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愁

　　编者按

　　乡愁，是一个人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一直以来，乡愁既是漂客游子心中难解的情结，也是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主题。如今，随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曾经饱含人文意蕴的“乡愁”，由此被赋予了时代内涵。

　　在这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分析城镇化发展形势，明确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会议要求，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你的故乡在哪里？你最眷恋故乡什么？你的故乡有哪些变化？你的乡愁还记得住吗？2014马年春节，《瞭望东方周刊》特别推出大型眷恋专题《我的乡愁》，通过多篇“回乡偶书”，带你重回故土家乡，触摸她的风物人事，感悟她的发展变化，追寻曾经的故乡记忆，抒写难忘的乡愁故事。

　　山那边，山这边

　　我小的时候，是在山这边，向往山那边；我的儿子，生活在山那边，却喜欢山这边

　　文 | 匡乐成

　　我的故乡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我小学六年级的儿子用古诗形容这里：“白云生处有人家”、“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从北京回到村里是一次扎实的长途旅行，儿子说每次回老家，都有跨越千山万水的感觉。

　　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常带着我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给我讲述他年轻时在山外面闯荡的经历。远处的山峰一座连着一座，一眼望不到边我使劲想象山那边的世界，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是什么样的呢？那时的我，对山那边的世界，充满了憧憬和渴望。爷爷总是鼓励我，好好读书，等你长大就能走出大山了。

　　后来，我长大了，开始到村里的小学上学，学校在屋后面大山的山顶上，孤零零的一栋白色教学楼，在云雾中时隐时现。每天清早，我把牛和羊群赶上山，然后去上学，中午在学校烤洋芋吃，放学再招呼牛羊们一起下山回家。冬天，还要自己提着小炉子上学，印象最深的就是耳朵和手脚经常生冻疮，又痒又疼小学三年级时，大哥从县城师范学校毕业了，分配到城关镇小学当老师，决定带我到县城上学。于是我用背篓背着好多东西，和大哥步行一整天，翻山越岭，到县城和大哥一起生活。每年的寒暑假，我回到老家，跟着爹妈在地里干活，快开学时和爹一起背着粮食到乡粮站换学费。在县城的初中毕业了，我又到恩施州城读高中，然后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成家、为人父。现在，我带着儿子回到了故乡。不同的是，故乡交通状况已大为改善，我们是坐车到的老家门口。

　　我的爹妈因为操劳过度，已先后离开人世，长眠在老家屋后的山脚下。爷爷承受着老年丧失独子的巨大悲痛，像大山一样坚强守护着先人留下的百年土家吊脚楼。年近九十的爷爷，依然每天清晨就打开堂屋门，打扫庭院，收拾柴火烧起火塘，吊起已经用了几十年的黑铁壶烧水泡茶，开始新的一天。木质的老屋柱子被烟熏得漆黑发亮，一束束阳光透过窗户照进火塘，火苗在阳光中舞动。爷爷每年最开心的时候是他的4个重孙都回老家过年的日子，最大的心愿是看到五世同堂，因为最大的重孙大学毕业工作两年了，已经有了女朋友，爷爷甜蜜地盼望着这个家族第五代的到来。

　　我儿子很喜欢老家，自从这几年带他回故乡过年后，每到寒假，他就盼望着回到村里。一到家他就兴奋不已，满山遍野跑，家里的小猫、兔子、公鸡，都是他在微信朋友圈分享的内容。尤其是村子里的夜晚，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星，对于喜爱天文的他来说，这是比玩电脑游戏还令他兴奋不已的事情。儿子特别喜欢家里的饭菜，评价为“香爆了！”家里的那只大黄狗，被孩子们戏称为“中华田园犬”，也特别欢迎我们回家，总是围着我们欢快地摆着尾巴。因为，它平时似乎也很寂寞。

　　从山这边到山那边，然后又回到山这边，每次我回到山里，都感到无比亲切。冬天故乡的山也是绿色的，地里的油菜、白菜、菠菜、卷心菜、芫荽等充满了生机，空气里含着一丝香甜，蔬菜、腊肉是很纯粹的味道，睡觉很香，清晨总是被鸟吵醒如今的城市被雾霾等各种污染所包围，故乡因为偏远落后，反而保留了一方洁净的天地。但这几年，公路修通了，开始有城里人到河里挖沙，到山上采石，使得河道已没有了小时候熟悉的模样，山坡上开始有大片裸露的黄土，看着使人忧虑。

　　乡亲们依然十分淳朴，挨家挨户串门时，每家都很热情招呼我们留下来吃饭，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这几年，村里出门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都是我儿时的小伙伴，他们去上海，去广州，去苏州、杭州，前几年过年时有些没有回来，今年可能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大多数都回老家了。挣了钱主要供孩子上学，或者翻修家里的房子。一些人得了怪病或受了伤，遇见好心的老板赔点钱就算万幸了，只能回到老家继续度日。安心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只是村里留守的老人们在继续耕种，出去打工的人已经对种田兴趣不大，荒芜的田里长满了杂草灌木。打工的人们带回来各种城里超市的方便食品和膨化食品，村里的道路两边，也出现了城里才有的垃圾。因为有老人留守，村里过年的传统习俗还保留着，团年、祭祖、拜年等依然还是记忆中的味道，鞭炮声此起彼伏，在山谷回荡。但村里会扎花灯的手艺人越来越少，玩花灯、闹元宵多年没人张罗，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故乡是每一个人的伊甸园，尤其对我这样外出的游子。我始终记得，当初我考上大学时，全村人都很高兴，每家每户给我凑学费，有的还上山打猎卖钱送到我家。而我回来，回报给他们的很少，但他们从来不给我添任何麻烦。

　　我小的时候，是在山这边，向往山那边；我的儿子，生活在山那边，却喜欢山这边。人生如梦，看山还是那山，看水还是那水

　　路途再远，也要回家

　　对我来说，回家，是个仪式。因为故乡是力量之所在，那么迫切地回家，是要补充这种力量。这才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大伯以前出远门总要带上一罐家乡的土冲水喝

　　文 | 张瑜

　　2014，农历甲午年。立春这天，河南普降大雪。

　　肉眼看不出花儿来的小雪粒，急急地坠下来，顷刻间整个城市都白了薄薄的一层。

　　在记忆中，大大的雪片悠然飘落的日子在我离家去武汉上学和在北京工作后，再没遇见过。一起消失的还有湿的雾天儿，人在氤氲的白气里忽隐忽现的，手一挥就沾上一层薄薄的水。

　　而这些上天赏赐的礼物都在我离开家后的十多年里，再也没有了。

　　今年真是个惊喜。

　　可这大喜的日子，却不知怎么，硬是想起了《一九四二》里那一路的冰天雪地。从躲灾变成逃荒，当电影里的张国立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终于到达离家千里之外的陕西之时，他却迎着河南逃过来的老乡们，孑然一身蹒跚着往回走。生无可恋。梦呓般地叨念着，就是死，也要死得离家近些。而电影中的徐帆临走前，告诉儿子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要记住老家在延津。

　　大多数河南人极恋家。那个家就算再穷再苦，也是永远的牵绊和希望。后生们十几岁就怯生生地离乡背井，叔伯们五六十岁了也依然能拖着老骨头出去干活。全是为了那个家。为了有一天，能在家盖起小楼，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

　　记得大三时去广州实习，因为走得早，刚好赶上所谓的民工外出潮。那趟发往广州的临客从郑州始发时已经塞满了人和大包小包的行李。中午出发的时候，我还愉快地听着旁边一大家子人温暖的对话，丈夫和兄弟喝着啤酒吃着花生米，勾勒着未来，说再过三年要和老婆孩子回家盖新房，妻子笑眯眯地听着，哄着两个孩子。

　　随着车往南走，每走一站，又会涌上大批的人和行李，先是过道，接下来是车厢内的每一个角落。随着人越来越多，我开始感到呼吸困难。我不敢喝水，因为通往厕所的路挤满了人。入了夜，人们逐渐疲惫，过道里的人或者坐下，或者躺下，认识不认识的人，摞在一起睡觉。由于吃惯了苦，他们以任何我觉得难受的姿势都可以睡着，他们趴在不认识的人的背上，或者肩上，或者被不认识的人趴着，全不介意，只要有个依靠。一层又一层。

　　我看着他们，心里既难过又惊恐。我无法入睡。看着他们，感到窒息。

　　凌晨两点的时候，列车到达武汉。我犹豫了一下，请老乡帮我拿下行李箱开始下车。从座位到门口不过5米，却是段异常崎岖的路程。我怀着深深的歉意，惊醒了睡着的人们，忘了是怎么走过人铺就的路，而箱子，是被老乡们一人一手击鼓传花似地送了出去。

　　我就那么半路下了车，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疲惫的列车里疲惫的老乡们，在出门的时候，有谁的心里，不是怀着那个关于回家的温暖的愿望？

　　我看着远去的他们，默默地送上了祝福。

　　仿佛是一种宿命，苦难深植在河南人的骨血里。自古以来，中原腹地多战乱，多人祸天灾。祖辈们代代辛勤劳作，却不得不饱经苦难。而代代相传的，还有面对苦难的韧性。

　　男人们出去了，女人们唯有独自支撑着家。养鸡，喂猪，洗衣做饭带孩子，伺候公婆，下田干活。在父辈们那一代里，甚至现在的农村里，这种坚韧的特性，是河南女子必备的品质---坚韧而泼辣。

　　我们家老张的生日至今是个谜。因为当年奶奶是在麦地里生下他的。她只记得是割麦子的时候，约摸是5月份，却不记得是哪一天。大着肚子还要干繁重的农活，也难怪奶奶会过着不记日子的日子。这样大大咧咧出生的老张，也因此一辈子都是过着大大咧咧的粗糙的生活。他的字典里，一切跟讲究有关的词儿打开始就不存在。

　　爷爷年轻时是游击队长，去世的时候是村里的大队书记，可那年月没赶上城市边界的扩张，没赶上拆迁，他囊中空空。早早去世，给家里留下的唯一东西就是为了盖三间土坯房而留下的一屁股债。

　　所以老张从小要去队里放羊挣工分，和我奶奶一起挑起养家的重担。他有个响亮的小名儿叫钢牛。有力气，能吃苦。

　　神奇的是，15岁的他就从农村走了出来，一个农村青年，慢慢在城里扎了根。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老家的大伯娘于是愤愤不平，大闹一场，要迁爷爷奶奶的坟，说那个坟头的位置对老张利好。

　　妈妈也是家里的长女。兄弟姐妹6人中，天分最好的她不幸赶上了“文革”。比我聪明又比我勤奋的她15岁下乡，误了学业。再以后，又为了家庭放弃了好工作。谁也没想到，那个四处流动的三线建设单位却在她离开之后在我们那个城市安定了下来。她的一生，有很多不好的运气。

　　但是，他们都努力地生活。我周围的所有人。在自己的能力所及之下，坚强地生活。

　　我在他们的坚强努力中没心没肺地长大。打小坐着老张的嘉陵摩托到处游走，细踏我的那座小城。直到我长大，老张也真的成了老张。但我还是拒绝戴头盔，催促他就像赶一匹马。他曾经真的像马一样年轻和强健，不知疲倦。一个快乐的警察。长大之后，二十岁的女儿仍旧喜欢在夜晚，在疾驰的摩托车上蒙住他的眼睛，揪他的耳朵，把冰凉的手插进他的衣领，看着他抓狂地怒吼。

　　上大学那年夏天，爸妈一起送我。对面中铺的大叔和我聊了大半夜的信仰，睡在上铺的妈妈怕我遇上练法轮功的，瞪着眼睛盯了半宿。而老张呢，也是一宿没睡，那是因为绿皮车的厕所门是坏的，臭味儿熏得他睡不着，每10分钟就要起床去摆弄厕所门。到了武汉，交学费的时候，他拿出来塞在衬衣里的裹着塑料袋的钱，打开来才发现，那些钞票啊，已经捂得发霉了。

　　到了现在，妈妈一如既往地细腻，老张还是一如既往地粗糙。每次他问到我的列车时刻表后，非要提前两小时去车站等我，然后就打电话咆哮我怎么还不到。每次打电话，他总是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突然挂断。每年回家他总要向我展示他准备的各种大鱼大肉，虽然我跟他说了不下十年我不喜欢吃肉。也有例外的，那就是他在用海米冒充虾仁被我识破后，今年真的盘了虾仁的馅儿，为了证明真材实料，虾仁都是整个的。

　　我们这些游子们，到底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远离亲人？

　　每到夜晚，看着万家灯火，我就会想起属于我自己的那一扇窗，那一处灯火。

　　所以，对我来说，回家，是个仪式。因为故乡是力量之所在，那么迫切地回家，是要补充这种力量。这才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大伯以前出远门总要带上一罐家乡的土冲水喝。

　　所以，路途再远，也要回家。家是最甜蜜的负担。

　　拉杆箱里的乡愁

　　拉杆箱重新陪伴我踏上从农村进城的旅途，它不仅和从前一样方便实用，而且一下子勾起了我20年来一次次往返苏北农村与广州、上海等城市的记忆

　　文 | 祁和忠

　　羊肉、咸肉、狮子头、年糕

　　大白菜、青菜、香菜、大蒜、萝卜

　　新春佳节期间，耄耋之年的爸妈给我精心准备了很多食品与蔬菜，让我带回上海。

　　大年初四的清晨，望着桌上和地上摆满的东西，我在思考如何打包。正在这时，我一眼瞥见了墙边的拉杆箱。

　　因为左上角有一点小的破损，这个拉杆箱已被闲置10年之久。前两年，我觉得它派不上用处，就把它带回农村，放在爸妈家里。现在，它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我赶忙把它提过来，用抹布擦去上面的灰尘。我把肉食品装进拉杆箱里，把蔬菜装进旅行包里，一会儿就收拾妥当了。

　　在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中，拉杆箱重新陪伴我踏上从农村进城的旅途。它不仅和从前一样方便实用，而且一下子勾起了我20年来一次次往返苏北农村与广州、上海等城市的记忆。

