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面前，生命脆弱如芦苇，五年之后，强震再次降临四川，从汶川到雅安，过去1800多天中，面对灾害，我们进步了吗？本刊记者吴金勇、朱汐，黄文潇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冒着余震危险，辗转各处救援点，在后方同事配合下，全情投入报道，观察五年来“救灾进化史”。

　　本次特别策划由三个关键词构成：堵，记录了爱心汹涌下产生的救援大拥堵；捐，分析了以壹基金为代表的公益组织对公益生态多元化的影响；搜，聚焦在网络技术如何重塑救援信息体系。透过这三个切片，能看到公司越来越主动与到公共事件中，市场的力量正代替政府一手包办的救灾模式，公民有更多的慈善通道选择权。我们也观察到，虽然不同主体都比五年前更快速、务实，但在衔接部依然时有梗塞，抗灾是一场永无结局的战役，面对灾难能建立成熟、有序的系统，亦是社会转型进程的路标。

　　特别策划之第一篇 

　　堵·商业力量受困

　　救援大拥堵，表面上是企业和公众救灾热情未能疏导，根本原因则是基于社区的救灾与减防灾体系十分脆弱 

　　文_本刊记者 朱汐、吴金勇、黄文潇 

　　雨城的国道318入口是进入芦山县的门户，这里到震中仅30多公里。路口向西至飞仙关镇本是一条普通、半旧的公路，却因上演了举国瞩目的救援大拥堵而一夜成名。

　　4月20日芦山地震发生当晚，雅安市交警支队按四川省公安交警总队指示在雨城入口设卡，同时其他进入灾区的三条道路也开始交通管制。

　　雨城向西路段南临青衣江、北靠邛崃山，一侧是近似直角的陡壁，另一侧是涛涛江水，道路的入口为双向四车道，行驶2公里后，道路变窄为双向两车道。大自然造就的这一险要狭窄地理成了雅安抗震救灾拥堵的催化剂。

　　然而，严格的管制行为并未有效解决灾区内部道路、通往灾区道路及进入灾区道路入口周边的交通状况。管制与拥堵，谁是因、谁是果至今仍争论不休，这是企业与民间力量的盲动还是政府指挥、引导失据？

　　拥堵根源 

　　关卡像是一堵无形的墙，在墙内灾区道路中，上演情形很像电影《1942》中的某个画面，而墙外情形则更像是回到了《卡萨布兰卡》：所有人都在寻找“通行证”。

　　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通路和需求都是关键。与战争一样，地震也改变了人口流动方向和物质需求。雨城关卡方圆2公里内，有人恐惧、衰伤地逃离，有人兴奋、盲目地闯入，

　　地震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救灾车辆蜂拥至此，军、警、救护、工程、消防5种不同声音警报昼夜在此交织鸣叫。

　　鉴于关卡内道路拥堵情况，4月20日19点左右，也就是地震后11小时，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交通管制通告第一号，宣布灾区所有道路管制：除救灾指挥部车辆、救护车，抢修道路，运送饮用水、粮食和帐篷的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过卡，关卡外雨城入口周边三条道路开始大量车辆滞留。

　　地震发生16个小时即21日凌晨2点左右，雨城入口附近，来自全国各地各类救灾、救援的车辆达到了高峰。此时雅安交警支队开始实施最严格管制：除指挥部车辆和救护车外，其他车辆一律禁止通行。

　　现场，成都军区运送的通信装备车队、武警水电部队大型机械车辆；法院、检察院系统捐赠救灾物资的车辆警报齐鸣。农夫山泉、娃哈哈、康师傅等运送瓶装水、方便面及其他企业的司机们，都在车内焦急地四处张望着。

　　“请大家理解，关卡里面的路已堵了，为了保障生命通道畅通，现在，我们只能放救护车。”交警一遍一遍地向询问的司机解释。

　　“我们部队首长让我们来救灾，你为什么不让进？救不了灾的后果，谁负责？”军车上的人吼道，交警也失去耐性。“这是我们省长的命令，我只听指挥部的。”

　　军车尚且没有结果，其他车辆也就只好靠边等候了。21日早上，关卡周边三条道路的右半个车道挤满了帐篷、矿泉水、方便面、棉被、彩条布等物资车以及重型设备、有毒气体探测车辆。最长的一条拥堵道路从雨城一直绵延到10公里外的名山区。

