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少华 申孟哲
王林“大师”在“王府”对着纸符吹一口气,盖在盆下,从容不迫地掀开后,一条蛇在众人的欢呼中蜿蜒而出。这一幕日前在马云和李连杰亲眼见证后,世人只能靠网上流传的视频领略当年风采,因为此时的王林,只能躲在香港,唉声叹气地接受采访,辩解说那些赖以成名的绝技,不过是“杂耍”。
隔空移物、发功灭火、水下闭气、人体过电、隔空取蛇、绿豆治病、泥鳅奇效、道教养生……如果你对这些并不陌生,那么对这30年来的气功大师、养生大师们,想必也有所耳闻。他们曾历经千万人膜拜的风光,也曾在打假斗士与媒体攻击下黯淡收场,在本已销声匿迹时,不经意间被名流朋友们带去的光环出卖,再次成为时代的笑柄。而“大师”这个词,也在人们心中变得愈发廉价。
那些年“大师们”横跨过的领域
“大师”二字,在字典中通常被解释为“学业或技艺上造诣极高的人”。要在近年来被轰下神坛的这些“大师”中找出与此定义相符之处,则只有“学业或技艺”这两方面他们依然活跃。从“国学大师”们一马当先的传统文化范畴,到“管理学大师”们无往不利的传授经营之道,从“气功大师”们苦心经营的表演性悬壶济世,到“养生大师”们高擎的包治百病旗帜……凡大师所到之处,相关领域一片狼藉,以至于著名的反气功大师人士、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大师这个词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
国学首当其冲。已故的北大季羡林教授,生前公开表态辞去包括“国学大师”在内的三顶桂冠,但沉迷于大师热中的舆论,还是将一生研究梵文而非中国文化的季羡林推上了大师宝座,不容辩解。无独有偶,易中天在某媒体组织的一个论坛上,甫一上台,就对主持人作揖道:“我求求你了,别再介绍我是什么国学大师,真的承受不起……”
一些人的痛苦,却是另外一批人所求之不得的荣誉。近年来的“国学热”大潮,让一批鹤发童颜的老先生焕发出了事业上的第二春。毕竟,一张慈祥的脸和一把飘逸的胡须,看起来就是颇为可信的“道骨仙风”。但传统经典中,民众耳熟能详的就那么几部,新解旧解混来混去也就能讲一年半载,那些闪光的人生道理没用太久就捉襟见肘了。
至于机场、车站的书店里,则常年摆满了能帮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做成500强的“大师”著作。只是“大师”们可能真的忙于授课,没能对其管理理念亲身实践,年复一年靠走穴赚钱。即使真的有过可以称道的实战经验,也要再买个博士学位,或者给自己贴上真假难辨的“北大、清华客座教授”标签,更上一层楼。
不过,这些在“气功大师”们面前只是小巫见大巫。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气功热”,造就了一批信徒百万计的“大师”,他们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甚至还声称曾发功灭大兴安岭火灾,能让导弹偏离航向。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这些人逐渐没了市场,转而低调从商,或者私下替名流、贪官看病,最近大肆曝光的王林,正是成名于那个年代。
近些年最流行的还是“养生大师”。改革开放30多年后,人们的腰包鼓了起来,对身体的健康尤为重视,不管哪个门派,只要有历史有传说,讲好故事就能引来追随者。于是演杂耍的青年李军就摇身一变成了道长李一,道教养生生财有道;针织厂工人张悟本则将自家三代人都改成了中医从业者,假学历虚头衔样样都不能少,一把绿豆治百病;初级护士马悦凌以“不生病的智慧”独步天下,可惜造化弄人,100多人因她书中“生吃泥鳅”的妙方中毒。
这还只是浮出水面的,那些默默无闻的“大师”,市场更加广阔。光是淘宝上,与“大师”有关的商品就达数十万件,“大师”们留下的字画、古董,“大师”们开光的物件,甚至是“大师”们写在薄薄纸片上的祝愿,销量也成百上千。而那些电视上、报纸上未能爆得大名的“大师”们,也没必要怨天尤人,只能怪市场太大,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了。
至于那些目标人群定位高端的“大师”,则在不声不响间,早已赚得盆满钵满。若非马云、李连杰等人造访的消息被传到网上,王林恐怕还在他低调而奢华的“王府”中为来访的要客展示与其他名流甚至官员的合影,楼下停着他的劳斯莱斯和悍马车。
谁搭建了“大师”通往神坛的路
当一个个“大师”因曝光而倒下时,有网友戏言,在我们的时代,“大师”都快变成一个贬义词了。伴随着一茬又一茬出现的大师,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这些“大师”总有市场、总能八面玲珑地左右逢源,甚至连官员、明星、富商这些“社会精英”都奉之为座上宾?
