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作弊

　　在云南昆明，当年“人体科学”的研究者们，至今没有停止特异功能的“诱发”试验。

　　继1979年四川唐雨之后，“特异功能”儿童在全国各地接连出现，云南也不例外。当时任教于云南大学物理系的罗新、朱念麟和张一方便是“人体科学”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云南大学的“人体科学研究室”也在1984年设立。1990年代罗新还曾在学校专门开设了“人体科学研究”课程。

　　罗新在电话里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13年自己又组织了新的一批小孩进行“超能力”开发。暑假期间，每周甚至安排四天的培训。事实上，三十年来，罗新有无数个周末跟小伙伴们在一起。

　　在罗新的一篇个人博客里，列出了从2007年到2012年，他与朱念麟等人“培训”的十多批“特异功能人才”，每一批少则三五个，多则七八个，对象多是留守儿童。事实上，为了能让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这些“培训班”还承担了“补习文化”的功能。

　　2012年10月，在实验室，朱念麟曾向时代周报记者展示了小孩们近几年的培训记录和“特异痕迹”，并让记者参观了3个小孩“手心认字”和“离体认字”的经过。

　　每个曾参与“培训”的小孩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装着记录培训结果的表格，大部分的记录显示“认字”成功，并保留原始纸条，少数显示未能成功辨认。“特异痕迹”则各式各样，有被剪断的回形针、嵌在塑料壳中的红色指印、拧上螺帽的螺丝……朱念麟介绍，这些几乎都是小学员们不使用正常工具或不接触物品就能实现的效果。

　　真实的“实验”，却没有实验记录和“特异痕迹”看上去那么神奇。培训老师从装有许多折叠好的小纸片的糖果盒中随机拿出一张，分别递给3个小孩。按照规定，受试者只能手握纸片或身体不接触纸片认出上面的字。

　　“认字”过程持续时间较长、中间孩子们小动作不断，指导老师们似乎无意进行控制，很多时候在与旁人聊天，间或提醒或鼓励下小孩。

　　记者在不得不一个人盯着3个小孩的情况下，依然发现了其中2个在“离体认字”的过程中，调换了一开始派发的纸片，因此最终全都“成功认出”。

　　“我们会非常小心，我们做的本来是饱受争议的事情，如果还让别人说你们作弊，那不是白做这么多年？”被问及培训过程是否会鼓励小孩作弊、撒谎时，朱念麟如是说。而当记者提醒朱念麟小孩作弊后，他表示“有这种可能，今天的实验不严格，今后会注意”。

　　矛盾的是，朱念麟等研究者一面公开承认作弊之常见，一面又对作弊的指责极其敏感。

　　时代周报记者2012年探访罗新的“培训班”时，被告知小孩的流动性太大，能力开发情况也不太“稳定”，从而没有表演。而另一名研究者张一方在单独接受采访时谈到，罗新先前带领的一批孩子被发现作弊较多，这一情形被写进了当时的报道中。

　　罗新因此在博客中指责张一方：“面对中国人体科学及云(南)大(学)人体科学三十多年巨大、优秀的成果，却对记者大谈‘作弊较多’。”

　　“叛徒”

　　1997年，何宏也是目睹云南大学特异功能实验乱象的人之一。那时他正任职于507研究所，是“人体特异现象存在性检验工作组”最年轻的成员。

　　507研究所曾是国内唯一有正式编制和经费的特异功能研究机构。后来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也挂靠该所。

　　199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物理系做了三年博士后研究的何宏，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放弃常规的实验物理学研究，回国从事特异功能研究工作。

　　他希望通过对神秘现象的探索，解决自己精神上的困惑。这些困惑既来自于早年练习气功的经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秘体验，也有留学期间对宗教和哲学的思索—超自然现象到底为什么会产生？有没有真实的一面？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能否沟通、是否统一？

　　507研究所接纳了这个年轻的海归博士。不过到研究所报到时，何宏发现，随着特异功能热潮渐退，人体科学课题组的人员已萎缩至最低人数。在这种局面下，何宏只能通过观察所里的“功能人”表演、查验以往研究资料和外部调研的方式，开始考证研究。

　　在对特异现象有了更全面了解的同时，何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他翻查了所有能看到的文字和录像资料，却发现里边有太多的疑点；即便那些曾经获奖的各项“成果”，在研究者本人言之凿凿的证词之外，并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当慢放录像、仔细查对，总能发现问题，比如失控的场面和掉包的痕迹。

