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击破“读书无用论”

　　最近几年，由于高三学生高考比率下降、考上大学后弃学者的出现、农村子弟考上重点大学人数减少、大学毕业生求职难等种种现象，“读书无用论”第三次登场。

　　现代社会，还有“读书无用”的论调发出，实为文明的耻辱。

　　可谬论显形前，往往以真理的面目出现，且也经历过实践的检验。

　　第一次“读书无用论”发生在“文革”时期，但1950年代之后，就已经开始造势。那个时代，政治正确排位第一，知识不但奉陪末座，反而可能招来祸端。“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当时的流行语。相对而言，理工类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学科，安全许多。王小波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写道：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

　　现在看来，“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匪夷所思，其实不过是时代下的“蛋”，实践出的“真知”。此次反智风潮也是唯一一次受官方认可和推动的。

　　“文革”后，特别是恢复高考后，“读书无用论”就迅速烟消云散。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遭遇多年的重创后，对大学生等人才是绝对的刚性需求。不过，于个人而言，考上大学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更在于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分配工作。知识，事实上，并没有独立地改变人的命运。这也为第二轮“读书无用论”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仍然封闭而缺乏流动，城市与乡村不可逾越。历史上“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印记，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们因生产技术和效率低下以及被城市掠夺，而备受饥饿困扰的记忆，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鲜少城市人饿死的记忆依然鲜明。变为城里人，有一个铁饭碗，成为亿万农民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而在当时，升学几乎是最好的进城路径。

　　成为城市人和获得更多的知识，孰轻孰重？改革开放初期，曾短暂出现一个现象或可做注脚—一些最好的初中生，被家长鼓励考入师范中专，而不是高中从而参加高考。原因就是当时高考录取率太低升大学的把握小，而上中专可以迅速获得城市户籍、分配工作。

　　不过，大学很快展示出诱人之处。远方、大城市、更好的工作，那些美妙的想象，只有通过大学获得。

　　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这才是当时改变命运隐蔽而强大的力量。

　　当国家干部的待遇相形下降，第二次“读书无用论”就随之兴起。

　　当封闭的社会逐步被打破，社会流动的加强，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机会，个体户、万元户的出现，凸显了体制内的僵化，真正的人才并不能得到对当的待遇。“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让知识分子愤愤不平。

　　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更多民营企业成立、外资企业进入，释放出大量白领职位，它们需要大学生，且比体制内的待遇更灵活丰厚。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获得人生一般性成功的保证。读书，于是再次有用。开放产生了“读书无用论”的观点，进一步开放，又亲手消灭了这个谬论。

　　事实上，也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底层青年能依靠自己的学习而向上流动，才是纯粹意义的“知识改变命运”。

　　时至今日，当人们第三次怀疑读书的价值时，也可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开放程度的失望。虽然城乡界限已经被最大范围地打破，但随着阶层的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难度加大，出路反而窄化。“考公务员改变命运”成为更多人信奉的，已经被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大学扩招导致高等教育注水，又加重了人们的失望。

　　如果说，第一轮“读书无用论”是一个政治问题，第二轮“读书无用论”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最新一次对读书的怀疑，则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难题。

　　药方或许众多，但让社会更加开放而合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知识改变命运”必须是一个真理，若它不能接受实践的检验，整个社会的命运，迟早将被改变。

　　(徐一龙)

　　他为什么从大学退学

　　中国周刊记者 刘磊 实习生 高静 河北保定、北京报道

　　阜平中学某间高三教室后面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刚满19岁的高个儿男孩。他成绩中等，每次考试排名在第25名附近徘徊。这个名次就像他在教室里的座位一样，从来无法吸引老师们的目光。在日复一日的机械、枯燥而繁重的高三生活中，他做的最多的事情是胡思乱想：想他自中学起就挚爱的汽车；想捉摸不透的前程。

