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最新一期封面

　　为何不信任转基因

　　中国“反转”一线故事

　　当这些在科学界拥有话语权的转基因支持者们终于走进聚灯光下的时候，四下环顾，已经满是在超市中搜寻非转基因标识食品的民众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贺进 | 上海、北京报道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已习惯进入办公室后就拔掉电话线。否则，种子公司、媒体以及网友的电话会接连不断，让他难以正常工作。

　　49岁的蒋高明发表了许多博文，对转基因技术提出种种质疑，自己也因此陷入争论漩涡。观点鲜明的博文和知名植物学家的身份，也使他成为中国反转基因活动中最知名的学者之一。

　　支持者与谩骂者都曾到植物研究所打听他，但这些并未影响蒋高明继续质疑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风险。

　　戴着厚厚眼镜的蒋高明打开电脑，告诉《望东方周刊》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九成多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反对转基因粮食在中国商业化种植。

　　蒋高明说，令他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正对转基因商业化种植表达质疑。“这令事件一步步接近真相，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将越来越多。”他对此充满自信。

　　十余年前局限于专业领域的小众学术问题，是如何发酵，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的？

　　在有害、无害的辩论之外，这也是一个令中国科学界和政府主管部门反思其行为方式的过程：既然旨在造福人类，转基因技术为何遭遇蜂拥而至的质疑？

　　美梦还是噩梦

　　2001年底，一本叫做《美梦还是噩梦》的书传入中国。

　　它入选了当年《中华读书报》和《牛顿科学世界》举办的年度“科普图书奖”。而后来，方舟子称其是“一本站在反科学兼伪科学立场攻击遗传工程的著作，有违科普图书评奖不得混入反科学、伪科学著作的底线”。

　　《美梦还是噩梦》引发了中国人关于转基因的第一场公开辩论。

　　作者是英籍华人侯美婉，2000年曾主持起草过一封致各国政府的反转基因公开信，向全球科学家征集签名。她当时是英国自由大学的高级讲师，从事遗传学、进化和有机体支撑系统物理学科研。

　　出版于1998年的《美梦还是噩梦》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和动物存在潜在危害。比较重要的是，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对转基因作物的争论。

　　“科普图书奖”一经公布，《科技日报》、《中华读书报》等科技、读书类媒体先后刊发对《美梦还是噩梦》的书评，褒扬、贬斥之声兼有。

　　其实，这本书中，并未过多涉及转基因是否有害的判断。作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科学不能脱离道德，有“好科学”与“坏科学”之分。这大约与西方社会对克隆技术的争论相当，涉及科学伦理范畴。

　　当时参与《美梦还是噩梦》之辩的，多是来自科学、哲学圈的人士。

　　不过，2004年的一则评论则直指这场辩论的核心，也像是在给科学界“预警”---今天的科学家再也无法指望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研究生活。

　　来自科技媒体的评论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博士吴燕评论说：科学与技术事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政治生活反过来也正深刻地影响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公众的知情选择在科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要使公众投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票，公众理解科学成为必要。

　　事隔近十年后，吴燕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因为这不仅是实验室的技术性问题，它的商业化推广将极大地改变公众的日常生活，种植者、消费者都是受影响的人，都会关心转基因，都有资格提出意见，无论怎样，首要的是知情权。”

　　在她看来，《美梦还是噩梦》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科普书，因为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于要普及多少科学知识，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对于科学活动真相的揭示，虽是一家之言，但其立场有启发性。

　　《美梦还是噩梦》掀起的风波已逐渐消退，而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宣传，又掀波澜。

　　“绿色和平”频频“揭黑”

　　“绿色和平”是一个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北京、广州设有联络处。

　　2002年，“绿色和平”宣称在香港的食品中检出了转基因成分。

　　“绿色和平”农业项目部主任张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从2002 年发布《转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开始，一直关注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发展动态。”

　　“绿色和平”至今已发布了23篇转基因在中国的调研报告，几乎每篇都能刺激公众神经。

　　特别是2005年初，“绿色和平”4次到湖北调查，在武汉、荆州境内发现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抗虫汕优63”，并证实这种稻米已流入武汉、广州的大米市场。这一调查结果当即掀起轩然大波。

