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舍两限房
北京市政府规定，申请两限房的2人户家庭的年收入不得超过8.8万元，因此， 婚姻成为了申请两限房资格的最大障碍。在婚姻和房子之间， 该如何取舍？ 供图/CFP
取舍两限房
中国周刊记者 彭波
“等待房子，就和等待戈多似的。”在金吉桢的心中，他在北京西城区等待两限房的经历，只能用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作品《等待戈多》来形容：在 黄昏小路旁的枯树下，戈戈和狄狄等待着戈多，语无伦次、百无聊赖。天快黑时，一个小孩告诉他们戈多今天不来，明天准来；次日黄昏，两人依然在等待，结果天黑时， 那孩子又捎来口信，说戈多今天不来，明天准来……
“戈戈还有狄狄作伴，我却什么都不再有。”四年来，他第一次认真回望了自己等房期间的三段感情经历，“不敢回忆，都是内疚。等房子等成了执念，谁知道那个小孩一 直在骗人。”
沉重的期待
金吉桢的父母都是纯正的北京人，可他们的儿子却是北京的外地人。
1980年，金吉桢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地级市。父母是纯正的北京人，与其他同龄人一样，他们赶上了上山下乡，来到河北插队。因为一直等不到返城指标，就留在河北结了婚 。有了孩子后，金吉桢的父母彻底断了回北京的念想，“一个人回去都不容易，别说是一家。”
但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归故乡的愿望，其实一直都在他父母的心头，期望落在了儿子身上。1999年，金吉桢参加高考，填写的志愿里全部是北京的高校，最终去了一所二本大 学学了医，获得了临时的北京集体户口。毕业时，他的就业目标是“去一家能落户口的单位，做什么都不打紧。”
金吉桢留在了北京，只是薪水颇低。为了充电，2007年时，他选择去读在职研究生。那一年，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葛芸—一个外企女白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看上我， 就是个穷小子。”最初，金吉桢多少有些“自卑”，他总是躲着她，但一次酒喝多了竟半夜给她打了电话，葛芸住得很偏远，接了电话就赶了过来，“然后，就开始了。”
葛芸并不要求金吉桢结婚一定要有房子，她个性要强、做事有规划，尽管在外企工作却一直与人合租，自己薪水和积蓄加上一对愿意支持女儿的父母，在2007年的北京为一 套四五环的商品房付首付并不成问题，为此，她几次拉着金吉桢去看房。
但金吉桢的父母并不同意儿子此时结婚，一是觉得儿子与女友不过刚刚相识，二是他们了解到在北京，只要拥有北京户口就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可以省一大笔钱，而且 终归是娶媳妇，男方没有一套房子，不是个事儿”。
而在金吉桢眼里，老实的父母过得实在是苦。当时，他的父母为了能够和儿子在一起，也为了多攒些钱，已经从河北来到北京打工。北京，虽然是他们曾经的故乡，却已经 陌生。一家三口租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里屋住人，外屋放杂物和做饭，没有阳光的冬天，要盖很厚的被子，唯一的单人床从来都是留给儿子。“我想让他们回到故乡时，有 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
分手之痛
金吉桢说服了葛芸暂不买房，但结婚还是问题。因为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定，申请经适房的2人户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3.63万元，而申请两限房的2人户家庭，年收入不得 超过8.8万元，这些条件，葛芸一人就超了。“那就再等等，我陪你”，葛芸很理解金吉桢身上所背负的期望。
他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融洽而轻松的，虽然葛芸强势，但金吉桢就是有办法，“就把她当成个女人”。两人在一起曾走过北京的许多地方，金吉桢是个“吃货”，喜欢带着葛 芸找那些便宜又好吃的小店；葛芸虽然强势，在金吉桢面前却很喜欢幻想，“如果有一天结婚了，她想把房间的墙壁刷成浅绿色，买原木家具。穿拖尾的婚纱，还想要一个 可爱的小女儿……”
带着这些憧憬，金吉桢在2010年申请了北京市西城区的经适房。2011年时，因为单位涨了工资，经适房的收入标准超标，又转为申请两限房。金吉桢告诉葛芸，“经转限” 其实是个好事情，因为限价房似乎更好申请。
那一年5月，北京市住建委为西城区调配了260套通州土桥玻璃钢厂限价商品住房项目，无奈房源太少，只能解决原西城区2009年12月31日前的轮候家庭。彼时，那处房源的 销售价格为5650元每平方米。
这个价格，和2007年葛芸看商品房时的价格差不多。“我记得，当时她只是笑了笑。我告诉她年底一定还会有房源”。但是，直到2012年5月，整整一年，西城区的政府官 网上都没有任何动静，而根据“血拼两限房”论坛上网友的粗略统计，整个2010年和2011年的西城区两限房轮候家庭共有12000多户。但这个数字，仅是轮候家庭根据自己 的备案号推测出的，究竟有多少家庭在等待，西城房管部门从未有过公布。
