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
出碧海公园东门,往南走50米就是北京大兴旧宫镇的科技路公交站。这是个小站,只有524和729两路公交车经停,再往南几百米就到了旧宫医院。沿街两边,各色店面的花色招牌次第排开,以小吃店为主。晋舫莜面村是距离公交站最近的饭馆,店面和公交站之间那一小块空地,夏日的夜间就被用来经营露天烧烤摊,店家不仅摆上了桌椅,还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监控范围刚好延伸到公交站牌。
7月23日晚上,小含(化名)和妈妈出现在摄像头画面里是20点51分52秒,这个年仅2岁10个月的小姑娘坐在婴儿车里,妈妈推着她过来,在站牌前停下。在警方的调查笔录里,小含的妈妈回忆说,她们19点多到的碧海公园,玩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接下来打算去物美超市。两者相距大约六七百米,走过去不算太远,之所以停下来,小含的妈妈说,是因为女儿看到站台突然提议要坐公交车。从科技站上车,729路坐两站,在庑殿路南口下,往前走一点就到超市了。
20点52分16秒,母女俩停在站台不过十几秒,一辆白色的现代轿车从北往南出现在监控画面里,车速很慢,车头朝着婴儿车的方向逐渐停下,车门打开,坐在副驾驶上的男性下了车,他就是韩磊。韩磊走向婴儿车旁的母亲,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摄像头并不能还原,监控画面里没有声音。只能通过画面看见,他们刚交涉了一会儿,婴儿车动了一下,现场情况突变,韩磊突然动手打了小含的妈妈,两人扭打倒地。他们的动静惊动了小吃摊和过路的人,有人过来劝架,白色轿车里驾驶座的人也开门下车走了过去,就是李明。韩磊先站了起来,20点53分25秒,他冲向旁边的婴儿车,站在车头的正前方,双手抓起里面的孩子,齐胸高举过头,猛地摔向地面。
悲剧不过眨眼之间,韩磊的动作很连贯,没有半点犹疑,周围的人也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孩子被摔在地上后,画面里才有人反应过来,将韩磊从婴儿车旁拉扯到人行道一侧,李明则迅速回到了车上,他启动了汽车,虽然更多人围了过来,但韩磊还是拨开试图阻拦他的人,大步冲到了车旁边,拉开车门坐了上去,车子加速开走,时间刚好是20点54分整。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目击者们陆续拨打了报警电话。最早报警的是刘裕,他作证说看到韩磊打人和摔孩子。“小女孩当时就不动了,我就过去推那个男的,跟他说别打孩子啊,这个男的就跟我说让我别管,还说要拿刀捅我,我就回头看那个孩子什么样了,那个男的直接上车后就准备走,当时有路人要拦着这个男的不让他走,也没拦住,拦的人手还被划伤了。”受伤的是目击者杨金立,韩磊上车后,他为了拦车,“用力拽后车门”,但李明踩着油门加速开走,他的手被划伤,手指带血的照片也留在案卷里。
从小含和妈妈出现在画面里,到惨剧后韩磊逃离,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但是4位愿意作证的目击者,刘裕、杨金立、姜宏波和肖玉来,都没有看到这两分钟完整的经过,他们几乎都是从韩磊动手打人闹出动静,才留意到这场纷争的,他们试图劝架,但并没有成功。姜宏波看到的,也是韩磊对小含妈妈拳打脚踢,他作证说:“一个穿白上衣的男子把打人男子劝到了马路牙子上,然后我跟过去,对那打人男子说,干吗啊哥们儿,那名男子也没说话,又回去把那名女子踹倒在地,又走到婴儿车前,抓起孩子举起来狠狠一摔。”肖玉来记得“小女孩当时就不动了”,而小含妈妈呆坐在地上,“一直在哭”。姜宏波作证说:“孩子妈妈当时好像傻了,愣在原地,后来抱起孩子搂了半天,向周围群众哭喊说救救我们,大家都劝她赶紧带孩子去医院,她就抱着孩子向旧宫医院方向走了。”
聚会
科技路公交车站的对面,是一家叫天鑫龙的KTV。7月23日晚上,韩磊跟朋友们晚饭聚会后决定唱歌,地点是他选的,就是天鑫龙。