　　我在苏北偏僻的农村出生和长大，小时候没见过什么世面。从1988年到北京上大学，到1992年被分配到江苏仪征的一家大型企业工作，我往返于家乡与城里时，用的都是背包。在远赴广州打工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拥有一个漂亮的拉杆箱。

　　那时候，每次回农村，我都会在背包里装些城里的东西，带给爸妈和家里其他亲人。我这个农村娃的乡愁，也都装在背包里，伴随着我度过了4年的大学生活，以及后来在江苏仪征的一年半时间。

　　至今清晰地记得，在1993年的春节前，当我把单位发的福利品，一条风干的鱼和一箱苹果背回家后，并没有感受到所期待的喜悦---尽管我已经开始工作，但每个月100多元的工资，难以减轻多少家里的负担。虽然外面都在传说江苏仪化的福利很好，但这只是一个能让城镇人感到很舒适的单位，似乎并不适合我这个来自贫穷农村的大学生。

　　在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的支持与鼓励下，1994年3月，我登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开始了打工生涯。临行前，我到扬州，花了80多元，买了一个沉重的绿色箱子。我把北大文凭装在那只沉重的绿色箱子里，也把乡愁一同装了进去。

　　勤能补拙。在打工之初，生活艰苦，但我通过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得到了期货公司老板和朋友的认可和赏识，收入也在增加。1996年，一位朋友邀请我和妻子去海南旅游，出发前妻子到东山百货选购了这个时髦的拉杆箱，花了300元。那时候，拉杆箱里不仅装载着浓浓的乡愁，也满载着我们获得命运眷顾的感恩与喜悦。

　　1999年，我从广州来到上海打工，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也都跟我来到上海。2001年，我去广州搬家时，也带着这个拉杆箱。一路上磕磕碰碰，拉杆箱的左上角给碰坏了。2003年，妻子重新买了一个软面的拉杆箱，而这个硬面的拉杆箱则被放到阳台上的角落里。

　　在整整20年的打工生涯中，我经历过失业的痛苦，更能深切地感受到拥有一份工作的珍贵。人尽其能，物尽其用，这个拉杆箱如果能感受到我重新拉着它的快乐，它一定也很喜悦吧。

　　爸妈年纪大了，他们的生活很简单，习惯于付出爱与关心，但自己平常的饮食却比较单一。以前，妈妈会养猪、养鸡、种菜、种花，如今，她有时已需要拄拐杖，因此，有些蔬菜就不想种了。妈妈说，她和爸爸吃得少，种那么多没必要。但后来有一次爸爸生病，医院检查时发现他需要补充叶酸。医生叮嘱他，平常要多吃新鲜蔬菜。

　　此后，我一再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多种些蔬菜吧，我回上海时，最喜欢带些蔬菜了。现在，家里的蔬菜种植面积与品种明显增多了。而我回上海时，都会把旅行包装满。但每次，爸爸妈妈为我准备的东西都会剩下很多装不下。

　　回到上海后，我吃着从家里带来的蔬菜，常会想起爸妈屋前的菜地、屋后的秸杆堆、村庄旁边的小河、小河上的石拱桥如今，农村里的年轻人已大多用煤气灶生火做饭，秸杆变成沉重的负担和问题，而石拱桥因年久失修，十分破旧。

　　回农村时，我多次听说镇里的主题公园投资额高达数千万元，豪华而铺张，镇政府借了农民很多钱。农村年轻人热衷于到城里游玩和消费，对农村的美好事物则往往不屑一顾。这些所见所闻又悄悄地增添了我的乡愁。

　　失落的故乡

　　自2000年以后，村子里的人不能再靠资源吃饭了，各个煤矿关闭了之后，挣了钱的进城了，没挣钱的留在村子里生活，失去了收入来源，村子很快就不行了

　　文 | 张璐

　　大年三十，我和弟弟随父亲回老家给爷爷上完坟之后，父亲说要带我们去不远处的桃顶山煤矿。

　　二十多年前，父亲曾经营过这个煤矿，那时煤价还是50块钱一吨，村子里面开采经营小煤矿的人不在少数，因地利条件在煤矿谋得一份工的村民也都在那个时候攒下了钱，我的老家成了附近几个乡里有名的“先富起来”的村子，村民过得富裕自在。

　　自我记事起，目光所及之处便是黑亮亮的煤块。有的小煤块儿表面光滑整齐，阳光好的时候，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我便捡了放在兜里，在年幼的我的心里，那就是钻石。每晚睡觉前，母亲总是从我衣服兜里翻出来一堆小石子和小煤块儿，母亲趁我睡着了就把它们全部扔掉，于是，第二天我会继续去矿井边捡发着耀眼光芒的“黑钻石”，乐此不疲。

　　1994年，父亲被调回市里面工作，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一家人迁回市区，从此很少回老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已不会再用乡音跟老家的邻居讲话，最开始还会被邻居的大爷婶子笑话“忘本”，我内心也觉得很委屈。

　　回老家的频率变成了每年一次，就是在年前上坟的时候，去祖坟上看一看，去老家的房子看一看，去父亲还是农民户口时分配的宅基地看一看，便开车返回市区。

　　在村子里蜿蜒的、仅能通过一辆车的小土路上，偶尔会遇到父母相熟的老乡，摇下车窗打个招呼就擦肩而去，母亲提起那是谁谁，是谁家的父亲，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曾问过，也许在这些老乡的心里，我们变成了过客、变成了外面的人。

　　车开在一条小路上停了下来，父亲说到了。我惊讶，这是曾经车水马龙的桃顶山煤矿吗？矿井消失了，房子消失了，山头还在那里。二十年前留下的煤堆变成几个黑灰色的小土堆，隐约的黑色煤渣提示我，这里曾经是繁盛一时的煤矿。父亲指给我看以前我们曾居住的房子的位置、矿工宿舍的位置、矿井的位置，我大脑一片茫然：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荒芜的三个小山头。

　　在返程的路上，我对父亲说：“我记得以前山很高、路很远，为什么现在看上去整个煤矿那么小？”父亲笑说：“那时你才四五岁的样子，山对于你来说是高的，路对于你来说是远的，山还是那个山，路还是那条路，只是你长大了。”

　　去年姥爷查出癌症晚期，在做过一次手术之后，身体大不如以前，姥爷提出想要回老家休养。

　　姥爷和爷爷是一个村子的，以前这个村子叫李家庄，在明朝万历年间，一群人从山西洪洞县迁来此地。最先到达这里并安家落户的是一户姓李的人家，男人肩上挑着一副扁担，两个藤筐里分别放着一个娃娃，留在此地，就取名叫李家庄。随后，越来越多的人留了下来，村子里有了别的姓氏的人家。

　　村子最鼎盛的时期有1800多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村子里兴起开煤矿，一部分人勤劳上进，把握先机，赚得第一桶金，于是就在市里买房，子女迁到市区，姥爷便是其中一位，4个子女全部在城市里面定居，只有姥爷姥姥每年夏天还要回老家住段时间。

　　姥爷家房后一位何姥姥几次跟小舅妈提起，想要给儿子在市里面买套房子，好让小孙子在市里上小学。我们问她，为什么不让孩子在村里读小学。何姥姥叹气说：“村里的小学已经破得不像样了，学生也少，家里有钱的，都让孩子去市里面上学了。给老师的待遇也不行，留不住人。没有好老师，怎么能有好教育？”

　　自2000年以后，村子里的人不能再靠资源吃饭了，各个煤矿关闭了之后，挣了钱的进城了，没挣钱的留在村子里生活，失去了收入来源，村子很快就不行了。这么多年，村子并没有找到新的产业，村民只能边种地，边去邻村的国有煤矿打工，攒够钱、有机会就成为市里人。

　　爷爷的一湾乡愁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历史的受害者，也都是时代的亲历者。没有人有过错，在奔流向前的时代大潮和历史变局之中，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无从选择，只能听任命运的安排

　　文 | 周范才

　　2014马年大年初一，老家湖南桃江仍是一如往日的艳阳高照，幼时记忆中每逢过年时节便是大雪漫天的景象如今是很难见到了。按照老家的传统，这天是亲朋好友挨家挨户登门拜年的日子。我们家尤其特别，奶奶已经90高龄，这似乎已是当地少见的高寿，故而一整天登门拜年的人们络绎不绝。

　　2013年底，我去了一趟台湾，踏进我家门的人便多了一个话题，纷纷不忘问起海峡对岸的风物人情。台湾，对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远方。因为，我的爷爷就在那里。

　　中午吃完饭，90高龄的奶奶、伯父、父亲、兄嫂和姐姐等人围坐在一起，我打开电脑，向他们展示我此前台湾之行的照片。这中间仅有两张和爷爷有关，一张嵌在骨灰盒上，不过一寸大小；另一张贴在置放骨灰盒的小匣内，照片中的爷爷梳着偏分，系着领带，应是标准的证件照。

　　这便是如今留存在我们全家人眼中关于爷爷相貌的全部记忆。骨灰盒上的照片极为年轻，应是爷爷青年从戎时的相貌，棱角中隐约能看到我父亲的影子。这是我们全家人除了奶奶之外所从未见过的爷爷年轻时的形象，包括我父亲在内。

　　那一年，爷爷沿着资江河水离开老家时，我父亲仅是襁褓之中不过3个月大的婴儿。此后至今的60多年里，每到年终团聚时，爷爷仅仅作为一个称呼存在着。

　　我的老家在湖南资水北岸一个叫着“三堂街”的地方。解放前，这里因为水运便捷，又地处桃江、汉寿两县交界之处，商铺林立，据说曾是资水北岸重镇。年轻时的爷爷纺得一手好纱，从汉寿娶回奶奶之后，开始将这一身手艺教给奶奶。

　　此后数十年的岁月里，我们全家人均受益于此。我至今仍记得在我几岁左右的时候，家里一直都留着一台纺车；我也仍记得到我前些年上大学的时候，还穿过奶奶亲手做的棉鞋、纳的鞋垫。这便也是我对年轻时的爷爷全部的印象。

　　更多关于爷爷的故事我只能从奶奶等人那里去探寻到一二，甚至我父亲也大致不比我知道得更多。仅有的一次机会是，在我5岁的时候，从戎已去台湾近40年的爷爷回乡探亲过一次，通过他的介绍，有关爷爷身世更多的细节也便得到了一些补充。

　　爷爷生于1919年，大约是在26岁左右年纪的时候从邻县娶回了小他4岁的奶奶。奶奶先是生了我伯父，两年后的1948年中秋节后不久，又生下了我父亲。

　　这时，国共两军正在湖南胶着严重。我的老家尽管免受兵灾之苦，但离战争并不很远。就在我父亲出生后不到3个月，爷爷大约是从同伴那里得知了湖南军用芷江机场有用工需求的消息，也大约是因为生计所迫，或者是怀着对山外世界的憧憬，爷爷平生第一次决定沿着资水走出家乡去，和人结伴一起去了芷江机场。

　　这一去竟是近40年，后来我们才知道爷爷去了芷江后，又被历史裹挟一路到了台湾，直到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解禁”，爷爷成了第一批返回大陆探亲的赴台人员之一。

　　据我母亲转述爷爷当年返乡探亲时的介绍，他到芷江机场后大约是跟着国民党部队学习修理飞机，但呆了不到两个月，“过完阳历年元旦没几天”，爷爷就被统一组织先是空运到南京，随后就渡海到了台湾。

　　这已是翻天覆地的1949年。这年8月，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全省和平解放。爷爷这一去，眨眼间便是两个时代，从此家郭万里、天各一方。

　　大约是在1950年、1951年左右，爷爷曾从台湾给我曾祖父母写信回来，家里才知道他已身在海峡对岸。其时，两岸政治风云际会，大陆开展“三反”“五反”，台湾也在全岛严酷肃清“共匪”，陡然落在我家身上的“海外关系”成了此后数十年沉重的政治包袱。

　　爷爷兄弟5人，他排行第二。老大早年便就因为国民党抓兵拉夫的缘故被抓去当了壮丁，始终杳无音讯；老三性格柔弱，不事稼穑，终生未娶，去年以90岁高龄在睡梦中辞世；老四是一名小学教师，至于老五年轻时曾在矿厂当工人，“三年困难时期”因脑膜炎殒命在外。

　　故而，当爷爷也因从戎而流落海外时，维系全家的重担便全系于奶奶一身。那一年，奶奶年仅25岁。年长的曾祖父母需要她供养，襁褓之中的一双儿子需要她照看，全家里外事项需要她运筹处置。

　　好在老家民风纯善，即便在政治风云最为激荡之时，那些残酷的批斗也没在我家上演。在全国高举“三面红旗”之后，奶奶被安排去大队食堂做炊事员，我伯父和父亲长成后先是因“海外关系”被禁止上初中，后来上了中学却或因此、或被下放而一再中断。

　　奶奶直到今日仍会念叨的一个故事是，当年伯父考上初中后，需要缴纳42块钱学费，这无异于是一笔巨款。曾祖父拿出了全部的积蓄4块，剩下的由奶奶向大队会计、向乡邻好友一一告讨，才最终凑齐了学费。这些曾借给奶奶学费的人，也便成了奶奶念叨了一辈子的“好人”，年复一年春节全家团聚的时候，祥林嫂般一一地向我们讲起他们的名字。

　　这一切，远在台湾的爷爷是无从知晓的。仅在解放初努力向家里写过信之后，此后几十年两岸的严峻对垒已经禁绝了任何通信往来的可能。爷爷音讯全无了，全家人也少有提起。

　　直到近40年后，在我5岁那年，爷爷突然回来了。我隐约记得那是正月过后的一个阴雨天，家里此前毫无征兆，突然有几部小汽车开了过来，左右乡邻才传开竟然是我爷爷回乡探亲了。

　　那一年，爷爷已近70岁高龄。他的父母已谢世20多年了，当年意气风发从容入伍的青年如今已是步入黄昏的老人。和爷爷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位“台湾奶奶”，此后我家才得知爷爷在去台湾十多年后，重又组建了家庭，并先后养育了4个子女。