　　雅安地震灾区交通混乱，许多媒体和官方声音都把矛头指向了本身救援能力不足而商业宣传造势很强的企业。

　　现场看到这种情况确实较为严重。雅安地震中，国内许多企业行动迅速，条幅印制、企业官方微博和公关人员跟进速度也非常快。一方面，企业对社会事件责任感增强；另一方面，由于汶川地震捐赠一个亿、一炮而红的红罐凉茶，成了灾难中获得最多好评的企业。这也成为企业雅安地震中积极参与救灾并主动传播的另一动力。

　　“灾难发生时，救灾是核心，这是全球人道主义宪章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壹基金李弘告诉本刊记者。受灾人有权利得到生命、庇护所、水与卫生、医疗、心理五项保障。这五项保障有专门要求与技术指标，是救灾方和救援人员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果救援者专业性达不到标准或不能较高效率的达到，都会给救灾造成负面影响。

　　他认为，灾区交通紧张的情况下，救灾前24小时、36小时、48小时、72小时，哪些人和车辆可以分期进入灾区，政府应该有预案，并能及时对进入车辆和人员进行评估。

　　而据本刊现场采访得知，雅安地震交通管制级别和时段主要靠对讲机临时传达出来的信息进行判断。由于没有预案，地震发生的第三天，即4月22日，四川抗震救灾交通管制第三号通告中才出现了物资转运点。公告称：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要求，抗震救灾物资一律实行第三方转运的方法，先运输到雅安多营镇华丰物流公司，再按计划组织运往灾区。

　　管制会形成较好的交通秩序，它可让救灾方与受灾方供求有效对接，但由于管制一刀切，在最关键的生命救援时刻，很多专业人士却被挡在灾区之外。这个时候，中国政治体制中各种条块组织力量，在灾区关卡前“各显神通”，而一些非官方职业救援队伍、一些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却无法进入。

　　36小时抢救生命很重要，“但事实上，饮用水也是灾后物资运送中应最优先物资之一。”李弘说。人可以饿一天，但不能渴一天，但据一些民间机构对灾区评估显示，芦山县有许多村，震后第三天还没有及时补充上安全的水。

　　4月21日9时左右，娃哈哈13车救援物资驶到国道318芦山入口关卡。娃哈哈工作人员与四川省红十字会、雅安市红十字会、芦山县红十字会不停地联系，省、市、县红十字会也不停地与交管部门交涉，最终还是不能放行。

　　两个小时后，娃哈哈改道从雅安市荥经县高速口进入，一路上随处可见救援机械、物资的车辆因交通堵塞停放在路边。娃哈哈车队开开停停，好不容易进入荥经县，但荥经县到芦山的道路仍被堵塞，联系雅安红十字会后，被通知可将捐赠物资卸在荥经县，并由荥经县交警引导车队到卸货地点。

　　途中，娃哈哈负责人觉得不踏实，联系四川省红十字会，省红会副会长丁地禄明确说：荥经县不是地震重灾区，不能卸在荥经县。于是娃哈哈的车队又回到成雅高速，转从碧峰峡出口去芦山县。 

　　4月21日18点，灾区出现新情况，里面缺少粮食、水、油料、帐篷，这时交通部门接到命令开始放行此类车辆，但重型机械车辆仍不让进，“这类车辆里面已足够多了。” 雅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中队长罗长伟对本刊说。此时，罗长伟和他的同事们已连续工作了34个小时。在漫长的16个小时管制后，灾区外面的拥堵、混乱在慢慢缓解。

　　21日晚，经过十来个小时的辗转腾挪后，娃哈哈的13车饮用水终于进入灾区道路，本刊另一组记者也搭乘新希望集团鲜奶车进入灾区。

　　4月20日早晨8时02分发生地震，晚间19点才开始实行交通管制，延误的11个小时已造成灾区内大量拥堵。21日下午，本刊记者进入芦山县，经过实地调查得知，灾区内道路拥堵确实是从交通管制前就已非常严重。许多社会车辆和与灾情实际不符的大型机械都是在这11个小时之内进入的灾区。

