天下午做出“辟谣”，称举报纯属污蔑造谣，正在报案、报警。罗做好了被警方带走的准备，当晚把一位同事和一位领导的电话留给妻子。3天后，他接到高层有关部门要求配合调查的邀约。调查部门交代他，劝说身在加拿大的徐丽回国协助调查。

　　一周后，徐丽答应回国。在她下飞机当晚，调查部门连夜为她做了笔录，临结束时却犯下错误：忘记让她签字确认。丈夫提醒她：一旦签字，可能成为一辈子的污点，将来在加拿大如何生活？徐最终拒绝签字。

　　“笔录里有一个最关键的证据：她曾替刘收下一笔几十万元的现金，这是涉嫌受贿的直接证据。只要她签了，就可以对刘采取措施。”罗昌平最终也没能说动徐签字，调查就此僵持。罗昌平从最初期待的“一击即倒”，渐渐变为已不抱希望。

　　然而最终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5月12日，刘铁男被正式调查，两天后中央免去其职务。8月8日，刘铁男被“双开”。罗昌平笑到了最后。

　　本版稿件综合《人物》杂志等

　　>>对话罗昌平

　　“道德败坏”指至少三个情妇

　　记者：刘铁男被双开了。从5月份立案被调查，到现在8月份被双开，三个月的调查时间对于副部级官员来说算不算长？

　　罗昌平：如果单纯按三个月计算，这是非常快的。但刘铁男案虽说是今年5月份才正式对外公告立案调查，但从我2012年12月6日微博实名举报不久，调查工作就已经展开。当时就有200多人撒向全国了。记者：刘铁男的罪名有4个，其中之一是其“道德败坏”。你在微博里说，“道德败坏”，说的可不止一个情人。能否透露下你所掌握的情况？罗昌平：那是刘铁男的私生活，我哪能知道？我只能根据公开信息做出相应的解读。官员性丑闻的官方措辞很有意思。比如薄熙来的“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王立军的“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最常见的就是“生活腐化”，比这个形容更恶劣的是“生活作风严重腐化”或“严重道德败坏”，还有就是“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我请教过中纪委的朋友，他们答复：“生活腐化”说的是三个以下情妇(夫)；“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是指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

　　记者：你说实名举报刘铁男有两个初始动机：一是试探新一届班子的反腐决心；二是弥补纸媒上没有尽到的舆论监督本分。到目前为止，你认为这两个目标实现得怎么样？

　　罗昌平：第一个动机是吹牛，你真以为领导的决心是你能试探得了的？至于第二个吧，大家看到结果了。但遗憾的是，光靠举报解决不了反腐的问题，如果这事能推动制度建设，哪怕一点点，比如举报人保护制度、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出来，那才好呢。

　　记者：实名举报高官最近也有不少后继者，你认为这些媒体人的实名举报对于反腐能起到多大作用？

　　罗昌平：如果真要做，我的建议是：一是要保护好自己及家人，二是要下点工夫拿证据；三是千万千万别跟利益扯上关系。

　　小城姑娘纪英男的红与黑

　　>>人物素描

　　26岁的纪英男一夜成名。曾经的电视台女主播，因为一封公开举报信，连同几张香艳的照片，顺利使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原副司长范悦被免职。她也因此被网友称为继赵红霞之后的又一个“反腐女英雄”。

　　这位来自东北的小城姑娘，在过去的4年中锦衣玉食，被奢侈品包裹簇拥，比绝大多数同龄人更早地享受了精致的生活。她也对官场潜规则了然于心：“免职根本不是处分！不过是欺骗无知百姓的文字游戏！职务变动前都会免职，免职后还可以合理复职、升职！”

　　她不会让这场风波因范悦被免职而平息。尽管她现在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借住在朋友家中，“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

　　1

　　不会就这么算了”