　　那一年，我奶奶已65岁的年纪，一头雪白的头发，在岁月的无情洗礼中，告别了自己的青年、告别了自己的壮年。这是她坚贞守候在家整整40年后，第一次见到她的丈夫。

　　那一年，我父亲40岁。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真正见到自己的父亲。

　　所谓人间悲剧莫过于此。在奔流向前的时代大潮和历史变局之中，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

　　爷爷在家呆了大约半个月，一家人其乐融融，相处愉快。对全家人来说，逝去的已经逝去，经历的已经走了，能再次和爷爷相见便已是意外之喜。

　　回到台湾后，因为年事已高，抑或是因为身份尴尬，爷爷再也没有回来过。但从此之后，去台湾看看，便成了父亲一直念叨的心愿。

　　2013年12月，我特意去了一趟台湾，也算是先为父亲得偿所愿。

　　这些年因为做记者的缘故，我走遍了全国每一个省份，但台湾却是第一次去。12月9日中午，从北京直接飞抵台北时，同样是一个阴沉的天气。此后逗留在台的十余天中，我几乎天天都碰到了阴雨，一如25年前爷爷回家探亲的那天留在我脑海中的记忆。

　　爷爷从戎后隶属台湾空军，驻地在台湾西南部的屏东县大鹏湾。这也是爷爷探亲回来后，我们保持通信时爷爷留下的地址。抵台后的第三天傍晚，我从台北坐高铁到了终点站高雄，后又换乘台铁到了屏东，再打车，近午夜时分才抵达大鹏湾。

　　在扑面的湿气和海风之中，我借着路边泛黄的灯光，才发现这里早已不是军营了。从入住的民宿老板那儿我才知道，军营在约十余年前便已搬迁，如今的大鹏湾已经是屏东县东港镇的一个湿地公园。

　　我根据此前探听的消息，得知爷爷从大鹏湾搬走后住在一个叫永乐村的地方。第二天，一如往日的连绵细雨，我一个人辗转找到村长，向他打听起爷爷及其家人的消息。

　　村长个子精瘦，和我父亲一般的年纪。他搬出一大摞居民的花名册，在桌子上摊开，逐字逐行地搜寻着我想找寻的名字。我找到了爷爷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名字，村长带我循着门牌号终于按响了爷爷家一栋四层楼房的门铃。

　　这便是爷爷在台湾的家。

　　最近这十多年来，爷爷和家里的通信中断，我也先后探听得知爷爷也已去世多年了。但直到叩响爷爷家门铃，看到高雄荣民总医院开具的死亡通知书的时候，我才确知爷爷早在整整十年前便已仙逝了。

　　这便也是过去这十多年来，无论是今年已愈90高龄的奶奶，还是始终心愿不解的父亲，爷爷留给我们全部故事的终点。

　　爷爷迄今未有下葬。台湾为去世的服役军人在各地建有忠烈祠，爷爷去世后其骨灰就存放在高雄忠烈祠。从大鹏湾离开的第二天，我独自一人来到忠烈祠灵骨塔的第二层，攀上梯子，在一排排的骨灰架上接过钥匙打开骨灰匣，终于看到了爷爷的骨灰坛。白色的圆形瓷坛上，嵌着一张爷爷青年时的照片，棱角分明，脸色冷峻。灵骨塔内空无一人，寂静无声。

　　爷爷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生前写给家里的最后几封信有如行云流水，大多神采飞扬。也正是从这几封信中，我们才知道爷爷晚年时曾中风，但很快又康复。晚年每逢身体康健时，作为虔诚天主徒的他，每个礼拜天都会去东港天主堂做礼拜。

　　来到大鹏湾的第二天，我冒着连绵细雨还特意找了过去。东港天主堂坐落在东港镇中心一条小河边上，是一栋陈旧斑驳的建筑。推开黑褐色的木门，抬眼开去两三层楼高的穹顶气势不凡。一侧的墙上贴着往生天国人的名字，爷爷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在天主堂外转了几圈，又沿着新修的崭新公路返回了大鹏湾。这应是爷爷生前经常会走动的路线吧，他或许永远也未曾想到一个远在湖南老家的孙辈会在某一天突然飞来这里，和他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

　　这一切就真如余光中先生《乡愁》最贴切的注脚。我想，晚年的爷爷也应该会想起他的家乡吧，他的乡愁正是那一枚邮票、一张船票。如今，我站在爷爷的骨灰前，我走在爷爷曾一次次走过的街道上，我想象着如爷爷一样眺望着浩如烟渺的大海，那一湾乡愁却早已是化作隔绝海外的这一掊骨灰、一座坟墓了。

　　故乡的口音、母亲的饭菜

　　故乡的口音、妈妈亲手做的饭菜，这让时间一下拉回到童年，使得每一次回家之旅总是令人兴奋

　　文 | 李婷

　　2014年1月28日晚5点30分，我照例准时踏上下班的路。

　　此时冬至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白天已经较前段时间长出不少，透过车窗能够依稀看到温暖的晚霞。平日里繁忙的外环高速路不觉中变得有些空旷，车子出奇的少。我这才突然意识到马年春节就在眼前了，忙碌了一整年的游子们大都踏上了返乡的行程。

　　广播里传出孩子们稚气未脱的声音，口中背诵着很多人并不熟悉的二十四节气歌：“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大雪冬至迎新年”。在喧嚣的都市中忽然听到如此充满生活气息的童谣令我兴奋不已，同时勾起了自己童年时关于故乡的许多记忆。

　　我以前听到的节气歌是小时候父亲口中经常说起的，与广播中孩子们背诵的有些差异：“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或许正是地域差异的体现。父亲说，雨水是北方停止下雪开始下雨的季节，惊蛰的时候我们开始可以听到第一声雷声；清明是小麦播种的季节，而谷雨则是大量农作物播种的开始。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北方农村家庭，耳濡目染地对于四季、对于节气有着异常的敏感。每一年都是以期待温暖而多彩的春天开始，最终以恋恋不舍地送走金色的秋天，迎来朔风劲吹、大雪飘飘的新年结束。

　　每年4月间土壤开始解冻，走在松软的泥土路上就像踩在沙发上一样。温暖的西南季风吹在脸上令人陶醉，孩子们总能第一时间找到朝南的墙根下刚刚发芽的小草。最早开放的杏花为枯黄的北方增添一抹盎然的春意，随后树叶上泛起亮眼的新绿标志着春天的正式到来。

　　家乡的夏季是短暂的，还没来得及仔细玩味，深秋已然来临。北方的秋天总是秋高气爽，天空格外碧蓝，凉爽的秋风、飘落的黄叶、菜园里最后的西红柿，总能触发万种思绪以及不舍的留恋。

　　若干年后生活在都市里的我，总是感觉到分不清季节，那些标志着四季更迭的万物生长规律已不再触手可及。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这是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关于故乡的描写。可越是回家次数不多越是感觉到家的模糊，甚至在时空上会出现一种错乱感。故乡的口音、妈妈亲手做的饭菜，这让时间一下拉回到童年，使得每一次回家之旅总是令人兴奋。

　　但大多数异乡游子又都会感觉到故乡的陌生，很多以前的老房子、学校、马路已经找不到当年的痕迹，继而被现代的建筑所取得。回家变成了一次次兴奋、陌生、适应、熟悉、离别、不舍的往复过程。没有真正离开过家的人，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痛苦，而痛苦的经历有些时候或许更能够磨练一个人，使人的一生变得更加丰富。

　　我是多么想拥有那么一段时间可以重温故乡的生活，去村上的小学走一走，到田里去劳作一天。但我深知乡愁不应是一种负担，儿时的自己曾多么渴望坐上火车沿着村头的铁路去到遥远的地方寻找自己的梦。也正是对于美好的向往，对于故乡土地和生活的热爱支撑着我考入了大学，走向了北京。

　　我们需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没有受到战争、牢狱、灾难的侵扰，我们应该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迁徙、融合、进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我们应该为当代中国的进步贡献出一份力。有了对故乡的热爱，有了平静的心态，我们就不会缺乏前进的动力，而前进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

　　一杯清茶，一部《南渡北归》，耳畔不时传来小娃娃的啼哭声，收获中又过了一年。

　　探访外公记

　　钢筋的流光暗了它，若梅福真人某天心血来潮故地重游，发现“池凝青泥，鹤归来迟”不再，估计也会惆怅一番的吧

　　文 | 裴永溟

　　回家过年期间，我们姐妹仨和表弟一起去看望外公。当日，漫天飞雪。

　　去九里回族乡的面包车很多，大都聚在龟鹤池广场边。龟鹤池是西汉梅福真人羽化飞升前的炼丹洗药之地，十年前，此地还有一汪臭烘烘的绿池，旁边矗立着工笔细勾的高大楼阁，蓝檐红顶有破空之意，龟鹤池三字横匾峭立其上。楼阁下是小商品批发市场，人来车往，热闹非凡。

　　后来，大兴土木做“现代化建设”，臭池子填成了水泥地，建起腆着大肚子的酒楼；楼阁也粉刷成谄媚的红黄二色；横匾更是撤下来，粗暴的黑底黄字直接涂在了墙额上。小商品市场还有十数家躲在楼阁之下，只是门可罗雀，不敢瞧一眼外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大商贸中心。

　　钢筋的流光暗了它，若梅福真人某天心血来潮故地重游，发现“池凝青泥，鹤归来迟”不再，估计也会惆怅一番的吧。

　　姐弟四个一到停车处，裹着军大衣的司机吆喝着，像赶羊般立刻将我们推上了热烘烘的破“圈”里。与陌生的人肩腿相靠，口中呼出团团白雾，聚成个云霄宝殿，礼酒做塔，巾若拂尘，兴奋的面包车拖着一车的“神仙”向东驶去。

　　外公的两间瓦房建在福利院旁边，原先背靠着一座翠松成荫的小山岭。5年前，几台挖土机杀将过来，几铲子推成了一个现代化养猪场。一到夏天，悠悠扬扬的粪臭味便如6月的急雨般铺天盖地倾泻下来。外公带着一群老伙伴跑去交涉，被一顿奚落轰赶，上过朝鲜战场的他勃然大怒，回去寻了把已报废的土铳枪，冲了过去

　　土铳枪被派出所没收了，老爹托了点关系，外公才没被罚款拘留。不过，养猪场的人可是老实了许多。尽管如此，外公瞅见他们，还是会屈着手指比画出一个枪，左手托起---“BIU”。

　　下了车，4个人浩浩荡荡向小瓦屋排排走去。我穿的是老妈的黑靴黑袄，踩在绵实而瘦削的青白水泥路上，大雪忽而覆面，有点人在江湖之感。

　　这么大的“排场”，换做是外婆，早就会远远地瞧见，欣欣喜喜地迎了过来。可惜，她在去年倏然走了。

　　越来越近，外公果然不在家，一把铁锁扣着门，一只大白鸡傻呆呆地坐在台阶上。雪花透过屋檐的破洞飘下来，放在破洞下的两个脸盆已吞了一肚子的雪。

　　大白鸡是外婆在养鸡场捡的，本来养大做汤喝，结果这家伙越长越大，既聪明且温顺，外公舍不得杀了，又不甘心，便时常敲着白鸡头对外婆放狠话，我们来杀这个老婆子好不好？惹得外婆老与他拌嘴。

　　除了这只大白鸡，外婆还养过许多鸡。就在去年夏天，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个方子：麻鸡养胃。于是颠着小脚走街串巷，为自己肠胃一直欠佳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老妈，捉来了一窝麻嘴麻毛麻脚的小鸡，用稻谷细细养着。小鸡才稍稍长大，外婆就走了。

　　腊月，外公用麻袋装了8大只，愤怒地掼到女儿脚下，“跟你一样不争气！麻毛的都变黄了。”脾气同样暴躁的老妈竟然没顶嘴。

　　“噶爹(对外公的称呼)肯定在福利院打牌。”面对姐弟询问，我想了想，给出一个猜测。大伙于是又浩浩荡荡地向隔壁的福利院冲去。

　　果不其然。不过，外公正揪着一个老头的领子作揍人状。屋里马牌散了一地，火炉虚弱地闪着热气，其他几个老头小心翼翼地劝架。表弟赶紧冲将进去，一把抱住他膀子。

　　“这死老头子光出臭牌。”外公一见是我们，气呼呼解释道。表妹赶紧将白酒香烟送上，外公一看，大喜，立刻松了领子。

　　这些孤寡老人都羡慕地看着外公。外公更加得意起来，“哗啦”一声撕开了红金龙，给牌友们一人散了一包。牌友们感激得泪花点点，外公笑得咧开了嘴，去年的三颗大黄牙也仅剩一颗，孤傲地守卫着“门面”。

　　临走前，一直沉默的表姐突然对外公发难：为什么要偷偷跑回九里？我爸妈给您准备的房间不满意？您一个人住在这里很危险！

　　外公装作没听见。

　　外面大雪倾野，袤若沧海。

　　异乡与故乡

　　以为自己年轻有理想，一路前行，不想回头，一直能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天涯那么远，走在路上耳边能听到故乡的风声，故乡和异乡，纠结难缠，注定是我们这一代人难解的心结

　　文 | 黄柯杰

　　认识5年，约徐哥喝的早茶照例在中午开始喝起，这是他的早餐。他笑笑说，时差倒不回来，此乃客气话，晚上是美国的工作时间，徐哥还有一堆事情要在电脑上解决。

　　徐哥出生在宁波，7岁随家人到杭州，15岁转到上海，大学去北京读书，毕业后出国，好容易定居到加州，做海外投资基金的高管，前几年夫人调动工作到日本东京，徐哥就带着两个孩子跟着走来，他自嘲可谓是人生如旋转木马，搬家看尽人间繁华。

