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饲料的悖论
抗生素饲料的悖论
抗生素曾是畜牧业的革命，大幅降低动物患病率，更保证了日益增长的肉食需求量。虽然动物体内残留的抗生素对人体的直接毒性很小，但动物的耐药细菌会通过空气、污水和土壤传递到人，将来一旦发生细菌感染，很可能无药可治。
文_徐小西
在美国，买抗生素比买枪难。
这句流行语应该加一个状语——对于人类而言。对于动物而言，抗生素的供应几乎不受限制。
既不需要生病，更不需要兽医的处方，只是出于促进动物生长的考虑，农场主就可以买到抗生素，混入饲料和水中。
根据一组被广为引用的数据，在美国，将近80%的抗生素被用于动物养殖。用于养殖业的抗生素的数量是用于人类医疗的4倍。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决心改变这种情况：2013年12月11日出台了一份指导性的文件，限制抗生素在养殖业的滥用，尤其是禁止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刺激动物生长。
定时炸弹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抗生素帮助人类战胜了曾经无坚不摧的细菌，使得人类的寿命平均提高了10岁。
当动物学家在1950年代偶然发现它还有促进动物生长预防疾病的功能，更是给全球的畜牧业带来了一场革命。
多项研究证实，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后，动物的生长速度和饲料利用率提高了5%到10%。60年来，没有人知道抗生素为什么能加快动物的生长，科学家推测，抗生素能帮助动物预防低级别的疾病，改善它们的营养吸收系统，从而促进生长。纽约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布雷瑟认为，这些药物促使细菌更疯狂地吸收热量，并导致机体迅速增重。
1950年，FDA首次批准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后，抗生素作为促生长剂广泛应用，大幅度降低了动物养殖的生产成本，发病率和死亡率。
此后，健康的动物也被喂食抗生素，以提高生长速度和防止集约化的养殖方式带来的疾病。集约化的养殖方式使得养殖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过于拥挤和不卫生的环境，但也增加了动物传染病的危险。
抗生素使养殖场能够限制牲畜的饲养空间和活动，同时保持动物处于最佳健康状态。如果没有抗生素，集约化畜牧系统可能不会成为利润丰厚的生产模式。
从此，现代养殖体系逐渐陷入了依赖和滥用抗生素的困境——原本用于治疗疾病的药物变成了一种生产工具。畜牧业一度消耗了全球一半的抗生素用量。
虽然抗生素的应用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让更多人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更多的肉制品，但却带来了一个全球性的健康危机——耐药细菌的流行带来的死亡威胁。
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学会主任委员胡必杰的说法，中国每年因细菌耐药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有50万人。
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因感染耐药细菌而患病，其中23000人死于耐药细菌的感染。
耐药细菌并不是生来就如此强大，实际上，它是人类一手造成的，正是人类对抗生素的滥用造就了细菌的耐药能力。
实际上，从抗生素投入使用的第一天，它对抗细菌的威力就在减弱。生物要延续它的种族，就需要产生抵抗外来侵害的能力，对细菌而言，就是对抗生素耐药的能力。
科学家的目标是，在尽可能保持现有抗生素有效性的同时，研发出新的药物代替那些逐渐失效的抗生素。
不幸的是，细菌的耐药能力越来越强，研发一种新的抗生素需要十年，而让这种新的抗生素失效，只需要两年。
抗生素在医疗和畜牧业两个领域的滥用，加剧了耐药细菌的蔓延，“人类在医疗领域的使用对此有贡献，但养殖业同样难辞其咎。”
在美国，与用于动物身上的抗生素相比，用于治疗类疾病使用的抗生素数量少得多了。2011年，有超过13600吨的抗生素被用于动物养殖，而用于治疗人类疾病的抗生素数量是3600吨。
中国也是抗生素大国，2006年，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为21万吨，出口3万吨，其中有9.7万吨——年产量的 46.1%——用于畜牧业。7年之后，业内人士估计，中国抗生素的年产已经超过40万吨。
长期在动物饲料中添加低剂量的抗生素——这主要是为了刺激动物生长，而不是治疗动物疾病，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类似于在动物身上进行培养耐药细菌的大型实验。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学家发现，土壤和农田地下水中的细菌从来自猪的肠道菌那里获得了耐受四环素的耐药基因。
作为促生长剂加入饲料的抗生素的剂量不足以杀死细菌，相反，细菌对抗抗生素的能力会得到锻炼，养殖场和食用动物被培养成为一个蓄积耐药基因的细菌库。
据《南方周末》报道，为了查清养猪业中耐抗生素基因的种类和存在情况，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朱永官在北京、浙江和福建的三家大型养猪场对猪的粪便进行了采样。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实验室检测了这些样本，发现了149个耐药基因，这些基因的出现频率比对照样本高出192到28000倍。