这天的饭局,并不是韩磊召集的,而是他的朋友韩洪刚,地点在旧宫镇人民大食堂二楼的一个包间里。陆续来了八九个人,有彼此熟识的,也有素未谋面的,韩磊和李明就是第一次见面,直到被警察抓捕归案,韩磊都只知道对方叫“民哥”。他们推杯换盏,白酒杂着啤酒,天南海北聊着,饭后走了一两个,剩下的还意犹未尽。韩洪刚提议去歌厅,还给李明的妻子打了电话,说李明要晚点回去,李明住在海淀,离大兴远。他们下楼后,共有两辆车,韩洪刚和几个人在头一辆,李明开着另一辆,韩磊坐在他车上。这个场景,跟韩磊的描述一致,“我是最后一个下楼的,下楼后只看见那个‘民哥’在,他开着一辆白色现代轿车,在车上招呼我说上车吧”。
这样的聚会,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并不稀奇。不过,对39岁的韩磊而言,却是2012年10月5日出狱后才有机会翻开的新篇章。从22岁开始,韩磊就在坐牢。1996年,他和两名同伴一起偷盗了一辆轿车,转手卖了3.2万元,但这辆车经评估,涉案价值高达41万元,那一年刚好赶上北京“严打”,一审判决下来,同案的三个人,最轻的也判了15年,韩磊是无期徒刑,他没有上诉。这不是韩磊第一次犯事,1988年,14岁的韩磊因为偷窃自行车被抓了现行,被行政拘留,还上过一阵工读学校。1992年,他又因为在公交车上跟人打架,被行政拘留。这样的演变,似乎应验了父亲很早的隐忧:“韩磊自小主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我当时支援三线建设,十几年不在家,1982年才回北京,那时韩磊已经8岁了,我回来就发现他性格不是很好,脾气暴躁。但那时我再想通过教育改变他的性格已经晚了,怎么都教育不过来。”
韩磊是在大兴东高地成长起来的航天部的职工子弟,以前住在东高地小区,三角地小区80年代中期修好后,才搬了过去,这些陆续拆建的房子,是航天部用于改善职工家属待遇的,没有房产证,只能自住,不能买卖。韩磊的父母没有权势,只是最普通的工人,老老实实工作了一辈子,唯一指望就是他们的两个孩子,韩磊和他的姐姐,结果却不遂人意。其实除了性格上暴躁,韩磊也显露过文学上的某些才华,1992年他从航天部职高毕业,在光明日报社一个下属单位找到了一份校对的工作,其间以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小说,据说当时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找到韩磊的母亲,让她凑两三万元帮韩磊出版。那个年代这笔钱是个天文数字,韩磊的母亲对于这事也将信将疑。倒是“发小”张国新对韩磊的才华深信不疑,他告诉本刊记者,“韩磊骨子里就是喜欢那些书啊、古典文学什么的,他从小学书法、学诗词,特别喜欢诗词,他研究诗词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字典不够完善,很多韵律的书都很陈旧,动了自己编字典的念头。我记得他从1994年就开始编字典了,那还是他进监狱之前,当时看到他家里的《辞海》都快被他翻烂了。”
这份校对的工作,韩磊只做到1994年就辞职了。在家里闲了两年多后,终于闲出了事,撞上了无期判决。他为什么会伙同别人去偷车?张国新也想不明白,站在好朋友的立场,他甚至愿意善意地猜测,“是不是为了出书的钱?”同一个时期,韩磊的母亲记得,儿子突然添置的东西包括:一把价值4000元的红木古琴,陈致平的《中国通史》一套10本、《古琴曲集》、《三希堂法帖》、《词律词典》、《古今花鸟画范》等等。在服刑时与韩磊结识的张振也告诉本刊记者:“韩磊看书比较偏,他首先喜欢看‘文革’史,还有民俗史,关于饮食起居、文化服饰的东西他很感兴趣。那时候我们在监狱订杂志、报纸,看的都是《十月》、《钟山》、《当代》、《莽原》,韩磊在监狱里从2007年开始动笔写《昔我往矣》的小说,那时候我出狱了,他时不时地还发一两章他写的小说给我看。”
1999年1月,韩磊第一次获得减刑,从无期变成有期徒刑20年。这算是绝望中的一点光亮。虽然在监狱里试图自杀过好几次,虽然2003年因为未经主管队长允许,闯入亲情电话室拨打电话,辱骂殴打了试图制止他的民警,被加刑一年,但得知获得自考文凭可以减刑之后,韩磊开始了另一种努力,从2004年开始,每年的两次自考,他都会报名参加,他修完了数十门课程,拿到了新闻学自考大专文凭,累计获得了7年零1个月的减刑,2012年10月5日刑满释放。
出狱那天,张国新和几个朋友去接的他。他对本刊记者回忆,“一共开了4辆车”。“十几年没见他,进去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现在都是快40岁的中年人了。我当时看到韩磊坐在车里,眼睛直直的,都显得有点迟钝了。这个世界眼花缭乱的,他早就不熟悉了。我们去饭店吃饭,他连饭店大门都不会进。”