　　徐哥的求学和求爱经历也是一波三折。徐哥是丹青世家，耳濡目染，他从小有一手画画的技巧，按照他的话说，刚刚牙牙学语，就对着一堆光屁股的西洋画册嗒嗒地流口水，3岁握笔，5岁临摹，到小学三年级，就摊开作业本把前排的小美女挨个画下来，惹得小美女们争相给他抛媚眼。正当家人觉得他能继承家学时，徐哥却报考工业设计专业。说起原因，他说当年看到日本的图片大受打击，觉得纸上绘画不过是奇淫之术，国家要富强还是要靠工业技术。

　　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徐哥巧遇同乡美女，情窦瞬开忘记富国理想，一番拼命苦追，小美女却毫不领情，批驳徐哥毫无情趣。痛定思痛，徐哥决定苦攻西方文学培养情趣，后越陷越深，大学毕业竟顺利考取名牌大学的文学硕士，成功抱得美人归。他某次听到父亲的一声长叹，家学从此无后。

　　家中老人陆续老去，再无至亲之人，徐哥回到出生的故乡只能住酒店。某个下午，他蹒跚着回到出生的弄堂，七拐八拐，顺着记忆摸索，原先清秀的江南弄堂已是残瓦倒墙物是人非的拆迁区，灰飞烟灭的吵闹声中，他看到自己儿时隔壁的小玩伴，如今的中年妇女，正吼着青春期的儿子回家做作业。他回忆这一幕的场景，只说狼狈两个字，不敢相认，就算相认，也多是尴尬。

　　我和徐哥无话不聊，聊到家乡，颇有共鸣。若算起离家，我也有7年。现在算是居住在宁波，而内心与这个城市确实有距离，只能说在这个城市居住。按照徐哥的说法，到处走的人总是想找熟悉的环境，若熟悉的风景都没了，离开也就了无牵挂。人的记忆肯定有某种打包的功能，随着时间的老去，只给记忆留下一点点线头，当你看到某件熟悉的事情时，才能将打包的事情再翻开还原，这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眼神还是如当初那般闪亮，仿佛能听到昨天自己哭鼻子的声音和夏日午后弄堂里小伙伴的欢笑声。

　　回望这些年，有时候不得不反思，是我们走得太快来不及看故乡的变化，还是家乡自身变得太快？类似徐哥，回乡恐怕只有祖坟墓碑未变，每次回乡都是一种新鲜的体验。那些高楼大厦，我们小时候只是在梦里憧憬，地铁这样的设施做梦都梦不到，如今却在熟悉的土地上悄然走进大家的生活。

　　如徐哥一样，我也不想参加同学会，说到底是怕自己承受不了，不敢去，相见不如怀念。他说这种情结是害怕自己衰老，我只能如实承认，我受不了那些回忆被颠覆，青春逐渐衰老。上次回到高中母校徘徊三圈才进去，感觉回到教室真亲切，一屋子光亮稚气的脸，那张方方的课桌真小，走出去看操场真大，跑一圈都会累，可那时候自己很小，汗流浃背满场飞奔也觉得操场不大。

　　小时候梦想自己能走四方，现在这个职业也真是梦想成真，留下后遗症的是家中也是纯棉白床单被套，夜半惊醒冥思数秒才能记起自己在哪个城市落脚。以为自己年轻有理想，一路前行，不想回头，一直能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天涯那么远，走在路上耳边能听到故乡的风声，故乡和异乡，纠结难缠，注定是我们这一代人难解的心结，如同徐哥那一缕斑白的鬓发，几经黑染，还是天天冒头。

　　南味北味 心同此味

　　我已经连续5年没有回老家过年，并未在年夜饭的问题上感到思乡，倒是觉得酱油肉、炸春卷、腌笃鲜这三样地道的上海菜很好吃

　　文 | 刘耿

　　“梦想挂在嘴边，社交通过指尖；国土装进肺里，乡愁藏在胃里；运动是按足三里，国足全靠叉腰肌。”

　　中国人的身体构件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功能，身体似乎在发生异化。唯有乡愁对应的器官亘古不变，筷子捞起许多愁。

　　合家团圆南北无差地是以圆桌为中心组织的，“妈妈的味道”、“外婆的味道”刷满屏，乡味弥漫、乡愁泛滥。

　　如果中国菜像美国汉堡，从匹兹堡吃到旧金山，都是一个味儿，那么，中国人的分离感或许不会这么强烈。粽子、豆浆、汤圆，该甜还是该咸？与长江以南无暖气、江浙沪包邮并称三大“南北矛盾”。

　　舌头的归属感得自幼时的培养，无论是其味觉功能，还是语言功能。但是，并非就像基因一样不可更改。

　　我已经连续5年没有回老家过年，并未在年夜饭的问题上感到思乡，倒是觉得酱油肉、炸春卷、腌笃鲜这三样地道的上海菜很好吃，年夜饭上怎么少得了呢？

　　我在山东成长到18岁，考到了上海读大学，迄今在上海的时间15年半，前半段与后半段的长度基本快对半了，而且后半段的进度条势必超过前半段。2008年欧锦赛时，在瑞士住了1个月，半夜肚子咕咕叫时，我想念的是一块糍饭糕，我意识到自己的乡愁已经上海化了，此时距我来沪整10年。

　　上海化的过程对一个山东人来说是道长弯。中国的人口迁移呈现出中心城市对周边省份的吸附的特征，就像山东话在北京通行、深圳的的哥中很多湖南人、上海人清明节去江浙扫墓。我的大学阶段都在后悔填报高考志愿时没填“北京”，觉得北京才是舞台中心，而对上海菜中有甜意却又捕捉不到糖的黏哒哒的不爽感，无疑顺从于并强化了这种不适应的情绪。

　　上海菜从气质上不是我的菜。在澳门生活了一年后，我爱上了粤菜；在巴西生活了一年后，我爱上了黑豆饭和木薯粉；爱上川菜，我只用了一天。我在上海生活时间最长，却是最后才爱上上海菜，一经爱上，便是至爱。习惯了巴掌大的碟盘，见到久违的山东大汤盆时，觉得像是鱼缸。

　　口味之转变只是表征，内里是对上海文化的认同。就像我对粤菜的喜爱伴随着土生葡人作家飞历奇笔下湿漉漉的亚热带风情，潮湿而炎热的气候，不仅适合植物生长，爱情也会疯长，不在澳门生活，很难真正理解《大辫子的诱惑》、《爱情与小脚趾》。我还同时喜欢粤语，特别容易被讲粤语的女孩子说服。

　　关于文化吸收最精当的比喻，是将文化像面包一样吃进去，让它构成身体。我觉得反过来也成立，即吃进去的食物亦塑造着文化气质，最著名的证言是毛泽东的“辣椒革命论”。另一个塑造地方文化气质的要素是方言，每种方言中都有一些无法译成普通话的词汇，语言是思考的工具，你用这些特殊的词思考，就会产生某种特殊的气质，比如上海女人之“作”。当然，还是得再次提一下舌头的重要性，它既尝味又说话，是一个人文化气质的把关者与设计师。

　　上海文化在国人的心目中无疑是排外的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当然，不能把话说得过于绝对，确实是有极个别除了户口之外再无其他比较优势的上海人碎碎念于地域优越感，但是，外地人不好当是中国的普遍现象，这与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的传统有关，上海人排外的比例绝不高于全国平均值。

　　而对任何一种文化的评价都可以用二分法，褒贬之间，就看你是如何选择。比如，上海人的“我不占你便宜，你也别占我的便宜”，你既可以批评缺少人情味，又可以为其寻找商业传统上的依据，大航海时代的荷兰人就开始Go Dutch(各付各的)了，中国人将这句话引申成为“AA制”(Algebraic Average，代数平均)，现在中国接受AA制的地区也越来越多了。

　　是的，我讲述的是一个外地人在上海怎样重建乡愁的故事。

　　去大城市读书然后留在那里，是中国学子目前的主流奋斗模式，像我这样的人既有现有的，也将有很多。你可以批评地域发展不平衡，同时也该庆幸生活在一个大时代，清末民初，90%的中国人一生都没有出过省。越来越多异地通婚，去男方家还是去女方家过年，又增添了一种年味选择。借用陆九渊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要融入，“南味北味，心同此味”。

　　“记得住乡愁”这个疑似有动宾搭配错误的短语写入中央正式文件，却是最温情的文字。“乡愁”可以是复数。第一故乡、第二故乡，只应该是时序上的，未必是重要性上的。

　　二娘

　　在那个不断涌进“外县人”的天津村子里，所有一切，人情世故，家里的老狗，都还在。只是怕年月不多了

　　文 | 吕爽

　　二娘并不是我的亲戚，她是我家对门住了三十几年的老邻居，而我今年才26岁。

　　在大天津的这个农村小庄子里，一条胡同住着少说40家人家，走过来一趟碰见了就都招呼声“干嘛去了？”“吃了吗？”而小孩子就只需要叫人，比如我遇见她，就叫二娘，管她丈夫叫二大爷。

　　今年从年二十七归家过年到初七离开，只见了二娘一面。她比往年更瘦了些。离开这个村子6年，每年过年回来都觉得遇见的婶婶娘娘们大都腰更粗、面色更油些，唯独二娘不是。妈妈说二娘就是瘦体格儿。

　　她还戴着去年的那顶枣红的针织帽子，半圆的一顶，漏出来的头发已经白了好多。往年她都会买三块钱一袋的黑色染发剂拿来让我妈妈帮她染头发，染好了她再帮我妈妈染。现在二娘不仅不染头发了，耳朵也不好使了。

　　初七那天，她进来我家，我叫了她两声，她都没听见。听我妈说，二娘的一只耳朵全聋了，另一只还能听见些声音，年前去区里的医院看大夫，大夫说得要全聋了才能配助听器。二娘本不去医院看的，还好前些年有了新农舍，有些病能报销些钱了。

　　二娘特别喜欢来我家串门，大门响，狗不住地叫，准是二娘。我家的狗在我家已经12年了，全胡同的人来串门都不叫，唯独见了二娘嗷嗷地叫。因为前些年二娘家养过一只大狼狗，结下过梁子。

　　这里串门特别随意，可能我家还吃着饭，也不用特意留客人上桌。以前经常是我们围着个四方折叠桌吃着，二娘坐在旁边抽着烟聊着。

　　今年二娘不太说话，二大爷年前住院了。只说是胃疼，拉黑粑粑，年三十那天从区里的医院转到市里大医院了，光是化验就要等半个月，正月十二才出结果。

　　二大爷一住院，家里就没了进项。以前村子里有水田、菜畦，二娘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下地干农活儿，两口子都没有副业，收来的蔬菜粮食就在村子里主干道旁边摆摊卖。日子紧紧巴巴，养了两个儿子，盖房子，娶媳妇。

　　可是七八年前，村里的水田、菜畦都被占了，每家分了些钱，顶着农村的户口，可是没了地。有的人搬到“上面”(城镇里)住去了。有的人就开始打零工。二大爷在村子里兼着三份工作：掏厕所、捡路面上的塑料兜、捞海河里的塑料兜。每个月也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二娘不干活儿，帮着儿媳妇们带带孩子。

　　二娘家的二儿子娶了个外县的媳妇儿。嫂子长得漂亮，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可是在这个大城市里的农村，七八年前娶外县的媳妇还是挺不光彩的事儿，只能说家里穷。

　　现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村子里，一半的人都是外来打工的“外县人”。胡同里很多搬走的人家，就租给这些打工的人，每个月能收千八百的租金。村里唯一的主干道，每天下午也有晚高峰，“外县人”好多人拖家带口地在旁边开了发廊、超市。就连卖菜的，都是“外县人”了，二娘也每天去买。

　　二娘家两个儿子又生了三个小子。大儿子6年前因为超生，被撸掉了党员的身份，现在是个开大车的司机。二儿子家的小子，已经上一年级了，爸妈都在外资的厂子里干活，我妈说工资不低，天天加班。于是花了一万二的赞助费，让儿子去别的小学读书了。

　　二娘去我家的时候，我妈说二大爷肯定没嘛事，但是住医院贵，要是钱不够就来拿。二娘可能没听见，站在我家饭桌旁边没说话。

　　在我家对门住了三十年的老邻居，其实我连二娘今年多大年纪了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了解她。但是她家就在对门，就跟海河就在我家5分钟远的地方一样。

　　在那个不断涌进“外县人”的天津村子里，所有一切，人情世故，家里的老狗，都还在。

　　只是怕年月不多了。

　　一本书一杯茶，化解乡愁之苦

　　我明白，对于家乡的父母，我便是他们最浓厚的乡愁。母亲给我一些茶叶，说，出差在外，想家就泡一杯家里的茶

　　文 | 傅天明

　　又是一年深冬飘雪时，南方的城市却分外少雪。

　　如果时间能退回到半世纪前，那番景象便可瞬间呈现。乡愁或许就是从那里萌生，我对爷爷的记忆、父亲的故事，以及我的童年均在湘北开始。

　　在父亲的记忆里，冬季永远难以忘却。每逢冬季，家乡湘北的积雪铺满山头街巷，家家户户的屋檐，总能呈现一支支数米之高的冰柱。湖边，船随时可能冻结，乘客不得不战战兢兢地走向湖岸。冬去，湘北小城均是青山环绕，蓝天配白云，清澈河水缓缓而流。

　　当年，父亲在湖南岳阳市一中求学。当时的岳阳一中面临洞庭，北风凛冽，寒风刺骨，给青年的父亲留下了最早的风湿。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从广东白云山畔的一所大学毕业，旋即分配至湖南黔阳专区(今湖南怀化市)，为专区书记做秘书，那些岁月，回家的日子总是寥寥，当年解除乡愁之苦便是一本书、一杯茶。

　　岳阳临湘是黑茶故里，茶马古道的最早源地。当然，父辈的生活却十分拮据，能从家里带去一捧茶叶，便可感受家乡况味。1962年，父母成婚，随后便两地分居，母在湘北，父在湘西，这便为两位年轻情侣平添了不少思念之苦。