何祚庥院士从上世纪80年代“气功热”席卷全国开始,便与“气功大师”多次公开论战,一开始虽难抵整个社会的狂热,但随着时间推移,以及政府相关文件的出台,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他们当时观点的可贵。谈及那段全国追“大师”的往事,何祚庥认为,科学界甚至不少政府官员,将大师们推向了神坛,而大量信徒的盲目追随,也让科学界的清醒声音很难发出去。
而无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民智未启、社会发展落后的阶段产生的“气功热”和“造神运动”,还是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个“大师”的产生,其中都有媒体推波助澜。张悟本正是通过做客湖南卫视某节目迅速走红,但其知名度上升太快,以至于他的绿豆疗法将批发市场的绿豆价格推高了一倍多,更是自称《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四个月内销量过百万,悟本堂诊所一号难求。
在社会背景和媒体助力之外,“大师”们之所以能登上神坛,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瞄准了“市场需求”。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师”们之所以能有市场,首先是依靠杂耍手段的“神功表演”吸引受众,但最核心的要素一般有两个,即治病和预测未来。而这两点,都瞄准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无论是生理健康还是心理健康。
张颐武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问题越来越关注,特别是中老年人对这些问题尤其关注。而这也给了那些“养生大师”以市场,他们以简便易行、不一定能保证“神效”但基本无害的药方行走江湖,这种手法古已有之。而更重要的是,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压力、对未来的焦虑无时无刻不困扰着人们,这时,心灵鸡汤也好,预测未来也好,都成为“大师”赖以四面通吃的伎俩。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明星富商,对“大师”大多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寄希望于从“大师”那里寻得一剂良方,填补因信仰缺失而留下的空白。就连一位“80后”都能自封为“风水大师”,通过在淘宝售卖“心灵安慰剂”一般的“开光灵符”而年入千万了。同时,张颐武也认为,这些“大师”也善于与明星、官员、富商构建关系网,在逢场作戏与精心设计里为自己牟利。
有市场、有需求、有魔术和杂耍般的“拿手绝技”、有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社交技巧,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大师”们便乘势而起,在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里,半是自封半是被推地登上了神坛。
不为“大师”所惑需媒体公众合力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越来越便捷的媒介渠道,既造出了更多“大师”,也加速了“大师”们的灭亡。“大师”祛魅的速度早已今非昔比,当年何祚庥们通过五六年斗争才揭开气功师的本来面貌,但张悟本从被揭发到倒下只用了几个月,王林则是寥寥数天。就连因违建楼顶别墅而被牵出的“治癌神医”张必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愤愤地大骂“王林牵连了我”。
“最近冒出来的王林最多算个‘小师’。王林知道太招摇撞骗不行,所以刻意低调,因为前面的‘大师’下场他都看到了。”何祚庥说,如今的情况已经比当年好得多,不再需要科学家特意向中央打报告,媒体的曝光就足以将他们拉下神坛。
回首“大师”们的登顶神坛与跌落之路,人们往往感慨良多。而这条充满诱惑又贻害无穷的“神坛之路”,是否有办法根本断绝?
说起真正的大师,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乃是必要条件。“我们都很清楚真正的大师是怎样的人。”何祚庥说,“他们有战略思维,能够看到影响科学全局的大问题。有很好的科学功底,比如丁肇中的实验功底,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理论功底,还要有献身科学的志趣。那个年代不少科学界人士也希望一蹴而就,想靠气功做出成果来震惊世界,肯定是不行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欲?在通向成功和幸福的坎坷道路面前,人们往往希望能有捷径。命运、风水、奇迹、“神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都是国人迷信的重要元素。从皇帝到官员,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论是阴阳五行、谶纬之学,还是长生不老、飞升成仙,都构成了中国“迷信传统”的悠久脉络。自王充写下《论衡》已有将近2000年,范缜的《神灭论》亦已问世1000多年,但迷信依然在中国的大地上“野火烧不尽”地繁衍生息。虽然随着时代发展,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大师”动辄拥有数万甚至数十数百万信众的状况已一去不返,但通往理智与科学的道路依然充满崎岖。
2011年公布的第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仅为3.27%,仅相当于日本、加拿大、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因此,无论是教育机构、专业的科学工作者,还是国家政府机关、公众媒体,都有向民众传播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常识的责任和义务。只要迷信的土壤还在,就仍有可能在未来滋生“大师”。
在采访中,何祚庥和张颐武不约而同地提到,在今天,在使用“大师”“公知”这样的词语时,人们的言语中都带有了一丝调侃和讽刺的意味。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一方面,人们依然需要专业人士的意见作为参考,但同时,“大师”和“公知”这两个词曾经带有的“全知全能”色彩的褪去,也代表着民众独立、质疑精神的发展。
张颐武认为,要真正根绝“大师”现象的出现,重要的是在转型期的浮躁社会氛围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无论是兜售着开光灵符的“风水大师”,还是叫卖着预测未来的其他“大师”,瞄准的都是人们焦虑不安、需要安慰的心灵。但如何祚庥所言,在通往科学的道路上,并无捷径。人生的道路,亦是如此。
制图:潘旭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