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漂”之痛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耀兰 李方军

　　“我现在既不可能拿到北京户口，也享受不到农村的‘地票’，两边的福利都享受不到。”

　　归属感，正在成为一线城市众多农村籍高学历人才精神世界的空白区。

　　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依靠相对贫瘠的教育资源，在高考的独木桥上挤掉无数同龄人，最终获取对于农村人而言最尊贵的城市通行证——考上大学，有的还获得了更高学历。

　　按照国家政策，他们把户口迁到了就读的大学，毕业时发现，和拥有当地户口的同学“同学不同命”：选择留在一线大城市的农村学子，大部分人的户口无法落在一线城市。而当他们承认现实，想把户口迁回老家时却发现，按照国家政策他们的户口再也不能和父母的户口为伍，要作为城镇户口挂靠到当地的镇居委会。

　　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户口落不到一线城市也回不到农村老家，他们居住在城市的出租房内，为梦想努力打拼。

　　我们将这样一群两边不靠的新城市人称为“双漂”一族。

　　农村中走出的精英

　　已经进入而立之年的媒体从业者苏果(化名)刚刚参加完北京一场名流云集的聚会，会间她还抓住机会采访到一位房地产大佬，与他畅谈中国经济走势。聚会结束后，一身盛装的她拖着疲惫的身躯，乘坐地铁回到自己10多平方米的出租房内。

　　1983年出生的苏果，来自山东烟台蓬莱的一个小村子，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北京大学，硕士期间还同步攻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双硕士学位。一路过关斩将把名校读完，苏果无疑是农村大学生里的佼佼者。

　　2011年留学回国后，苏果几经辗转找到了北京一家媒体单位。解决北京市户口，是这份工作对她的最大吸引力。

　　然而，一个硬指标将她拦在门外——必须要在国外呆满360天。苏果少呆了近2个月。“这个规定是2009年才出来的，而且出得很低调，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很多同学也都不知道。”苏果一脸无辜。

　　苏果提早回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个留学机会虽是两校的联合项目，但需要学生自掏国外的学费和食宿费用。“15万元左右的学费加上5万块钱生活费，是父亲跑长途货运的辛苦钱。”作为家中老大，苏果那时还有一个妹妹在老家读高中，从小就知道替父母省钱的苏果为了减少开销，在课时结束后就回国了，连论文都是在国内完成提交的。没承想，这一省却省出这么大的问题。

　　现年30岁的苏果刚刚登记结婚，她和老公都没有北京户口。这让她对未来少了几分安全感，她现在已经在担心将来孩子的户口问题。孩子出生后户口同样只能落回老家，就读和异地高考问题接踵而来。

　　始于上世纪的“留京指标”，是北京市为了非京籍生源解决户口设立的。2013年，北京市给予应届毕业生的留京指标仍维持在1万个。苏果一度想离开，回到自己的家乡烟台或是婆家无锡生活。

　　充实而疲惫

　　当苏果计划前往二三线城市的时候，已进而立之年的李唐(化名)正从二三线城市来到北京工作。

　　他和苏果有一个同样的身份：就是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不过，他的求学经历要远比苏果坎坷。

　　李唐来自鄂西南的山区，作为村里仅有的高材生，李唐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每天徒步走三四个小时山路到外边镇上去读初中、高中的不易。由于家境困难，交通不便，他们村里的小孩绝大多数都放弃了求学，外出打工。李唐说，他是幸运儿，靠爷爷奶奶、父母和姐姐五个人不惜一切代价才把他供出来，最终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本科毕业后李唐回到当地的一个大型民营公司上班。然而，企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所在，而这个时候因为家乡的旅游开发使得家庭经济条件有了好转，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他选择了读研，来到北京寻找自己的梦想。李唐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北京不是特别看重家庭背景，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至少在北京，我不需要去依附谁，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谈到户口，李唐感到有点受伤：“上大学后，要求把户口和档案从农村转入所在的高校，毕业后我想把户口再转回农村，结果发现只能作为城镇户口落到当地的镇居委会。”这种居民户口其实更多是挂靠的意义，意味着村里面有这个人，但是享受不到分配土地和各项农村补贴。至于土地被征用后的补偿金也和这个人没有关系了。