　　当年，从湘北至长沙的火车需要一天时间，再从长沙搭乘汽车抵邵阳，第三天从邵阳转车至黔阳安江，途中耗时3天。

　　父亲每年有一次探亲假，看望父母和妻子；母亲也只能以每年屈指可数的次数，前往黔阳与父团聚，或便每天数着父亲的归期。

　　在思念满溢的日子，父亲在业余只得疯狂读书，排遣念家之苦，一本书一杯茶，简单生活缓解浓浓乡愁。自1966年，我的大姐和哥哥相继出生，母亲则要开始承担一大家子老小的照顾责任。

　　这种充满拮据和思念的家庭终于迎来了1973年。父亲工作成绩突出并获得提拔机会，几名同事分别调往黔阳下辖县区担任主要领导，父亲则主动放弃仕途，向上级部门打出报告，道出期望回到家乡的祈愿。

　　但是，工作调动实属不易。在经历苦苦等待和不懈努力后，终获捷报。

　　近乡情更怯。父亲无法预知将来的变化，调动成功，却只能去湘北最贫瘠的农村，十年打拼，成绩终究归零，但父亲心里明白和欣慰，这里有着父母妻儿。

　　乡愁似乎已经得以解决，父母把年迈的爷爷奶奶接回身边，一个月数十元的工资便养活了一大家人的生活，这便是这个家庭曾经最为拮据却又其乐融融的日子。

　　70年代，知识分子的春天开始走来。岳阳当地一名领导下乡发现了父亲，他说，当下最缺技术人才。不日，父亲被调往当地一家国企做技术员，这家拥有两千余人、生产氮肥的工厂让父亲的专长得以充分发挥，几年后被迅速提拔为副厂长、总工程师。

　　80年代，我的诞生给这个并不宽裕的家庭增添了几许负担，为了事业打拼，父亲为所在国企奔波国内外，企业的发展也在90年代达到了顶峰，其时成为国家化学工业部优秀典型、“氮肥百强”。当然，负责全厂经营、技术的父亲则要付出远离故乡不断出差奔波的辛苦。不喜烟酒的父亲，依然把一本书、一杯茶当作乡愁的最好消遣。

　　90年代末，我离开家乡南下求学，父亲送我走进校园的那一刻，我发现父亲明显见老，平添了不少白发。后来我从事了新闻行业，父母终可休息，我步父后尘，选择了一个似乎必须远离故乡的职业。

　　不论上北京下广州，或漂洋过海，一根电话线便能把我拉回故乡。近年，每当我出差在外，每每打开电脑，父母的视频请求则早早从故乡那头发送过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不敢想象哪一天视频那一头的邀请不再向我发送！

　　我明白，对于家乡的父母，我便是他们最浓厚的乡愁。母亲给我一些茶叶，说，出差在外，想家就泡一杯家里的茶。

　　2014年，我把父母接到了身边，在一起十多天的日子里，陪他们散步聊天、为他们做饭讲故事，他们也露出了笑容。

　　正月初六，父母重回故乡，母亲说岳阳飘雪了，让我多加件衣服。这一天，长沙也飘洒着近年来罕见的雪花，屋外冰冷、屋内湿冷，但每每想起父母，则有一股暖暖的乡愁流过。

　　重返太平口

　　回头再看看一家人在河边重新拍摄的照片，雾蒙蒙的背景下，往事仿佛愈来愈远

　　文 | 齐岳峰

　　从西安城向西南方向行驶约45公里，就是户县的地界了。

　　原以为离开城区可以暂时逃离茫茫雾霾，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天地茫茫，几成一体。雾霾持续袭击着古城，对其周边亦不放过。

　　此行去处，是一个位于秦岭北麓太平口的大院子，这里承载了妻子大学之前的时光。

　　让她也想不到的是，而今的院子，已经物是人非---大院门口被建筑垃圾堵塞，连停车的地方也很难寻见。

　　2000年，大院所在单位集体迁至西安城区，此后，办公楼被租给企业办公，不久即停止了使用。

　　28年前，幼年的妻子被岳父岳母架在肩上，站在大院中的一棵小松树前，由摄影师按下快门。而今，彼时的8棵小松树身高已然快超越背后的办公楼，但是再不会有一个男人从大楼的窗子探出身来，不小心成为照片里的插曲了---没有拆除的办公大楼，被周边拆迁周转居住的农民租住，但这不能阻挡大楼被拆除的命运，当年那个破坏了画面的领导，如今已然退休在家。

　　至于岳父回忆中原来郁郁葱葱的大院，已经很难见到几棵树了。

　　当年的灯光球场、招待所等一应建筑都变为一堆瓦砾，等待新的建筑拔地而起。不过岳父当年工作的医务所还在，灰旧的建筑外墙上，被打上了鲜红醒目的“拆”字。变为一堆瓦砾的还有当年的托儿所，妻子在这里度过了牙牙学语的年纪。至于包括妻子一家当年所住的81户窑洞房都已不复存在，正在变成新建的别墅。

　　那个年代特有的大院里，拥有从医务所到学校，从托儿所到篮球场的一应生活设施。而今院子里仅有当年的医务所和办公楼建筑矗立在萧瑟的雾霾中。不过在当年，这样的雾霾极难见到，院子背后的大山每天夜里都会吹一场“下山风”，风过后，次日便是大晴天。

　　大院门前的理发所如今已经改为餐馆，当它还是理发所的时候，岳母在这里烫了20年的头。

　　对于开发商来说，占地170亩、背山靠水的大院是旅游地产的绝佳选项，这片大院将与它的邻居院落一起，成为一处旅游项目。这一点被院子里的工人证实了，即将成为度假别墅和酒店的院子，正在经历一场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变革。

　　妻子在这里度过的童年及少年时光，正是中国慢慢打开市场的探索期。彼时的“大院”让妻子享受了与同龄人不尽一样的童年，用岳母的话来说，那时候附近的小商店无论有了什么新鲜商品(小吃居多)，老板都会留下一份，因为知道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一定要来买。

　　小时候的妻子颇受零食店老板的青睐，甚至被评为“最佳顾客”，每年的冰激凌刚上市的时候，零食店老板舍不得给自己儿子买，却总要给我妻子买一个---“以资奖励”。

　　彼时从大院到西安市区每天有三班往返汽车，“老式的大公交，票价一块零五分。”乘坐汽车进城的岳母总要完成对妻子的承诺，给她带各种好吃的，“那会儿的荔枝就十五块钱一斤”。更有一次，妻子被带进西安著名的回坊一通狂吃---结果“吃撑着了”，成为岳母至今回忆的笑话。不过，去回坊吃东西的习惯，却被妻子保留了下来，而今每次回到西安，她都要着魔一般去回坊大吃一通，边吃边对我讲述每种小吃的经典味道。

　　弥漫的雾霾，让我们几乎看不清院子背后的大山。在那个没有雾霾的年代，这片大山以及旁边的河流，就是妻子小时候的乐园。在岳父的回忆中，原来这条名唤太平河的河流“水大”，儿时的妻经常在午睡时分溜出大院，沿着一条被孩子们踩出来的小路溜下河，摸鱼、游泳---在这条河里，她练出了让我羡慕不已的水性。只是如今这条大面积断流、干涸的河流，恐难以再让她施展水性了。

　　回头再看看一家人在河边重新拍摄的照片，雾蒙蒙的背景下，往事仿佛愈来愈远，我曾幻想出山水田园的情境，希望能切进这些照片中，可惜，那朦胧的背景，不是来自山川的薄雾，而是沉重的霾。

　　海这边的“巨流河”

　　他们的前半生，也许不及齐邦媛式的百转千回，但后半生，较之海那边的同龄人，多半更加惊心动魄、冷暖自知

　　文 | 戴闻名

　　这个春节，回南京的家，什么也没做，就是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陪着90岁的外公外婆，从三十呆到初六。

　　每天的生活简单又简单：起床后，外公看报，我看书或上网，因为阿姨回家过年，妈妈和外婆准备饭菜，午睡后再陪他们打四圈麻将。

　　我不爱牌局，一年到头只在过年时陪他们打几圈。知道我水平有限，两个老法师总会不动声色地“递牌”给我，看到我赢了，再开心地说，手气这么好，明年一定很顺。

　　每天最大的盼头是吃---每顿都是外婆和妈妈亲自做的拿手小菜：红烧肉、手工蛋饺、自家包的荠菜芹菜蘑菇水饺，还有什锦菜。

　　什锦菜是南京人过年饭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菜，即炒十样蔬菜---豆芽、荠菜、芹菜、豌豆头、胡萝卜、金针菜、木耳、冬笋、菜、雪里红等。豆芽形似“如意”，荠菜谐音“聚财”，再加上“十全十美”，讨个新年的好口彩。

　　这个菜听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除了要提早奔波各菜场杂货店备下最新鲜的食材之外，炒菜时哪个先放哪个后放，怎么样把不同质地的菜做得同样色泽鲜艳又鲜爽可口，都很见功力，像韩国人的泡菜一样，是检验一家主妇厨艺的标竿。

　　在我们家，外婆做的什锦菜每年都是被哄抢而光的。那种蕴美味和回味于极致简单的老辣功力，至今仍然是同样贤惠能干的妈妈和舅妈们望尘莫及的。

　　作为外婆牌什锦菜的最忠实拥趸，我觉得，这其中的差距，其实不在厨艺，而在于岁月---也许只有到了这个年纪，才能不知不觉把人生的火候做进饭菜里，不多不少，不温不火。

　　外公生于1924年，外婆生于1925年，少时遭遇“南京大屠杀”，常听他们提起1937年冬天逃到郊区的山里，心惊肉跳地躲避日军轰炸和搜捕的恐怖经历。此后又是国共内战，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漫长的跌宕起伏，直至暮年，生活方才渐渐平静下来。

　　按年纪算，他们也是“巨流河”一代，只不过是在海的这一边。90年的人生，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大陆的当代史。他们的前半生，也许不及齐邦媛式的百转千回，但后半生，较之海那边的同龄人，多半更加惊心动魄、冷暖自知。

　　于他们而言，虽然并未离开故乡，却一直与乡愁为伴。年轻时的乡愁，是故乡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中年时的乡愁，是子女们“上山下乡”，前途未卜；年老时的乡愁，则是孙辈们或旅行或定居于万里之外，很少回家了。

　　外公常说，你的腿比我们的长多了。但我怎么觉得，如果从更高处俯看人生的话，他们才是活过了大江大海的一代，我们，至多只是飞行的距离比较远罢了。

　　如今，为了战胜乡愁，已经不能出门旅行的外公外婆都修炼成了“果粉”，可以熟练地用颤巍的手指在iPad上滑来滑去，透过Facetime“抚摸”远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重孙。即使暂时不能相见，也一样心满意足。

　　人生起落教给他们最重要的功课，即是面对无常。失与得，悲与欣，都会过去，一点点缺憾有什么要紧？最重要的，还是健康而饱满地活在当下。这种安之若素的生命力和乐观心，总让我备受鼓舞---与其说是我慰藉了他们的乡愁，倒不如说，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面对乡愁，以及所有相似的人生困境。

　　年过完，又一次在他们的目送中离开，我的心中有微微的惆怅。我知道，他们心中也是一样的难舍离。但这是一个无解的结，我们都必须接受放下，必须习以为常。心中惟愿，可以尽可能多的陪伴他们左右---因为这是人生中至为美好和不可追的时光。

　　古韵分宁，魅力修水

　　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没有钢筋水泥森林的压抑。清晨或傍晚，在一个个公园、在休闲广场，活跃着锻炼的人群，伴着音乐和绿色，呼吸着新鲜空气，他们或歌或舞，有说有笑，这或许就是他们口中幸福的味道吧

　　文 | 徐修安

　　乡愁是中华文化的一坛酒，远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对这酒寄托了太多的情思。而每一年的除夕，就是这酒坛飘香，浓至深处时。

　　大年三十，飞机降落在省城机场，我幸运地搭上回家的最后一班大巴。记得以前去省城读书，还得在盘山公路上一路崎岖，面对路旁的幽深山谷不寒而栗。现如今，双向四车道高速路一片坦途。隧洞中，一盏盏明灯飞速从我眼帘滑过，恍惚间，思绪早已飘向那片几年未曾踏足的故土。

　　“大江以西北水之秀甲天下，洪州分宁县钟秀居多”。这里的分宁就是我的故乡---修水。修水位于江西省西北部修河上游，是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恰处于武汉长沙南昌三省会中心。全县总面积4505平方公里，是江西省幅员最广阔的县。

　　家乡最出名小吃要数以皮嫩、馅香、爽口而闻名的哨子了，逢年过节，亲朋往来，重大喜庆都会以此待客。吃到哨子，也就吃到了家乡的味道。这种食物外形比小笼包略大，主要原料是芋头和红薯粉，也有以马铃薯代替，依口味喜好包入各种馅料。以蒸为主，飘香四溢。在2000年首届江西特色小吃评比中，被江西省烹饪协会认定为“江西名小吃”。2010年，被江西省人民政府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里人杰地灵，素有“文章奥府”之称，为“濂溪弦铎之地，山谷桑梓之乡”， 蜿蜒碧绿的修河把山城一分为二，沿途风光旖旎，景色宜人。

　　流淌不息的修河水孕育了千百年来的历史人文，这里不仅是名扬天下的北宋四大家之一，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黄庭坚的故乡。还有桃里“陈氏五杰”(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衡恪、陈封怀)蜚声海外。在现代革命史上，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第一枪在这里打响，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在这里设计制作并率先升起。

　　“今个儿开车带着你四处看看家乡的变化。”回乡发展并有了自己小店的好友看着我兴奋地说。他为生意跑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村村通公路，入户了数字化电视和宽带。这极大地便利了山村与外界的交流，为村民对外创收拓展了销售渠道。

　　家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是这城里，和好友一同参观了修水城市展示馆，里面的城市微缩景观和巨幅电子屏幕滚动播放着这里的大发展大变革。展馆内精心布置的数字化环形投影，声光电展台无一不体现了家乡人民十足的干劲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城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本，建设宜居城市。从展台看到，县里围绕着“一心两河六组团”城市布局，按照“山在水中、水在城中、城在林中、人在绿中”的总体思路，努力让这座城市的山水人文和谐融为一体。

