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口纯子：留在中国的理由
原口纯子：留在中国的理由
“过去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居住区是完全隔离的，现在大家都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于晓伟 | 北京报道
黄褐色的齐肩短发干净利落，一条长长的白色丝巾静静搭在黑色皮衣上。在中国生活整整20年，原口纯子还是偶尔会遇到语言交流的障碍。她于是在本子上端正地写出汉字给记者看，显出特有的审慎和细心。
出生于日本横滨的原口纯子是《108位在中日本人：即使这样，也要住在中国的理由》的主要编辑之一。这本书出版半月，日本亚马逊网站上的销量就是外交和国际类的第一名。
在2012年秋天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变得紧张之后，一大批抨击中国的读物在日本上市。《108位在中日本人：即使这样，也要住在中国的理由》是一个例外。
当然，它没有用数字去反驳“日企在中国的悲惨遭遇”、“中国崩溃论”，也没有大声辩解“中国不是日本的最大威胁”。100多个日本人，从矢野浩二、佐藤爱这样的“著名鬼子”到建筑师、留学生、寿司厨师、摄影师、日语教师以及家庭主妇用也许并非十分精彩的故事，讲述了留在这个国家的理由。
原口纯子也是这个“创意”的发起者之一。在这个被她称为“非常有意思”的国家，虽然存在挑战，但似乎并没有渲染的那样严峻。无论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封闭”的中国
从东京庆应大学文学和社会学专业毕业后，原口纯子先在日本一家旅游杂志当了两年编辑，而后转到一家电影发行公司做宣传。在那个岗位上的6年时间里，她每年都要前往巴黎好几次。
这段时间，原口纯子认识了一些在巴黎做翻译或者写专栏的日本人，她第一次发现还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发挥自己语言方面的特长在国外生活。不过当时日本和法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介绍已经非常普遍，对一个新人来说，想从中争取机会显然非常困难。
1993年，原口纯子随外派的丈夫到北京，开始了一句中文都不会的中国生活。
那是一个“封闭”和“古板”的中国，日本主流媒体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口纯子迁居中国的热情。“生活、艺术、人物采访类的文章不多，媒体主要话题都是政治、经济或者社会问题，其他的新闻很少，所以那时候我对中国的印象特别有限。”然而，当她站在北京街头才发现，这里的人们并不是新闻里讲的那样“压抑”。其次，诸多的生活细节让她发现，这个城市有着许多不同于日本和法国的智慧。
那也是一个悠闲的国家，“在日本，朋友们之间有两个小时的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但是北京的朋友特别好，有时候我去朋友家吃午饭，聊一下午天，再吃晚饭，一连八九个小时。”原口纯子还发现中国人很有幽默感，这是她在日本时完全没想到的。
于是，她想到，将中国的文化和生活介绍到日本去，“加上过去在媒体行业积累的经验，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做一个专栏作家或者编辑，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随着中文水平的提高，原口纯子的梦想开始在一本一本书籍和专栏中间实现：《中国的聪明厨房》、《北京上海街头的小故事》、《中国杂货》、《北京在跳舞》等多本书籍陆续在日本出版。此外，她还连续6年在一家日本航空杂志《翼的王国》上开辟专栏，每期介绍中国的一个小城市或者有特别风土人情的乡村。为了这个专栏，她光临了许许多多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像几乎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人一样，原口纯子强调采访不能涉及“敏感话题”。但敏感问题带来的紧张关系却是《108位在中日本人：即使这样，也要住在中国的理由》的缘由。
从书名就可以看到，它的内容分为“即使这样”和“理由”两个部分。前者也许显得更有故事，18个中国城市的日本人描述了反日情绪高涨后的遭遇，比如被砸超市员工们的团结、中国街头仍然可以听见的《北国之春》。
究其根本，这恐怕也是他们继续在中国生活的真正理由。
友好的中国人
大多数讲述者在中国都已经生活了10年以上。“如果在20年前做这本书，内容可能不会这么丰富。”原口纯子说，过去日本人到中国有一定身份限制，比如必须是工作原因。现在来中国的理由多种多样，日本对中国的信息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所以她希望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丰富多彩的一面。
一位在银川工作的母亲，讲述了和中国丈夫的美好生活。但是最近一年多来的变故，使她对局势给孩子可能带来的影响感到担心。
原口纯子本人的遭遇则是，在黄山采访从事传统制墨工艺的工匠时，受到热情招待。“去之前非常担心：如果人家不接受采访怎么办？采访时遇到困难怎么办？”出乎她意料的是，当地接待的人对她非常热情。
当原口纯子好奇地问对方为什么那么照顾自己时，对方告诉她，他的第一位日语老师对自己特别好，他觉得应该感恩，所以要好好照顾日本的朋友，“这件事让我感受到日语老师的重要性，因为日语老师是中国人接触日本的第一个人，是介绍日本和日本文化的窗口，对于两国交往来说，他们的职业太重要了。”
总体来说，原口纯子对中国的印象与大多数中国人差不多。比如担心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现在大家都越搬越远，老胡同越来越少了。”
另外显著的是中日之间交通的便捷，“过去北京和东京之间的航班很少，机票的价格也很贵。现在每天都有很多航班飞往东京，机票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如果有事情，3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到东京。”与在法国相比，原口纯子觉得在中国，“大家都是黄皮肤黑头发，样子很像，就觉得很亲切。”