　　“真的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

　　2012年，韩炜最终考上了保定一所二本院校的专科。以他的高考分数，上一所三本院校的本科也是可以的，但每年一万多的学费，太贵。

　　可即使相对便宜的专科，虽说供得起，却也有亲人反对。读这个大学没用—姐夫、表哥、姐姐、母亲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韩炜坚持要读，读大学是一个机会，也是一段人生经历，不读大学，他会后悔的。

　　已经出嫁却在家拿主意的姐姐一锤定音：大学可以上，但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高考后的那个夏天，韩炜来北京做了两个月的保安，赚了四千多块钱。家里给了一些钱，凑够了学费。

　　开学报到那天，他问接待自己的大二学长，你觉得上大学到底值不值得呢？学长说，看个人呗。

　　很快，这个抱着满腹犹疑走进大学校园的年轻人发现，身边的环境由不得自己“看个人”。他因为喜欢车，在志愿上填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拿到通知书后，他意外地发现，这个专业下设在物理与电子工程系。原本他想学的只是汽车营销，也就是卖车。高等数学这样的课程让高中学文科的他头疼不已，压根儿听不懂。更让他失望的是，身边“看不到一个同学是真正在那儿学习的”。

　　舒坦，好玩，闲得无聊，浑浑噩噩，这是大学生活留给韩炜的全部印象。上课睡觉；回宿舍往床上一躺，玩儿手机，聊QQ，刷微博；冬天天冷，一觉睡到中午；晚上在寝室唱啊跳啊，闹到大半夜。在这种环境下，用功念书的人，反而显得不合群。自制力并不强的韩炜，大部分的时间也与其他人一样，浑浑噩噩度日。

　　班上的同学大多数是农村出身，只有个别同学来自城里的小康家庭。相较之下，韩炜家的经济条件还算好一些的。申请助学金时，每个人需要到讲台上陈述自己的家庭情况，在他前面陈述的同学家庭一个比一个困难，有个女生说着说着都哭了。他心想，不会有我的份儿了，最后干脆就放弃陈述了。

　　学期初军训结束后，韩炜就开始找兼职挣生活费：发传单，做话务员，到饭店做服务生，给高中美术生做写生模特等等。一星期能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家人偶尔也会给他的银行卡里打些钱，勉强够维持生活。

　　韩炜有记日记的习惯，想着每天把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记录下来。但那段时间，他发现几乎没有值得记录的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他就在日记中自我剖析：“到底我过的(大学生活)是对不对的呢？”

　　父亲是当初家人中为数不多的支持他读大学的，父亲觉得，在大学里可以学点知识和技术。电话里，他问韩炜，过得怎么样？韩炜答，过得好；天天玩儿，玩儿得可好了！父亲问，学到技术了吗？韩炜如实回答，确实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在他的眼中，大学就是一个同龄人聚集的游乐场，好玩儿，却浪费钱和青春。如果非得找点大学的有用之处，那么就是在“天天玩儿”的过程中把他原本内向自闭的性格改变了。

　　张耀峰与韩炜同班，在他的印象里，韩炜是班上同学之中一个“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对自己未来之类的考虑比较多”。

　　如果有人仔细留意一下，会发现韩炜喜欢去两个地方：图书馆与D楼(教学楼)105室。每天晚上，班级组织统一的晚自习，学习委员负责点名。韩炜去了几次，大家都在那儿聊天、打闹。此后，他再也不去了，就改泡图书馆。在图书馆里，韩炜看新闻类的报刊，汽车、电子相关的书以及名人传记。名人传记是他高中时就爱看的，《乔布斯传》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这个一手缔造苹果公司的独断专行的男人是他的偶像之一，他不喜欢他的“过于独裁”，但特别崇拜他“不受别人的干扰，想自己所想，做自己所做”的行事风格和人生信条。