　　驱车行在投资2800万元，全长5.5公里武吉高速公路连接路上，看着景观绿化带两旁树木上摇曳的大红灯笼，不禁为家乡人民欢欣自豪。大公路网的发展就像进入城市的一条条血脉，促进着城市的新陈代谢，推动着城市的跨越发展。

　　城镇化必须要有产业作为支撑，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建设得再好也只能是空城。我们亲眼目睹了有近两百家入园企业的新开发区，干净整洁的环境，两旁还有正在建设中的标准厂房。据介绍，光这里就提供了两万多就业岗位。

　　一个个新楼盘从选址规划，到配套的公共休闲环境建设，处处井井有条。家乡发展从容的一面令人欣喜。

　　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没有钢筋水泥森林的压抑。清晨或傍晚，在一个个公园、在休闲广场，活跃着锻炼的人群，伴着音乐和绿色，呼吸着新鲜空气，他们或歌或舞，有说有笑，这或许就是他们口中幸福的味道吧。

　　愿家乡人民通过自己勤劳双手及对未来美好蓝图的向往，努力前行。在中国城镇化进程编织网中成为一颗闪耀在赣西北的明珠。

　　重回三十岁

　　如果一座城市能够永葆青春的话，我希望我的故乡能永远像它三十岁时那样不忘赤子之心，积极向上，多一些公平正义，给那些愿意为家乡创造价值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他们才是这座城市不老的财富

　　文 | 张静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唐山市，一座因大地震闻名的重工业城市，这座城市没有乡村的淳朴忠厚也没有北上广的繁华冷漠，它与中国大多数二三线城市相似。因比邻北京，近几年，一座座高楼迅速腾空而起，此刻我的视线里，抬头就能望见几个月前开工的新楼盘，矗立在我们六层板楼的小区西南侧，午后，就遮住了难得的阳光。

　　小时候的记忆里，六层板楼对于我都显得那么高大，午休后几个小伙伴在小区里玩耍，也会时不时地追赶太阳的影子，那时并不密集的楼房，太阳照在楼与楼之间，花花草草一天的变化，就足够充满一群孩子放学后的欢乐时光。

　　楼在生长，城市绿化面积减少，从北京搬来的重工业在海港吞吐着浓烟，雾霾笼罩了城市，也笼罩了人心。

　　我并非生于唐山，但却长于此地。18年的成长，4年的西北求学，4年的北京生活，我的故乡与我，互相由陌生到熟悉到难舍难分，再到如今无奈与期盼并存的复杂关系。故乡就像一部生了锈的机器，锈迹掩盖了其原本光亮的表面，虽然它仍然马不停蹄地转动，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忘了替它抹去污垢。

　　小时候的我每天早晨经常拿着一个鸡蛋去小学门口摊煎饼，摊煎饼的阿姨是我家的邻居，因为相熟，一个煎饼自带鸡蛋阿姨只收我一块钱，所有住在同一个社区的小孩子都享有这样的福利。如今我们搬离了曾经的社区，偶尔听母亲说起，摊煎饼阿姨家长大的孩子面临就业压力，买了好烟好酒求老邻居帮忙介绍工作却处处碰壁，那些曾经递给她鸡蛋的小手，吃着她煎饼长大的孩子们，如今在各个事业单位混得如鱼得水，却从未有人向阿姨伸出过一双手。

　　每次回到故乡的短暂几日，我却时常牢骚满腹，这里是我的故乡，如今我生活在这里却感到格格不入。朋友同学所在的单位，不存在优胜劣汰，价值交换的经济社会模式在此地也不适用，适用的只有你爸爸是谁。

　　那些拥有事业编制开着小跑车曾经和我一起在屋檐下寒窗苦读的同学，在二十多岁就过上了四十岁的富足生活，他们撕下了“奋斗小青年”的标签变身土豪，在同龄人熬夜赶策划案的时候他们在酒吧对酒当歌。在我向他们感慨家乡人忘记原始情怀的时候一脸迷茫，他们的跑车开得太快，都来不及看看这座城市的表情。

　　当然也不是全无希望，去年我为一篇稿子调查年轻一代公务员现状时曾经采访过考进唐山公务员系统的同学和朋友，他们的回答和表现让我心生敬畏。他们最初也许是迫于就业压力，选择一条稳妥之路，但在“国考”大军中拔得头筹之后，并不安于现状，怀揣新的梦想努力做好一名国家基层公务人员。也许你认为他们还未尝到权力的甜头，但每个月两千块钱的工作，周末的昼夜加班，年轻人新的执政思路在为公务员系统注入新鲜血液，他们，在逐渐改变着这座城市公务员系统的生存法则。

　　这群新生力量如同新的螺丝钉，在为这座城市加固，将其松动的零件拧紧，添加润滑剂。

　　我的故乡，曾经在2006年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时让我眼前一亮，干净整洁的街道，热情互助的市民，那时候的唐山，是我认为最好的时刻。三十年的洗礼，这座城市焕然一新，它的儿女将生生不息的抗震精神延续下来，转为投身城市建设的热情当中，人们开始创造自身的价值。

　　29岁的我，也马上快到三十而立的年纪，一生中最风华正茂的年纪。如果一座城市能够永葆青春的话，我希望我的故乡能永远像它三十岁时那样不忘赤子之心，积极向上，多一些公平正义，给那些愿意为家乡创造价值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他们才是这座城市不老的财富。

　　唐山又叫凤凰城，作为河北省经济中心城市，唐山的现代化进程在逐渐加快，但人的现代化却脱了轨，我期盼有朝一日，凤凰城涅槃重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拂去它表面斑驳的锈迹，让这座“钢化”城市重新拥有温度。

　　三姨的新房

　　其实，三姨并不知道，截至2012年年底，太原市政府已完成132片、8.5万户的旧城改造

　　文 | 武刚

　　2014年春节，三姨的一个邀请令我颇感意外。

　　外公有4个女儿，母亲是老大，姐妹4人中当数三姨一家的生活最为困顿—三姨、三姨夫原先在山西纺织厂上班，10年前，两人先后下岗。三姨、三姨夫身体不好，表妹年幼，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靠亲戚接济、城市低保以及一些零工收入勉强维持。

　　多年来，三姨一家三口人蜗居在太原南城区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原市曾建设了一大批设施简陋、功能不全、抗震性差的平房区和简易楼房。其中，集中连片的棚户区有256片，居住着16.95万户居民，三姨和她的小平房是其中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三姨的那间小屋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电视机显像管受潮后打开半小时才能出图像；公用水管在露天巷子里，冬天上冻，每次使用还得开水浇；家里仅有的一组暖气，摸上去还感觉不到温度……

　　每年春节，亲戚间相互走动很少会去三姨那里，因为她的房子实在太小，根本容纳不下几个人。

　　2014年1月，三姨给13个亲戚每人发出一份邀请：她要在家里做东，宴请大家。三姨的举动让我这个很少与她见面的外甥惊讶不已—那么小的地方怎么容纳下十多个人呢？

　　1月27日，母亲让我给三姨送一些过节的东西，她将一张纸条递给我：“把东西送到这里，三姨在等你。”

　　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我找到了“太原市迎泽西大街西华苑小区”，满脸笑容的三姨已经等在小区门口。

　　“怎么不让我把东西送到家里？”我问。

　　“这里就是新家呀，走，进去看看！”三姨一边笑着说，一边拉着我往小区里疾走。

　　三姨的新家在6楼，是个89平方米的两居室，乳白色的瓷砖铺地，简单的家具却不失温馨。亮堂的客厅，还有地暖。

　　她拉着我在房子里参观，显然，我满脸惊讶的表情让三姨很是高兴。“这个小区是太原市首个由政府出资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2012年底竣工，一共建有4500多套经济适用房。”她一边往茶杯里倒水，一边说。

　　2012年9月，三姨居住的平房区开始拆迁，2013年年初，在太原电视台进行的经济适用房公开摇号直播现场，三姨幸运地摇到了号，“有2万多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购，比例是4.5∶1。”

　　更让三姨觉得幸运的是“差价”—距离小区几百米五证齐全的商品房的价格已经涨到七八千元一平方米，而这套房的价格仅3000多元一平方米。

　　2013年6月，三姨分到了房，其他摇到号的市民也陆续领到了钥匙，时至2013年底已经有不少人入住，“房地局的人说，有近2000住户要在这里过年。”

　　三姨说，好几个尚未开始搬迁的朋友都来她的新家实地考察，“新市长许诺按原建筑面积零成本以旧换新，再无偿赠送15平方米，他们都充满了期盼。”

　　其实，三姨并不知道：截至2012年年底，太原市政府已完成132片、8.5万户的旧城改造。2013年，太原市政府提出，用3~5年的时间，将剩余124片、涉及8.45万户居民的棚户区全部改造，太原市棚户区脏、乱、差的现象将得到根除。同时，太原市政府还将再开工建设5万套安置型保障住房以实现拆迁户全部安置。

　　2014年2月3日，晚7时，三姨的家宴开场。

　　三姨和三姨夫在两张圆桌间来来去去给所有人敬酒，无论老少。不足半小时，三姨和三姨夫的脸上都已显现醉意。

　　此时，窗外响起隆隆的鞭炮声，腾空而起的礼花在夜空中绽放，五彩火光映在三姨和三姨夫的笑脸上，愈来愈亮。

　　故乡，是我想象的远方

　　原来家乡的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看世界的人们回来后，把黏稠的传统的古旧的氛围稀释，让这座古城从观念上乃至生活方式上都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文 | 姚玮洁

　　离开家那年，我17岁，父母把我送到外地大学城，分别的时候，转身没走几步，一回头，就看到母亲哭了，我笑着安慰她别难过，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们让我读这么多书，不也是为了有朝一日我可以离开家乡那个逼仄的小乡村吗？

　　读大学和工作这些年，我走遍了中国及世界的许多地方，但每年都会回家。每年，家乡都会发生变化。我的家乡湖南怀化市靖州县姚家村—5年前盖起了三层小洋楼，4年前井水变成了自来水，3年前有了太阳能热水器，2年前通了水泥路，1年前有了磕磕绊绊的网络。今年回家，网络虽然还是很烂，但已勉强可以使用WiFi，大年三十吃过年夜饭，没人看春节晚会，大家忙碌的，是用手机拍摄大鱼大肉发到微博收赞，收诸如“你家菜太狠了”之类的溢美之词。

　　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我后来去了香港读书。妈妈曾说过，我去香港前，她老看香港电视剧，想都不敢想有一天我会去到那里；二叔有一双儿女，女儿已经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三叔也有一双儿女，儿子去了阿根廷，现在和老婆都已取得阿根廷国籍；姑姑的儿子当兵去了苏丹维和部队……也许我们自己都从未想过，像我们这样落后的小城镇，我们这样的一家人，也有那么多人能够出去看世界。

　　与此同时，我也愈发厌恶家乡闲适的生活。我看不懂，为什么这里的人老爱聚在一起，说些个家长里短？我不懂为什么这里的人不舍得吃5块钱一碗的米粉却舍得打一把能输好几百元的麻将？我看不懂这里人的奋斗精神在哪里，为什么心甘情愿过着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十年后是什么样子的人生？

　　这里仿似一团凝住的空气，整体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比如说这26.66万人的县城，有十分之一的人用iPhone，可气氛就是被什么卡住了，始终停滞不前，浓得化不开。这些年来，无论我们在外从事什么职业，做记者、公务员、外企职员……无论有着怎样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方式，回到家里，我们都被这样的气氛裹挟着迅速同化，在这里谈论你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人们更关注你到手多少金钱，多过你在外面做事的价值。如果你不跟人玩麻将，你将度过一个百无聊赖的假期。

　　我的家乡，我爱它，也厌烦它。若不是这割不断的血脉，我怀疑自己可能根本不愿意回家。

　　所以我以为这次回来看到的家乡，会和以往没有不同。直到我那天出门逛街路过城中心即将开业的肯德基，不由惊诧：这里的人消费得起这种西餐吗？一直以米粉腊肉为食的人会喜欢这种食品吗？这里慢悠悠的生活节奏需要这种快餐吗？

　　接着我看到了一家香港代购店，里面是各种大牌的化妆品，招牌上写着：从香港代购品牌化妆品及所有电器。我不免疑惑：他们知道什么叫代购吗？这一定是哪个外面回来的大学生开的吧。

　　再往前，看到两排牌楼房子和青石板地板，这曾是个不收门票的风景区，现在就像北京的后海一样。我看到高中同学开的店：门口闪耀着霓虹灯，店里放着舒缓的音乐，门口的人往来如注。他坐在吧台招呼客人，忙忙碌碌。

　　酒吧碰见了另外一个同学，一聊，得知几年前从深圳回来的她作为城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县里司法局的骨干力量，我们交换了微博，看到她的微博里记录了去年在农村遇见的种种不平事及司法案例：“乡村的人无知得让人心痛，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农村的愚昧现状。”她说。

　　他们回来了。

　　原来家乡的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看世界的人们回来后，把黏稠的传统的古旧的氛围稀释，让这座古城从观念上乃至生活方式上都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豪迈地向前奔进。是我小看了，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奔流远比物质上的丰富更让人激动。

　　我想到苏轼的那首诗，我想把它改一改，送给我的朋友们，送给那些看世界回来后建设家乡的朋友们：功成名遂时不待，今日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何必四方！

　　何必四方

　　原来家乡的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看世界的人们回来后，把黏稠的传统的古旧的氛围稀释，让这座古城从观念上乃至生活方式上都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文 | 姚玮洁

　　离开家那年，我17岁，父母把我送到外地大学城，分别的时候，转身没走几步，一回头，就看到母亲哭了，我笑着安慰她别难过，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们让我读这么多书，不也是为了有朝一日我可以离开家乡那个逼仄的小乡村吗？