　　宣布范悦被免职之后，有关部门不再发声，范悦更是失去音讯。这场被称为“情妇反腐”的大戏演变成纪英男一个人的独角戏。

　　她依然在更新微博，发布和范悦交往的种种证据——求婚视频、电话录音、往来短信、写满情话的小卡片……

　　很快，一些网友对她祥林嫂式的喋喋不休感到厌倦。在网上流传的一个的段子里，纪英男和范悦的名字出现在网友恶搞的《冯小刚2014春晚节目单》上，他们将“出演小品《没完没了》”。有网友问，“就算你找到他了，你会对他说什么？又能改变什么？”她回复：“死！”

　　愤怒与怨恨让这个26岁的姑娘发生变化。6月17日，记者曾经致电纪英男。那时，她既警惕又脆弱。在那时长近一个小时的电话中，她讲述了她和范悦甜蜜的过往和痛苦的现在，她一一复述着范悦说过的肉麻情话，也不止一次说，“现在我很想死”。说到动情处，她哭出声来，问记者：“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半个多月后再次通话，她不再是当初哭诉被负心汉欺骗的小女子。她语速极快，咄咄逼人，带着满腔愤怒与怨恨。她条理清晰，追求效率，不愿多费口舌，“如果要发消息，那我给你一些现有媒体报道，你改一改。如果是要做深度报道，那我三个小时都讲不完。”媒体频频采访，让她感到疲惫和不耐烦。“就好像我有一百张嘴，有大量人证物证，可就是怎么说都说不清楚，我特别特别累，我每天都要重复解释。”

　　纪英男还关闭了微博评论，因为“他们(网友)都在骂我”。她告诉记者，这让她“感到悲哀”。她摆出战斗模式，对网友质疑狠狠反驳，短短几句话中频频用感叹号，强烈的情绪呼之欲出。

　　“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会这么算了的。”她说。

　　2

　　一个要求样样兼备的人”

　　认识范悦之前，纪英男在东北一个地级市电视台当主持人，没什么名气。2009年4月，纪英男办理停薪留职，去中国传媒大学进修。只有两三个月的“进修”，更像一种快速镀金，后来成为她简历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纪英男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下属的城市艺术学院——一家成人教育、专科和自学考试的教育机构。在那里她拿到了学士学位。

　　一名纪英男曾经的同学说，纪英男“以前很老实很低调，很不起眼”。这似乎与纪英男的自我认知并不相符。在她几年前的日志中，她把自己称为“一个要求样样兼备的人”，“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在与记者的多次通话中，她也反复强调，自己独立、要强、有抱负，只是因为范悦，让她的才华无处施展。

　　范悦的出现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2009年6月4日，纪英男与范悦相识于她的生日派对上。“他看见我，我们聊了几句，他给我留了电话号码。”

　　之后纪英男主动联系范悦，“有一天我去上课，去早了，就给大家群发了短信，‘早上好，在干嘛？’范悦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纪英男说，两人“从普通朋友很自然地变成男女朋友”。范悦第一次带她去逛街，在北京新光天地Prada专柜花费近6万元买了一条裙子、一只女包和一件披肩。为什么刚在一起就能这么坦然接受如此昂贵的礼物？纪英男说，她觉得不便宜，但也没觉得有多贵，“之前还有人送过更贵的给我”。但她也坦言，范悦的大方，让她感觉他真的在乎她。

　　纪英男的进修很快结束，认识不到两个月时，她开始与范悦同居。之后的两年，她没有工作，家务也有保姆专门打理。两人认识不到半年，范悦就花近70万给她买了一辆奥迪A5，后来又交了30万订金，订了一辆130多万的白色卡宴。纪英男说，两人在一起快四年，范悦为她花了“小一千万”。但她至今不认为自己是被“包养”。

　　3

　　一点也不享受被养着的生活”

　　在两人的相处中，纪英男有着东北女孩的泼辣，而范悦总是表现地很顺从。在朱瑞峰给记者提供的一段视频中，纪英男命令范悦学“猪唱海豚(音)”，范悦很听话地照做，表现滑稽；另一个视频中，纪英男要求范悦必须承诺在规定时间内把房子搞定，并限定面积和楼层，范悦也一直笑脸相迎地应允着。

