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五次盛赞习仲勋：比诸葛亮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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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网10月15日综合报道(记者 秦悦)】今天是习仲勋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充满了考验，他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严峻考验中行进、成长、创造、奉献，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的。
他生在陕西，早年参与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改革开放时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他曾说“我这个人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别人欺负老百姓，我也不答应。”毛泽东为何五次盛赞他？子女、警卫员、秘书眼里，他又是怎样一个人？
■毛泽东为何五次盛赞习仲勋：“比诸葛亮厉害”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一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顾全大局，毛泽东曾盛赞他“比诸葛亮厉害”，习仲勋为何能受到毛泽东如此高的欣赏和器中呢？
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毛泽东与习仲勋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5年，毛泽东对习仲勋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这算是对习仲勋之名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1946年，毛泽东写给习仲勋的亲笔信。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习仲勋。一见面，毛泽东十分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这一年，习仲勋刚刚23岁。毛泽东和他谈了许多话。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头脑清醒、办事干练的作风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1936年，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负责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 6年间，习仲勋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全面研究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解决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同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足见器重有加。
毛泽东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7年2月10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自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确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与十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斗争，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大大挫伤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习仲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一起，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评价习仲勋：“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会议上刮起一股极左歪风。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毛泽东阅后指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 《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 《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丰富，论述精辟。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 “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
毛泽东称赞习仲勋：“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是习仲勋解放初期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
1949年底，项谦纠集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习仲勋认为应当把国民党残匪和对我党有怀疑态度的藏族上层人士加以区别，尽量做好政治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集团，拉开了争取项谦投诚工作的序幕。
1950年8月，项谦投诚，来到西宁，向人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有他向政府投诚，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后，同年7月，项谦终于从南乎加该森林投诚。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感恩之情。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毛泽东称他“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魄力、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使毛主席和党中央更加器重他。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主席和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反复考察和衡量，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被毛泽东钦点进京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上任前，习仲勋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恐怕难以担当起全国文教宣传的领导工作。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看见毛泽东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任西北局书记时，曾亲自领导了由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对著名京剧艺术家尚小云、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演员王天民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倍加关怀，无微不至。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相当满意。1958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休息时，专门约习仲勋来到游泳池，进行了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谈话。1959年4月中旬，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儿子习远平忆父亲往事：多次念孔融让梨成家训
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
父亲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站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雕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他老人家走过的这百年，是中国扭转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太丰富了，我看不尽，听不够，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东西。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父亲从小对我——他这个小儿子的特别家训。父亲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念这一课，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这一课。谦让，是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我感谢父亲，走入社会以后，我终于明白，父亲让我从小养就的谦让习惯，在面临复杂社会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利益时，获益良多。不仅使复杂关系、棘手难题的处理容易获得公平、公正的结果，同时容易赢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蒙冤时期的习仲勋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父亲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父亲对人民的那个亲，人民对父亲的那个好，我有特别的记忆——