还有越来越像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过去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居住区是完全隔离的，现在大家都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事情。”包括那时走在马路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是日本人、哪个是中国人，“以前中国人都没有发型，但是现在都有了不同的发型，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样子越来越像，如果不开口说话，完全区分不出来。”
当然，在原口纯子眼里，骨子里的区别仍然不同。比如日本文化里的“客气”，日本人觉得这是体现一个人的修养的重要方面；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太客气反而交不到很好的朋友。
对于未来，原口纯子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过去20年，她一直在做的事情是把中国的介绍到日本去；以后她想调整方向，把日本的情况写成中文的书，介绍到中国来，“我想，这对促进中日交流是很有意义的。”
佐渡多真子：与水饺有关的选择
然而，如今佐渡多真子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算到春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家里也不再包饺子，而是改吃速冻水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出生在东京的佐渡多真子，曾经因一顿水饺的幸福而选择留在北京。如今，在这里生活了15年过后，她正犹豫着。
一顿水饺的吸引力
如果不开口说话，很难将佐渡多真子与中国女子区分开来。她第一次到中国是1995年，在北京大学留学。
某日，她去中国朋友家吃饭，结果发现，为了这顿煮水饺，中国朋友已经忙乎了差不多4个小时。
佐渡多真子有些困惑。她之前在日本跟随一位商业摄影师从事摄影工作，“在日本的拍照工作特别忙，经常深夜12点才回家，洗完照片后，凌晨3点多才睡觉，到早晨六七点就得起床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特别是作为一种社会气质，“在日本工作特别努力，目的就是要成为幸福的人。但是你越努力，也就越没有自由的时间，那样跟朋友、跟家里人一起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也就是越努力，似乎就离幸福越远。
佐渡多真子自己的故事是，她曾因为工作太紧张，不得不与男友分手。
虽然不解，但在慢悠悠包饺子、聊天的过程中，佐渡多真子突然体会到了幸福所在。很快，她就喜欢上了这种节奏。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生活节奏一样宽松。
有一次去自由市场买菜的时候，佐渡多真子看到卖菜的大妈对她大呼小叫，后来终于弄懂是对方在提醒她，自己的包没拉拉链。而佐渡多真子现在还能记得，小时候听到妈妈讲电话，经常听十几分钟，还是没有弄明白妈妈到底是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个她们在电话里讲的东西或者人。
另一个促使她留在中国生活的原因就是食品。“比如西瓜，如果在日本买，一个大概要200块人民币，对一般的家庭来说都是很贵的，所以就会买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一个夏天也就能吃到几次，不像这边可以随时吃到。”
餐馆里的饺子价格也是天壤之别，“水饺在这边是主食，在日本算菜，饺子和米饭是一起吃的，五六个一盘就要40块钱。”
于是，除了中间回日本生活过2年，佐渡多真子一直沉浸在中国的幸福生活中。
在中国生活的15年时间里，佐渡多真子觉得2008年是日本人来北京最多的年头。但是奥运会结束后，很多人回到日本，或者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工作。“石家庄的毒饺子，问题牛奶以及那时候的纸包子事件，其实都有影响。”
至于影响日本人到中国生活工作的因素，日本媒体恐怕有很大责任。
一个故事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作为摄影师的佐渡多真子像很多在北京的日本记者一样去超市里拍摄商品卖空的情况，“那时候中国政府真棒，超市里卖完的商品，很快就会补充。”其实空货架只有一小会儿的时间，很快就有工作人员补充货物。
但日本媒体会连续一星期播放同一个空货架的画面。她妈妈打来电话，说电视上讲北京已经没有东西吃了，让她赶紧回日本。
变化的疑惑
另一个故事是中国出现“反日游行”后，有出租车拒载日本人。“朋友们提醒，出门尽量不要搭出租车，还有些人说可以讲自己是韩国人。”佐渡多真子不想撒谎，就在上车前告诉出租车司机师傅自己是日本人，“司机师傅说，‘当然可以了，我的工作是送客人。外交和政治，不是我们的工作’。 ”
后来，佐渡多真子到一所日本大学去做讲座，讲述自己在中国经历的故事。课后，她要求每个学生都写一点感想，“多数学生写的都是一样的内容，他们以为全部13亿中国人都去游行了，那天才知道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很多中国女性都是佐渡多真子镜头里的作品，吴仪、邓楠、劳安、乒乓球运动员王楠、演员周迅，等等，还有大量不知名的普通中国女性。在佐渡多真子的镜头里，几乎每一个中国女人都是自然而然地微笑着。
然而，如今佐渡多真子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算到春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家里也不再包饺子，而是改吃速冻水饺。”
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忙碌起来：虽然大家普遍觉得北京比之前方便，但是幸福的感觉却没有之前高，“工作压力大，房子的贷款压力，还有孩子受教育的压力也大。”
其实她也觉得过去那种淳朴自然的表情在北京也越来越难捕捉得到，“包括女孩子们的择偶条件也在变化，比如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在前面走，后面是抱着名牌包包的男孩子。15年前，没钱也能谈恋爱，现在没钱好像就难了。”
种种交织的情绪，包括父亲身体的原因乃至北京的雾霾，终于使佐渡多真子开始考虑，是否要放弃在中国的事业和生活，回到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