　　和很多20多岁女孩一样，纪英男喜欢晒照片。去北京前，她的照片不多，几乎都是素颜，身穿朴素的T恤和短裤，充满青春的朝气。

　　和范悦在一起后，她的微博和QQ空间的照片多了起来，她妆容精致，身穿华服，佩戴闪亮的珠宝、名牌墨镜，照片中还不时出现范悦送的奥迪、他们同居的公寓、一起度假的酒店。但无论是微博还是相册，都看不出范悦存在的痕迹。

　　纪英男上传到QQ空间的3693张照片中，只有一张很多人的合影中出现了范悦的侧脸。那是2011年，纪英男24岁生日。范悦在北京一家高档会所为纪英男筹备了一场盛大的派对，她的众多好友都受邀参加。在鲜花和烛光的拥簇下，范悦遥控一辆载着钻戒的红色老爷车开到纪英男脚下，向她求婚：“今后我想我们能够一生一世地牵手在一起，我希望在今天，朋友都在的时刻，郑重地向你求婚，希望你能够嫁给我。”纪英男骄傲地向友人展示无名指上的硕大钻戒。

　　在求婚之前，纪英男已到范悦朋友参股的中国旅游与经济电视台上班。此前，范悦一直要将她安排进北京电视台，但称阻力太大，拖了两年。那两年，纪英男过着类似全职太太的生活，“打理范悦的衣食起居”，但她说一点也不享受被养着的生活，“非常想工作，非常痛苦。”一切似乎在向圆满的方向发展，他们甚至决定好办婚礼的庄园。直到去年12月，范悦向她摊牌，他有家室，一直没离婚。

　　4

　　我们说好了先低头的人是天使”

　　虽然今年6月才网络举报，但纪英男其实更早就萌生了举报的念头。

　　范悦摊牌的当天，纪英男曾发布了两张眼中含泪的自拍照，“2012年12月12日，我的重生日。面对巨大的谎言，一句对不起都没有，还试图用谎言继续蒙蔽我。想过我的感受吗？我依旧手软吗？我应该挥起最重的拳头砸向你！来祭奠我的青春！”有关切的朋友问她，眼睛为什么又红又肿，她说：“这是重生”。

　　第二天，纪英男发表了一篇题为《检举方式》的日志，里面集纳了中办、国务院人民接访室等31个机构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随后，她还联系了当时因爆料雷政富事件声名鹊起的朱瑞峰。朱瑞峰说，纪英男发私信给他，“她说被一个厅官欺骗，想和我聊聊。”朱瑞峰把手机号给了她，但纪英男一直没再找他。

　　纪英男说，私信朱瑞峰是因为“觉得委屈”，但最终没有举报。“我对朱瑞峰说，我在整理资料。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整理。我手里上万张我们两人的照片，上百条视频，就是我们幸福的过往，怎么就成了范悦嘴里的肮脏和不堪。我怎么就从他未来妻子，变成了下贱女子？”

　　她曾试图原谅范悦。她主动为自己的任性道歉，因为“我们说好了吵架后先低头的人是天使”；她“提前5年给他父母准备的金婚礼物——一幅‘松鹤延年’的十字绣，一边绣一边哭，哭累了就睡觉”；她还去范悦的单位堵他，甚至去找过范悦的领导。但这些都没有换来“一个交代”。

　　真正下定决心举报是在她今年的生日，纪英男说那是她最后的心理底线。曾经，她的生日见证了两人关系的每个重要节点：22岁生日相遇；24岁生日求婚；26岁生日，她终于决心彻底决裂。

　　那是两人交往后第一次没有范悦陪伴的生日。一直躲避她的范悦发来短信，只有两个字：“祝好！”