　　现在像李唐这样读完大学后失去农村户口的不在少数。按照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户口可以迁出但不能迁入，地方上大多采取给予“居民户口”的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政策被再度明确。公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使得农村户口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但这些李唐已经享受不到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显然，北京位于被“严格控制”的“特大城市”之列。由于北京户籍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直接挂钩，对于北京户口的竞争尤为激烈。“我现在既不可能拿到北京户口，也享受不到农村的‘地票’，两边的福利都享受不到。回，回不去；留，留不下来。”

　　现在的李唐住在北京一个10平方米的出租房内，工资的三分之一交给了房东，三分之一寄到了家里，余下的钱够自己吃饭和最低标准的消费。

　　“找回尊严”

　　“不甘心”是苏果暂时没有离开北京的主要原因。一位要好的同事知道苏果想离开北京后对她说：“你读了这么多名校，从中国读到欧洲，难道就是为了回小地方安度晚年吗？”

　　是啊，苏果背负了太多的期望。也因此，苏果开始做另外一个打算，读博。读博3年后，可以应届毕业生的资质有再次获得北京户口的机会。

　　不过，2013年北京市政府颁布的一个被网友戏称为“年龄控”的政策，再次让苏果的计划开始紧迫起来。此项政策规定：应届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超过这个年龄限制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不能留京。官方对颁布此项政策的原因解释为：调整北京人才队伍年龄结构，优先给年轻应届毕业生更多留京发展机会。

　　这意味着苏果如果选择从现在开始考博、读博，在35岁之前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仍会再一次与北京户口擦肩而过。

　　一直在犹豫自己是离开还是坚守的苏果，在去年妹妹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还是百般游说其填报了北京高校。苏果此时似乎将自己在北京的难处置身于事外：“北京的机会多，资源多，对她未来的发展有好处。”2013年的“十一”，她带着妹妹逛北京城，看着兴奋的妹妹，苏果忽然意识到，从上大学算起，自己客居北京已经快10年了。

　　同样是在2013年的“十一”，李唐回了一趟老家，他拿出自己所剩无多的积蓄，给父亲买了一件羽绒服，给母亲买了一双鞋，给奶奶买了一个助听器，给姐姐的小孩买了书包和一堆书。为了供他读书，这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曾为他倾尽所有。

　　李唐临走前偷偷地把家里的一个账本拿了回来，那上边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他上学以来找别人借钱的数目，虽然现在靠全家人的努力已经都还清了，但他每一次看见，眼前就浮现出父母出去找人借钱时堆起的笑脸。李唐说，每次一看这个账本，他就有了在城市里继续奋斗下去的动力。父母为他上学丢掉的尊严，他要在城市里找回来。

　　高知“蚁族”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耀兰 李方军

　　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层晋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究竟是什么

　　2007年至今，廉思对于“蚁族”的跟进式调查，已经6个年头了。这6年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都发生了很多改变。

　　6年里，廉思读完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到了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担任副教授。廉思的身体开始发福，廉思课题组的团队换了一拨一拨的人。

　　“蚁族”曾经大量聚集的唐家岭拆了，电视剧《蚁族的奋斗》中的唐家岭只存在于一代“蚁族”的记忆中。后唐家岭时代里，当年的“蚁族”一部分散落到北京城市的各个角落，一部分去了外地或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关于奋斗的故事换个场地，继续上演。

　　廉思最新的调查发现，“蚁族”的变化让人喜忧参半：群体规模在增大，学历层次在提高，聚居类型在变多，经济状况在改善，权益保障在增强。另外据廉思的调查数据，“蚁族”群体中研究生学历比例又有所提高，达到7.4%，“硕蚁”正成为一种新趋势。