适应
出狱后,父母曾经劝韩磊和他们一起住,但韩磊拒绝了。父亲在警方笔录中说,“他说自己40岁了,也想搞点事业,我们也没有强求”。韩磊的生活,家人和多年前一样并不了解,“他偶尔来一趟我们住处,看看没什么事就走”,“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平时和什么人来往,他也不和我们说”。
航天部的那套老家属房,多年前老两口已经租了出去,原本想着收回来给韩磊住,但租户说住习惯了不想搬。张国新回忆说:“韩磊去家里看了看,挺感慨的,说都离开十几年了。但他就同意继续把房子租给人家,自己在附近另租了万源西里的房子。他租的这房子比他家自己的房子旧,但是付的租金还贵,他租的房子2600元一个月,家里的才收2000元。”张国新因此一直对本刊记者感慨,“他真的是很好心的一个人”。
刚出狱时候,韩磊很焦虑,比他先出狱的张振回忆说:“那时候他刚出来,整晚整晚睡不着,总是喝酒。我就老安慰他,说只要人在,挣钱是早晚的事儿。咱们哥们儿要能力有能力,要阅历有阅历,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后来我跟媳妇儿领了证,搬到一起住了,韩磊就不能总在我这儿。”不过,看起来,韩磊很快适应了新生活,以至于张国新都感慨,“韩磊的适应能力太强了”,“一个月后我们就一起去山东德州养羊了”。
“我们”指的是韩磊、张国新和张振三人。张国新说,这个事情韩磊坐牢的时候就考虑好几年了。张振是2007年8月出狱的,他说自己就一直在等韩磊出来,一起实行他们的计划,合伙做生意,“做生意牵扯钱的事儿,我和韩磊相互之间不起疑”。这桩生意是去内蒙古买羊,到山东德州育肥,然后再卖到北京。张国新说,他们合伙凑了五十来万元,养了大约540多头羊。2012年11月5日去了山东德州的村里,一直到今年3月才回到北京。“在村里条件特别艰苦,吃得很差,自己根本舍不得杀一头羊吃,每天干活儿时间特别长,浑身都是羊屎味儿。晚上三人就都睡一张土炕上,没有暖气,要先把炕烧热取暖。那时候我和韩磊聊天,他就说这里虽然苦,但是比监狱里快乐多了,这里自由。”2013年开春后,他们开始卖羊,张国新说:“我们想把销售渠道摸清楚,等全部都熟悉了,再回去一边养一边销售。我们就是想搞绿色养殖,要做出品牌来,前期肯定会有些投入。”这次的尝试,没有赚到钱,但“也并没有亏很多”。
除了做生意,韩磊的适应能力也体现在情感上。他把自己的网恋从比特空间发展到了现实世界,女孩比他小很多,在外地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就读,父母离异,她跟着母亲生活。韩磊谎报了小10岁的年纪,隐瞒了服刑的前史,依然收获了这段感情。韩磊去见过女孩的家人,女孩也来过北京,见过韩磊的家人和朋友。韩磊的律师成准强告诉本刊记者,对于这段感情,韩磊的父母一直是反对的,他们觉得儿子配不上对方。只不过,所有人都没有当面拆穿韩磊的谎言,直到出事,女孩看到新闻里的照片,打电话给韩磊的朋友们追问,才洞悉了真相。只是女孩的反应也令人惊讶,她却并没有要跟韩磊一刀两断的意思,反而表现出异常的坚定。张国新说:“这次事情出来后,他女友联系我,当然非常伤心了,一直哭。还跟我说,‘他瞒着我,你们也瞒着我,其实我真不在乎这些的’。一直到现在,他女朋友都表示对他不离不弃,想要救韩磊的动力是十分强大,说要是韩磊在监狱里,她就一直等他。”
一审以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个以韩磊女朋友身份写的长帖,替韩磊求情,诉说他的种种好处,不离不弃。律师成准强很确信,这就是女孩自己写的,“她以前也写过类似的东西给我,是她的文风”。在女孩眼里,她跟韩磊的进展一帆风顺,她在韩磊的开导下,顺利保研,并改善了与父亲相处的僵局,父亲也同意让韩磊来接手自己的小工厂,他们的婚事指日可待。但韩磊的朋友们远没有这么乐观。张振说:“他女朋友的爸爸做点小生意,赔了钱,想让韩磊入股。他女朋友是好心,但是她爸爸是想借女儿的关系,找个北京人,有点钱,可以帮助他,拉点资金。她爸爸是老江湖了,女儿看不出韩磊的年纪,她爸爸会看不出?只是不说而已。”