　　事实是，灾区内先堵，然后实施交通管制，接着又造成了灾区道路入口及周边大拥堵。

　　尴尬救援 

　　灾区内交通混乱，另一个被抱怨对象是社会车辆和志愿者。县城马路上，物资车常常夜里一两点钟仍在到来，沉重车身碾过地面，有时令人恍然以为又有余震。

　　芦山县城内迎宾路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志愿者团体，当地媒体接待、通讯应急等服务帐篷，在道路两旁一字排出200多米。“地震后，我见到的第一位进入芦山的人是一位自驾游客，他进来主要是拍照，发微博来了。”一位灾民对本刊说，“两天了，那个人不知跑哪去了，他的私家车一直扔在路边，由于阻碍交通，刚才10多个战士把车挪走了。”

　　灾区内大量社会车辆与部分救援企业车辆都是在未实施交通管制那11个小时涌进来的。三一集团第一批6台挖掘机就是在地震当天16点到达的芦山县城，随后三一又陆续进入灾区4台挖掘机、7台起重机和20台服务车，这些车辆大部分是在交通管制前，领着通行证进来的。

　　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大型工程车辆尽管专业，但与救灾需求不匹配。地震救灾中，最先到现场的应该是什么设备，企业并不是很清楚。没办法，三一车辆只能借有通行证的便利，开始向灾区内运送物资。

　　21日晚上，四川阿坝籍藏族歌手容中尔甲找到三一前线工作人员，说自己买了两车物资从成都拉过来，要捐给当地有需要的人，但因为限行，车辆被卡在雅安。容曾为三一集团写过一首歌曲并演唱，算起来颇有些交情。于是，驻守芦山的三一工作人员连夜带着两个车证，从雅安接来了容中尔甲和这批物资。容中尔甲并不清楚这两车物资要给谁，他与其他千里迢迢拉着一车车物资前来的热心人一样，希望“直接”给到“最需要的人”——但不能送得太远，“送完物资，容中尔甲老师要赶赴北京，录制专门为灾区写的歌。”他的助理阿权说。

　　鉴于此，三一前线指挥部负责人李龙舟决定，将这两车物资对接到距离县城不远的芦阳镇罗家营安置点和涌泉山庄安置点。以生产重型机械闻名的三一集团，在灾区做起了发放物资的工作。

　　按照芦山地震的物资调配规定，所有物资到达后，需到民政物资接收点登记，如果已有明确发放方向，则须由当地一名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陪同前往。涌入的物资和有限的人手，让所有灾区发放救援物资团队将精力大量耗费在分配手续上。

　　当三一车辆来到沙坝社区涌泉山庄安置点，果然遇到麻烦。不足两车通行的路上，围满了当地村民。一位村民说，受灾三天，他们每个人才发到一桶方便面、两瓶水，希望分些物资。这时另一个村的村民跑来强调，这批物资是他们村事先联系好的。话声未落，第三个村也来了一个女人：“你们这边物资还有没有多的，我们村没有人来，娃娃们都饿得不行。”两三伙人各说各的，七嘴八舌。

　　见此场面，三一工作人员顿时手足无措。好在后来在民政工作人员协调下，物资顺利发放了。而不远处宝兴县灵关镇就没这么幸运，因多日交通不便，受灾群众未领取足够食物导致了争执乃至哄抢事件。

　　三一重工随车前来发放物资的工作人员鞠玉鹏感慨，物资发放的场景是他事前没有预料到的，“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甚至已把自己的食物拿出来先满足他们，我们也只能尽这份力了。”

　　雅安地震给这些前线救援者的经验之一就是，企业发放物资时，由于缺少事先评估，信息掌握不准，物资发放时即有遭到“哄抢”的可能，也会存在发放不均的可能。相比而言，专业救灾机构信息掌握准确，且与政府容易对接，效率就高得多。

　　芦山县广播电视中心对面空地上是康师傅“煮面”团队。22日12点左右，一名中央电视台记者拉着一位老乡挤到了康师傅方便面车前。“这是我上午去双石镇采访遇到的村民杨秀勇，他们西川村路还不通，村里人好几天都没吃饭了，你们能不能给点方便面？”女记者很着急。但由于康师傅后续物资车没来，这里分不出多余的面。杨秀勇着急地说，“带不了多，少一点也行，只要是吃的什么都行。村上1000多人饿着呢。”

　　听闻此话，本刊记者急忙带着杨秀勇找到了一家物资更多的发放点，由三一集团出车帮助运送，路上遇到了来自青海的捐赠人周先生的一车物资。于是三一的车与青海车辆一起出发去西川村。

