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说，实现一体化的协同发展，需要各个主体间的互补性，如果完全是均质的，一体化的要求就不会很强烈。这个互补性就是资源禀赋等有差异，互有需求。现在看来，京津冀之间的互补性是比较突出的。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它的科技资源、要素资源非常具有优势，天津在制造、港口这方面非常突出，河北则地域广袤，是京津的腹地。在这样的基础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景应该很好。这一国家战略的成功实现，将带动京津冀地区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记者 何晏 关桂峰)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哪些问题？动力何在？参与研讨会的专家普遍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存在一些思维误区，该地区要协同发展，离不开政府推动并创造必要的条件，但关键还是要靠市场。只有打破行政分割，让市场在区域资源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重大国家战略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一亩三分地”误区

　　“在现在的区域经济版图中，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有三大经济重心，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一个是京津冀地区，还有一个是辽中南地区。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地区快速崛起，长三角地区强势发力，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不尽如人意。

　　陈耀认为京津冀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4年以前，北京和天津为谁是京津冀的龙头、谁是经济中心而争论不休；2004年以后进入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明确把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尤其是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天津的发展非常快；第三阶段是从今年开始，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行动阶段。

　　“我理解一体化就是要素自由流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同城化，产业协调发展，经济社会融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京津冀三地之间缺乏协调机制，每个地方都是‘一亩三分地’思维，自己搞自己的，三地之间的要素资源配置关联度不高。”

　　专家们表示，相较于我国另外两大经济中心——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地方的区域协调发展做得不是很好。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说，珠三角在一个省内，协调难度相对较小；长三角虽然涉及三个省级行政区，但上海是龙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巨大的牵引作用，也容易协调；京津冀地区则不同，有京津双核，很多时候想协调也协调不起来。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京津冀三地在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等方面存在诸多交叉和重叠，长期难以解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王辉说，从2003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有所退化。

　　“根据我们所做的研究，2003年时京津冀产业重构主要是京津之间的问题，这两大城市之间的产业重构程度比较高，与河北之间产业的差异性相对较大。现在京津产业之间重构程度在降低，但天津和河北之间的产业雷同在增加。”王辉说。

　　政府做什么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焦点问题是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与会专家和地方官员对此也十分关注。张占斌说，按照北京市的新定位——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很多产业不符合这个定位，应该转移出去，配置到其他地方。

　　“北京希望转移出去一些产业，河北也希望承接一些产业，但双方在认识上还是有差距。”河北省涿州市发改局局长徐亚东说，北京转移出来的可能大部分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而河北希望承接一些更好的资源。

　　不过北京也有北京的难处。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说，北京的资源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中央资源，包括中央单位、国务院单位、中央军委单位，还有大医院、大学、大企业、科研机构等等，背后都是中央部委，作为地方政府，北京要调控这些资源也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在国家层面应该有一个宏观上的规划，明确河北哪些区域承接哪些功能、哪些产业，否则各县市都在到处乱跑乱撞，可能会形成无序竞争，带来严重内耗。”徐亚东说。

　　专家们也表示，政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确实需要发挥更好的作用，主要包括明确不同地区的功能定位、做好产业规划、推进区域基础设施衔接、提供更为均衡的公共服务、共同治理环境等。

　　赵弘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要加快推进三地的硬条件和软条件对接。“硬条件就是基础设施，包括北京与周边城市的城际铁路等；软条件就是制度，包括高考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等等，要消除这些阻碍区域一体化的制度瓶颈，完善公共服务。”

　　王辉认为，理想的城市群，资源配置应该像西式婚礼上香槟塔的模式，香槟倒在最上面的杯子，满了之后在自然力的作用下溢出到下一层的杯子，直到每个杯子都是满的。资源配置也应该是这样，市场机制会让它流向最合理的地方。在京津冀地区还很难达到这种状态，谁的嗓门大、谁的行政地位高，就可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政府除了要做好规划和制度的衔接之外，自身也需要改革。“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么多年没有实际的突破，关键就在于体制机制深层次的原因。”王辉说，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才能真正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关键在市场

　　参与研讨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尽如人意的关键，是这一地区的行政力量过于强大。“制约京津冀发展的症结应该说大家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就是政府的力量超强，市场作用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有明显的不足。”王辉说。

　　相关数据也可以印证这一点。2013年，北京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占比是34%，天津是50%，河北是78%；再看长三角和珠三角，不仅有较多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的占比也很高，江苏是68%，浙江是61%，广东是56%。这说明，京津冀地区尤其是北京、天津两市，政府和国企投资明显偏高，行政力量在当地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

　　其结果就是行政区经济带来的市场割裂。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的瓶颈是没有构建起一个富有活力的、统一的区域市场。表现为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和迅速集结，生产活动不能对接协作，更不能互补互助。

　　“这个地方国有企业占比比较大，民营资本比较少；特大企业比较多，中小微企业比较少；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区域性的市场游戏规则。”张贵说，一定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增加市场活力，这是统一市场的基础和最大动力。

　　赵弘表示，今天的协同发展一定要考虑一个背景，就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靠行政命令让企业和事业单位搬迁，但现在必须要考虑它的可行性、代价、成本甚至后果。

　　专家们认为，实际上只要做好基础设施对接、公共服务对接、各种制度对接，市场完全可以实现资源流动，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新华社天津分社副总编辑张涛说，随着京津城际铁路的开通，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比如天津的很多旅游景点，90%以上都是京字头的大巴；去年天津吸引的内资中来自北京的占了30%，口岸进出口货物中来自北京的超过了20%。“所以，只要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先做好，功能的疏解和产业的转移依靠市场力量就可以实现。”(记者 高远至 齐雷杰)

　　向制度创新要动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多年，但进展缓慢，合作仅限于“零星”。此次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提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在繁荣与贫困并存、发展与污染同在的情况下，该地区要携手共进仍需破除重重障碍。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也为此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顶层协调 改革推进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破解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难题，必须用改革的办法。”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表示，京津冀地区有两市一省，北京还涉及各个部委，有了高规格的协调机构，许多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否则很难迈开步子，再美好的设想也会原地踏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也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协调机制。“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必须要有一个上级权威部门牵头的协调机构，没有这样一个机构，谁的声音大就听谁的，那还是突破不了以前面临的那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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