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内刊《新情况》：中央“耳目”

　　1949年11月，在外交部成立前的两三天，清华大学外文系一年级学生宋以敏第一次见到了时任情报司(后改名为新闻司，以下统称新闻司)司长龚澎。

　　36岁的龚澎身材颀长，面容姣好，出席正式活动的时候，优雅雍容，平时则有些不修边幅，想问题时烟不离手，有种洒脱劲儿在里头。她待人友善，对待新来的年轻人也很平等。

　　因新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员，一年级的宋以敏只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经过短期的政治和政策培训，就进了外交部，被分在新闻司负责国际动态调研的三科。

　　龚澎把三科定位为中共中央的“耳目”，要求他们对国际动向保持高度敏感，以成为合格的“侦察兵”。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尤其是10月中国入朝参战之后，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对跟随他多年的龚澎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时，在西方的封锁下，中国不能直接订阅英美报刊，信息来源只有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材料和向香港的剪报公司订购的专题剪报资料。

　　“新华社提供的国际动态信息很有限，香港剪报公司寄来的剪报，零碎芜杂，很不及时，而且价格不菲。”后任新闻司三处副处长的宋以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龚澎组织三科人员收听西方国家电台，并创办了《快报》和《临时通报》——后者即外交部出版至今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的前身。

　　收听“敌台”

　　成立之初的外交部，位于北京外交部街33号。这里原是北洋政府外交部旧址，由东楼和西楼组成。

　　新闻司在西楼办公，一科和三科在楼下东侧各占一大间，中间的一小间是龚澎的办公室。顶楼还有一个小间，专门用于收听“敌台”。

　　除了由新闻司负责管理的外交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新闻司的业务人员只有二三十人，但仅留美归国人员就有6位之多：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浦山、曾做过记者又同赴密苏里大学攻读硕士的李肇基和麦少楣夫妇、前国民党中央银行副总裁之子陈辉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陈秀霞，以及在新闻司短暂工作过的王曾壮。

　　也正因为龚澎用人不拘一格，因此屡屡受到“重才轻德”“重业务、轻政治”的批评乃至指责。

　　彼时，中国的通讯设施非常落后。外国通讯社往国外发消息只能到电报局去发，新闻司很多人连录音机都没有见过，市场上能买到的收音机的频率也很有限。龚澎设法搞到了一台从国民党处缴获的美军电台。因其功率很强，这台电台还遭到过公安部门的怀疑，部里专门为此出具了证明。

　　从1950年底开始，新闻司英语听力最好的陈辉和黄星两人轮班，24小时蹲守在这台旧电台前，收听美国之音、BBC和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等台，捕捉朝鲜战事的消息，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报道。

　　出生在香港的黄星，4岁开始学英语，在港期间曾在乔冠华和龚澎主编的英文期刊《中国文摘》从事翻译工作，1950年受龚澎之邀进入新闻司工作。

　　如今90岁高龄的黄星，说中文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但却讲一口地道的英式英语。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在顶楼 “收听敌台”的紧张日子，他们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

　　但黄星和陈辉的中文不够熟练，所以只能将重要新闻用录音机录下来，打出英文文字稿，再由其他同事接力译出。

　　译好的稿子，编成《快报》，用复写纸手抄五份，或由打字员打印出来，赶在每天早上九点左右，分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办公厅等。

　　宋以敏由于刚上大学一年级就被调入外交部，当时“英文太糟”，听不了广播，只能做点辅助性的工作，包括抄写《快报》。

　　由于时差的关系，许多重要事件常常在深夜发生，要是非常紧急，陈辉和黄星就会使用红机，直接拨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进行汇报。

　　《快报》主要是报道简短动态，重在“快”，紧急的时候一天会出好几期；《临时通报》则主要就中国关心的问题，搜集西方国家报刊上的信息和评论，据此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编写《临时通报》的主力之一是三科副科长、外交部有名的才子曹棉之。参与编写工作的，还有李肇基、李肇新、王曾壮、马德龄、杨寿康等。不幸的是，李肇基1955年去参加万隆会议时，因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而遇难。

　　由于工作量大，有时三科忙不过来，新闻司负责外国记者工作的一科和负责联系驻华使馆的二科同事也会来帮忙，收听广播，编写刊物。

　　东柏林站点

　　但是，仅仅通过收听广播收集信息，显然远远不够。第二年，龚澎想出了个重要的补充办法：利用东、西柏林之间可以自由通行的有利条件，在中国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内设立一个站点，处理设置在西柏林的信箱所收到的当天的报刊。

