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

　　本刊记者：杨 敏

　　“金融改革亟需地方有所作为”

　　新型城镇化中，有很多民生工程建设项目，例如安居工程、保障房建设、环境治理，政府要把这些政策信息与银行家来沟通。政府和金融机构把政策、资金、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实现双赢。

　　《决策》：中国金融业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您和金融界人士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大家都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卢仕仁：，是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老百姓的货币没有反映价值本身，每年在银行的活期存款跟物价上涨相比有时还是负增长，所以，金融核心问题是利率市场化。

　　从国家治理来看，一直对金融机构采取控制的做法，从局部来说，地方能做的事情就是引导资金向本地流动，顶层设计的问题很关键。

　　我认识的一些金融高管，大家在谈到金融问题的时候，有些共同的关注点：

　　第一，是政府融资平台规模过大、成本过高问题。国外唱空中国，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城市融资平台破产的，还不上钱的。我个人认为，下一步中央推动新型城镇化，对城市融资平台仍然是支持的，但会在地方负债成本和规模上做调整。

　　第二，是深化银行改革，就是允许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办银行，建立由市场决定资金价格的银行体系。我们讲建立中小银行、穷人银行、政策性银行，本意就是按照市场原则支持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

　　第三，是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全世界只有中国间接融资的比例过高，企业主要是从银行借钱，这也使得银行风险加大，投资人和使用资金的人没有形成直接的产权关系制度。

　　第四，是金融资本如何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合的问题。现在我们整个资源的配置是城市强、农村弱，农村建设用地和农村产权不清晰，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有偿使用肯定是个方向，农村金融市场潜力巨大。

　　《决策》：利率市场化改革，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哪些冲击与改变？

　　刘辉：原来银行家谁都可以做，坐收利率差之利。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金融机构就要思考怎样去面向市场，怎么研究客户，怎么进行商业模式变革，怎么提高营销水平。如果利率放开了，银行就要考虑怎么样吸到钱，必须研究你的客户，研究你的市场、你的对象，这才叫银行家、企业家。

　　银行家是企业家，还应该是政治家，要注意研究政策走向，同时要承担起作为中国银行家的政治责任。目前，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很多民生工程项目，例如安居工程、保障房建设、环境治理，政府要把这些政策信息与银行家沟通；银行家则要有政治家的眼光，政治家的胸怀，政治家的魄力，围绕这些政策去更好地促进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在这方面，政府和金融机构要把政策、资金、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实现双赢。

　　《决策》：顶层设计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在现实工作中，您感觉地方金融创新的空间是怎样的？

　　钱力：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感觉有两个比较纠结的地方。第一，从基层来看，感觉金融工作腾挪空间不大。国家金融管理体制是自上而下，监管机构是派驻的，不同金融业态是分割的，监管和准入是条条的。金融改革亟需地方有所作为。

　　基层金融改革创新工作，寄希望于顶层设计，希望上面出政策；但是，能够做顶层设计的人，又感到金融是经济领域技术含量最高、最复杂、风险最容易外溢的行业，金融改革做顶层设计的难度也非常大，上面更希望地方能多创新，能够从盆景变成森林，能够从“亮点”变成普遍。也就是说，基层希望上面顶层设计，高层希望下面创造经验，这对矛盾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二个纠结的地方是，具有社会动员力量的党政机关，非常缺乏具有金融行业背景的技术官员。几大金融业块里面的人才，又缺乏党政机关才具有的广泛动员能力。这样一种分割的状态，使得30多年来金融改革鲜有设计，即使刚开始小试牛刀但很快就停滞了。但这个欠账是一定要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专门有一段讲到了金融改革创新。我非常关注。

　　“金融工作不能就金融抓金融”

　　借钱—花钱—还钱，形成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后发地区看起来没有负担，实际上是低水平的收支平衡。

　　《决策》：对于后发地区的二三线城市来说，地方金融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卢仕仁：就阜阳来说，最现实的问题是投入不大。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成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地方解决投入问题靠两个渠道，一是招商引资，一是增加贷款投放，利用金融工具和杠杆解决投入问题。

　　具体到阜阳市，2012年阜阳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489.6亿元，占全省存款余额的8%左右，在全省排第4位。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640.7亿元，占全省2.5%左右，存贷比42%左右，安徽省平均水平是69%。也就是说，阜阳的钱用在阜阳的太少了。

