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会卖母求荣

　　在方忠谋冤案的发生地固镇县和知道此案的人群里，到现在都有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这么绝情地要求判处妻子和母亲死刑？

　　有多种说法——也许是为了自保，求得撇清与方忠谋的关系？也许是为了自己理想的纯洁，宗教般的虔诚，不惜奉上最贵重的祭品？也许是知重刑为获轻判而教训一下方忠谋？

　　而张红兵并不避讳地告诉《新民周刊》：“确实有自保的念头。”

　　自保后的张红兵，并没有因此而平静生活，这一段往事的影响，伴随其一生。“1998年，我已经做了多年律师，在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时，一次，与被告人熟悉的一位村民对被害人丈夫说：‘任何人说张红兵，他都不愿意调解。他妈妈都被他告死了，他是什么人都敢告的。你还是同意调解吧！’”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这样的刺激并不鲜见。“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地向过路人宣扬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母亲被枪决，对张红兵的人生影响，远不是多年后才发生的。

　　从方忠谋案发那一刻，张红兵就感受无穷压力。他称自己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发生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在此期间，他停止了记日记，当然也无医生可看，无药可服，硬是自己扛了过来。“造成抑郁症的原因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让我忧心忡忡：广播、报纸上宣传的所谓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真的吗？这是不是一次军事政变？是不是毛主席曾经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复辟’？我不敢再想下去：外公被镇压影响到母亲的一生；母亲被枪毙也会影响到我的一生——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被送上刑场枪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有时候竟无法准确地用词语表达。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抑郁最严重时，我甚至想过自杀，逃避现实社会。”

　　从1979年11月开始，张红兵常常梦到母亲。他告诉《新民周刊》：“有很多、很多次，在睡梦中，经过我在无数次寻觅，在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原因离家多年以后，她忽然从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回到家里——她没有死，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地拉着母亲的双手，有一肚子的话想述说，但又害怕她再次消失，只能说出最要紧的几句话。我大声地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您！您别走，我们这个家庭真的离不开您啊！但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在与母亲相会的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不知什么时候，她真的又悄然离我而去；我所能做的，只是孤立无援、绝望无助地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哽咽，泪流满面……”

　　而张红兵的父亲，在儿子面前则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直到父亲退休后，有一次张红兵陪伴父亲回老家，在去刚修建的桐城火车站的路上，他和张红兵谈起这起冤案的责任问题。张月升说：“我们家出了这个事，我应该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和家长。”

　　“为什么我会卖母求荣，表现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如今，张红兵认为，“对此，几十年来，我一直处于困惑、学习、反思、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当时我没有把造成母亲冤案的责任全部推给时代和政客，现在也没有类似的心理过程。”

　　张红兵还说：“只是在自己和亲人们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并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了：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别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不管是谁，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吃饭、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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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为“文革”致歉的个人

　　王冀豫

　　一场红卫兵武斗中，16岁的王冀豫挥舞大棒打死了一位19岁的青年。43年来，他常在暗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2011年1月，62岁的北京商人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

　　刘伯勤

　　这位济南市文化局前文物处处长，自己花钱在《炎黄春秋》今年6月号刊登广告，向“文革”期间被自己参与批斗的师生诚恳道歉。

　　忏悔者

　　今年6月，《快乐老人报》发起“文革忏悔录”征文，有不少读者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道歉。

　　湖南退休教师温庆福写道：“回忆起‘文革’岁月，我至今觉得愧对的一个人是原来在湖南益阳三中任数学教师的张琼英女士。她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听说她过得很好，我深感欣慰，很想去看望她。”

　　福建泰宁68岁的雷英郎对于自己戏辱“走资派”的行为，写道：“多年后，通过反思，认识到我的作为很卑鄙，侮辱了他人人格，追悔莫及。”

　　山东蓬莱的卢嘉善先生写道， 1984年参加工作后，偶遇“文革”期间被自己批斗过的迟老师。“他又老又瘦，早已退休，推着自行车卖雪糕贴补点家用。我要掏钱给他，他硬是不要。当我提起‘文革’那段往事时，他摇摇头说：‘老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那时你们都是毛头孩子，谁还没有点脾气？关键是现在你们长大了，能挣钱养家糊口，很不错了。’我还能说什么，只有退后两步，对着恩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河北省邯郸市退休干部宋继超写道，一直想找机会给老师道个歉。第一次，话到嘴边没说出口；第二次，写了篇文章投给报社，没能发表。如今，老师早已去世，宋继超也退休了，可64岁的他依然放不下这件事。