2012年春节，葛芸的父母来北京和女儿过年。在那间很小、很偏的合租房里，哭了。那样优秀的女儿，却生活得这般辛苦，恋爱5年却还是没有结婚，葛芸的父母让她和金 吉桢摊牌，“他们说如果2012年还不能结婚，就分手。”
葛芸安慰完父母，跑去找金吉桢。“她要我放弃房子，立刻结婚。那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她说我一直在欺负她。”金吉桢说不出话来，一句都不能辩白，他知道葛芸很难， 但自己又何尝不想结婚。只是此时，商品房的价格早已翻了三倍，但更难面对的是家里父母对房子的期待。
夜里，他第一次很认真地想了这段感情的未来，放弃是最好的选择，“她就要30岁了，真的不能再耽误了。”
从那天起，为了分手，金吉桢开始故意冷落葛芸，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后来，她问我是不是她离开会让我更幸福，我没回答，她就走了。”直到今天，在金吉桢心里，葛 芸都是个伤口，他不敢打听她的下落，不敢经过他们曾一起去过的地方。在每个想起葛芸的夜里，几乎都会默默流泪，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个感情鲜少外露的金牛座。
惊艳与恨
和葛芸分手半年后，金吉桢遇到了他的第二段恋情。对方是个海归女博士，28岁，刚刚毕业回国，有着令人惊艳的美丽。
偶遇的那一天，金吉桢刚从“血拼两限房”论坛上看到一个小道消息，说未来西城在房山长阳会有一个限价房的大项目，但具体信息未知。
女博士和葛芸一样，对金吉桢也是一见钟情。他想不出自己总是吸引优秀女人的原因，在金吉桢看来，自己除了“长得还行，身高还行，脾气还行，工资还行”，最大的特 质就是看上去很踏实，踏实到“国庆戒严时，我没任何证件都能进天安门广场而不用安检。”
失恋的痛苦与房源的喜讯，让金吉桢接受了女博士，他对她的昵称是“珊珊”，红珊瑚般的美丽。
珊珊是外地人，有个弟弟，家里的积蓄几乎全部用于两个孩子求学，对于在北京买房，她的父母已经无能为力。所以，珊珊希望金吉桢能够有自己的房子，婚后她可以和公 婆一起住，但是只能短期。
认识珊珊后的一个月，西城区进行了2012年首次限价房登记，一共297套，一居室只有14套，登记范围是2010年4月30日之前的轮候家庭。并没有传言中长阳的项目，8月天 里，金吉桢觉得心很凉。
但珊珊却带回来好消息，她已经被一所高校招录为博士后，每个月工资有5000多。和葛芸一样，一旦结婚，申请资格瞬间就会没有。“等了一年，又是只有200多套房源， 还有多久轮到自己，我不敢想”。
珊珊很优秀，成为博士后之后。珊珊的父母也开始催促结婚，但于金吉桢，两限房就像一块沉在深潭里的石块，何时浮出水面，根本是个迷，他无法回应珊珊。
终于，在2012年年底，年初就有传言的房山长阳项目传来了登记的“喜讯”，一共1614套，一居室有336套，价格是8200元每平米，但是这批房源只解决2010年6月30日之前 的备案家庭。“一瞬间，就绝望了。西城轮候的人这样多，房子却是杯水车薪，政府每年都说有几万套保障房开工，原来只存在于新闻里。”
得到这个消息，珊珊的父母同意不等房子先结婚。金吉桢的父母也不再执拗，决定让儿子和珊珊在异地领结婚证，一边要孩子一边等房子。但咨询之后，才知道，2012年7 月民政已经联网，无论在哪里登记，金吉桢在复审时都能被查出真实的婚姻状况。
一家人又陷入了纠结，面对珊珊的追问，他开始躲闪、沉默、不耐烦……裂痕开始出现，“两限房”成为两人谈话的禁区，只要触及就会争吵。
很快，珊珊提出了分手。决绝地离开后，在一个月之内就嫁给了介绍认识的一名男博士，在北京有房有车，“他能给的我永远也给不了，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这辈子 ，我都恨你。”
恐爱症
珊珊离开后，金吉桢患上了“恐爱症”，他发誓绝不再谈恋爱。但是，程菲的出现却打破了他的誓言。
程菲是单位领导介绍给金吉桢的，初时不想见面，但领导说了两次，他便硬着头皮去了。程菲与他同龄，2013年满33岁。对于女人来说，无论多么优秀，此时未婚都是莫大 的尴尬，她很恨嫁。同时，在北京已是有房有车，在一家公司做部门主管，她不挑剔男方的条件，只要求看得过去，人很本分。唯一一点，就是婚后不能与公婆同住，但可 以给老人租金在外面租房。
金吉桢不能接受程菲对父母的发派，所以对她“谈不上多么喜欢”。但程菲却很热情，两人不咸不淡地相处着，如果两限房很快下来，能够给自己父母一个家，“我或许会 和她结婚，毕竟是个适合结婚的对象”。
2013年6月，西城区把前几次摇号因为朝向不好而暂未售出的房子(通州马驹桥宏仁家园二居室85套、房山长阳康泽佳苑二居室188套)与市政府调配给西城的649套房子一 起，“打包”进行了摇号前的意向登记。可惜，一居也不过493套，摇号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前通过市级备案的轮候家庭。