出事前,韩磊的父母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今年6月26日,他们把儿子叫回家吃了顿饭,庆祝他39岁生日。接下来,7月10日,父亲给他打了个电话,“就是问问他近况如何,是不是有什么困难,他自己说都挺好的”。至少在张振看来,这并不是韩磊的敷衍之词,张振告诉本刊记者,在养羊之后,他跟韩磊还在合伙谈其他生意,“我们谈了一笔比较大的买卖,眼看着就成了。我那时候跟韩磊说,你别担心,你那儿要是不成,还有我这边养羊呢;你要是谈成了,我这边随时可以来帮忙。这个买卖真谈成了,一年的纯利是800万元”。
根据张振的说法,7月23日那天,韩磊终于谈成了这笔买卖,“所以他特别高兴,我们也都特别高兴,可以说这辈子就衣食无忧了”。7月23日中午,韩磊给自己炒了一个菜,喝了些酒,下午就接到了韩洪刚的饭局电话,饭局上又喝了些酒,饭后坐上李明的车,“在副驾驶上给李明指路”,开到了天鑫龙KTV。歌厅门口没有停车位了,歌厅保安让他们把车停在马路对面一辆黑色轿车后面的空座上,这并不是规范的停车位,占用了行车道,但显然已经约定俗成。其他人下了车,只有韩磊还坐在副驾驶位置。李明开车掉头,经过科技路公交车站,遇到了小含母女。
逃逸
李明比韩磊大11岁,已婚,有个儿子。他也在1996年10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抢劫。与他同案的有一群人,他们以不同的排列组合经常与别人因为赌资发生纠纷,彼此抢来抢去,团伙里还有人吸毒贩毒,最终全部落网。李明也是在1999年减刑为20年,后来累计获得4年减刑,2011年1月16日假释出狱,他的刑期要到2015年3月21日才全部结束。
李明在离婴儿车1米远的地方停车,韩磊开门下车,李明只知道韩磊是下去让对方挪婴儿车的,结果却看到韩磊动手,他下车想制止,韩磊却突然摔了孩子,李明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离开现场,“我现在处于假释期,并不想招事”。他的律师吴东悦的判断是,“李明就是舍不得车,想赶紧开走”。他启动车的时候,韩磊就开门上来了,李明并没有停车,而是踩着油门加速逃离了现场。这是一审判决里,李明犯窝藏罪最关键的情节。
综合两个人的笔录,李明的车开出了一段距离到了德贤路后,李明试图让韩磊下车,自己打车走,但韩磊让李明把自己送回住处,李明不认识路,是韩磊自己指的路,“掉了一个头往南开,顺德贤路辅路往南开了2公里,右拐开了一里地,又往北开了1公里,就到我住的地方”。小区路边上有一个垃圾桶,车停下来,韩磊下了车。按照李明的说法,两人在车上并没有谈论摔孩子的事情。“那个人上车后眼神瞪着我特别可怕,我看他有点丧心病狂,就听他的了。”李明听到韩磊在车上打了几个电话,只听见他说“不要来了”。韩磊下车后,李明说自己马上就给韩洪刚打了电话。“我说你身边这都他妈什么人啊,哪有摔孩子的啊,都是激起公愤的事。他说刚才去看了,那个孩子没什么事,跟我说警察要是找我的话就说是拉黑活的,不认识摔孩子那个男的,我说那哪行啊,他说他找人铲这事,就挂了电话,之后给他打就关机了。”李明就开车回了海淀,他跟警察说,自己在小区停好车并没有回家,觉得心里堵得慌,就去找了一个朋友喝酒,但这个朋友却作证说,当晚李明并没有来找他。
警方调取了韩磊的通话记录,他在李明的车上,的确接打了好几个电话。第一个电话的通话时间是12秒,本刊记者拨通了这个电话,但机主现在表示,他并没有接到韩磊的电话,他跟韩磊不熟,只见过几面而言。第二个电话的通话时间是32秒,机主是张振弟弟张建的女朋友小刘,她告诉本刊记者,当晚韩磊在电话里只是说“晚上不唱歌了,不用过去了”。
吃晚饭的时候,其实张建也在,他回忆说:“吃饭期间,韩磊说跟我一起回房山,找我哥喝酒,当时我送一个朋友回家,送完人后,我又回到了饭店,但人都走了。”他就给刚下班的女友打电话,让她一起到韩磊的出租屋去等。韩磊下车后回了出租屋,当晚屋子里还有三个人,张建和小刘,还有另一位女性朋友。小刘回忆说,她到韩磊的出租屋里不过几分钟,韩磊就自己回来了,她去洗澡,然后张振给她买了晚饭过来,她在屋里吃饭,其间又来了两个人,吃完饭她和男朋友先下楼,在车里等韩磊。然后韩磊和那两名男子下来了,“他们说了两三分钟话,我也没听见是什么,然后韩磊就上车了,我们三个就回房山了,在附近又吃了点饭就回屋睡觉了”。