　　那晚，纪英男跑到两人曾租住的公寓的天台。门锁了，她坐在楼梯上哭。淋了一场大雨的她终于意识到范悦不可能与她恳谈，两人更不可能破镜重圆。第二天，她拨通了朱瑞峰的电话，要他爆料范悦对她四年来的欺骗。为了更加吸引眼球，她甚至主动提供她和范悦的裸露亲密照片。

　　“我这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想到未来我就痛苦地想死，不知道要做什么，这是我一生的屈辱，我不会只让自己付出代价。”纪英男说。

　　本报记者刘苗

　　‘铁血反腐’姜朋勇的是与非

　　>>人物素描

　　姜朋勇自称“铁血反腐”先锋，自曝是双学士，做过电视主持人，在郭美美事件中挖掘真相的斗士。

　　然而在“郭美美事件”落幕时，他却成了“受害人”，成了“哗众取宠”代表。原来，他“只是庞大的微博爆料群体中的一员，反腐仅仅是副业。”

　　乐于在天涯、百度贴吧、人人网甚至新浪微博上发言的姜朋勇，开始也没想到自己成为“郭美美事件”的主推手。

　　见过郭美美然后关注她

　　他自曝人大、传媒双学士，曾在北京电视台某娱乐节目做主持人，目前退出娱乐圈正在做生意。谁也不知道，这位“大忙人”为何会忽然关注郭美美。唯一的线索是，后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因工作原因他于2010年11月份曾见过郭美美本人。

　　在2011年6月21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姜朋勇与众人一起连续追踪曝光郭美美，不过让他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是他在6月26日下午释放的重磅信息——一张电子机票截图。微博上顿时疯狂转发、争相告知“2011年6月27日凌晨郭美美将乘坐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首都机场”。

　　郭美美炫富车辆的保险单据、郭美美的户籍状态等信息不停流出，姜朋勇的微博粉丝数量也迅速增加，在此期间姜朋勇频频更换微博账号。但由于姜朋勇经常在各个账号之间相互转发，因而每一个账号都有众多粉丝。

　　铁血反腐QQ群也随之建立，姜朋勇成了“铁血反腐”的先锋，化身为“郭美美事件”中寻求真相的斗士。但他的行事风格，显然并不为所有网络爆料者所欣赏。

　　“诈捐不是我，我从来没做过”

　　姜朋勇“成名”后，向记者倾诉自己的“麻烦”：“我收到用网络电话打来的恐吓，他报出了我父母家的住址，我现在的居住地以及以往的所有资料，然后说他会让我混不下去，找工作找不着，开店就给砸店。”2011年6月25日晚，姜朋勇的微博上“闪”出这样的消息：“机场估计是不行了……而且签证一时半会弄不下来。美国使馆周边也被他们布人了，只能偷渡了，蛇头报价15W美金怎么办？”同时放出的消息还有开户名为“姜朋勇”的6个银行账户和支付宝账户，甚至附着一张工商银行汇款单图片--抹掉了汇款人和账号，收款人为“姜朋勇”，金额为1万元人民币。

　　第二天，姜朋勇主动在微博上删除了他的实名认证。相关微博后来全部被删除，但很多网友已经截图为证，姜朋勇回应说，这是别人冒名而为的，“诈捐不是我，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看到“劝捐”微博之后，一直关注姜朋勇的网络爆料者周筱赟发微博质疑姜的爆料来源：“我发现，他爆料中正确的部分，都是他从天涯论坛里抄袭来的，而错误的都是他自己编的。”

　　同为爆料人的徐春柳对恐吓一说也是半信半疑：“因为‘郭美美事件’受到人身威胁，要寻求外国使馆的庇护，这种言论就非常不靠谱。我们几个致力于挖掘‘郭美美事件’真相的网友，全程都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或者干扰。”

　　红十字风波渐渐淡去，姜朋勇似乎并没有受到他之前形容的“严重人身迫害”，只是以“反腐压力大”为由离开北京到武汉开了一家奢侈品店，并在微博上卖“叔叔的和田玉”、登载招商信息。