　　读大学和工作这些年，我走遍了中国及世界的许多地方，但每年都会回家。每年，家乡都会发生变化。我的家乡湖南怀化市靖州县姚家村—5年前盖起了三层小洋楼，4年前井水变成了自来水，3年前有了太阳能热水器，2年前通了水泥路，1年前有了磕磕绊绊的网络。今年回家，网络虽然还是很烂，但已勉强可以使用WiFi，大年三十吃过年夜饭，没人看春节晚会，大家忙碌的，是用手机拍摄大鱼大肉发到微博收赞，收诸如“你家菜太狠了”之类的溢美之词。

　　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我后来去了香港读书。妈妈曾说过，我去香港前，她老看香港电视剧，想都不敢想有一天我会去到那里；二叔有一双儿女，女儿已经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三叔也有一双儿女，儿子去了阿根廷，现在和老婆都已取得阿根廷国籍；姑姑的儿子当兵去了苏丹维和部队……也许我们自己都从未想过，像我们这样落后的小城镇，我们这样的一家人，也有那么多人能够出去看世界。

　　与此同时，我也愈发厌恶家乡闲适的生活。我看不懂，为什么这里的人老爱聚在一起，说些个家长里短？我不懂为什么这里的人不舍得吃5块钱一碗的米粉却舍得打一把能输好几百元的麻将？我看不懂这里人的奋斗精神在哪里，为什么心甘情愿过着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十年后是什么样子的人生？

　　这里仿似一团凝住的空气，整体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比如说这26.66万人的县城，有十分之一的人用iPhone，可气氛就是被什么卡住了，始终停滞不前，浓得化不开。这些年来，无论我们在外从事什么职业，做记者、公务员、外企职员……无论有着怎样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方式，回到家里，我们都被这样的气氛裹挟着迅速同化，在这里谈论你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人们更关注你到手多少金钱，多过你在外面做事的价值。如果你不跟人玩麻将，你将度过一个百无聊赖的假期。

　　我的家乡，我爱它，也厌烦它。若不是这割不断的血脉，我怀疑自己可能根本不愿意回家。

　　所以我以为这次回来看到的家乡，会和以往没有不同。直到我那天出门逛街路过城中心即将开业的肯德基，不由惊诧：这里的人消费得起这种西餐吗？一直以米粉腊肉为食的人会喜欢这种食品吗？这里慢悠悠的生活节奏需要这种快餐吗？

　　接着我看到了一家香港代购店，里面是各种大牌的化妆品，招牌上写着：从香港代购品牌化妆品及所有电器。我不免疑惑：他们知道什么叫代购吗？这一定是哪个外面回来的大学生开的吧。

　　再往前，看到两排牌楼房子和青石板地板，这曾是个不收门票的风景区，现在就像北京的后海一样。我看到高中同学开的店：门口闪耀着霓虹灯，店里放着舒缓的音乐，门口的人往来如注。他坐在吧台招呼客人，忙忙碌碌。

　　酒吧碰见了另外一个同学，一聊，得知几年前从深圳回来的她作为城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县里司法局的骨干力量，我们交换了微博，看到她的微博里记录了去年在农村遇见的种种不平事及司法案例：“乡村的人无知得让人心痛，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农村的愚昧现状。”她说。

　　他们回来了。

　　原来家乡的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看世界的人们回来后，把黏稠的传统的古旧的氛围稀释，让这座古城从观念上乃至生活方式上都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豪迈地向前奔进。是我小看了，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奔流远比物质上的丰富更让人激动。

　　我想到苏轼的那首诗，我想把它改一改，送给我的朋友们，送给那些看世界回来后建设家乡的朋友们：功成名遂时不待，今日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何必四方！

　　故乡的春节

　　春节是所有节日中最隆重也是最不能缺席的节日。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味儿”却越来越淡，如今忆起，还是童年的春节更有味道

　　文 | 刘柳

　　“每个人都要长大，长大的总想去闯荡世界，憧憬着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自上大学开始，我便离开故乡，独自闯荡，如今成为“北漂”一族也五六年的时间了。进入大千世界，接触了很多，收获了很多，初时想像着前途的美好和自由，那种斗志昂扬被随后闯荡现实的苦楚和无助打败。此时，家乡就像一根牵锁你的线，线的那一头，是家，是情，是家人。

　　我的家乡在河北保定，位于华北平原中部，距京南120公里。如今高铁的开通，使得以前就很便捷的交通更加快速，40分钟就能从北京西站直达保定东站。所以我几乎每个节日都会回家陪亲人。其中，春节是所有节日中最隆重也是最不能缺席的节日。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味儿”却越来越淡，如今忆起，还是童年的春节更有味道。

　　按照家乡过年的习俗，春节在农历腊月初旬就要开始“筹备”了。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一到腊月初八，过年的气氛一天赛过一天。在腊八当天，妈妈就会将提前买好的大蒜去皮、洗净、剥瓣，倒入米醋，封入小坛，等除夕时开封，做成青翠宜人、蒜香可口的“腊八蒜”。腊八醋，要泡到大年初一，初一吃饺子，要吃素饺子，取一年素素净净之意，蘸腊八醋吃，别有一番滋味。

　　腊月二十三的小年是春节的前奏。在这一天，全家上下都要打扫房子。小年也是民间祭灶的日子，家里就会给孩子们买糖瓜，因为据说这一天，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这一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所以，糖瓜很黏，寓意粘住灶王爷的嘴，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还要把肉、鸡、鱼、菜什么的都预备充足。大街上也会陆续挂起红灯笼，按照姥姥的话说，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要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动刀，因为动刀剪是不吉利的。

　　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这天，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边看春晚，边守岁。晚会结束后，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新的一年也随着到来了。这时各家都燃放起了烟花、爆竹。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无限的欢乐之中。孩子们是最开心的，因为新的一年，意味着可以拿到很多的“压岁钱”！

　　北方一直讲究“回家赶上吃三十晚上的饺子”就算回家过了年。所以老保定人对三十晚上和初一早上这两顿饭相当重视，必须在家吃饺子。一家人围坐在桌前，老少齐下手共同包饺子，然后等着热气腾腾的饺子上桌，长辈们还会喝上一点小酒，其乐融融地交流一年来的经历感受。

　　按照老规矩，大年初一的这顿饺子是新年里全家人的第一顿饭，尤其强调“团圆”之意。还记得那时候妈妈在包饺子的时候，会在几只饺子里包上水果糖、花生仁，甚至硬币—老人们说最早是铜钱，说根据民俗谁吃到了这种“带馅”的饺子会更加有福气。相传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这一天不能动用扫帚，否则会扫走运气、破财，而把“扫帚星”引来，招致霉运。假使非要扫地不可，须从外头扫到里边。这一天也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怕因此破财。

　　初二回娘家，嫁出去的女儿在这一天都会回娘家过春节。初五是“破五”，过了这一天，严格意义上“春节假期”也就过去了大半。大家休整一天就都要上班回归到工作中。

　　随着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到来，春节的热浪会再次掀起一个高潮。元宵刚一上市，就被人们抢购一空。春节虽然很热闹，但是月光却不够明亮，在元宵节的这天晚上，月亮像一轮月盘，嵌在黑色的天幕上。朴实的大地被月光照得红火而美丽。吃过团圆饭后，大家便一起出去赏灯。

　　整个正月，鞭炮声都会此起彼伏，寓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家乡的春节虽不是过得那么繁华，气派。但却使久别的家人重逢到一起，使老人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使孩子的心里乐开了一朵朵幸福、快乐的花。

　　故乡的味道

　　我对鱼有一种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情感，一方面因为母亲做的鱼好吃，另一方面因为这其中饱含着父母对我的爱

　　文 | 王元元

　　从小到大，无论走到哪里，我内心最眷恋的仍然是母亲做的饭菜。

　　特别是工作以后，回家的时间少了，能亲口尝尝母亲做的饭菜更是一种奢望。每每打电话，母亲总是以各种好吃的诱惑我，希望我回家呆上一段时间。这时，我总是沉默无语，一来因为回不去不想让母亲失望，二来那些熟悉的菜名总能勾起我的回忆。

　　还好，每年的春节我都能回去，这多少弥补了些许遗憾。

　　我的家乡淮滨是豫南的一个小县城，隶属于信阳市，因淮河而得名。尽管家乡的经济并不发达，但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却不低，尤其是在饮食上。信阳人对吃的挑剔在整个河南都是出了名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喜欢吃大鱼大肉，而是说人们对于食物的搭配、做法、味道相当讲究。换句话说，每道菜都是主妇们精心准备、细心烹制的结果。母亲的饭菜当然也不例外。

　　小时候家里比较穷，为了让我和弟弟能够吃上丰富的饭菜，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利用有限的食材制作不同的食物。即使再简单的食材，在她那里都会变幻出不同的花样。拿面条来说，除了普通的挂面外，母亲还会在面里加上鸡蛋、绿豆，制作出鸡蛋面、绿豆面，不仅色泽养眼，味道也好。

　　不过，对于我来说，心中最牵挂的是母亲的两道菜：韭菜盒子、红烧鲫鱼。这两道菜对于我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好吃，还因为其背后的故事。

　　韭菜盒子是一种亦菜亦饭的食物，也被称为“懒人饭”，意指懒惰的家庭主妇因不想麻烦而做的简单饭菜。其实不然，虽然食材只有面皮和韭菜两种，但混合到一起却能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制作出一道美味。用薄薄的面皮包裹新鲜的韭菜，再调上各种辅料，既可上水蒸也可上锅煎，蒸的酥软鲜香，煎的焦黄脆口。每一种做法都能产生不同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

　　每次做韭菜盒子，母亲都会偷偷在我和弟弟的那份中加上鸡蛋。起初，我并未发觉有任何异常，天真地认为每份盒子中加的都有鸡蛋。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发现父亲和母亲吃的并没有鸡蛋，才恍然大悟。但母亲给我的解释是，吃中带鸡蛋的韭菜盒子就如吃中带硬币的元宵一样，寓意着好运。那个时候，对于母亲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怀疑。但今日再回想起来，却感到无比的酸楚。

　　母亲的另一样拿手菜是红烧鲫鱼，这仍然跟小时候的家境有关。那个时候，因为家里穷，再加上我时常生病，为了给我补充营养，母亲便常常以鱼代肉。那时，我家屋后有口自挖的水塘，每当我生病时，父亲总会去塘里撒上一网，捞回几条鱼让母亲做给我吃。清蒸、红烧、鱼头汤，母亲总是换着花样让我吃到新鲜又好吃的鱼。我自认为，母亲做的红烧鲫鱼是这里面最好吃的。鲫鱼本身的肉质比较紧实，再配上些许葱姜蒜，加上酱油、红糖、醋、烧酒等辅料，先小火煎再大火焖，出锅后再配以零星香菜，使鱼能够充分吸收各种调料的香味，真可谓色香味俱全。

　　也正因此，我对鱼有一种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情感，一方面因为母亲做的鱼好吃，另一方面因为这其中饱含着父母对我的爱。成年之后，即使能吃到再多的肉，我也始终喜欢鱼更多一些。

　　在20岁离开故乡小城的时候，我的记忆中还满是妈妈菜的味道。随着一年年的漂泊，记忆中关于妈妈菜的味道开始变淡，但始终不曾忘记。

　　直到如今，每当工作和生活遇到不顺时，脑海中总会出现一幅画面：母亲坐在桌边，轻声呼唤着我，面前摆的是一大桌丰盛菜肴。每想到这，我都会平静许多，也会暗暗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上海人的城市精神

　　正因为上海人有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精神，才使上海享有“东方曼哈顿”的美誉

　　文 | 张浩

　　每每想起我的故乡上海，一缕缕眷恋之情便油然而生。这种眷恋之情就是我对这个城市所特有的一种城市精神的印象。

　　上海是一个海滩冲击而成的城市，自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设镇，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筑城，1842年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发展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东方首屈一指的国际都市。如同上海的大半地区都是从海洋变成陆地一样，上海的变迁也堪称“沧海桑田”的历史。

　　与杭州的清丽、西安的古雅、大理的灵秀、香港的活泼相比，上海发展的灵魂是由何种城市精神筑起的？无疑，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赋予了上海人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精神，令上海从众多芸芸之都中脱颖而出，彰显了城市的个性。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怀揣着各种梦想来到这片土地，他们博大、无尽，海纳百川，包容一切，形成了上海特色的包容文明。从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到林语堂、张爱玲……，他们所创造出的海派文化，就是他们靠着非凡的包容能力，接纳了不同文化，把不同文化化为自己的营养，为自己添上了奇异绚丽的一笔。本地文明不但没有被颠覆，反而更加丰满与奇异，上海人就是靠着包容的力量，使上海洋溢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景！

　　当蜜蜂因遇上一朵假花而放弃授粉，所有的花朵就将枯萎；当角马因遇上一次屠杀而放弃迁徙，角马的种群将要灭绝；当人类漠视诚信，心灵的花园就会荒芜。因为有了一份份的诚信才能够驱散黑暗，带来光明，诚信，便是上海人的又一城市精神。

　　上海人就是靠着这份诚信，创造出了上海奇迹，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及贸易中心。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的发展更加突飞猛进，浦东与浦西连接通道的建造，为浦江两岸的共同繁荣奠定了基础。上世纪90年代，南浦大桥通车、杨浦大桥竣工，到2003年卢浦大桥的建成，黄浦江上已经有了6座大桥；越江通道的发展，使得处在市中心金融贸易区的陆家嘴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常常有人把上海城建高度比喻成姚明，而把上海的轨道交通建设比喻成刘翔，目前上海已建成地铁11条线路，运营里程469公里。预计到2014年，上海地铁运营里程将达到600公里，远期规划则。达970公里，上海已成为世界城市地铁运营里程公里数最长的城市之一。进入新世纪上海正向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目标迈进。

　　倘若缺少了这份诚信，社会就如同乌云笼罩一般，也无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有了这份诚信就能撑起整个社会的地基，社会这座高楼大厦才能屹立不倒，这座大厦里的人们生活才能欣欣向荣、幸福和谐。

　　责任是人间瑰宝，在人的一生中，有得有失，但如失去了责任，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就会随风而逝。人与人之间有了责任，即使是一根小小的火柴，也可以燃亮一片心空；人与人之间有了责任，即使是一片小小的绿叶，也可以倾倒一个季节；人与人之间有了责任，即使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也可以飞溅起整个海洋。

