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轻官员需要学什么”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还是从习近平考察正定说起。

　　7月考察后，与惯例不同，8月河北官方媒体刊发的不是考察纪实，而是习近平在正定工作纪实。目前河北各地正在组织专题学习。

　　“正定往事”确能给地方官员以启发。但也要看到，中国急剧的社会发展与转型，导致今夕差别很大。

　　“时代在变，方法也要变，要学习但不能照搬。”中央编译局研究院杨雪冬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时代在变，要求也在变

　　什么变了？先聊聊两部官场小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新星》，与最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

　　两部小说分别被称为当时的“从政指南”，但各自主人公所处环境决不一样。《新星》中李向南所面临的压力与矛盾还多是体制内的官僚主义、低效率等问题。侯卫东的压力源就复杂得多了，拆迁、上访、商人贿赂等事情与利益都牵扯着人物命运。

　　“现在和当年的社会气氛不一样了，80年代整个社会无非是农民要不要包产到户，工人要不要发奖金，戴帽的人要不要摘帽，农村户口能不能到城里去上学，就这些事。现在问题多样化了，人们的注意力会被分散。”2008年，《新星》作者柯云路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杨雪冬将之总结为“泛政治化”的压力。

　　“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普遍能享受改革的成果，社会心态也积极向上。但90年代后，随着认识、价值观念等的多元化，社会治安、信访事件、物价变动、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逐渐凸显，并都成为官员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现在官员的压力比此前要宽泛得多，也大多的。”

　　地方官员所处的政治生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浮躁。

　　体制内工作33了年，最近刚从长沙市人大副主任岗位辞职的刘耕，谈及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生态，称“还是干净的”，当时“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例子，刘耕逐渐改变了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存在，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此话过于绝对，但多少反应出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

　　随着社会变迁，地方官员的个体意识逐步增强，升迁渠道狭窄等备受关注。

　　2009年底，《人民日报》在全国范围内，对基层党政干部、共产党员进行主题为“共产党员幸福观”的匿名调查。调查表明，基层干部工作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升迁通道很窄，提拔无望。

　　与此相对，得益于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数位现任领导人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仕途，并得到不错发展，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首轮干部年青化，1986年，39岁的孟建柱出任上海川沙县委书记，从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上海工作，从前卫农场的船队水手一直做到农场场长。

　　时代在变，对地方官员的要求也在变。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优秀干部的代表是焦裕禄，这样的干部特点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艰苦奋斗地工作。当然在现在这样的干部仍然是好干部。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需要增加新内容：有改革精神。

　　“现在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要求与时俱进，要求创新。”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回顾自己的仕途称。

　　我们可以学习什么

　　即便如此，领导人的地方工作经历仍有不少值得学习与借鉴。

　　翻阅河北学习“正定往事”的报道以及相关官员感言，学习侧重点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群众心相印情相连的高尚情怀”。

　　这延续了官方号召学习的惯例——强调从具体事情中升华出某种精神或者品质。例如，焦裕禄，学习的是他公仆精神；吴大观，学习的是他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政治品质；杨善洲，学习的是他艰苦创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境界……

　　除了优秀的精神品质，领导人在基层培养、锻炼出来的综合领导能力也值得学习。

　　李长春在《领导班子建设中如何选准人的思考》一文中强调，“那些在工作基础薄弱、环境条件艰苦、人事关系复杂的地方和单位经受住考验、作出了成绩并积累了领导经验的干部，才是能够担负重任的干部。”

　　俞正声在青岛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阵子，一些沿海地区走私猖獗，看到不少邻近地区由此“发”了财，青岛个别干部坐不住了。“看看人家大街上跑的是什么车？我们青岛最寒酸了。”

　　听到议论，俞正声在全市干部大会强调：“青岛坚决不能搞走私！”