　　D楼105室每周都会有一场讲座，内容有网络对生活的影响、恋爱中的男女如何正确地保护自己等等。每次听完，韩炜都感到受益匪浅，“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可在讲座中所受到的“知识上的、心灵上的洗礼”，韩炜几乎从未在课堂上获得过。每次讲座，听的人不多；即便来听讲座的，大多也并不像韩炜那样认真地听，而是在低头玩手机。这让韩炜感到有些失望，“他们是闲着没事干才去的”。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退学的想法在韩炜的内心也越发强烈。因为他终于发现，大学真的就是姐姐、姐夫他们说的那个样子，“这样的大学，与其再读下去，不如不读了”。韩炜在寒假前终于下定了决心：过完寒假回来就办退学手续。

　　“只有两类人适合读大学”

　　韩炜的姐姐大专毕业，如今在沧州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在韩炜读大学这个事情上，她是反对派主力之一。当年，平时成绩还不错的她，差几分没有考上高中，念了四年中专，接着又考了大专。父母不太赞成她继续念大专，一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拮据，二是觉得一个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的书。但是她坚持要上，最后还是读完了大专。

　　那些年，她为了念书“受了很多苦”，每月的生活费都捉襟见肘；父母为供她念书，钱花了不少，“费了不少累”。

　　韩炜觉得，姐姐念了大学，的确没什么用，她现在做的工作，不读大学照样可以做。母亲反对儿子念大学，有了女儿的“前车之鉴”是其中一个原因。他姐姐自己也这么认为：“回头想想，哎，不是太值。”她有时也会设想另一种可能的人生：中专毕业就找工作，嫁人，“可能比现在过得好”。

　　反对阵营中，说话最有底气的是韩炜的姐夫和表哥。两年多以前，姐姐从阜平县嫁到沧州河间，对方家里条件很一般，还不如自己娘家。但姐夫自小有生意头脑，这几年与表哥合伙在阜平开了厂子，生产泡沫保温板，还兼做销售、安装的业务。生意做得不错，房子、车子都有了。表哥更是阜平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很早就到社会闯荡，做煤炭生意。他不到30岁，如今住着别墅，车子已经换了三辆。这两位事业“做得非常出色”的亲戚，甚至连初中都没有念完。

　　姐夫是这么劝韩炜不要念大学的：“(适合)上大学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真正学习好，可以考上好大学的人。另一种是家里有钱有势的人，上完大学，甭管什么大学，拿着个文凭，家里就能给他安排一个好的工作。”

　　在姐夫的眼中，好大学指的是一本批次这样的大学。在阜平中学，至少是班级前三名，才能考上一本院校。阜平中学原名聂荣臻中学，是河北省重点中学，也是全县唯一一所普通高中。在韩炜同届的七百多名高考生中，只有几十人考上一本批次的大学。最好的一个去了清华，“太偶尔了，十年出一次”。前几届也有考上浙大的，这样的成绩也是“几年出一次”。韩炜的班上七十多名同学里，有二三十个没有考上二本院校的选择了复读，其他的多数读了专科。

　　在韩炜的父母看来，毕业后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的才是好大学。“他们眼里的好工作是什么呢？一张办公桌，一把办公椅，成天坐在那里，拿着一支笔，把事儿就给办了，钱就挣到手里了。”韩炜说，“考上这样的大学，他们花多少钱都愿意供我读。”

　　姐夫、表哥他们觉得，读大学浪费钱不说，还学不到东西。他们都倾向于韩炜放弃读大学，在他们身边做事。

　　韩炜还有一个表哥。这位表哥在石家庄念的大学，毕业后，找了个媳妇，媳妇家出钱给小俩口买了房。表哥家掏了九万块，装修新房，添置家具等，“基本上把家里掏空了”。现在他在石家庄找了个业务员的工作，每月工资只有一千七八。

　　“你说，到底有什么用？”韩炜已经站到了当初反对他念大学的那些亲人一边，他觉得，“不上大学，学点技术，或者自己干点什么，要比念这个大学实惠得多。”

　　“有个证总比没有强吧”