　　然而廉思也发现，“蚁族”的住房条件依然差，生活环境依然存在隐患，社会不公平感仍然强。正是对于“蚁族”现状的担忧，让廉思一直保持对“蚁族”的持续关注。

　　城市新移民

　　廉思的思路是在不断地调研过程中随着调研主体的变化而形成的。

　　随着调研的深入，廉思发现“蚁族”的范围开始扩大，与白领的重合度越来越高，相当一部分人“白天是白领，晚上是蚁族”，他转而开始关注“白领”群体。

　　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发现“蚁族”和“白领”大都属于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流动加快的背景下形成的移民阶层，于是他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青年移民群体中的第三种人——农民工。2012年5月到10月，廉思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北京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正是在这些循序渐进的调研中，他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城市新移民。

　　由廉思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年出版。在“转型‘三峡’中的新移民宣言”一章中，作者将“城市新移民”定义为：年满16周岁且1980年以后出生，在城市工作、生活而没有取得该城市户籍的中国大陆地区居民。“户籍”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研究报告指出，这一群体具备“双重边缘人，难融入城市，难重回乡土”、“群体规模庞大，内部分层且联系紧密”、“舆论表达锐化，争取话语权利”、“住房条件较差，聚居特征明显”等特征，明显区别于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

　　廉思在近6年对新生代移民阶层的实地调查中发现，白领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和需求最高；其次是作为第二梯队的“蚁族”有可能融入，因为有上升的可能性；最后是农民工，他们最不可能融入。

　　根据廉思课题组的保守估算，当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数量高达1.5亿人左右。他们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他们既有青年的特点，也具移民的特质，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梦想与现实间彷徨奔走，在机遇与挑战中艰难前行。

　　“知识”与“力量”渐行渐远

　　廉思认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第一个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老龄化拐点；第三个是以中国内地城镇化率突破50%为标志的城镇化拐点。这三个拐点的同时出现，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指标性信号，使转型的中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对当代青年而言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在2009年出版的《蚁族》一书中，廉思首次提出“蚁族”的概念，第一次向社会揭示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廉思认为，“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

　　从八九十年代农民工的艰难生存状态，到21世纪初“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成为弱势群体，再到近几年“蚁族”和“白领”的重合程度越来越高，又到现在“蚁族”不断地向硕士毕业生、“海归”等群体蔓延。知识与力量背离的趋势愈加明显。

　　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层晋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究竟是什么？

　　这也正是廉思研究高校青年教师的深层次逻辑——与“蚁族”相比，高校青年教师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却又处在知识分子里相对低端的位置。

　　通过深入调查，廉思得出来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在他主编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中，在被问及“您本人是否愿意从事目前的高校教师工作”时，高达68.8%的受访者回答“否”。同时在调查中廉思课题组还发现，该群体最不满意的方面是住房政策，“单位住房分配或卖房补助政策”得分最低。而更为吊诡的是，高校青年教师心目中理想职业比例最高的竟然是公务员。

　　廉思分析说，当前高校教师的相对经济地位近年来不升反降，日益攀升的生活成本和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已成为影响青年教师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从“工蜂”的例子来看，当前市场对资本要素的青睐，使得知识、智力、技术备受冷遇，这让一些有家庭背景的青年群体拥有了先天优势，和有知识有能力没背景没资产的青年群体之间划出一条鸿沟，同时也堵住了社会中下层“知识改变命运”的上升途径。

　　廉思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纵向流动艰难，但横向流动顺畅的阶段。横向的快速流动导致新移民阶层的形成，而纵向流动的艰难，也导致了新移民阶层的困境，而随着“知识”与“力量”的背离，这种困境还将不断地向更高层次蔓延。这也正是廉思开始调研“海归”生存现状的内在原因。

　　中产路障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李方军

　　一个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转化成下一代的文化资本

　　2003年，教育部实行高校扩招的第一届毕业生步入社会。此后10年，大学生就业困境逐年凸显。

　　教育扩张是否推动了教育平等？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认为：“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相反，只要优势地位群体还有可能去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扩张创造的新的教育机会通常被优势地位群体的子女占据，他们拥有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动机资源，有利于他们抓住这些新产生的机会。“只有当优势地位群体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比如80%以上的上层阶级子女都能上大学，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