　　最终由农业部派员调查，销毁了非法转基因大米和种子。之后几年，农业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多次派员调查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的情况。

　　此时，“绿色和平”的转基因调研报告已经出到了第八篇。

　　最新引起轰动的是2012年衡阳“黄金大米”事件。同时，“绿色和平”也曾调查过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的背景。

　　他们发现，2005年湖北“抗虫汕优63”的稻种来源于湖北“松滋兴农”种子公司。而该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教授有关：有个科尼公司专门搞转基因，张启发是科尼公司的CEO，科尼委托“松滋兴农”制种。

　　张菁说道：“我们无意针对个人，而是针对转基因本身。建议科研单位能否从专业角度关注转基因可能的危害，而不只是宣传转基因有多么好多么优良。而这可能是公众最想了解的。”

　　经过一系列事件，中国人心目中开始有了“转基因食品安全未定论，并已在我们身边”的印象。

　　“绿色和平”的“反转”运动，没有激起学界的公开回应。

　　2006年，方舟子称“‘绿色和平’是伪环保组织”。

　　“反转基因事业尤其要感谢方舟子，他是社会名流，有着科技‘打假’的桂冠，他的加入将转基因变成社会热点，成也方舟子，败也方舟子。”蒋高明说，由于方舟子的公众身份，把转基因的话题持续带入公众视野。

　　“人民的力量”

　　2010年4月，“绿色和平”与方舟子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中狭路相逢。

　　方舟子拿出一份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的报告，念道：“生物技术有助于解决粮食危机等困难。”

　　“绿色和平”时任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辩驳说：“相同机构也出了别的报告，转基因技术并非解决未来农业最好的办法。生物技术包括很多种，我们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我们担心的是，在技术前景尚无定论的情况下，是否该把主粮推到危险的境地。”

　　中国转基因管理审批流程也是双方辩论的焦点之一。罗媛楠质问：“整个审批流程中消费者的声音在哪里？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信息公开出来，消费者很难接受某几个科学家的权威。”

　　方舟子回应说：“这个流程沿用了国际惯例，如此专业的流程，普通消费者参与起不到什么作用。普通食品药品都是这样的。转基因更严格，杂交水稻没有这些流程就上市了。”  

　　方舟子话未说完，现场已满是晃动的“反对牌”。主持人胡一虎找到一位举赞成牌的女生，问她为何赞成方舟子。女生欠身说道：“不好意思，我拿反了。”

　　对于这次看起来略显下风的辩论，方舟子曾在博客中专门提及：这回观众素质差，绝大部分显然是“绿色和平”等团体的人有组织地找来的他还说，在他讲话时，背后一个人不停地用指头戳他背部，要往他背上贴美元标志。

　　两年后的“黄金大米”事件中，有媒体询问方舟子的看法，方舟子说：“这(黄金大米)是验证维生素有效性的试验，无任何安全风险”，“联合国支持的人道主义项目，已有12年的历史，由于绿色和平组织等反科学组织的阻挠，推广受到影响”。

　　在2010年的那次“一虎一席谈”现场，方舟子的“战友”还有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学院院长罗云波。开场时，他以低调恳切的语气介绍了两大段转基因的基本常识，被主持人称赞专业。而随着节目的推进，双方很快进入唇枪舌战，方舟子成了支持方的主辩。

　　这天现场，也有一位观众引人注目。“先是做自我介绍，引来一阵掌声。”方舟子后来在博客上说，“ ‘揭露’我有关Bt蛋白安全性的说法是‘误导’观众，声称他有很多文献表明Bt蛋白对人体有毒性，并举了几个研究为例，显得很专业的样子。”

　　这位观众是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他对这期节目的深刻印象在于“第一次亲身感觉到了人民的力量”，他回忆说：“我很开心，因为我是一个很虚荣的人，第一次听到那么多人支持和赞成我，我很高兴”；“节目的最后，有位年轻人说，‘不应该把社会活动家王月丹说的话，当做权威’大家都力挺我，一致说，‘王月丹是免疫学家！’我真的很愉快！因为，这是有人第一次说我是‘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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