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庭审纪实(4)
环球人物2013年第24期封面
11月16日上午，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做出尼尔·伍德系酒后猝死的结论，不作刑事案件立案，王立军未提出异议。
11月17日，王立军主动将郭维国等人现场提取的记录薄谷开来到过现场的酒店监控录像硬盘交给薄谷开来。薄谷开来在证言中说：“王立军对我说这是南山丽景酒店的监控录像硬盘，录像显示我去见过尼尔以后，再也没有其他人去过。他的意思是为了保护我。”
郭维国等人通过做工作，使尼尔·伍德家属认可了酒后猝死的结论。11月18日，尼尔·伍德尸体未经解剖在当地火化。当晚，王立军将该情况电话告知薄谷开来。张晓军在证言中称：“2011年11月18日晚上，王立军给我打电话让薄谷开来来接，薄谷开来接过后说，王立军来电话说了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
王立军在供述中称，他明知该案如果他杀成立，会是重大案件，但为了不得罪薄谷开来，他回避了这个案件。“说句实话，这个案件如果不是牵涉到薄谷开来，我肯定会安排多管齐下，早就把这个案件查清了。”
虽然王立军与薄谷开来关系密切，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证据显示，“11·15案件”案发前，王立军和薄谷开来就因为种种原因产生过矛盾。2011年8月12日，薄谷开来之子薄瓜瓜有事想见王立军，王立军人在重庆市区但不想见他，就让司机说自己在万州，结果薄瓜瓜在夜赴万州的路上差点出了车祸，薄谷开来因此对王立军很生气。
“11·15案件”发生后，薄谷开来担心案情暴露、采取了毁证等一系列行动，王立军对薄谷开来不断折腾、知情面不断扩大产生不满。
2011年12月14日，薄谷开来专门设宴，请参与“11·15案件”办理、替自己掩盖杀人行为的李阳、王鹏飞、王智等人吃饭。王立军在供述中称，“第二天，郭维国带着王智和王鹏飞来到北京，我当着郭维国的面把王智和王鹏飞骂了一顿。我认为应该是我骂他们的话传回了重庆。从去年(2011年)12月14日以后，薄谷开来就跟我变脸了，接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没有以前热情了，开始对我防备。”郭维国、王鹏飞、王智也证实了上述情节。
2011年12月底，王立军身边4名工作人员被非法审查。王立军和薄谷开来的矛盾越来越大。
2012年1月28日，薄熙来听取了王立军关于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的汇报。次日，他斥责王立军诬陷薄谷开来，打了王立军耳光并摔碎茶杯。
王立军在回忆当时的场景时称，薄熙来对我进行打骂，实际上是用暴力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让我继续对“11·15案件”进行调查。
当时也在场的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的证言印证了王立军的说法：薄熙来把我也叫去，还当着我面打骂王立军、摔茶杯，也是在做样子给我看，目的是要震慑我，好让我别再说出薄谷开来有杀人嫌疑这样的话来。说白了，薄熙来就是用他的权力阻止公安机关继续对“11·15案件”进行侦查。郭维国在讯问笔录中称：“打了王立军，这个矛盾就公开化了。”
矛盾激化后，王立军当日即安排李阳等人重新调取证人证言，妥善保管尼尔·伍德心血等关键物证，重新整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证据材料，并提供了其秘密录音资料。后又将整理的卷宗交由李阳等人转移、保管。
王智在讯问笔录中称：“1月29日，王立军把我和王鹏飞、李阳喊到他办公室，让我们重新整理‘11·15案件’卷宗。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制作了卷宗。王立军让我、王鹏飞和李阳分开保管，要放在安全的地方。”他还说：“我知道王立军当时和薄谷开来‘翻脸’了，不然王立军也不会让我们整理这些卷宗，他启动这个案子应该有他个人的目的。”
在打完王立军当天，薄熙来根据薄谷开来的要求，同意由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吴文康对根据王立军授意以辞职信方式揭发薄谷开来杀人案的“11·15案件”承办人王智、王鹏飞进行调查。
2012年2月1日下午，薄熙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免去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按照薄熙来的要求，市委组织部于次日宣布了该决定。
2月初，王立军身边另外3名工作人员又被非法审查。王立军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遂产生叛逃的想法。
2月6日，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借故取消原定公务安排，于当日14时31分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对王立军的起诉书显示，在美领馆内，王立军与美领馆官员就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等事项作了短暂交谈后，即称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美方提供庇护，并书写了政治避难申请。
得知王立军叛逃后，2月7日凌晨，薄熙来纵容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薄谷开来参与王立军叛逃事件的研究应对，并同意薄谷开来提出的由医院出具王立军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意见。当日，薄谷开来和吴文康协调重庆有关医院出具了王立军“存在严重的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的虚假诊断证明。
经重庆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劝导，王立军于2月7日23时35分自动离开美领馆，愿意接受调查。王立军离开美领馆后，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问题，提供了所整理的相关证据材料。
2月8日，薄熙来批准对外发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消息。公诉人指出，薄熙来的一系列行为，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公信力严重质疑，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3年8月25日的庭审过程中，在就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事实进行质证时，薄熙来表示：“现在一直说我免掉王立军局长的职务，这是错误的，我只是调整了王立军的分工，让他负责工商、教育、科技，我绝无贬低他的意思。”
审判长问：被告人薄熙来，你刚才所说的意思是，你对王立军是调整分工，不是免去他公安局局长的职务，是这样的吗？
薄熙来答：我确实是免掉了王立军的公安局局长职务，但这是一个调整分工的过程。
公诉人出示的书证表明，中央规定，地方党委决定任免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征得上一级政法部门党组(党委)同意。相关证人证言指出，在有几位同志提醒的情况下，薄熙来仍旧违规、越权决定免去王立军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王立军、王智、王鹏飞等人在证言中均指称，薄熙来当时作为重庆市主要领导，在有人向其揭发其妻涉嫌杀人后，非但不要求对“11·15案件”重新调查，反而采取一系列手段阻止继续查办案件。
薄熙来及其辩护人还提出，王立军、薄谷开来等证人与薄熙来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其证言的客观性、真实性存在疑问。薄熙来表示，滥用职权行为跟自己无关。公诉人认为，王立军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一致且与其他证人证言、书证相互印证，真实可靠。