　　这一已获得多国比较研究结论支持的假设在中国似也得到证实。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根据数据分析得出：大学扩招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仍在扩大。

　　廉思在调查中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学历和其父母的家庭收入有直接关系——收入越高，学历越高，越能上985、211等重点大学。“这说明我国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在加强，贫富家庭的孩子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转化成下一代的文化资本，也就是学历。”

　　廉思课题组的统计数据显示，年收入20万元及以上的家庭与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家庭中，孩子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分别为53.7%和36.5%，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分别为25.9%和7.7%，能够进入“211”院校或者“985院校”的分别为35.9%和13.2%。

　　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力还延展到大学生就业领域。当前大学生一出校园就出现分层，一部分“官二代”、“富二代”依靠经济、文化、社会和动机资源，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相对安顺的工作；一部分拥有一定资源的大学生家长也积极寻求各种能利用的社会关系，为子女谋得一个饭碗；而来自农村家庭和城市贫民家庭的学生，则需要竞争剩余给他们的就业岗位。

　　2012年，“蚁族”一词被收录进入第6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正如廉思所称，“蚁族”与“工蜂”、“海归”共同构成了中国21世纪初青年群像的一个侧面。

　　2008年后，教育部表示高校扩招过于急躁并逐渐控制扩招比例，然而2009年教育部开始上调研究生招生比例。这又让“硕蚁”现象初步出现。

　　廉思课题组对于“蚁族”的最新调查显示，目前“蚁族”群体规模在增大，学历层次在提高，白领和蚁族的重合度增强，甚至部分海归、高校青年教师也加入到“蚁族”行列，这一数量更庞大、范围更广、层次更为复杂、聚居方式更为多样的群体，已经成为完全不同于2007年的“蚁族”。新“蚁族”的出现，除了高校扩招以及教育、就业不公平等社会因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因素。

　　1998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简称23号文件)，从1998年下半年起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货币化。

　　2003年8月，《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控制房价和投资过热的措施，倒是把之前的23号文件中有关“经济适用房是住房供应的主体”改为“经济适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这意味着政府将“为多数的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调整为“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有分析人士甚至认为，该文件对经济适用房的重新定性也为后来一些个人、组织或群体利用住房改革政策寻租、非法获利埋下了隐患，同时也进一步催生了房地产热。

　　200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有针对性的六项措施(简称“国六条”)，提出“规范发展经济适用房”方针，将门槛提高至城镇低收入阶层，试图构建一种“最低收入阶层靠廉租房，低收入阶层靠经济适用房，其他阶层靠房地产市场”的解决方案。

　　廉思认为，住房已经成为城市新移民人生道路上难以逾越的一座大山。“一旦一个人处于住房弱势，他的方方面面都会处于弱势，不敢消费，不敢恋爱、结婚、生子，这会影响到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的完整性，也会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一定缺陷。”

　　李春玲分析说：“造成当前蚁族范围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城市房价以及房租的上涨。我们现在看到的蚁族生活非常艰难，比蓝领更艰难。这些年轻人的教育和职业能达到中产阶级标准，但收入和生活水平并不能达到，所以并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希望能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边缘中产阶级。”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的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决定》没有提及房地产调控，但《决定》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房地产税立法等方面的提法，都将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中央对于房地产的一系列政策，为边缘中产的人生晋级带来转机。

　　中国社会分层新考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李方军

　　一些达到中等收入并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即客观指标定义的中间阶层)并不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认为自己是“被中间”

　　“边缘中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反复强调这个社会学新概念。

　　李春玲说，“当前我们做中产阶级的划分，实际上是按照四个标准，收入、职业、教育、生活水平。一部分年轻人的教育和职业能达到，但是收入和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但他们希望能达到，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边缘中产阶级。”