　　第二个问题，城市融资平台建立迟，融资规模小。阜阳市融资平台11个，目前整个政府直接负债只有160亿，其中市这一级100亿。也就是说，我们融资投入太少。

　　第三就是农商行改革，这是把地方上的钱用在地方最好的办法，但是阜阳8个农商行，现在改制只完成了4个。从改制成功的农商行来看，他们的存贷比达到72%左右，如果8家全部改制成功，那么每年新增贷款可以达到80亿左右。所以，这是解决钱用在阜阳的好措施。

　　第四个问题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太少。直接融资两个渠道，一是上市，第二是发企业债。阜阳上市公司只有金种子一家，2013年阜阳城投如果发债成功的话，直接融资也就是30个亿。这个规模也是太小了，所以，阜阳亟需通过创新金融解决有效投入问题。

　　《决策》：“没花到钱”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同时也说明现在可花的钱很少，融资渠道有限呢？

　　卢仕仁：通过城投融资搞城市建设，省会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可以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借贷款的，非省会城市只有靠国开行、农发行贷一点款。能搞多少呢？10个亿，20个亿。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现在对我们是不开放的，那只有三个渠道，国开行、信托基金、发企业债，渠道可以说非常有限。

　　阜阳国土面积9775平方公里，人口1040万。这样大的盘子，全市总负债才160亿元，南方一个县有可能也达到这个数。说明什么呢？我们没花到钱，所以影响了投入，影响了发展，影响了民生事业。

　　什么是金融意识？就是超前花钱意识，借钱花钱意识。借钱花钱以后，有了投入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就跟着来了，有项目来了就有就业了，就有税收了。

　　借钱—花钱—还钱，形成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后发地区看起来没有负债负担，实际上是低水平的收支平衡。

　　《决策》：要建立高质量的平衡，需要怎么去做呢？

　　卢仕仁：金融工作不能就金融抓金融，金融工作要与当地实际经济工作相结合。从城市建设的金融保障方面说，我觉得要从三个渠道来解决，一是做好城市融资平台，靠融资解决；第二是加大对城中村的改造，既解决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又把存量建设用地置换出来了；第三是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采用BOT、BT或者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解决。例如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国家允许搞BOT的，安置房和路网建设可以利用分期付款方式。

　　刘辉：金融工作不是孤立的，需要与财政、企业，和整个经济工作联系在一起。

　　对亳州来说，我们先摸清了政府的债务情况，亳州市本级债务是99.9亿元，债务率很健康，不到45%。接着摸清政府的资产情况，清房产、清土地，我们有216个账目，现在的存量资金是28亿元，原来在闲置睡大觉。另外，政府名下的土地是5600多亩，也都在闲置着，资产没有变为资本，没有变为货币。

　　既然家底清楚了，我们将这些资金、资源盘活，与金融机构来进行对接。例如，释放出来的这近6000亩地，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这个资源，拿到他的贷款规模，拿到他的授信额度，然后再根据政府的一些重点项目，进一步进行放大。

　　所以，金融工作和整个政府的大财政是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盘活资产、盘活资金、盘活资源，就能与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紧密结合起来。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一双智慧的眼睛”

　　从中观层面讲，最主要的就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还有就是怎么解决好推进“四化同步”和资金支持这一对矛盾，这是所有地级市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决策》：对后发地区的城市来说，金融理念和金融意识较之于发达地区，本来就有差距，这对后发城市的金融创新工作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

　　刘辉：就金融创新工作来说，我们必须深入、系统、冷静地分析研究。要知道出了哪些问题，面临哪些挑战，存在哪些难题，这不仅是对个人的挑战，也是对政府工作的挑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一双智慧的眼睛，智慧的眼睛后面需要一个聪明的头脑，聪明的头脑后面是长期的积累，也包括实践。

　　《决策》：这是不是意味着，金融创新本质上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现在各地普遍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创新举措？

　　刘辉：我们有一个金融创新叫做 “重点中小企业池”。也就是10家企业一起，每家拿出一定量微薄的资金，政府也拿出一部分资金放在这个池子里面，然后合作的金融机构来放大10倍。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你来申请，企业之间的责权利都比较统一，一旦出现违约不能还贷，那不是你一家企业的事情，另外政府还有一部分铺底资金。

　　这个创新的核心是三个“金”：

　　一是“助保金”，就是“重点中小企业池”中，企业按照在合作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额度的规定比例自愿缴纳的资金，用于先行代偿池中所有企业逾期的助保金贷款。

　　二是“铺底资金”，市、县区和市经济开发区财政在实施初期向助保金池注入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增信资金。