第二天,7月24日上午,张振夫妇、张建与女友和韩磊五人一起去良乡的一家饭店吃了饭。张振说“算是庆祝我们生意谈成了”。因为天气热,他们接着去附近的一个私人观光园区里游泳,“当时游完泳还打算着赶紧回厂里去落实生意”。结果一群警察进来,把他们五人都抓走了。事后证明,张振和张建及家人,对23日晚上的事情毫不知情。李明则是7月24日下午自己到警察局去投案的,警方找到了他的车,跟他妻子通了电话,他就在朋友的陪同下,自己到了警察局。
审判
小含被送到医院后,“因颅骨崩裂,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她的个头99厘米,出事那天,她穿着蓝白条图案的小T恤,白粉相间的洞洞鞋,斜挎着巴掌大的小包,就这样乖乖地坐在婴儿车里,车下的杂物篮里,放着她粉色的小水壶和绿色的小铲子。婴儿车的车棚是收起来的,李明车灯的光,刚好打在这辆车上。韩磊是冲到婴儿车的车头正面,把她抓起来猛摔下地的。
韩磊被捕后,最初的几份笔录里,说辞都很一致,他“喝断片了”,吃晚饭后到第二天上午之间,什么都不记得了。后来的笔录里,他似乎慢慢找回了断片的记忆,记起了与小含妈妈发生争执,以及后来的诸多细节,但他始终坚称,自己喝多了,并不知道那是辆婴儿车,以为是购物车,他不是故意要摔孩子,只是想砸东西泄愤。一直到庭审,这个说法都没有改变。
7月23日晚上,韩磊和小含妈妈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争执,双方各执一词。小含妈妈觉得自己只是指出了公交站不能停车,就被韩磊无故殴打,而韩磊则强调自己是被小含妈妈的言辞激怒,才一时失控打了人。双方的亲友站在各自的立场,对事件都有不同解读,真相只有当事双方的两个人清楚,不过目击者看到的,的确是韩磊先动手打了小含妈妈一耳光。张振强调说,“韩磊不能喝酒,一喝酒脾气、情绪就不好”。可是韩磊不喝酒,事实上也有情绪失控的先例,早在2003年,韩磊违规冲进亲情电话室,与制止他的管教民警发生冲突,动手打了对方一耳光,获刑一年也是事实。
一审开庭前,小含的父母撤销了本案的附带民事诉讼,这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通过法律向韩磊索要民事赔偿。小含母亲已经42岁,父亲更老一些,这个时候的丧女之痛,远不是金钱能够弥补的。他们几乎拒绝了一切采访,最初小含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在手术室外焦虑等待的家属们被记者堵到过,在记者们的追问下,小含妈妈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有过孩子吗?”就蹲下身,把脸埋起来,再不说话。
一审判决9月27日出来,韩磊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李明是窝藏罪,有期徒刑2年。李明没有上诉,他的律师吴东悦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案子是朋友请托上门的,吴东悦起初以为是代理韩磊,根本不愿意接,知道是李明,才松了口。他甚至觉得,“没有一个北京的律师会接韩磊的案子,韩磊做的事太犯众怒了”。韩磊的姐姐信教,通过教友圈子,找到了一位在广东执业的律师,就是成准强。成准强说,他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内心也很纠结,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相信韩磊,相信他喝断片了,不知道那是辆婴儿车。在一审之后,于10月8日,为韩磊递交了书面上诉状。
韩磊的朋友们都很唏嘘。张振说:“韩磊对人生的规划就是努力做生意,能挣大钱最好,不然最起码保证衣食无忧。然后一家人还有和我们这些哥们儿,在全中国走走。我们7月24日那天吃饭还说起来这事儿,下一步规划去西藏。我说咱们不去那人山人海的地儿,去后藏,挨近尼泊尔的地方,好好玩。”可是谁也没想到,韩磊就这么出事了。这笔让他们满怀希望的大生意也因此成了悬案。张振说:“没有白纸黑字的合同,这个事儿的潜规则是口头协议,那天人家就是口头答应他了,因为人家就认的是韩磊,出事儿后就不认可他了。这个生意给谁做都是做,现在我们计划全乱了,我也很茫然。”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被害人使用了化名,也隐去了当事双方家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