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感觉大家在这里，不是为了一个饭碗，而是为了一项事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对自己人生不曾精心设计的孙泽洲，却率领一支年轻的队伍完成了一个世所瞩目的设计作品——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工程二期的登月探测器“嫦娥三号”。

　　2013年12月14日21时，“嫦娥三号”探测器变推力发动机开机，开始实施自主动力下降。11分钟后，“嫦娥三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预选着陆区域成功着陆。这意味着，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国家。

　　直到这时，孙泽洲悬了近6年的心才稍稍放松：“自从2008年3月‘嫦娥三号’立项，任命我担任‘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我的心一刻也没有放松。”

　　在38岁的年纪挑起“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的担子，孙泽洲感受到机遇的垂青，更感受到挑战的迫人：“不过我始终坚信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老一辈航天人的帮助以及团队的协作，所以我对成功充满信心。”

　　伟大事业的“末梢”

　　1970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的孙泽洲，父母都是“沈飞”(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工。“我对飞机一点都不陌生，我的小学、中学一路都是从‘沈飞’的子弟学校念过来的，考大学时我自然也是选了航空航天系统的学校，当时并没有刻意设计自己的未来。”

　　1992年，孙泽洲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在面临职业选择的当口，孙泽洲同样“没想太多就来了五院”。

　　孙泽洲说的“五院”，即1968年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其前身可追溯到1956年建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是五院的首任院长。

　　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并不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正是国外企业在中国跑马圈地、拓展市场的时期，加上通信行业的异军突起，对孙泽洲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来说，外企、电信等高薪、热门行业无疑更具诱惑。“我的同学中最后真正到航空航天系统的已经比较少了。”

　　孙泽洲很快领教到不同行业选择之后的现实经济落差。“我刚工作的时候月工资200元，外企的同学能拿到2000元，同学不能常来，来两回就感觉吃紧。”

　　不过孙泽洲自言在薪酬方面还比较随遇而安。“我最不适应的其实是从学校到单位这个过程。大学时，大家可以说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来到工作岗位上，作为一个新人，得从基础学起、做起，你不自觉就会想，自己啥时候才能做出点成绩、干出点成果？”

　　这种每个人初入社会或多或少都会产生的小失落，对孙泽洲的考验尤其明显。孙泽洲在大学里意气风发，颇有“学霸”风范的他既是奖学金的常客，又是学生干部，但在进入五院之后，置身于航天这样一个系统工程，孙泽洲开始体验按部就班的程序式工作状态。

　　“头几年，我主要参与资源、实践卫星的测控工作。”他说，“这些都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业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消化、吸收，甚至是复制前辈的工作，几乎谈不上什么压力。”

　　尤其关键的是，在孙泽洲初入五院之时，中国的航天事业整体并不景气。“那个时候国家投入相对不大，我们的任务也比较少，基本没有加班”。

　　因此，虽然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伟大的事业”，也清楚目前按部就班的工作将为未来积累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孙泽洲仍不免感觉自己只是这个伟大事业的“末梢”，还体会不到那种一直憧憬着的激情和抱负。

　　结缘“嫦娥”

　　2001年，孙泽洲在五院的工作陡然加速。“在这一年，我开始和‘嫦娥’结缘。”他说。

　　这个“嫦娥”，就是大名鼎鼎的“嫦娥工程”。一般而言，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是人类航天活动的三大领域。中国在前两方面均有不俗成绩之后，将目光转向深空探测。中国深空探测的第一步，就是月球探测。

　　2004年，中国启动月球探测工程，并命名为“嫦娥工程”。该工程是新时期启动的16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工程之一。虽然“嫦娥工程”正式启动于2004年，但对相关科研人员来说，探月前期的论证研究早已提上日程。

　　孙泽洲至今记得，在他第一次听到探月设想时，自己感受到的冲击：“太遥远了”。

　　孙泽洲说，那是在1996年，褚桂柏老师做中国探月报告。“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还很遥远。因为当时我们对卫星的研究周期一般是八九年，有的甚至要做十多年，比如我参与的资源一号卫星，它已经是一颗比较成熟的地球轨道卫星，但也是到了1999年才发射。而月球距离地球38万公里，以我们当时的技术条件看，发射这种距离的卫星，似乎还遥不可及。”

　　然而，仅仅5年之后，孙泽洲已经开始参与论证这个有点“遥远”的项目。

　　对孙泽洲负责的星载测控系统论证工作来说，最大的难题是，要在没有地面深空站支持的情况下，解决地月远距离测控的难题。“开展项目论证的时候，我们没有深空站，也没有深空站建设的论证规划，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利用现有资源，完成地月距离的测控任务，这实际上对天线的指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在孙泽洲的印象里，天线攻关的进程“起起伏伏”，各种测试“反反复复”，直到2005年，天线指标才最终满足要求。“这时候开始感觉到压力，因为天线虽然只是整个任务的一个方面，但天线的问题不解决，整个任务可能都无法完成。”