　　而去别处现场考察时，何宏看到的还是混乱和假象。人们一面援引更“权威”的507研究所的实验成果，一面自己这边拿不出有说服力的东西。“在我来了之后，基本上走到哪里哪里就崩盘了，这样一来我就有了恶名。”

　　“崩盘”的就包括云南大学的“特异功能诱发实验”。“我们当时直白地说，这种实验我们不能接受。你认为你是在诱发‘特异功能’，我们认为你是放任甚至诱使孩子欺骗。”1998年，何宏还联合一位心理学者写了一份《关于立即中止在少年儿童中诱发“特异功能”的呼吁》，递给人体科学研究的领导层。

　　何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曾给担任人体科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的钱学森写过四封信，其中在1996年的一封信中，汇报了自己看到的广泛的作弊，钱学森回信表示十分重视。

　　1997年，到美国参加了“超心理学”暑期培训班以后，何宏又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包括国外一百多年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却无突破，以及国外超心理学家来华考察后对耳朵认字现象研究评价不高等情况。但这次没有得到回应。

　　“作为内部的人，当我说我看到的最重要的试验都是掉包完成的，我的话就被当成对人体科学的最大伤害。”不过，何宏表示，当时人体科学工作的主要领导也“心里不太踏实”，因此当时应一批科学家之请，在国家体育总局气功部的支持配合下，1996年底酝酿成立了“人体特异现象存在性检验工作组(筹)”，希望兼顾多方意见，通过严格设计实验，考察真实性。

　　工作组在两年间开了很多次会，光检验章程就修改了十七稿，甚至“反伪科学”一方的何祚庥也接受邀请，指派代表参与了试验章程的设计和实验样本的准备。最后根据设计的实验程序，工作组做了几次实验，包括让孙储琳等“功能人”辨认“残留信息”，但没有得到令人鼓舞的结果。

　　到了1999年，政治形势变化，“人体科学研究”被要求立即停止。由于课题无法再继续，以及为了避免个人观点和身份所带来的尴尬，何宏提出离开507研究所，顺利得到批准。

　　“我是507所人体实验室最后一任负责人，”这成了后来何宏回忆往事时的开场白。

　　无尽的困惑

　　“人体科学界认为我是叛徒，另一方的科学家又认为我走火入魔。原因是我踢翻了这么多神坛，打翻了这么多证据之后，我认为特异功能不完全是骗局，可能有真实现象埋没在大量的假象和骗局里面，而且它们可能是不可能被严格证明的。”何宏说。 

　　踏入特异功能研究领域的科学工作者的初衷，是找到真实的超自然现象，并发展出科学的理论去解释，这其中包含了诱人的前景。当年主动投身其中的何宏也不例外。尽管情况与想象差距甚大，他依然不愿承认一切所谓超自然的现象根本不存在，用他的话说，是“不做全称否定”。

　　“95%是假的，但还有个别值得探讨。”何宏也找到了“很难挑剔”的案例，比如他到507研究所之前，所里的工作人员做的一对鞍山姐弟的“隔墙透视”实验。

　　何宏没能通过特异功能研究解决自己当初的困惑，反而这段经历将人类社会和精神领域更多的复杂性摆在了他的面前。

　　“研究者们满怀热情，对作弊却浑然不觉，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特异功能，你也不知道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何宏提到，包括那位北京著名高校的老师在内的特异功能研究者，一个共同点，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当年也是被“诱发成功”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没有欺骗自己，自己的观察也没有欺骗自己。”

　　尽管只赶上“人体科学研究”的尾声，研究工作仍让何宏深深体会到“个人经验和事实真相之间的矛盾”。“人们描述的是他们头脑里的东西、是他们相信的现象，不一定是真实。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真实的真相。”

　　然而这一矛盾的揭示者，本身也矛盾重重。何宏用了一个比喻，称自己“又在研究、又在反思”的状态，就像“抓住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

　　只有当将超自然现象本身存在与否的问题搁置，将人们追逐、探索它的热情当成另一种现象，何宏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他在博客中写道：“不论社会舆论如何变化，对特异功能现象的报道和思考仍将继续陪伴人类社会，因为即使只是心理幻象，并不具有真实的信息、能量过程，它也属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现象，将像宗教文化现象一样长期存在。”

　　何宏跟当年“存在性检验工作组”的研究人员如今仍然会不时聚在一起，“我们很怀念那个时代，因为科学家的本性就是探索未知，只要人们还认为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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