　　陈小鲁

　　陈毅元帅的儿子、粟裕将军的女婿陈小鲁，8月18日发表博客《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一文称:“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陈小鲁在文末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的理念，最早见之于《论语》。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后来这成为我国古代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皆不论罪，反之要论罪。亲亲相隐客观上维护了宗族伦常。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亲属有罪相隐的，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而须大义灭亲：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

　　2011年第17期《人民论坛》文章《“亲亲相隐”与现代法治精神》提到：“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被废除。但是，重新审视‘亲亲相隐’制度，不难发现，其有存在的合理性，与现代法治精神并不违背。”我国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有学者认为，“这就要求我们的现行法律，应和保护人权的具体条款相一致而不能违背。同时，当代‘亲亲相隐’的亲属范围界定应为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外）祖父母及（外）孙子女以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较为合理，不应过分扩大。同时要严格限制亲属免证权的案件范围。对重大犯罪，如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利用亲属关系的职务犯罪、亲属之间的相互伤害的犯罪就不应容隐。”

　　“文革”心理遗伤研究

　　长期从事“文革”心理遗伤研究的武汉市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施琪嘉认为，“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影响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这种影响，最明显的后果是损伤后代的思考及记忆能力。施琪嘉说：“‘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它至今仍在生疼、化脓。这段记忆需要获得治疗性的处理。这是大多数‘文革’亲历者未曾意识却始终承担着的梦魇。痛苦的回忆会反复以各种形式——画面、声音、味道、皮肤感觉的闪回，一直存在于受害者的头脑中。”

　　在施琪嘉掌握的材料里，绝大多数的受访者甚至将自己的父母描述为“专横、严格、充满仇恨”，教育的恶果则会在多年后凸显而出：少年们仇恨并背叛自己的父辈，随着时间的推移，“弑父者”却变得越来越像他们的父母。暴力在悄然间传递。一种无法说明的恐惧笼罩着他们，以至于他们特别“害怕成功”，总会将一些事情刻意弄得糟糕，比如升迁，比如婚姻。

　　施琪嘉尝试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革”心理创伤及其代际传递。神经科学的理论基础帮助了他，大量研究后他发现，它会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脓肿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机体：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负性情感片断，会储留、堵滞在脑子的杏仁核内，不能正常上传到负责记忆整合的海马，并进一步处理到皮质。（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文革”遗存欠保存

　　张红兵想让自己母亲的坟墓成为文物。在有些人眼里，这不“科学”——“文革”岁月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十数个专制王朝的中华文明来说，“文革”遗物要想列为文物，简直无从谈起。

　　“文革”后，一些当年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由于种种机缘，身居高位者有之，发达致富者有之，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最好“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度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放在心底……”难得有陈小鲁这样出面致歉者。

　　“文革”的受难者也选择性遗忘。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清华大学的韩家鳌教授。“文革”期间，他是清华中学的校领导，批斗会上，被红卫兵用皮带头猛抽。韩家鳌并不愿意和我谈及这些往事。“都过去了，不提了。”他就这么摆摆手。

　　然而，十年浩劫，乃至其之前如何酝酿，之后又如何流毒于我们民族的血脉，难道不需要彻底反思吗？最近，在四川大邑县建川博物馆聚落，馆长樊建川对我说：“‘文革’浩劫，灾难性的遗址，得到保存的太少。把历史抹得太干净，中华民族就记不住教训，还会摔跟头。这也是我搞收藏的目的。”

　　樊建川特别同情张红兵。他对记者说：“不仅是‘文革’，建国后几十年的教育，只讲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志关系。他当时认为他的母亲那些话，对国家不利。我们也都经历过那个荒唐的时代。我现在特别赞赏张红兵这样忏悔的勇气。人到这个年龄，能做出这样的事，不容易。”

　　樊建川认为，那时候“运动”起来后，夫妻反目、揭发家人的事很多，只不过后果或许没张红兵家那么严重。“摔毛泽东像，在当时也真是够枪毙的。”樊建川说。如果张红兵，哪怕是他父亲不去报案，但凡有人去报案，说不定一家都得搭进去。张红兵的母亲是被枪决的。然而，“文革”时期的暴虐行为，岂止枪决？在建川博物馆的库房里，有比方忠谋案惨得多的“文革”文物，记录了当年的恐怖与荒谬——扒人皮、割耳朵……有些惨烈的东西，樊建川甚至不敢拿出来公开展示。

　　谈起如今的年轻人对此事的看法，樊建川说：“他们不了解当年的情形。作为张红兵的同龄人，听到这则新闻后，我一直在反思——如果当时是我，我会不会去报案？”

　　提到“文革”遗存的保护，樊建川表示遗憾。比如重庆红卫兵公墓拆迁的问题，假若这些公墓当年列入文保单位，或许就不会遇到后来的麻烦。“文革”遗存欠保护，这是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