　　社会层级的演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社会层面而言，“出身论”与“血统论”被打破，恢复高考让无数青年有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教育在相当长时间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促进了社会的正常流动，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续动力和人才支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约15年的时间里，改革的红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阶层，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高封闭度的身份制社会向较为开放的阶层分化的社会转变过程中，同时，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在我国社会已造就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等级分层社会结构，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白领工人内部中高层白领与低层白领之间在权力、声望和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着清晰的社会分界线。”

　　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一些社会分层的研究者们发现，随着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社会阶层的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转折。研究者指出，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中国城市涌现出一个来源广泛、构成复杂、影响面广、数量渐多的贫困人口群体，与此同时许多人在一夜之间迅速暴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和有关学者公布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进一步提高到0.35-0.48，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

　　李春玲在《我国社会分层研究三十年》一文中，将1990年代后期看作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节点。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一文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指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资源集聚背景下两级社会的形成。”

　　中产阶层争论

　　从21世纪初开始，围绕社会分层的争论开始增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由社会学范畴内的学术争论变成全社会范围的大讨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有中产阶层上。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组建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之后，于2002年初发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报告表示，经过经济改革以来20多年的社会经济分化，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正趋于稳定化的阶层结构，社会成员分化为十个阶层。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导致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升级，相应地白领职业迅速扩张而蓝领职业逐步减少，从而向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上升流动机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中间层日益发展壮大，而社会顶层和底层都将缩小，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由“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即以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这个报告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学界第一次对阶层关系的变动和新阶层的形成作系统性的表述，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参考，但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与之观点截然相反的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2003年，在孙立平出版的《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中，孙立平提出“断裂社会”的理论：“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经济财富以及其他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积聚于上层社会或少数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势群体所能分享到的利益则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形成与上层社会相隔绝的底层社会。”

　　2006年，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利用“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抽样分析，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是迥异于一般金字塔结构的“倒丁字形”。李强认为：“从历史上看，从1982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在跨度约20年的时间里，中间阶层里的两个典型群体，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变化很小，所以，也很难指望这两个群体会在短时期里有较大增长。”

　　面对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课题组的研究数据显示，1999年中产阶层大致占15%，2008年是22%至23%，大致是每年增加1%。

　　2010年，陆学艺带领课题组完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认为，现实发展中的若干重要指标表明，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根据测算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产生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

　　陆学艺关于中产阶层的数据再一次引发争议，并从学术界扩散到社会范围内。李强认为22%至23%这一数据过高，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认为中产阶级大致占11.9%的比例。

　　作为陆学艺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李春玲认为，由于按照不同标准的划分，导致得出的数据不同。在当时引发广泛争议之后，李春玲通过调查发现，一些达到中等收入并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即客观指标定义的中间阶层)并不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反而认为自己是“被中间”。李春玲说：“陆学艺先生当时是按照职业为基础来划分，他把白领划为中产阶层，认为‘蚁族’是中产阶层后备军，但我们现在看到的蚁族生活非常的艰难。”

　　中等收入陷阱VS转型陷阱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当前一些社会学家从各自的研究角度，不约而同地提出社会建设的理念。

　　200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孙立平“社会转型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孙立平在文中指出，最近几年里，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结构的形成，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中产阶层成为被掠夺对象，出现了一种“赢者通吃”的现象。对此孙立平表示，要优化社会结构，重建社会秩序。

　　从2010年以来，陆学艺也带领课题组着手研究社会建设这一重要课题，经过3年的艰辛努力，于2013年4月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建设包括改善民生事业、建设社会事业、改革收入分配、加强社区自治、发展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改革社会体制、优化社会结构等九大任务。陆学艺指出，建设社会现代化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战略任务，发展壮大中产阶层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2012年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该课题组提出，要将社会建设作为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动力之一。要打破制度固化下来的一种利益格局，必须有社会力量参与和介入，民众的制度化参与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最现实的力量。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对此有专家预测，中国中低收入者社会保障有望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