“又没戏。一年摇一次，一次几百套，几百套里一居的房源更是少得可怜”。金吉桢觉得很疲惫，他好像患上了自闭症，不愿与父母交流，更不愿与程菲交流。所有的询问 ，都像是炸药，提醒着他等待的徒劳，“我若麻木还能熬着，炸醒了还怎么活”。
但程菲却醒了，她似乎终于认识到这个男人等两限房的决心，终于提出了分手。
金吉桢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对于爱情，自己等候两限房的事实是个死敌；对于父母，放弃两限房的等候又是极大的“背叛”。为什么要死等，轮候四年的金吉桢说不出具体 的理由，“一半是觉得穷，一半是个心愿；曾经是想为父母圆梦，现在是要对自己有个交代。”等待这事，就像陀螺，一鞭子抽下去就不那么容易停。
2013年的平安夜，西城区再次发布两限房的意向登记信息，回龙观二期4106套房源，但一居仅有776套，只能继续提供给2010年12月31日前通过市级备案的一居室轮候家庭 。这一次，依然和他没有关系。
而且回龙观的限价房要14000元每平方米，“真有，我也买不起”。
为了这么一套镜花水月般的限价房，放弃了三段恋情，值吗？
金吉桢无法说清值与不值，理性与不理性，“和任何一个在一起，也许我都可以过上有房有车的生活，但我的父母该怎么办？他们想回到故乡，想和儿子一起生活并没有错 ，只能说为了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保障房建设太不给力！”
或许，金吉桢是真的错了，在北京这个可以吞没人各种情感的地方，普通人想要圆的“保障房梦”很可能沦为《等待戈多》的现实版。
“今天不来，明天准来”，爱情走了，永不再来。
被政策“拨动”的爱情琴弦
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过去几年来，户籍与民生的挂钩越来越强势，在大城市，外地孩子不能考大学；外地人不能买第二套住房；外地人必须连续交纳五年社保才可以购车……孩子、房子、车子，这也正是择偶时需要认真考虑的环节，择偶观随政策变动，也成为必然。
为此，《中国周刊》记者专访了百合网线下VIP服务中心总监孙霏。
中国周刊：房屋限购令前，大城市人择偶选择户籍，主要基于什么考虑。
孙霏：我们成立于2005年，当时就有人提要求：最好有北京户口。一般都是考虑到子女上学的问题。那时候的户籍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了，有一方是北京户口的，子女的问题就能解决。但当时是个过渡期，有一些人知道政策，但对政策不清晰，有一段时间，我们总是要解释。甚至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也要找有北京户口的，就是怕子女教育存在问题。
外地户口的女孩子，只要稍微漂亮一些的，学历、工作好一点儿的，90%都要求另一半有北京户口。当然，这些数据只代表用相亲这种方式来择偶的人群。与社会上的总体数据有可能有差异。
中国周刊：现在，择偶标准与政策的变化联系紧密吗？在具体的政策下会出现哪些不同的要求？
孙霏：联系很紧密。当政策变化的时候，择偶条件就会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北京市没有限购以前，是要求有房有车，有车是弱项的，有房是必须的。
2011年，北京市实行楼市限购政策和购车摇号政策以后，外地户籍人员必须在北京连续纳税满5年才具有购房和车辆摇号的资格。这时候，车的重要性也提高为“必须”级别的了。因为摇号太难。我不管你有一辆什么样的车，但是你有车已经证明你有个号了。另一方面的变动是，有房反而不是必须的，有购房能力是必须的。很多外地人在北京，没有缴满5年税，就是买不了房。如果他的收入、资产够优秀，女孩子会放宽条件。有一方有购房资格就可以了。有些女孩会想：如果他没有资格，但有经济实力买房，买到我的名下，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周刊：户籍政策是否显著影响了大城市人的择偶观念？
孙霏：是的。2012年百合网有一项调查，是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的婚恋报告。74.3%的北京本地人择偶希望伴侣是本地人，73.2%的上海本地人希望伴侣是本地人，广州有50.3%，深圳有22.2%。可见，北京、上海两地的本地人最希望伴侣是本地人。在外地人中，北京地区的外地人25.1%最希望找本地人。上海地区比例为17.4%，广州地区的比例为16.7%，深圳地区比例为16.4%。总体来看，大城市的外地人群会面对这种“地域性择偶”潜规则。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很多。
现在经济的发展都已经让爱情婚姻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我们都希望能帮助他人找到合适的另一半，但现在也会有一些困扰。我们以为相亲要的一定是爱情，但有些人要的就不是爱情。我们自己也会有挫败和失落感，但没办法，你必须认可。有的人要了爱情也不一定开心，但有人不要爱情，要的是安全感。这个不能说对与错，这就是在某一个阶段，某个时代下，给人的心理产生的一种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