　　对孙泽洲而言，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嫦娥工程”正式立项之后。“立项之前，我的工作都是围绕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测控系统；立项之后，我开始担任‘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一则专业跨度比较大，二则需要承担一些技术协调工作。”

　　对孙泽洲来说，专业跨度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赶紧补课呗，多看书多钻研，不懂就找人问。”

　　孙泽洲讲得轻松，但熟悉他的人都清楚，孙泽洲是个出了名的资料控、数据控，有强大的抗疲劳能力。为了让自己迅速变“外行”为“内行”，加班加点成了孙泽洲生活的常态，晚上十点、十一点回家均属正常。

　　在孙泽洲的眼里，协调的难度，并不在于通常意义上的沟通磨合，而是总体设计优化的过程，要力求调动各分系统的积极性。

　　孙泽洲举例说，一般来说，需要他协调的事情都不是某一个系统能够解决的事情，更多的是多个系统相互耦合的事情。那么，对于他来说，首先就要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它的关键点大概有哪些方面，然后，需要在这些关键的方面中去判断：哪个环节的突破、解决对系统来说最优？最后，去跟相关分系统协调沟通，向他们提要求，也让他们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提要求。

　　“我不希望我定的要求太过刚性。”孙泽洲说，“所以我通常会把周围环境，以及我的期望和盘托出，努力调动各分系统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尽量向最优方向努力，为相关系统创造便利。”

　　经年累月的努力之后，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发射。

　　孙泽洲如释重负。“现在回想起来，真替当时的自己捏把汗，因为研制‘嫦娥一号’几乎可以说是从零起步，各种挑战层出不穷。好在当时年轻，还不太知道害怕，虽然觉得担子很重，自己倒是信心满满。”

　　“不能带着隐患上天”

　　接手“嫦娥三号”，孙泽洲“懂得害怕”了。

　　2008年3月，“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全面启动研制，孙泽洲出任“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

　　从“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到“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坦言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是副总师，要协助总师叶培建院士负责总体工作。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哪怕我真是没主意了，我还可以去找叶总，叶总总是会有主意的。但是到了‘嫦娥三号’，我开始担任总师，那我也得让大家感觉不管遇到啥困难，只要有我在，就一定能有办法解决。可是从我自己来说，有时候我的心里也会打鼓、犯憷。”

　　孙泽洲解释说，“嫦娥三号”成败的最大风险，来自月面环境的不确定性。从已掌握的资料看，月球表面覆盖着一层由月面岩石碎屑、粉末、角砾等组成的月壤，这层土壤松软且崎岖，加上落月时的具体月面的地形地貌也不能完全确定等因素，都可能对着陆器造成风险。

　　“说白了，‘嫦娥三号’的第一脚落在哪里，是踩在坑里还是踩在石头上，并不完全由我们的主观努力决定。虽然我们也可以悬停避障，但机动范围毕竟有限，不可能像直升飞机一样一直悬停，直到找到合适的地方再降落。假如这个范围内的地形地貌比较复杂，那我们任务的风险就增大了。”

　　“嫦娥三号”的第二个重大风险，来自大量新产品的应用。孙泽洲说，一般卫星应用新产品的比例为20%~30%，“嫦娥三号”达到80%，而且核心的、要命的部件都是新产品。

　　有系统内人士开始担心：从卫星发射的历史看，首发型号出现问题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嫦娥三号”该怎样避免不良后果？

　　孙泽洲告诉他的队友：“咱们不能这么想，关键在于自己的工作质量。”

　　他提出要求：“哪怕再小概率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在地面上解决，那么我们坚决不怕麻烦，一定要修正、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带着隐患上天。”

　　孙泽洲有一个信念：所有的麻烦、困难一定都是有解的，只是付出代价大小不同而已。“我的体会是，只要问题解决了，哪怕之前熬了几天几夜，我都不感觉累，也不想睡觉，只会感觉非常幸福，反过来，要是问题迟迟不能攻克，那是真累。所以我觉得，没有结果的累是最累的，累而有成，就感觉欣慰。”

　　孙泽洲说，他早已习惯这份工作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使命感。“其实真不是我觉悟有多高，就是航天的整体环境、氛围特别好，老同志对年轻人真是帮衬、扶持，愿意给年轻人提供成长的机会和舞台。要说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收入，在社会上也还是偏低的，但很多事情并不是只能用钱去平衡，我相信只用钱去平衡也平衡不了。五院的魔力在于，她让我们感觉大家在这里，不是为了一个饭碗，而是为了一项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