　　1951年秋，宋以敏跟随时任三科科长孙方，飞赴东柏林。孙方是李克农的女婿，曾经当过叶剑英的翻译。

　　中国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的驻地，设在东柏林卡尔霍斯特区的一座三层楼小旅馆里，离苏军军营不远。旅馆地方狭窄，一进门的接待室只容纳得下一大一小两个沙发。新闻司的站点位于三楼。

　　这个站点陈设简单，有一台大体积的收音机，用以收听新闻。室外有一个小阳台，工作间隙能出去透透气。阳台只有四五平方米，站在一角拍照，永远只能照到胸口。

　　每天一早，使团的德国司机迈耶尔会开车到西柏林，去收取所订阅的当天出版的二十来种英美报刊。《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时代》《美国新闻与报道》《新闻周刊》《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等大报大刊，统统包括在内。

　　报刊一到，孙方和宋以敏就开始快速阅读。朝鲜战场情况、各国围绕朝鲜战争的政治博弈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和评价，是他们的关注重点。

　　傍晚时分，司机会送宋以敏去电报局，通过电传机，把摘编好的英文信息发回国内。发完电传通常需要半小时左右，有时要一个小时。

　　回去时往往已天黑。路过苏军军营时，宋以敏常常看见许多德国姑娘隔着军营的铁丝网与苏联大兵互诉衷肠。这在当时的东柏林，已成为一景。

　　从东柏林及时发回国内的这些电传稿，大大充实了《快报》和《临时通报》。

　　“读当天的英美报刊，当天向国内发电传，这已是当时所能想到的最快渠道了。”宋以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已82岁的她身材不高，披一条灰色羊毛围巾，讲话温和谦逊，带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书生气。

　　1953年初，孙方和宋以敏奉调回国。之后，新闻司又派出了两批人员，一批是任以沛和郭达，还是在东柏林；另一批是刘珙和方生，转到了日内瓦。每批只能待一年多，或者更短时间，以免时间太长，摸不清领导意图。

　　之后，这项工作就转给新华社了。新华社驻伦敦分社记者每天从大量英美报刊中进行摘编，发给总社，新闻司则作为订户，继续使用这些资料。

　　“一定要反映，哪怕很反动”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快报》完成其使命停刊了。《临时通报》则继续出。

　　为此，三科每天一早都要开碰头会，确定当天上报的主要内容。

　　当时，西方的电台和报刊上充斥着对新中国的质疑和抨击。龚澎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反映情况时不要有任何顾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龚澎要求我们，重要的评论，哪怕很反动，一定要反映，不反映就是失职。”宋以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用什么方式反映，很有讲究。龚澎对此要求极为严格。”

　　有一次，宋以敏在西方报刊上读到一篇文章，里面认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有矛盾，她立刻向龚澎做了报告。龚澎让她马上摘译出来，手抄一份，直送周恩来本人，并嘱咐她，绝对不得外传。

　　50年代中期，宋以敏在《外交季刊》等美国报刊上不断读到哈佛大学博士、该校俄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布热津斯基的文章，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她做了多篇摘介。

　　“当时布热津斯基还没有后来这样有名，但是他提出的观点自成体系，也很新鲜。”宋以敏说，“那时候我们都认为中苏关系没有问题，说有问题，那是挑拨离间。但这没有妨碍我们向上如实反映这类观点。”

　　后来，宋以敏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去美国访问时，在1997年2月去拜访了布热津斯基。见面时她告诉他，早在40年前，她就开始把他的评论介绍给中国了。布热津斯基很高兴。

　　那次见面之后不久，布热津斯基把自己刚刚完成的新书《大棋局》样书寄给了她。此书中文版就是根据这本样书译出的，受到了多方关注。

　　反右中的重灾区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

　　尽管在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的努力下，外交部被打成右派的不到1.5%，但新闻司却成了重灾区，共揪出8名右派，占外交部右派总数的1/3。

　　“当时随便说一句什么话，都有可能被上纲上线。”黄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被打成右派的都是新闻司的主要业务骨干。他们既有头脑又有才华，观察问题很敏锐，中英文底子都很好。”宋以敏的声音里掠过一丝惋惜。

　　三科的骨干成员，被一网打尽。

　　当时，孙方已升任新闻司主管三科的专员，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对当时的许多做法甚至制度不满，提了一些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之中，还包括《临时通报》的两大主力，接任三科科长的曹棉之和黄星的丈夫李肇新。

　　李肇新被打成右派，与黄星有关。

　　黄星曾被朝鲜驻华使馆借用，帮他们出英文公报，还帮忙翻译和编辑了一本题为《揭露朝鲜战争的煽动者》的英文书籍。1950年11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这本书被他带到了联合国，散发给安理会成员国。