公诉人指出，一系列证据证实：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和不正确履行职权，是导致“11·15案件”不能及时依法查处和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并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
庭审前后
8月26日上午，控辩双方展开法庭辩论。11时许，经薄熙来本人同意聘请的辩护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贵方、王兆峰开始发表辩护意见。辩护人说，被告人在庭前告诉我们，他依赖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职业忠诚和职业能力。
庭审结束时，李贵方在法庭内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庭前，我们依法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复制了相关证据，并20多次会见被告人，就辩护思路等与薄熙来充分交换了意见。在这几天的庭审中，我们主要是围绕公诉人指控的罪名和相关诉讼程序进行辩护。特别是对被告人和我们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一些问题，我们依据事实和法律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我们相信，法庭能够在充分重视和听取辩护意见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据记者了解，在案件侦查阶段，办案人员调查了97名相关当事人和知情人员，掌握了大量证据，并依法告知薄熙来有权委托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提讯了被告人，既注意收集有罪供述，也对其合理辩解依法研究认定。检察机关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安排专人为辩护人查阅案卷提供了帮助。
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由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于今年7月25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组成合议庭，向被告人及时送达起诉书副本，告知了相关诉讼权利。依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8月14日，合议庭组织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召开庭前会议，就案件的管辖、回避、公开审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调取新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8月1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就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时间、地点发布公告，并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分别送达了开庭传票和出庭通知。
济南市天桥区居民孔祥英说，我是第一次旁听涉及高级别官员案件的法庭审理。通过旁听庭审，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案情。薄熙来曾经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相信人民法院一定会作出公正裁决。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薄熙来案的庭审，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8月22日至26日，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整个庭审过程公开、透明、依法，程序和实体都经得起事实、证据和法律的检验。这再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对薄熙来的查处，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到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从依法指定管辖，到公开透明审理，纵观整个案件查办过程，从一开始就沿着法治轨道逐步推进，法治精神、法律原则、法律规范得到充分体现，这是我们党反腐败的基本思路，也是我国司法文明进步的有力体现。
在这一案件公开审理过程中，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准许媒体和各界人士旁听，新闻媒体做了及时充分的报道，同时法院积极探索司法公开方式，设立新闻发言人、开设官方微博、向媒体及时披露信息，确保案件审理公开透明。司法机关依法告知并保障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在近5天的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充分行使举证、质证和辩护权利。特别是，法院依法举行的庭前会议，针对案件管辖、回避、公开审理、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明确了庭审质证、辩论焦点；在案件重要犯罪事实、重要情节质证环节，除了当庭依法举证、示证，法院还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这些都体现了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完善司法程序、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要求。对检察机关起诉的3项罪名，法庭严格遵照法定程序，深入调查了大量证据，并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彰显了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司法理念，体现了对程序正义、实体正义的追求。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从严治党的一贯要求。对薄熙来一案的审理充分表明，惩治贪污腐败，我们有党纪之严，更有国法之束。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反腐败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用制度约束权力，使权力正确规范地行使；在法治框架下查处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我们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近期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都表明，对于贪污腐败，不管涉及谁，不管涉及哪一级，我们都会坚持一切皆断于法。这种对法治的共识，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每一步，体现在反腐倡廉的每一个环节。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我们就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能从源头上、根本上遏制特权思想、预防权力腐败、维护法律尊严。(据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
编辑/肖莹 王乐然 美编/陈思璐
图编/傅聪 编审/刘爱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