　　放寒假了，身无分文的韩炜从同学那儿借了一百块钱，买了车票，直接去了北京。这是他第二次闯荡北京了。与上次一样，他仍然找了个保安的工作。想打短工又无学历的他，容易找的只有两种工作：电子厂工人和保安。但他不喜欢工厂，那里“把人当作机器使用”，让人感觉压抑。

　　韩炜在三元桥附近的佳程广场上班，有几个岗位轮换着做：在电梯旁站岗，在前广场管理车位，或者做门童。做门童时，穿上制服，有时会给客人开车门。有一回给宝马大中华区总裁安格开车门，韩炜感到“很荣幸”，也“挺见世面”。在管理车位的时候，韩炜记得，有家地产公司的老总，“他的车我都数不过来，奔驰S600，宝马760，奥迪A8L W12，丰田LX570，宾利，他都有”。北京实行限号政策，他每天换着车开。另一方面，韩炜也体会到在北京生存的不易， “出门挤公交，哎呦喂，跟个沙丁鱼罐头似的。人多，消费高，压力大”。他发现，“有钱人是那么的有钱，没钱人是那么的没钱。贫富差距好大，真的好大”。

　　一个月零三天，韩炜赚了2760元。除夕夜也没有回家，还在电梯旁值班。寒假结束，他回到学校，告诉辅导员自己打算退学。辅导员问：“你叫什么来着？”辅导员要辅导不同年级好几个班，根本不认得韩炜。于是韩炜从头开始介绍自己，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辅导员将情况上报给了系里领导。韩炜的母亲也从乡下赶到学校，母亲对儿子的退学表示支持。母亲当初就不赞成韩炜念大学，按照她的设想，当地的长城汽车制造厂是儿子一个理想的去向。不再像父辈一样种地，有个稳定的可以糊口的工作。

　　系主任劝了劝韩炜母子俩：“你这个专业将来很容易找工作的，来钱很快。”韩炜心想：“哪有那么好找工作？来钱真的那么快吗？”

　　他后来认识了一个学汽修的专科生。对方告诉他，他们实习期工资每月八百，然后通过各种考核转正后，工资每月一千一二。

　　最后，系主任见眼前这个学生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在韩炜的退学申请书上签了字。

　　韩炜退学的消息，让身边的同学炸了窝。有人支持他，也有人不太理解。

　　同学张耀峰说：“其实也没什么。大学毕业后也要进入社会，(韩炜)只是提前进入了。”

　　同学张静宇觉得与韩炜个人性格有关，“韩炜不是特别适合学习，比较有叛逆精神。”

　　关于韩炜退学的理由，同学王敬军也能理解，“不单单韩炜在说，我们都在说，大学生活过得太颓废。大学的环境靠自学和自己的控制力。可能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好，没有充分地利用时间，或充分利用大学这个资源和舞台。所以会感到颓废，空虚。”他同时也认为，“大学有一定的弊病，并不是说谁谁谁造成的，我感觉是中国的教育制度造成的。我们应该适应这个环境，在大学中想方设法找自己的一些方式去学习一些别的东西。”

　　韩炜的同学们倒没有被他影响，他们仍然认为大学的价值，除了文凭外，还能在其中历炼人情世故、打开视野，“一个高中毕业的阅历和一个大学毕业的阅历显然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大学锻炼这三年，比高中生、初中生更进步一些。”同学王敬军说。

　　而无论同学们怎么看，韩炜已经下定决心和大学说再见了。2013年3月16日下午，阴天。韩炜的姐夫从沧州的家回保定，听说他这天退学回家，便顺道开车到学校接他。韩炜坐在车里，车子向校门缓缓驶去。他扭过头，透过车窗望向这座自己呆了一个学期的大学校园，突然间，一股不舍与伤感混杂的情绪弥漫了整个身体。

　　他拿出手机，更新了QQ签名：“再见了，同学们。”

　　韩炜说，那刻就像鲁滨逊坐船离开荒岛时的感受—“他每天做梦都想离开那个荒岛，但真正离开时，鲁滨逊掉头看那个荒岛，也是依依不舍的”。

　　到家之后，感伤的情绪更重了。按部就班上了十几年的学，前面的路突然中断了，他顿时感觉失去了方向。晚上大学舍友给他打电话，轻易不哭的他哭了，当着父母的面，哭得很厉害。