　　黄星看过大量资料后感到，这些资料并不能说服她“开第一枪的是南朝鲜”。她偷偷地跟李肇新讲：“连我都说服不了，怎么能说服世界呢？”李肇新无意中将她所说的告诉了党支部书记徐晃。这在反右斗争中，成了他们“支持美帝国主义”的铁证。

　　被划为右派(包括中右)的干部，都被调离了新闻司。

　　曹棉之、李肇新被调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这个所由张闻天一手创办，在当时实际上成了他保护知识分子干部的一个庇佑所。黄星被调到外交部所属的一所学校教英语。1963年，黄星夫妇双双调离外交部，去了外交学院教书。

　　反右之后，因为新闻司出了大批右派，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把《临时通报》改名为《新情况》。

　　宋以敏记得，主管新闻司的副部长罗贵波专门到三科来讲了一次话。他表示，不可能再对三科像过去那样提出很高的要求，但留在三科工作的要尽快迎头赶上。

　　调来的新科长马兖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王任叔的妻子。她有“拼命三郎”之称，一年之后，《新情况》慢慢站住了脚，逐渐办得有点声色了。

　　无论是之前的《临时通报》，还是之后的《新情况》，都是周恩来经常看的刊物。新闻司偶尔能收到总理办公室退回的刊物，宋以敏看到，上面有周恩来用毛笔写的批示，还有着重号等标点符号。

　　“综字号”

　　1961年，国际风云变幻，相继出现柏林墙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形势一触即发。

　　龚澎向上级建议，可以学习西方国家，每天做一张“24小时国际重要新闻一览表”，以便中央领导一上班就能掌握当天国际上发生的大事。这一建议得到了部领导的批准。

　　这个一览表，被称为《新情况》“综字号”版。

　　外交部对综字号版非常重视，在新闻司设置了几台电传机，直接接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英文稿。部里还安排了专门的通讯员，每晚跑三次新华社，去取新华社驻英、美分社发回的外报外刊摘编。这些材料，一两天就装满一麻袋。

　　由于时差关系，综字号版的工作时间从晚8点到早8点，中间只能休息一到两个小时。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韩念农亲自协调，在六国饭店(现华风宾馆)安排了两个房间。这个饭店原来是专门供苏联专家居住的，他们撤离后正准备装修。上夜班的人员，白天可在这两个房间休息。

　　三科派出三四人上夜班，宋以敏也在其中。开始半年，每天都需要值夜班，辛苦无比。后来，改为上一周白班，上一周夜班，白班做普通版《新情况》，夜班做综字号版。又过了一阵，才改为三班倒，即一周夜班、两周白班了。

　　如果哪个地区发生了紧急事件，或遇到很专业的问题，新闻司还有权申请其他业务司的同事一起值夜班。

　　综字号版每天早上八点印出来，立即送外交部领导和周恩来办公室。

　　文革开始后，综字号版《新情况》被要求必须在头条反映世界的主要潮流——即世界各国人民是如何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而这在外电中是找不到的。无奈，编辑们只能从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抄点材料交差。

　　1970年，综字号版《新情况》停办。

　　《新情况》153号

　　上世纪50年代，宋以敏在中国驻民主德国外交使馆驻地

　　1973年，《新情况》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年6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美，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6月16日，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张再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153号上。文章指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批评了这篇文章，当即致信外交部负责人，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点名批评外交部，认为这篇文章只写了美苏勾结，没写双方的争斗：“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14日，周恩来审阅、修改了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定后，将此文连同《新情况》153号，除原发单位外，加发到中国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这事并未到此为止。当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的所谓错误。江青等人指责周恩来所执行的外交路线，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

　　即便今日，张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于后来所遭到的轮番审问，并被厉声追问此文与周恩来的关系，仍然心有余悸，对此事三缄其口。

　　此后，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的国门渐渐打开，《新情况》回归外交部内刊的定位，不再承担中央“耳目”的特殊功能。

　　《新情况》153号事件发生时，新闻司早已物是人非。

　　1969年11月，宋以敏随外交部大批人员一起，下放湖南茶陵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龚澎的姐姐、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龚普生也在其中。

　　龚澎特意去火车站，为老战友们送行。文革开始后，她因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遭到抄家和审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当时刚被“解放”出来。

　　11初的北京，已经有了萧瑟之感。在火车站的茫茫人海里，宋以敏特地挤过人群，去与龚澎握手道别。

　　当时，宋以敏的丈夫，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张闻天的助手何方被打成外交部“反党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已先被发配江西的五七干校，她已经做好了一辈子下放的准备(她和何方分别在干校待了五年和九年才回京)。她心想，这可能是她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果然，她再也没能见到这位她所敬重的优雅能干的老上级。

　　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脑溢血，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