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地来，悄悄地走。这句脱胎于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的诗化的语言，是史铁生散文《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的灵感来源，也是他和他的主治医生凌锋等人的生死观。

　　作家史铁生生前多次表达，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

　　记者_郭丽萍 北京报道

　　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的办公室里，凌锋在白纸上画了一条黑线，利落得像她多年的短发和身上的白大褂。在黑线的末端，她添了一个句号。

　　黑线是生命，句号代表死亡。对于做了四十年临床医生的凌锋来说，死亡确实就像文章里的句号一样平常，只是采用何种方式的问题。

　　“‘尊严死’(DeathwithDignity)与‘安乐死’(Euthanasia)不一样，”凌锋用笔尖指在黑线中间的某一点上说，“‘安乐死’是生命还没到句号这个地方，按照病人的要求，为病人提前结束生命。”

　　笔尖移到黑线末端。“生命到了末期，尊重病人的意愿，放弃治疗，实现自然地死亡，叫‘尊严死’，不违法。”

　　这些年，凌锋一直是“尊严死”的倡导者、实践者。她曾帮助著名作家史铁生和她的公公实现了“尊严死”。而她自己与丈夫也已达成共识，他们都选择临终的时候，自然、有尊严地离去，不做无意义的延缓，把这个句号拖成省略号。

　　悄悄地来，悄悄地走。这句脱胎于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的诗化的语言，是史铁生散文《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的灵感来源，也是他和凌锋等人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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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史铁生，《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2010年12月30日，凌锋接到了一个焦急的电话：史铁生突发脑溢血，你去看看，帮忙抢救一下吧。

　　凌锋赶到的时候，史铁生已经躺在朝阳医院急诊区的临时手推板床上，呼吸微弱，瞳孔已经渐渐放大。经验丰富的她将预后(指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程和结局)告知了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

　　陈希米选择放弃一切介入性的急救措施，希望史铁生能平静地离去。她告诉凌锋，这不是她即兴的决定，而是史铁生生前郑重的预嘱。他们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里，不只一次地讨论过死亡，安排如何应对死亡，处置遗体。史铁生多次表达，只要自己身上还有一件对别人有用的器官，那么当他最后离开世界时，就一定无保留、无条件捐赠他人。

　　凌锋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关于生命的体验、死亡的思考，贯穿了史铁生30多年的写作生涯。作为史铁生的主治医生和十多年的老朋友，凌锋读过很多他的作品，知道他怎么看待生死。他的生死观，早已概括在《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这篇文章里。

　　现在，死神已然站了起来，不由分说地。凌锋知道史铁生不想拖延，因此，她对陈希米的选择给予了支持。

　　凌风环顾四周，急诊区里，挤挤挨挨排了几十张病床，躺满了人，打针送药，进进出出，闹哄哄的。凌锋当即把史铁生转到她工作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安排他住进较为安静和温馨的重症监护室单间。

　　凌锋联系了协调华北地区器官捐献的天津红十字会。陈希米平静地签署了停止治疗的知情同意书，又在捐献肝脏和角膜的文件郑重地签上名字。护士小心翼翼地为史铁生做着基础护理。

　　在亲朋好友以及天津医护人员的车队护送下，史铁生被转至北京武警医院进行器官摘取手术。史铁生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但他一直硬撑着，以便让每一个要捐献的器官都处于最佳的移植状态。

　　2010年12月31日3时，到了武警医院后，史铁生才慢慢停止呼吸，表情安详得像睡着了一般。所有医护人走向他，在《安魂曲》中三鞠躬。

　　手术完毕之后，医生们为他做了最细致、完整的缝合手术。9个小时后，史铁生的肝脏、角膜在两个新的机体中延续着生命。

　　凌锋亲手帮史铁生整理衣领，帮助家属收拾遗物、抬遗体。“他活着有尊严，死了也有尊严。”凌锋说。

　　2012年5月5日是崔静宜95岁生日，护士特地讲病房用气球、彩灯、鲜花精心布置了一番。家里人还特地做了件喜庆的衣服，换下他平日长传的单调的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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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