1975年，父亲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组织上安排了一套三室的房子给我家，在工人宿舍区。当时，家里热闹，不断人，“谈笑有乡邻，往来皆百姓”。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有了伙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现在，改属中钢集团的洛阳耐火材料厂旧址还在，印象中，大澡堂子还热气腾腾地开着呢！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他就特别高兴。记得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我19岁，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工人，先当翻砂工，后来改变工种当车工。当车工时，起先干16车床，后来“进步”了，干18车床、20车床，直至干30车床。30车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时间稍长，走刀间隙，师徒俩够时间互相点颗烟。记得我节假日回到洛阳看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进步”，告诉父亲说，终于干上30车床啦，我可以不那么累啦！父亲沉默半晌，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去干翻砂工更好，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才能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当年的奖状。
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待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最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儿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大姑是父亲的亲妹 。196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
■习仲勋秘书：老领导曾告诫当秘书既无权又有权
田进是1981年至1988年给仲勋同志做秘书工作的。他还记得，当时是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同志亲自把他送到仲勋同志办公室的。仲勋同志亲切地对他说：“当秘书既无权又‘有权’”，要“谦虚谨慎，仔细认真，边学边干边积累”。“这几句平常而有分量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田进说。
第一，始终对党充满着感情，坚持党性原则
仲勋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职位高低，无论顺境逆境，想问题、做工作，始终以党的事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为重，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文革”前后，仲勋同志从49岁到65岁，蒙受不白之冤长达16年之久，经历了坎坷漫长的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的岁月，他的内心十分痛苦，身体受到创痛，全家受到株连。但他坚信自己从参加革命开始，就对党无限信赖和忠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对理想信念发生过怀疑和动摇，从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也没有动摇过对毛泽东同志的尊重，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公正解决。
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仲勋同志以他宽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没有计较过个人恩怨得失，他一如既往、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坚持原则，不做违心的事。同时，他努力工作，要把失去工作权利的16年补回来。“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毛主席当年给他的题词真是恰如其分。他也曾对我说：“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他当年坚决支持并带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两个凡是”，也反对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反对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但不能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
他以花甲之年主政广东，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纠正“文革”错误，很快调动了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他像当年在陕甘一样“杀出一条血路”，同广东省委一班人一起带领广东人民创建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使之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始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仲勋同志曾经给我讲过几件他经历的事情。
一件是，在全国土改工作中，他经过详细深入地调查研究，在西北地区积极稳妥地贯彻了中央“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强调一切都要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赏。
第二件是，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土地改革“慎重稳进”的方针，如实向中央反映并代表中央妥善解决了新疆牧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冒险激进的问题。他指出，“离开具体环境去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准的”，要“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用以教育全党，这是我们党强有力的表现，而不是脆弱的表现”。
第三件是，1955年，他不赞成当时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并如实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至少应该在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之后再建设。他说：“科学这个东西，要老老实实，没弄清楚，没有一定的根据，没有实验，不要随便去做。”
第四件是，“文革”期间，他自己还处于被“监护”的困难情况下，为其他人的“外调”提供证言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一丝不苟，实话实说，决不见风使舵，不为政治压力所屈服，帮助了许多同志。
第三，始终对人民群众充满着感情，坚持密切联系群众
仲勋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坚持下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作为随行工作人员，我体会，仲勋同志搞调查研究工作有几个特点，一是到基层下的深，直接到工厂、农户家、集贸市场，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深入交谈。二是坚持看真实的情况，不准弄虚作假，不许说假话大话套话。在农村，他只要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一般的农民家，往往就直接走进去查看交谈。三是要求调研资料新，数据翔实，不许打折扣。四是对调研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对问题指出原因，并结合实际拿出解决的办法。五是每次调研都给中央写出书面报告。这几个特点也可以概括为心系百姓、深入思考、求真务实。
第四，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坚持严格要求
仲勋同志出身农家，热爱劳动，生活简朴，几十年如一日，过着平平淡淡、朴实无华的生活。工资的很大一部分都被他用于资助一些老红军、老战友、战争时期借住过的老房东。他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甚至很严厉。他的夫人齐心大姐与丈夫相濡以沫，志同道合，对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仲勋同志疼爱子女，但管教几近苛刻。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正党风离不开正家风，党风正才能带正社会风气。
对身边工作人员，仲勋同志关心爱护，但同样强调纪律，严格要求，从不封官许愿，更不允许利用领导的名义和工作的特殊性为他人或个人谋取利益。他在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任职上比对其他干部的任职要求更为严格。
■警卫眼中的习仲勋：一点架子也没有 平等待人(口述)
我是1981年11月结识习老的。当时我在京西宾馆当警卫，习老在京西宾馆开会，得知我和他是同乡时，立刻高兴地握住我的手，用地道的陕西话嘘寒问暖：“咱们是真正的乡党，我已经20多年没回家乡了。那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能吃饱饭吗，住房情况怎么样？”其情殷殷，其情切切。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关心家乡父老生活情况，盼望家乡人民尽早富裕起来的心情。
习老还亲切地问我父母的身体好不好，我有没有入党，并郑重地告诉我：“你现在还年轻，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目前部队条件很好，你要好好珍惜，努力干工作，为家乡人民争光。”
习老官居高位，但一点架子也没有，对人和蔼可亲、平等相待。在习老的鼓励和鞭策下，我认认真真学习，勤勤恳恳工作，正正派派做人，并荣立了三等功，受到部队的嘉奖。
后来，由于工作调动，我到了武警总医院做警卫工作。当时我是班长，因武警总医院刚成立不久，人事管理比较混乱。我们班有一位战士，工作认真，原则性强，是技术骨干。按条件这个战士可以转为志愿兵，但由于在工作中他讲原则，顶撞了当时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就让这个战士退伍。这个战士不服，就找这位领导干部说理。领导答应他可以不退伍，但必须写“保证书”：不能向组织提要求，不能提干、入党、转志愿兵。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很气愤，就找到习老反映了这个情况。习老闻知，拍案而起：“我们党的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把自己的亲友安插在自己的部门工作，横行霸道，损坏党的利益，这种风气一定得刹！选用干部一要看德，二要看才，三要看在群众中的威信，不能随意而为。”临走，他还让我带一些香蕉、苹果给那位战士。事后不久，我们部队里任人唯亲的风气真的刹住了。这件事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习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关心官兵疾苦的炽热情怀。
(综合《中国青年报》《中国民族报》、《陕西日报》、《习仲勋传》、新华网、人民网资料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