　　姜朋勇的解释是，反腐只是副业，他也要吃饭。姜朋勇只是庞大的微博爆料群体中的一员。 综合

　　体制内反腐应利用‘深喉’提高效率

　　近年来，因“深喉”举报而爆出的贪腐问题层出不穷，因“深喉”提供线索引出大案要案屡见不鲜，“深喉”俨然成为一股反贪反腐的神秘力量。那么，“深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群，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一个群体？面对潜在的打击报复，又应该如何保护“深喉”群体？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连线反腐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进行解读。

　　体制内反腐的不足促成“深喉”产生

　　华商报：“深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群？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信息捕捉和发放？何家弘：“深喉”人群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既有嫉恶如仇、痛恨腐败、维护公益、伸张正义的反腐斗士，也有出于个人恩怨、邻里纠纷、利益冲突、权力斗争的举报人。此外，“深喉”群体收集信息和证据的方法和能力也不一样。有的很业余，甚至就凭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有的很专业，甚至能采用类似诱惑侦查和化装侦查的方法。在近年来爆出的各类“深喉”举报的案例来看，业余和专业的方法均被广泛使用。

　　华商报：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今庞大的“深喉”群体？

　　何家弘：社会腐败问题严重是促成“深喉”群体形成的主因。此外，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他们更多接触的是基层官员，因此基层腐败的查办对百姓来说更实际。

　　但正是在基层反腐这个层面，却面临着体制内反贪部门“不查最好，不得罪人”的局面。体制内反贪腐面临很大的困境，也确实存在“难作为”和“不作为”。正是体制内反贪腐的不足，社会上才会涌现出这么多勇于举报、勇于提供线索的“深喉”。

　　“深喉”对当下反腐而言利大于弊

　　华商报：“深喉”反腐越来越多，这种反腐形式有哪些优势和弊端呢？

　　何家弘：首先说优势。第一，可以为有关部门查办贪腐案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乃至证据；第二，可以吸引公众眼球，引起强势围观，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查办贪腐案件的阻力；第三，可以加强社会中反腐败的威慑力，削弱潜在腐败官员的侥幸心理。但是，“深喉”反腐的弊端也是显著的。首先，可能会不正当地侵犯有关人员的名誉权乃至其他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其次，可能进一步恶化社会行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性中恶端的挥发，会煽动起群众乐于揭发的行为，导致社会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是就当下中国反腐败而言，还是利大于弊。

　　华商报：“深喉”身份暴露极易遭到打击报复，应如何保护“深喉”？何家弘：反腐败斗争是残酷的斗争，“深喉”站在这个战场的最前线。如果被举报者真的是贪腐分子，那么“深喉”的举报就是对贪腐分子的宣战，贪腐分子将会想尽办法进行报复。因此，保护“深喉”十分重要。对于如何保护“深喉”，我认为要分作三个环节来分析，即事前保护、事中保护和事后保护。

　　制定保护“深喉”法律不如落实现有的

　　华商报：现在很多专家都呼吁创建有针对性的《举报人保护法》，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何家弘：确实，我国缺少一部专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但是制定这样一部法律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如何把现有的制度完善，把现有的法律落实。

　　首先，即便是相关部门想保护，但保护需要财力支撑，保护的人力由谁出？保护的财力由谁出？把保护的力量落实下来，并付诸实际行动，才能切实起到保护作用。其次，我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立法方面的缺失，实际上去年《刑事诉讼法》就已经加强了对证人的保护。因此，不应该总想着立法问题，关键是执法，是法律实施，将现有的法律规定落实，再谈进一步的立法。

　　华商报：现在体制内反腐和“深喉”反腐可以称得上反腐的两把剑。那么二者的关系如何，如何将它们形成合力共同反腐？

　　何家弘：当下中国的反腐败确实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的集合与配合。在这个问题上，体制内的反腐败机构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当好反腐“正规军”，主动开通或疏通收受各类揭发举报信息的渠道，提高分析和使用这些信息的效率。另外，体制内的反腐败机构也要进行分工与整合。

　　本报记者程垚

(原标题：反腐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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