　　—《康复文本断想》

　　凌锋是“尊严死”的倡导者，也是罗点点创建的“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的专家委员会委员。早在史铁生去世前那年的全国“两会”上，她就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有关倡导“尊严死”的议案。

　　在四十年的临床工作中，凌锋没少碰到各种例子。最极端的是，有一位病人早已经脑死亡，但呼吸、心跳、血压还用设备维持着。“当一个人不能自主地支配自己所有的一切，浑身被插满管子，又像翻麻袋一样的，由护士天天翻来翻去，你觉得他有尊严吗？”

　　人总是要死的，不应违背这种自然规律，或违背人本身的意愿。虽然现在的医疗已经发展到可以依靠设备来延长死亡，但在凌锋看来，这是一个浪费、尴尬而且毫无尊严的过程。

　　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对于具体怎样才是有尊严的死，对于最后死的状态、方式和过程，1000个人也有1000种想法。凌锋总结了自己的心得：“‘尊严死’的本质是，生命句号来临的时候，病人的意愿得到尊重、满足。”

　　在史铁生去世两年之后，凌锋也帮助公公实现了“尊严死”，这个轨迹与史铁生竟是如此的相似。在送走公公的过程中，无论是从医生，还是家属的角度，凌锋心里都觉得很欣慰，没有丝毫纠结。因为她觉得，她遵从了老爷子那些简单并且高尚的意愿，尽了全力让他走得安详、有尊严。

　　在凌锋眼里，公公一生波澜壮阔，一直是一个热爱生活，又很能够善待生活的人。

　　公公叫崔静宜，是个老革命。1917年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高级工程师，因为家境殷实，他上了高中。他的姐姐崔静吾是天津女子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在“九一八”事变时就参加了抗日，是个卫生员。1938年，公公也跟着入了伍，成为八路军的一员。

　　在89岁的时候，公公发现血尿，检查后才知道是左输尿管透明上皮癌。同时，他的右肺也发现了一块阴影，是个小小的肿瘤。由于创伤会比较大，还有风险，两个手术不能一块做，所以只用腔镜把左肾、输尿管和一小部分膀胱切除，也没做副作用大的放疗、化疗。

　　凌锋说，老爷子一直很乐观，他说要跟肿瘤争时间、争速度，而且还要战胜它。

　　经历过多年战争、“文革”、曾痛失至亲、至爱，公公对生死早已看开。抗日战争期间，他的姐姐在带着30多个伤员转移的过程中，为了引开围剿的日本兵，被敌人的刺刀挑死。1949年后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公公，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他从打压、戴高帽、住牛棚、游街、批斗这些令人的尊严丧失殆尽的遭遇中，都熬了过来，因为有婆婆的支持。婆婆张淑敏也是一位老革命，但在1974年因病早逝，让公公又一次面对了死亡。

　　“所以公公认为每一天都是赚的。”凌锋说，“当一个人对生死都很豁达的话，那他平时的待人处世就很不一样了，不会那么尔虞我诈、斗得你死我活。活着的时候享受每一天，也能坦然面对死亡。”

　　老爷子生活非常规律，一分一秒都非常准确，不管多累、多忙，每天的锻炼都不落下。即使是做完手术，也还按凌锋的要求，每天走1000步，所以恢复得不错。出院后，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走三四公里。虽年届九旬，他的脑子、耳音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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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我与地坛》

　　直到2011年，老爷子肺里的肿瘤发展到了拳头大，入住北京协和医院，活检结果是肺腺癌。凌锋一家人都认为，最好不要去动它，否则遭受的打击和痛苦更大。

　　从当年10月入院到12月30日转院，这三个月是公公最痛苦的日子。他一直喘不过气，在躺椅上一会儿仰着，一会儿坐着，就是没法躺平身子，屁股都快坐烂了，血液回流不上去，腿肿得严重。老爷子70年的烟龄，一直到85岁才戒，在呼吸困难的折磨中，痛悔抽烟太多，见谁都劝戒烟。

　　难受极了的时候，公公对凌锋说：“你能不能给我打一针让我过去算了，太痛苦了，我这辈子知足得很。”