　　车队接着往里走，路况越来越糟。陡峭的山崖边，只有一车通行的宽度，悬崖下是奔腾的江水。物资车在一段陡坡前停了下来，“过不去了，太危险。”青海司机在车上大喊，“装着这么多东西，万一掉下悬崖怎么办？”

　　车队在野牛湾塌方段停下，运费涨到了3000元，青海司机仍说车子有毛病过不去。在塌方路口等了半个多小时，西川村村长和几个年轻村民来到路口搬运物资。村主任朱文说，村里昨天已经运来了100多件方便面，只是还没下发给村民。

　　返程的路上，三一的鞠玉鹏沉默半晌，沉默过后才说“看来村民们说的也不能全信，村长领了还没发，村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事呀。”

　　鞠玉鹏对本刊说，从本次救灾现场情况看，三一一些大型机械进来太早了，“起重机、吊臂什么的，可能在灾后重建时会比较有用。”4月25日，当时间进入灾后第5天，三一带来的起重机、挖机开始在安置点土地平整和集装箱装卸中发挥作用。

　　商业企业参与救灾，面对的需求与平时市场需求不同。对于灾区内的物质需求，企业如何掌握更精确呢？而企业、社会力量巨大的救灾热情是否得到了及时引导？交通管制是否及时？随着灾情变化，不同时段允许进入灾区的各种车辆和人员的顺序是否与灾民需求相匹配？

　　要发挥商业群体和民间力量在防灾、减灾和救灾的作用，商业体系与政府救灾体系仍需要寻求更多兼容。

　　改造救灾体系 

　　雅安救灾行动中，可口可乐公司在运送、发放物资方面是遭遇困难最少的企业之一。地震当天晚上，可口可乐1300件纯净水就已送抵芦山县上里镇和中里镇。震后第二天又运入灾区5000件纯净水。

　　可口可乐做法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商业渠道，波浪式向灾区推送物资。可口可乐在雅安市和芦山县都有大仓库，地震发生后，市、县两地库存产品相继转化为救灾物资，同时公司启动了成都工厂救灾预案。市、县、省会城市三线衔接使得可口可乐灾区物流非常快捷、高效。物资发放环节，可口可乐是与壹基金合作，以实现专业分工、准确发放。

　　可口可乐商业资源转变为救灾能力模式值得借鉴。同样作为饮料企业，娃哈哈渠道就缺少这样的转变能力。在一线参与救援的娃哈哈西北区经理余强兵对本刊说：“娃哈哈没有地区性大库，我们分销体系是从厂家发货到批发商，而批发商是按需订货。”因此娃哈哈批发商库存都很少，一般也就是两三百件，而且批发商分布分散。

　　公司应该更高效利用已有网络和体系。雅安地震后，联想集团捐了3200部手机，200部功能机是给救援人员用的，3000部手机是给灾民用的。联想下发方式是与三大运营商合作，由运营商直接在当地营业厅发放，让受灾群众凭身份证领取。

　　《减防灾法》规定每个企业和公民都有义务参与减防灾工作，而不仅是救灾。“为此，企业要更多创新，要研究如何让商业体系同时具有社会功能。”壹基金项目总监李弘对本刊说，“要解决目前中国企业和公众的救灾尴尬，还得改变中国的垂直救灾体制。”

　　目前中国救灾资源和力量，中央聚集最多，然后是省会，越往下越弱。而在日本、东南亚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社区减防灾体系非常健全。以社区为基础，它的灾害响应最快，这就要求易发生灾害地区要普遍建立基于社区的减防灾体系。在国际上灾害管理的重点就是做减防灾工作。据联合国统计，减防灾工作多投入一美元，在救灾工作中可以少花七美元。 

　　本次雅安抗震救灾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之所以堵在灾区内外，说明中国基于社区的救灾、减防灾体系不存在。”李弘说，“仅仅偏面抱怨企业和公众把路堵了是没用的。”

　　4月23日-24日凌晨，雅安的雨城和灾区三县一直淋在冰冷雨中。两天前还拥挤、混乱的“雨城入口”已变得冷冷清清，尽管新闻中还不停说灾区缺水、缺帐篷，但这个门户路口已见不到任何排队送水、送帐篷的车辆了。

　　这是灾后第四天，来自民间突发的救灾热情，已经在雨中渐渐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