　　三是“风险补偿金”，是财政预算列支项目，对重点中小企业助保金贷款业务所产生的风险损失按一定比例进行补偿的资金。

　　《决策》：从中观层面来说，现在的金融创新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钱力：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有三个方面：对外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内外兼有的是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对内就是解决好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从我们中观层面讲，最主要就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还有就是怎么解决好推进“四化同步”和资金支持这个矛盾，这是所有地级市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现在考虑比较多的是，在社会的金融动员能力、金融知识储备、金融发展意识相对欠缺的情况下，怎样在实践层面推动金融改革和创新，而且要按照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在金融改革中注重探索集产品、服务、机制等于一体的模式创新，这种模式既要符合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又要符合市场要求、能够可持续。

　　《决策》：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但是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低端客户和贫困人口。三中全会《决定》提到“普惠金融”概念，后发地区能否在农村金融创新，或者说金融服务均等化方面先行一步，做出有价值的探索？

　　钱力：我想跟你介绍一下淮南市凤台县的农村金融综合改革，我们提出的战略定位就是推进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实际上想让农民享受到和市民一样的金融服务。

　　推动这项改革，我们提出了12个字方针：有需求、好操作、能复制、可持续。今年3月6日，淮南召开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启动大会，当时提出要做6件事，重点介绍其中的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建立覆盖全县农户的信用信息体系。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银行不愿给农民贷款，因为没有抵质押物。外部没有抵押，内部也没有完整的信息体系。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采集了17万户信用信息。这项工作别的地方也做了，比如浙江丽水，但是凤台有自己的特色。

　　一是覆盖面更广，不仅采集了农户信息，还采集了小微企业和300个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信息。二是注重信息资源的整合，我们把民政、工商、人社、公安这四个部门信息整合进去，变成50项指标，像标准普尔指数一样。三是更注重成果运用。农户信息采集之后，进行评级；评级之后，关键银行还要认这个评级。1A户可以贷款1万，2A户5万，3A户7万，全是信用贷款。

　　现在，不光是本地的村镇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根据这个评级放贷，甚至包括农行等大的金融机构。

　　目前，全县放了900多笔，总额6500多万元。银行敢于向农民放信用贷款，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更具有意义的是让农民意识到原来信用也值钱，现在，全县形成了争创3A级信用户的氛围。

　　《决策》：地方金融创新是否可持续，跟能否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有关系，仅仅靠政府力量去推动还远远不够，凤台农村金融改革，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有没有一些尝试？

　　钱力：提到商业模式创新，就来谈谈凤台农村金融改革另一个亮点——粮食银行。这不是凤台独创，我们也是借鉴外地经验基础上做起来的。但与别处简单的“以粮易物”模式不同的是，我们把粮食比照货币，运用金融原理，加载金融功能，作了升级创新，实现了“粮食变资本，商业可持续，风险能控制，多方均受益”。

　　好的商业模式就是所有利益关系方都能够受益，这样才可持续。对农户来说，好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块收益，农户把口粮留下来，把余粮存到粮食银行，会拿到跟银行一样的存折，存进去了就开始有收益了。6个月以上定期，6个月以下活期，按照银行的利率。

　　第二块收益，解决了农民由于粮价的波动可能承受的损失。如果粮价上升可以取粮，也可以取钱，取粮把粮卖掉就增值了。

　　第三块收益，是避免了仓储成本和自然损耗。无需仓储，家里的环境就改善了，对村容村貌都有好处。

　　粮食银行的收益也有几块，一是息差，可以贷粮给本地或者周边的粮食加工企业。凤台全县一年的粮食加工需要28-30万吨，而粮食银行收储总量大概为20-22万吨，也就是可以全吃。它的综合成本在6-8%，贷给粮食加工企业在8-10%。这是息差这一块。

　　第二个是利差。一家一户的农民靠余粮到银行质押，一般不可能，即使个体粮食大户议价能力也是很弱的。但是粮食银行本身是一家公司，有了一定规模后，他可以用仓单质押，在银行可以拿到比较低的利率，资金再投入到产业化运营中，这样利息的成本又省出来了。

　　第三是随着规模扩大，可以在粮食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粮食产业园，搞农产品深加工。

　　凤台的农村金融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农民最有需求的事情入手，致力于与农民息息相关的事情，通过建立商业模式，让改革创新的各项措施能够市场化运作，真正让农民感受到“金融就在身边”，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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