　　凌锋回答：“我前脚给你打针，后脚就进监狱了。你不能让我做一个谋杀者吧。”这种“打一针”过去叫“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仍有广泛的争议，在中国，尚没有法律依据。

　　公公笑了。

　　不过，即使现行法律允许“安乐死”，凌锋觉得自己也不能这么做。因为她很明白，这只是公公太难受时说的气话，不是他的真实意愿。

　　其实老爷子的求生欲望非常强。即使是在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坚持出去遛弯，扶着轮椅像小孩学步一样走路锻炼。凌锋也知道，其实公公还有三个愿望：第一是能过元旦，第二个是能过春节，如果能再好的话，最好能撑到5月过95大寿。他只是希望痛苦能够得到解决。

　　因此凌锋想了一切办法来减轻公公的痛苦，24小时吸氧，并且最大量，但没能有根本改善。她告诉公公，唯一的办法是切开气管，用呼吸机带动呼吸，但是这样就说不了话，不过可以用写字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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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史铁生，《病隙碎笔》

　　2002年，凤凰卫视主播刘海若在英国旅游的途中，发生火车出轨事故。经英国医院抢救后，刘海若被判定脑干死亡。她的家人反对这个意见，要求中国专家一同会诊。凌锋接到指令，飞往伦敦会诊。凌锋发现，虽然刘海若伤势严重，但仍是自主呼吸，因此她判定不是脑死亡。经过精心医治，刘海若逐渐恢复了健康。

　　“有时是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这是美国医生特鲁多(E.L.Trudeau)的墓志铭。他不仅是美国首位分离出结核杆菌的人，并创办了一所“结核病大学”，还在生前创建了第一家专门的结核病疗养院。

　　对于这句铭言，有人说它总括了医学之功，说明了医学做过什么、能做什么和该做什么；也有人说，它告诉人们，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疗、治愈，更多的是帮助、安慰；还有人说，它昭示了未来医学的社会作用。

　　凌锋很推崇这句话。她认为，救死扶伤一直被认为是医生的天职，但其实安慰和帮助占了绝大部分。“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但不希望死变得那么痛苦、恐惧，有些疾病无法彻底治愈，因此怎样减少病人的痛苦，是医生的一个重要命题。”

　　2012年元旦前夕，凌锋帮公公转到了两年前她安置过史铁生的宣武医院ICU重症监护室，并用上了一系列减轻他痛苦的措施。

　　切开气管、接上呼吸机之后，公公终于可以躺平身子，腿上的浮肿不久就退了。凌锋给老爷子用了一种短效的麻醉剂，只要不舒服，就打开麻醉剂开关。虽然现在有很多可以减少病人痛苦的药物，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无法推而广之。首先是价格昂贵，不是所有人能承担得起，其次像这种麻醉剂得在严格的医疗条件下才能提供，因为它对呼吸有抑制，必须配有呼吸机。

　　呼吸顺畅之后，老爷子能在病床上看电视、写字表达了。借助麻醉药，一宿能睡得安稳，早晨药一停，他就醒了。如果要吸痰、大便，老人家痛得难受，就又把麻醉药打开。休息好了，就不会太难受，胃口照样很好。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海峡两岸的动态，最爱看的节目是《海峡两岸》。那会儿凌锋参加全国“两会”，还经常到医院跟公公聊一聊“两会”的情况。

　　老爷子爱笑，一直到临终也都是红光满面。医护人员也都很喜欢这位可爱的老头儿。

　　5月5日是公公的95岁生日。护士特地将病房用气球、彩灯、鲜花精心布置了一番。家里的一些成员也特地从国外回来跟老爷子团聚。一家人在病床边跟他合影，虽然他气管里接着管子，但脸上还是笑呵呵的。他们还特地做了件喜庆的衣服，换下他平日常穿的单调的病服。

　　在照顾老爷子的过程中，凌锋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向更多的病人实施这种无痛苦的临终关怀。凌锋说，很多的癌症的晚期都是痛死的。周恩来1974年6月间因癌症晚期住院治疗，一年之后，他被癌细胞吞噬得只剩皮包骨，体重只有61斤。邓颖超在晚年一度支持安乐死。