　　作为一个警察，他的责任是帮助遇到困难的人。作为一个医生，他的责任是帮助被疾病困扰的人。作为一个老师，他的责任是教好每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员工，他的责任是做好他应该做的事。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职业，他们都拥有责任。

　　因为有了这份责任，使上海的各项工作高效、务实。前几天上海宝山区民科路一厂房突发大火，消防部门派出十多辆消防车驰援扑救。大火即将被扑灭时，厂房坍塌，有两名消防战士不幸被埋牺牲。他们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责任，这是上海精神的写照。

　　上海全无北京、西安深厚的历史，而上海的开放、海纳百川、中西合璧气质，使原先底蕴上的欠缺缔造出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城市精神— 一种让人一触及她的名字就会跃然而生的印象。正因为上海人有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精神，才使上海享有“东方曼哈顿”的美誉。

　　乡愁是岁月的呻吟，乡愁是往事的歌韵。我的乡愁便是对上海人城市精神的眷恋……这份眷恋不会随时间而流失，在我的印象中塑造了永恒。

　　未来，到底谁来务农

　　最近这几年，年轻人基本上已经不再务农，这在我的家乡已经司空见惯。如今，就连上了年纪的父辈们，很多人也逐渐脱离农业

　　文 | 赵剑云

　　记得有一位乡亲曾经这样问我：你在北京呆了那么多年，你脚趾甲里是否还有家乡的泥巴？

　　那时候，我对他说：我打小在田野里长大的，打过赤脚，玩过泥巴，脚趾甲里的泥巴纵然想洗，也是洗不掉的。

　　身处城市，踩不着乡土，看不见亲人，有的只是无尽的乡愁。而在泥土与乡土之上，却承载着我很多记忆与情愫。有时候，自己觉得，一个人只有光着脚丫站在田野上才是最真实的。

　　首都北京，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城市，也是我长期学习工作的地方。白天晚上北京尽显繁华，可每次霓虹闪烁，酒意阑珊，孤走路旁，我都会觉得北京太喧嚣：抬头看不到星星，低头寻不着一丝宁静。有时候我觉得这里的空气，都有些浮躁。

　　而在2000公里外我的老家，桂林市全州县，鱼米之乡，青山绿水。春夏之际，蛙声一片；秋冬之时，果蔬遍野；着实让人怀念。

　　读到这，相信有人会问，既然你那么怀念你的家乡，那你为何不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对我来说，家乡已经回不去了。这可不是故作矫情，这是一个农村人的感慨，相信也是很多人的乡愁。

　　记得小时候，我们的父辈们都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愿望：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够离开他们劳作了一辈子的家乡。他们没怎么读过书，但他们深深地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苦楚。他们拼尽全力送我们上大学，倒不一定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但他们一定希望我们有朝一日离开家乡，不再把农药撒，把锄头扛。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舍不得”把自己的“衣钵”(务农的知识与技能)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以至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连种田种地都很少有人会了。

　　当然，家乡回不去，更主要的还是农村土地收益的相对贬值。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年轻人具备务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也很难从土地上得到高于在外务工的收益。

　　最近这几年，年轻人基本上已经不再务农，这在我的家乡已经司空见惯。如今，就连上了年纪的父辈们，很多人也逐渐脱离农业。

　　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案例。我老家所在的广西全州县绍水镇福壁村委上荷塘村，距离绍水镇3公里左右，虽然田地不多，但却是镇里有名的蔬菜种植大村。我的父辈们，几乎个个都是菜农，他们以勤劳著称。然而今年回家，我发现村里种植蔬菜的人这几年在逐渐减少，以至于最近这几年很多土地都出现了闲置。

　　面对这样的现实，村里很多人开始另谋出路。有的在镇上做起了木工，有的在外边专门替人盖房搞装修，有的甚至举家远赴海南打工……总之，在家务农的人越来越少。

　　去年，我50多岁的父亲也开始“离家出走”：随我表哥一起，参与贵广高铁的修建。

　　据我父亲介绍，他随我表哥参与修建贵广高铁，平均每天收入在300块钱左右。“在外边干两个月，相当于在家里干一年。”这是他去年最深刻的体会。

　　我家共有3亩多稻田，每年春节回家，我都会去自家田地里转转。我也常常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观察这片乡土的变化。

　　这次回家，我看到自家的稻田荒废了很多。听父亲说，现在种粮，一亩水田种两茬，产量在1600斤左右，除去化肥、农药等支出，一亩一年也就只能赚个1000块钱左右。即使家里的田地都不荒废，父亲辛勤劳作，一年下来，收入也就20000元左右。除去吃穿用度，也是所剩无几。

　　另外，据乡亲们介绍，去年绍水镇镇上的中央直属粮库不收老百姓种的粮食，粮食卖不出去，今年他们将用脚投票：不再种粮。

　　年轻人不愿意，也不知道怎么务农，年长的父辈们也不再务农。不禁会问：未来，到底谁来务农？最近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想到这，不禁让人充满期待。

　　我爱我的乡愁

　　乡愁，是一种焦躁！乡愁，是一种喜悦！乡愁，是一种责任！乡愁，是一种泪！

　　文 | 孙璐

　　乡愁，是一种焦躁！

　　自打懂事起，逢年过节对我来说都意味着翻滚式的折腾。父亲是陕西安康人，母亲是齐齐哈尔人，我的出生地在陕西洋县。

　　因父母工作关系调到扬州生活，直至大学毕业后来京，回姥姥家过年就成了每年的必修课。当时的交通远不及现在，上海发往成都的列车就是我们路上的征程，1300多公里38小时无座的状态现在想想都腰疼。当时还没有隧道，火车爬秦岭需要两个车头，一个推一个拉。春运期间的车厢过道、洗手间都挤满了人，去洗手间来回真需要一个小时的蠕动。到了凌晨拖着疲惫的身体，面对着通亮的车厢，感觉时间过得极其缓慢。即使这样，一张饱受煎熬的车票想买到也不是件易事，托人找关系、票贩子高价票、排队5个小时、网上寻退票，除了假票，能经历的我基本都体验过了。

　　如今，网上抢到一张高铁票，最快只需要4个半小时就到西安，再坐大巴走秦岭隧道3个小时就能见到家人，亲身感受着归乡的焦躁！

　　乡愁，是一种喜悦！

　　车子下了高速之后的心情基本已无法淡定，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和陌生。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个将近30年的老楼房，姥爷和舅舅很早就在道口等候着，这种情景总是在晚上。总希望时间能过得再慢一些，能为他们再多做一些事情，还有什么能比一大家人过年相聚在一起更加幸福的事情。

　　每年回来都会发现周边有不小的变化，楼前不远处的空地已经是完工的商品房，原先在厨房洗碗时便能看见大爷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闲时去了乡间，那里的变化让人感叹，印象中的土砖泥瓦房荡然无存，改而换之的是三层小洋楼。家家都有摩托车，新款的私家车也比比皆是。通往大爷山的泥土路也拓宽了许多，可以直接开车至山顶车场。村民盖房是政府提供的免息贷款，听说还有各项农村建房补贴政策。

　　乡愁，是一种责任！

　　随着年纪的增长，分担家中事务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家中小辈我排行老大，似乎大家都愿意把秘密告诉我，无外乎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姥爷没等我起床就开始和我述说衷肠，一致地让我保密。这次回来在年前还帮着舅舅讨回拖欠两年的工资，当着劳动监察大队和包工头的面强烈谴责了这种不道德行为。拿到钱还是很喜悦的，也祛除了家人的一块心病。

　　乡愁，是一种泪！

　　过年最累的非姥爷莫属，起早贪黑地变着花样地给我们弄吃的。我的嘴真心跟不上舌尖上的姥爷了，黏豆包，驴打滚，肉包子，豆沙包，牛奶鸡蛋大饼，汤圆，韭菜盒子，各种馅的饺子。他生怕我少吃一样，临走时亦让我带上很多半成品，让我回去露一手。

　　姥姥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各种疾病缠身。看见多年前给我扎的鞋垫一直摇头，“看不清了，眼睛不行了……”，“没事，我还能用呢……”心理很难受，眼圈不由得湿润了。从儿时起就是垫着姥姥扎的鞋垫，破了也不舍得扔掉。

　　离开的那一天，自然少不了包一顿滚蛋饺子，全家人跟着忙乎，吃了几个后已全然无味。看着时钟悄然划过，姥姥的心情也越发地激动，似乎有很多话想和我说。各种的叮嘱后坚持要下楼送我，搀扶着她走过道口，深深地拥抱了两位老人，尽量避开他们的眼神，怕他们看到我湿润的眼圈。相聚的日子总是觉得短暂，最怕的就是分别的这一刻。答应了他们，放假没事了就回来看望他们。

　　我一直认为有爸妈的地方才是故乡，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人们之所以重视过年，因为它有着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情感魅力，有效调剂着现代人的危机感、失落感，缓解着超快生活节奏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乡愁，是儿时记忆里盼望了一年的新衣服，炮仗烟花及各种美食；乡愁，是久别的乡土、乡音和乡情；乡愁，是在外漂泊的游子内心情感的归宿；乡愁，是温暖的，也是忧伤的；是怀旧的，也是失落的。

　　我爱我的乡愁！

　　消失的年味儿

　　如今过年，除了除夕晚上一群人一起包饺子，一起看春晚，结束之后父辈的轮番上阵一起打牌说笑，再也不似从前好玩热闹

　　文 | 康佳

　　年三十儿，我们家里两个人看电视，一个人玩电脑。

　　除了厨房里散发出来的猪肉、羊肉、鸡肉的各种香味，忽远忽近的炮仗声音，楼门口贴着的春联，似乎它和普通的日子也并没有过多区别。

　　前些年，奶奶家的“年货”是从刚进腊月没几天就开始准备的，拖拖拉拉下来将近年三十儿所有的事情才做好，内容繁多复杂。光从吃的来讲，就要蒸馒头、炸油糕、酿黄酒、炸麻花、做酥鸡、炸肉丸子、压粉条儿、生豆芽……

　　记忆最深的要数每年蒸馒头的时候，整个屋子会热气腾腾的持续一上午，不一会儿白白的大馒头就会出来一锅，奶奶把馒头整整齐齐依次摆好，待热气散去，我被叮嘱用细细的小木棍蘸着爷爷的小酒盅里泡了红纸的酒，在每个馒头的顶端点个小红点。

　　最复杂的要数黄酒了。在做黄酒之前，奶奶就早早把小麦放进铁盆里暖在炕头，每天换两次水，用棉被盖着待其发芽，等小麦生芽之后将它研磨成粉。同样把黍子去皮，研磨成粉。用热水浇灌，将两种粉末都冲进去，倒进去两瓶便宜又有味道的转龙液(白酒)，然后加入冰糖、红枣、葡萄干、枸杞这些配料，趁热倒入爷爷早已经洗好的瓷坛中。爷爷再将笨重的瓷坛放在炕头，盖上棉被，发酵两三天，酸酸甜甜的黄酒就算是做好了。

　　置办好这些吃食之后就把它们都放进粮房(不供暖、用来储存粮食和杂物的房子)，一个月都不会坏掉。正月有亲戚来拜年的时候，就取出来热一下招待客人，调盘豆芽儿、热盘肉丸子、酥鸡等，炒两个菜，再加主菜倒也算丰盛，末了再添水热锅黄酒每人一碗给大家喝。

　　腊月二十八左右，奶奶就开始洗衣服。衣服、床单、被罩，晾满整个院子，还没有干就结了冰，小小的冰锥吊在下边，偶尔有个掉色的红毛衣，下边的冰锥就略带红色。小孩子把它掰下来放在手里把玩，一会儿就化了。

　　腊月二十九的重头戏是贴春联，长我3岁的哥哥站在凳子上一手端着浆糊(用白面和水煮成)，一手拿着刷子，站在低处的弟弟负责递春联，我只要远远站着看有没有对齐，是不是规整。

　　年三十儿一大早，爷爷就早早起来给炉子里添了炭，把院子扫干净，又垒了高高的煤炭待晚上生“旺火”(北方风俗，在除夕家家户户院落门前都要用大块煤炭垒成塔状，以图吉利，祝贺全年兴旺之意)，等着伯伯、父亲他们回来。

　　我们小孩子都穿好前天晚上暖在被窝里的新衣服，从里到外，小心翼翼地生怕弄脏。和弟弟把一串鞭炮拆成一个一个，往兜里塞一大把，再拿根点燃的香，混着一堆小姑娘小小子放鞭炮去了。有时候会调皮地故意把点燃的鞭炮扔到院子里，爷爷纵着我们，从来都不会斥责一句。

　　9点左右，伯伯、叔叔、婶婶们就浩浩荡荡的回来了，羊、鸡、鸭、鱼、烧酒、凉盘和各色水果满满一桌子都放不下。母亲和婶婶们就开始在厨房忙活，妯娌三人有说有笑，炖了一个又一个菜，小小的灶台一会儿都空不下。父亲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得特别响，生怕还不够热闹，兄弟几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一会儿就摆了桌子开始喝酒，爷爷也好这口，而且酒量很大，父子几人拉拉扯扯的喝到热菜上完。

　　晌午时分，我们几个小孩儿也玩累了，回来之后恭恭敬敬的一个个问候叔叔、婶婶们，然后坐在爷爷喝酒的大桌子旁边的小桌子上，一个个开始争着“抢食儿”吃……

　　如今过年，除了除夕晚上一群人一起包饺子，一起看春晚，结束之后父辈的轮番上阵一起打牌说笑，再也不似从前好玩热闹。

　　我们眼中，春节不再是那个让人满心期待的大日子，而是变成了媒体对年俗的介绍和宣传；变成了一条条让人略微有些厌烦的转发祝福短信；变成了必看又必然感叹“一年不如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变成了放在楼道里几次被催促相互推脱最终不情愿下楼去放的炮仗……

　　尽管春节年年在过，年味再也无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