　　当时威海、烟台走私都疯了，但青岛“刹住了车”。

　　多年后，俞正声回忆称，一次“在北京开会，江主席叫我去他家谈事，问你们山东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济南军区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通过青岛的军港。”

　　“你说我这个党员对中央不讲老实话行吗？讲了老实话势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于讲真话，你敢不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你的看法？”俞正声称。

　　事情虽小，但其中体现的智力、魄力、意志力，构成了俞正声领导能力的重要元素。

　　作为地方领导，其领导力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冷静。

　　1988年，习近平履新宁德。其时，宁德在福建排名末位，干部群众都盼着他有“超常措施”。但不巧的是，正好遇上整体经济过热，中央决定治理整顿。

　　习近平静下心来思考：“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

　　最后，领导人在地方的工作方法也值得借鉴。

　　朱镕基到上海任职之前，自称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第一次到地方任职，他曾两次向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瑞环请教。

　　李瑞环告诉给朱镕基的方法是，“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否则，干什么都没人响应。”

　　当时李瑞环在天津提出“苦干三年，吃鱼不难”，500亩一个大鱼塘，搞了10万亩，现在人均30多斤鱼，既保证了供应，又使农民得到了好处。

　　借此工作方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要把解决上海市民副食品供应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现在地方官员当然不可能照搬，以副食品为突破口，但提振信心这一方法要领并不过时。

　　链接：忘不掉的第二故乡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领导人长期工作的地方，往往成为第二故乡。每当他们谈起自己过往的工作岁月，总是充满感情，让人倍感亲切。

　　张德江曾长年扎根延边，他讲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我1968年插队在那里，在延边工作了22年，延边所有的村我都去过，我对延边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希望有机会能回去看看。”

　　俞正声对青岛也是依依不舍：“我44岁来青岛工作，这8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8年，我将终生珍惜……”

　　张高丽对深圳的激情岁月同样难忘。2010年，他在天津会见深圳市党政代表团，回忆起工作场景，如数家珍：“我与大家一道，在深圳创办高交会、改造老东门、治理沙嘴村的社会治安……”

　　离开故地，领导人与当地的联系并未疏远。

　　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习近平结交的朋友，他都记在心头。1994年，延安村民吕侯生患了骨髓炎，习近平给他寄来500块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此后，只要在市里，习近平几乎每晚都来到吕侯生的病床前。他说：“侯生，给你治病，都是我自己花钱，花多少我都愿意。”

　　正定农民作家贾大山，也是习近平格外关切的人。1996年，贾大山病重，习近平在北京党校学习期间抽空探望。隔年2月，大山去世，他和彭丽媛又专门托人送去花圈。

　　通信，是他们对于牵挂的另一种表达。

　　习近平调任中央任职后，依旧与浙江下姜村的农民频繁书信往来；张德江主政广东，得知延吉的董存瑞纪念馆落成，特意去信祝贺。

　　当然，他们留恋主政过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惦记着他们。

　　在青岛民间广泛流传着一副对嵌字联，“父闹革命启迪民众求解放威武震敌顽，儿当公仆正气凛然搞改革声誉传四方”，寓意俞氏父子在当地留下的美名。

　　俞正声在外地经常碰到青岛人，见了他都非常热情。“我觉得呢我心里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在栗战书调任黑龙江后，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一名西安交警对一个路过当地的黑龙江司机说：“请给你们栗副省长捎个信儿，我们西安人民想念他！”

　　亲近之外，领导人会对工作地给予更高希望，以期成为“样板”。这使得当地干部比起其他地方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

　　习近平回到河北，发表对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的意见。

　　“本来是一个革命的、艰苦的地方，结果搞得富丽堂皇、规模宏大，反而把内在精神弄没了。一些地方报上来的红色纪念项目，规模达到几万、十几万平方米，就大而不当了。西柏坡就是那么一个小村子，千万不能搞成一个大游乐场，否则就不符合‘两个务必’了，就不是艰苦奋斗的象征了。怎么宣传？怎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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