　　凌锋已与丈夫有过很充分的详谈，他们都选择真到了临终的时候，不去做无谓的“延长”，也要尊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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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节日已经来临/请费心把我抬稳/躲开哀悼/挽联、黑纱和花蓝/最后的路程/要随心所愿

　　呵，节日已经来临/请费心把这囚笼烧净/让我从火中飞入/烟缕、尘埃和无形/最后的归宿/是无果之行

　　呵，节日已经来临/听远处那热烈的寂静/我已跳出喧嚣/谣言、谜语和幻影/最后的祈祷/是爱的重逢

　　—史铁生，《节日》

　　过完95岁大寿之后，老爷子不断地伸出三个手指，每次吃饭也只吃三口。保姆一直猜不着是什么意思，就找来凌锋。

　　家人都知道，凌锋对老爷子的心思猜得最准。他在病房里用来表达的字写得很潦草，但凌锋都能看出是什么字。

　　凌锋一到病房，公公又伸出三个手指头。她俯身问：“爸，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三个愿望都已经实现了，想走了是吗？”

　　老爷子点了点头，没再伸手指。

　　再往后，公公的意识一天天地丧失，最后肾衰、无尿。医生们建议用透析，但体内的水排不出来，整个人会浮肿变形。

　　凌锋觉得没有意义了，因此决定不做透析，让老爷子自然地走。她很清楚，老爷子肯定不愿意以这种状态离开人世。“他是那么爱整洁、那么帅的一个老头儿，最后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他能愿意吗？肯定不能。”而且他已经陷入昏迷，叫不醒了。

　　89岁那年入院做手术的时候，公公就已跟家人要求，他们必须告诉他所有的疾病，而且必须讲得特别透。他还说过，不要无谓的检查，他不愿意很痛苦地活着，并把医疗决定权交给凌锋。

　　家人的意见也都很一致。“我们家很开明，对这个问题都有共识。”凌锋说，“公公清醒的时候很享受他所有的一切，当他不能享受的时候，不想再这么拖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孝顺。”

　　2012年5月23日，凌锋做出了与当初陈希米同样的选择，放弃治疗。家人都在身边，老爷子走得无牵无挂，神态非常安详。

　　进协和医院的时候，公公就知道住进去是出不来了。他仔细地跟家人商量了身后事：不要举行追悼会，通知亲属举行遗体告别就行了。他还交代要树葬。

　　凌锋还帮公公实现他的遗愿，死后遗体全部做解剖，对医学有用的器官留下。虽然80岁以上的任何器官都不能用了，器官没捐献成，但他做了全身的解剖。病理解剖报告还是为医学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信息。

　　凌锋一家人只在家庭内部只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放了一个回顾老爷子生平的PPT，配了点音乐。除了家人，只请了公公病房的医生、护士。在最后的5个月里，医护人员都跟这个慈祥的老爷子成了好朋友。

　　遵照老爷子生前的意愿，凌锋直接把他的骨灰和先前早逝的婆婆的骨灰，合埋在树下，没用骨灰盒，这样才能如他生前所说，被树吸收。原本家人已经在屋前种好了一棵菩提树，因为老爷子觉得前面太闹腾，所以他们在后院重新种了一棵银杏。他们还曾把种好的树拍了照片，带到医院给老爷子过目。

　　在树下，家人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墓碑。墓碑上的文字，老爷子生前就有交待。老爷子喜欢花草，所以银杏树下，总有点点的小草花，橙的、黄的、白的三色。石牌就掩在花丛里，他们回家的时候，时不时要去看看，把墓碑擦一擦。

　　凌锋说：“在我们的心里头，有思念，但是没有悲伤。在他活着的时候，对他尽心尽孝，在他身后对他所有的意愿给予满足，身后仍然跟我们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欣慰的事情。”

　　她还替老爷子在墓碑上面刻了一句墓志铭：“我们悄悄地来，也悄悄地走，留下一片绿，庇荫后人。”

　　这是凌锋对生死的理解，也是对两位老人一生的诠释。她已与丈夫有过很充分的详谈，他们都选择真到了临终的时候，不去做无谓的延长，也要“尊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