　　“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退学的第二天，姐夫就让韩炜去他的厂子帮忙。在厂里，韩炜是个“替补”，哪儿缺人去哪儿。其中有一道工序是跳进一个两米多深的大池子里，扭动身体，拿着板子，把颗粒状的泡沫拨匀了。有时，也到建筑工地给大楼装泡沫保温板。

　　这些活儿，有的累，有的脏，有的必须忍受高温炙烤。韩炜一时无法适应。他开始怀疑自己退学的决定是否正确。无限的迷茫，巨大的压力。退学后的一个多月内，韩炜的血压都升高了。

　　不去姐夫厂里干活的时候，他就在家上网打发时光。他认识了一个北京女孩，与他同级，也退了学。那时他特别想与“同道中人”交流，特地在网上搜这样的人，这个女孩是在看到他的微博，主动联系的他。他们因为“退学生”这一共同的身份，互加了QQ好友，聊彼此的情况。

　　他还反复地搜索退学者成功的案例，给自己鼓劲。搜索结果中有外国的，也有中国的：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李想……他在手机里拷贝了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视频。在这个演讲中，乔布斯讲述了自己为何决定从大学退学，以及退学后通过学习掌握有价值技能和创业的经历。在手机上，韩炜反复地看这段视频，为自己打气。

　　此外，他也特别关注一些有关大学生就业难的报道，“每回看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新闻，心里就安慰一些了”。

　　一个月以后，经过一位熟人的介绍，韩炜有了第一份相对正式的工作：阜平县城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与他大专毕业的姐姐同样的工作。在公司里，有了新同事，工作也不像姐夫厂子里的活儿那样又脏又累，韩炜的情绪好多了。

　　四个月的时间，韩炜只做成了两个单子，一个是表哥的，一个是昔日同窗的，都是凭的私人情分。虽然业绩不够理想，但他觉得很有收获：“通过做保险，我发现了什么呢？没有人脉是不行的，干什么都要有人脉。在中国这个地方，人脉就是钱脉。”像这样的认识，韩炜认为，在学校里是学不来的，必须到社会上去经历。

　　2013年8月，韩炜离开县里，到了保定市区，找了份话务员的工作。这是一家做电视购物业务的公司，每天韩炜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打电话，尽最大努力说服电话那头来自全国各地的顾客购买公司的商品。尽管每天说得口干舌燥，韩炜感觉很充实。“说话能力有个很大提高”，也是在学校学不到的本领。

　　在他看来，这大半年在社会上学到的东西，“要比学校里多得多”。

　　两家公司的同事中，都有不少专科或本科毕业生。保险公司有个女同事，邯郸人，毕业于河北师大，做的也是业务员。电视购物公司的一个同事，河北农大的，之前也是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做了七个月才成了一个单子，做不下去了，跳槽过来。还有一个刚辞职的女孩，工作时就坐在韩炜旁边。她读的是个畜牧类的专科，毕业后找不到对口工作，做过一段时间的售票员。现在虽然辞职了，却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她对韩炜说，如果预料到自己毕业后是这么个状况，也早退学了。

　　这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韩炜觉得，自己刚退学时的那些迷茫，太多余了：“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一点也不后悔退学这个决定。”

　　有一天，他想起了好久没有联系的那个退学的北京女孩。他在QQ上问她，现在怎么样了？她告诉他，自己马上就要出国念书了。韩炜才意识到，他们原来是两个世界的人。其实在几个月前的聊天中，他就隐约地感到，对方来自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

　　现在的韩炜喜欢引用姐夫的那句话阐释自己放弃读大学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像我这样的，家里条件不好，学习成绩又不是特别优秀的，采取另一种方式，可能更好。”高中时困扰他的那个“捉摸不透的前程”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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