虽然动物体内残留的抗生素对人体的直接毒性很小，但动物的耐药细菌会通过空气、污水和土壤传递到人，在人体内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将来一旦发生细菌感染，很可能无药可治。
处方药饲料
医学界早就意识到养殖业抗生素的滥用导致的耐药细菌泛滥。FDA于1970年成立特别小组，调查调查养殖业与细菌耐药性之间的关系。
特别小组在时任FDA兽医处处长范豪·韦林博士的带领下，经过2年的调查，在1972年发布报告称，抗生素饲料添加剂会导致动物肠道中耐药细菌的增加，并传染给人类，增加健康风险。
FDA积累了大量证据，1977年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禁止在动物饲料中使用青霉素，限制使用四环素和金霉素的建议，但遭到了制药业和农场主的联合抵制。制药公司和养殖业的代表认为，这是“对自由企业的攻击”，限制令一旦颁布，将大大增加动物养殖的成本，畜牧业将无法满足市场对肉类的需求。
在农业和制药业的利益主宰下，国会以“缺乏决定性数据”为由否决了FDA的提案。根据时任FDA局长唐纳德·肯尼迪的说法，当时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限制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性，但来自农业和制药业的激烈反抗，使他们输掉了那场战争。
倒是欧洲先行一步，瑞典是最早行动的国家，1986年就全面禁止抗生素在动物饲料中的应用，丹麦随后跟进，2000年始，丹麦的农场主只能在持有兽医处方时，才能购买抗生素用于治疗动物疾病。最强大的禁令来自欧盟，从2006年1月1日起，欧盟所有成员国全面禁止动物使用抗生素促生长饲料添加剂。
虽然为此付出了代价，养殖业的成本提高了8%－15%。在最初的两年里，瑞典养猪业至少多消耗了7万吨饲料，而猪仔腹泻的发病率也从1%－15%提高到50%。丹麦养殖业禁用抗生素的第一年，生猪的发病率达到历时巅峰。
但抗生素滥用的情况确实有所改观，瑞典2004年抗生素的使用量比1986年禁令颁布前减少了65%，丹麦养殖业抗生素的消费总量从 1994 年 的206吨减少到2003年的102吨，丹麦人感染耐药性肠球菌的数量也不断减少。
FDA自1977年输给制药业和养殖业之后，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都没能组织起系统的反击，只是零星出台了一下政策规范动物抗生素的使用。
FDA在2008年试图限制头孢菌类抗生素在养殖业中的使用，但又一次在制药公司和养殖业的联合抵制下失败。
2010年，FDA开始公布抗生素用于养殖业的数量，多数抗生素被用于动物，而不是治疗人类疾病，甚至由于养殖业的阻挠，FDA也不清楚这些抗生素是被用于刺激动物生长，还是治疗动物疾病。天平开始导向公共卫生的政策制定者。
当2012年，FDA再次推出2008年撤回的头孢菌类抗生素的禁令时，阻力就小得多了。
同年4月，FDA出台非强制性的措施，建议动物抗生素的生产商本着自愿原则，停止将抗生素出售用作饲料添加剂，以应对当前严峻的细菌耐药性危机。农场主们可以在兽医的监督下，使用抗生素预防和治疗动物疾病。
今年12月FDA出台的指导文件是采纳了公众和业界的意见后的更新版。
FDA要求动物抗生素的制造商改写药物标签，删除抗生素促进生长的说明，今后抗生素仅被允许用于动物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这就意味着，如果农场主们继续购买抗生素用于刺激动物生长，就变成了非法行为。按照FDA的最终方案，要购买抗生素，需要在有执照的兽医监督下进行。换句话说，抗生素变成了处方药。
“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FDA副局长迈克尔·泰勒说，“无需处方没有监管，在任意的饲料商店都能买到抗生素的情况将发生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指导性文件仅仅是要求，而不是强制制药公司做出改变。市面上最大的两家动物抗生素的生产商已经表示愿意遵守FDA的新规则，但FDA没有透露具体的公司名称。
其余的制药公司将会在90天内告知FDA是否会执行新的规则。泰勒对此显得很有信心，根据此前的反馈，制药公司会遵守新的规定。
“如果有公司不执行新规，FDA将会寻求其他的管控措施，” 迈克尔·泰勒说。
但不是所有人都乐观，批评者担心，新的规则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养殖业持续使用低剂量的抗生素混入动物的饲料中，除了刺激动物生长，还出于预防疾病的考虑，新的规则仍然允许抗生素被用于动物疾病的预防，这就意味着，养殖业可以绕开禁令，继续给健康的动物喂食抗生素。
“即使禁止所有的抗生素用于刺激动物生长，但许多抗生素仍然能够以类似的方式使用下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基夫·纳赫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纳赫曼认为，更有力的措施是禁止抗生素用于预防动物疾病，这样做能把抗生素限制在动物疾病的治疗，这个范围要小得多。
纽约的民主党众议员路易丝·斯劳特，美国国会中唯一的微生物学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立法限制农场中的抗生素使用，她指出，在应对养殖业抗生素滥用导致的耐药细菌危机中，FDA的行动是“不充分的”。
“遗憾的是，这已经是FDA多年迈出的最大的一步，但在这样一场空前的公共健康危机中，这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